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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国防军大本营-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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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认为已处于最佳状态，他已安排了领导层的人选。其中包括委任特波文为帝国全权代表。北芬兰已不是主要的陆上战场；而在北非由于隆美尔的威望占据统治地位，因此没有必要作进一步调整，接过意大利人的指挥权，反而会增加德方的负担。
但在其他战场和占领区，即从荷兰的北端到比利牛斯山，从东南欧和巴尔干国家的广阔地带到爱琴海，直至克里特岛，当时和后来都无法实现真正的统一指挥。地中海地区也是如此，尽管希特勒委任了凯塞林为“南线总司令”，但长期以来，他的权限也只不过局限在对第2 航空队的指挥上。象这个以及其他响亮的称呼，比如“冲锋师”，根本没有在战斗中经受考验；所谓的“旅”，也不过是加强营罢了，等等，等等，这些都是希特勒的事；而全权代表这个称呼希特勒却宁愿留给自己，——这种现象也与日俱增。此外，在西线，象过去在巴尔干任命“东南线国防军总司令”一样，也使用了“西线总司令”这样的职称——3 月初由被解职的龙德施泰持元帅担任，但却不具备过去象驻巴黎的D 集团军群司令部和驻萨洛尼卡的E 集团军群司令部那样能超越其所隶属部队的名符其实的指挥权，希特勒由于对雷德尔海军大将和戈林的畏惧，在他刚刚粉碎了陆军在各战场上的统一指挥后，决不想在某个战场上再出现其他军种的统一领导。
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了解这一底细，因此拒绝他的参谋部提出的关于一个严格的指挥体系，在军事上的必要性的意见。从那时起，他还听任国防军统帅部战场的各种任务落在他及其参谋部的肩上。为此，仅在1942 年5月，他就不得不多次要求希特勒给以帮助。舍尔夫曾写下这样一段话：
“元首命令，一切对国防军指挥所必要的材料和文献，都要按要求毫无保留地转交给他的军事工作班子——国防军统帅部。”
稍晚些时候，舍尔夫又写道：
“三军总司令部受命，凡在战术上直接隶属于国防军统帅部指挥机构的兵力，只有经元首同意，方可作其他安排。”
这一直处于虚弱地位的指挥参谋部带来戏剧性的曙光。然而好景不长。当战争进行到后来阶段，在西线、南线和东南线，敌人向“欧洲堡垒”发动潮水般的攻势时，希特勒的翻新概念和含糊不清的隶属关系，又使国防军指挥参谋部的地位一落千丈。
象整个指挥体制一样，国防军统帅部于1942 年3 月23 日下达的关于沿海指挥的第40 号指令，是一个令人大失所望的调整。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在拟制这个方针时，认为抵御敌人登陆行动时，必须确保统一指挥；然而仅数天后，海军总司令部却颁发了“附件”，突出了海军的地位，对第40 号指令的方针作了重大改动。海军总司令部我行我素，不顾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和国防军统帅部战场，特别是西线和挪威战场司令的异议，由希特勒批准了它的安排。根据希特勒指示，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不得不在1942 年12 月5 日签署一份补充命令，按照海军的要求，对沿海附近区域实行分割指挥：水上以及一切与此有关的准备工作，均听命于“沿海司令官”即海军军官，他们只接受海军有关机构的命令；陆上防御由陆军指挥官负责对于沿海防御的其他薄弱环节，没有提出切实可行的办法。这个在时间和地点上都不适宜的分割方针是德国混乱的指挥体制中的一个畸形代表。北非是唯一正在实施较大规模陆上作战的战场，当时隶属于国防军统帅部战场范围。然而自1942 年初，德国大本营从未对这一战区的作战行动施加影响。隆美尔突然向东推进，使在东普鲁士的希特勒，以及罗马的墨索里尼感到异常震惊。后来，隆美乐看到，要实施他下一步的进攻计划，就不得不越过不与其合作的意大利指挥机构，求助于国内。当凯塞林完成对马耳他实施数月之久的轰炸任务之后，认为已“摧毁”了英国在马耳他的基地，切断了全部海上通路。到这时，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才于4 月底，同他们的高参在贝希特斯加登会唔，确定1942年夏季继续在地中海地区作战的时间安排和目标。
同过去一样，德意双方的会晤缺少一个盟国联合参谋部的精心准备，整天只局限于磋商，他们各自隐瞒自己的意图，迟迟达不成协议。在这种情况下，指挥参谋部只有约德尔可以参加的会晤，其结果如同其基础一样，不会有任何指望，特别是双方各怀鬼胎，使会谈更是雪上加霜：意大利人将夺取马耳他看得重于一切，然而又不想单方作战或在某一段时间使用；而德国方面又意见不一。隆美尔不了解马耳他所处状况，急于再次发动对苏伊士运河的进攻，他认为英国可能会抢先发动攻势；而凯塞林认为，能够，而且必须在空袭行动中奇袭马耳他；希特勒最终认为，他不相信在马耳他的登陆能取得成功，因此更倾向干攻击埃及。也许是一时间举棋不定，也许是为了迷惑别人，希特勒后来同意了一种妥协办法，即隆美尔集团军到达利比亚——埃及边界后最迟于7 月中旬万不得已时到8 月中旬，做好对马耳他实施登陆的准备。
然而，10 天后，即5 月10 日，当凯塞林报告空军已摧毁了岛上的军事设施后，仍不想进攻马耳他的希特勒。命令戈林将第2 航空队的部分兵力调往东方，并声明说，如果西线和挪威一旦有风吹草动，还要继续从地中海抽调空军。希特勒在马耳他问题上对自己的决定这样的反复无常，致使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在与意大利达成协议后刚刚三周，便不得不急于向对方进行解释。而在此期间，德国已选派好配有相应武器装备的突击队在西西里岛集结。处于多次这种犹豫不决之中的希特勒，只是首先决定将担负此次军事行动的指挥官，即在伞兵作战中经受考验的施图登特航空兵上将召到东普鲁士大本营作口头汇报。施图登特在5 月21 日的汇报中，对此次行动的胜利深信不疑，而已，赢得了空军总参谋长耶顺内克的全力支持，尽管他们俩人知道戈林对此持反对态度。在罗马的德、意双方机构都急于向这一方向派遣海军，甚至罗马由双方代表参加的马耳他工作班子已着手工作。——这是战争期间双方第一次卓有成效的配合。
然而，这一切并没有阻止希特勒，当着施图登特的面，断然将违背他意愿的观点，及其全部计划和协议，一股脑儿抛在一边。对于一直保持沉默的约德尔来说，已经来不及在其参谋部内，对赞成还是反对重新进行分析研究，更何况意大利人早在德国作出这个对他们地中海战场至关重要的决定之前，就已有耳闻。希特勒未经进一步研究，便又提出了新的论据：如果隆美尔重新到达利比亚一埃及边界，那么尔后对北非的供给，就可以越过马耳他向托布鲁克推进；因此德国根本不需要马耳他，在马耳他的登陆行动——这是对德大利人的一种欺骗，只需在“精神上进行准备”。这样，统帅部在德、意双方在贝希特斯加登达成协议之后，于5 月4 日下达的关于下一步在地中海作战命今后，仍暂时继续实施，但其目的仍是为了迷惑其盟友。
根据这一切迹象来看，到了1942 年春季，在北非和地中海东部地区奉行目标远大的进攻战略的前提条件，仍如去年夏季一样，极不可靠。这就需要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对国防军统帅部过去为其他战场所制定的作战计划和命令，根据世界形势的新发展进行详细研究。当时的情况是，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国防军被牵制于东线；另一方面，西方敌人的进攻准备正在加紧进行。与此同时，西班牙的观望态度日趋明显；希特勒又未与法国达成相互理解。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在4 月25 日的会商会上，人们对“英、美在法国、西班牙、摩洛哥以及伊比利亚半岛登陆的可能性”表示了极大的忧虑，但对于地中海西部地区来说，除了象1942 年5 月29 日国防军统帅部的第42 号指令中所指出的那样，要从以前的观点大大后退一步以外，别无其他选择。特别是由于德国不再考虑夺取直布罗陀，因此对于同盟国在北非可能采取的军事行动只能以占领法国内陆的其他领土作为反措施。然而这也只是一种应急措施，而且还要视西线总司令当时所拥用的兵力，以及意大利人是否参加法属地中海沿岸和科西嘉岛作战而定，人们认为，为对付英、美在西班牙或葡萄牙的登陆，西线总司令部有能力占领比利牛斯山的南缘地带，以及西班牙北部沿海港口。而实际上，对西线总司令部来说，这是一项几乎无法完成的任务，特别是它应当放弃与西牙牙进行接触的准备。
为了加强西线的防御，在经过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副参谋长进行实地考察以后，指挥参谋部参谋长认为，将荷兰沿岸纳入西线总司令的防御体系就足够了。但到6 月中旬，希特勒开始对同盟国在大西洋沿岸的“登陆表示极大的忧虑”，并预料敌人将“大量使用伞兵部队”。出于这种猜测，他指示在西线必须保持有足够的陆军和空军兵力，准备一支“潜艇预备队”。6 月26日，据有关情报称，敌方“小型舰只正在英国南海岸集结”，希特勒便立即调整防御力量，甚至打算在东线攻势即将开始之际，将其“近卫队”，甚至一个党卫队装甲师调来。
在挪威，希特勒也用整个冬季时间，紧急加强那里的防御，甚至从东线调来上万人，由于缺少兵力，以及土耳其日渐增长的不合作态度，巴尔干已不象去年那样，被看作通向中东的跳板。当时，在那里开始进行一系列的“剿匪行动”，以便在那里的沿岸防御提到议事日程之前，首先恢复那里的安定。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副参谋长于4、5 月之间到叛乱的部分地区进行了视察，为国防军指挥参谋部获取了第一手材料，并为针对这一地区进一步颁布命令，奠定了极其重要的基础。
由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副参谋长于6 月6 日签署的一份关于“1942 年的国防力量”的文件，对于当时处于“再次行动”时期的指挥参谋部的工作和态度，是一份极富启发性和总结性的文件。文件除了提到若干进步外，还开诚布公地指出了不足，以及德国国防军在人员和武器装备上所遭受的无法弥补的损失。在第三个战争年头快要结束之时，这份文件对于一个能认真思考
的领导的下一步行动无疑有着决定性的意义。但是，人们怀疑，国防军最高司令是否看到了这份分析全面的文件？因为，约德尔对此类事历来兴趣不大，而凯特尔没有胆量将这个文件拿出来，而希特勒让铁的事实服从于他“狂热”的意志的种种行动，就更足以说明这一点。
第四章面临更大危机 开端
1942 年6 月下旬，在东线实施的先于夏季攻势的作战行动，几乎占领了整个克里木半岛，为发动新的攻势，大量歼灭敌人兵力，获取了哈尔科夫——伊久姆附近的重要跳板。此外，隆美尔还取得了占领托布鲁克、消灭英国第8 集团军的辉煌胜利。这些战果却成了希特勒为其下半年继续采取更大行动进行辩护的佐证。
在北非战场，德国最高司令希特勒毫不费力地将蓄谋已久的关于反对在马耳他登陆的决定，强加给了墨索里尼。他在给墨索里尼的一封信里，为他的决定辩解说，常胜的统帅如果在胜利的时刻不能坚持到底，那么“历史的时刻”和“战争幸运女神。“将”永远不会再现”。罗马统帅部和凯塞林共同提出的告诫，完全被希特勒的这种自鸣得意所掩盖。约德尔根据由他的参谋部起草的一份关于夺取马耳他的“各种赞成和反对理由”的备忘录，再次提起了仅两个月前与意大利共同制订的计划，但也被希特勒寥寥数语应付过去，此外，在攻取托布鲁克后晋升为元帅的隆美尔，不再坐等命令，而是自作主张，准备追击溃败之敌，向开罗和苏伊士运河推进。完全出乎隆美尔以及德国大本营的意料之外——而意大利却不甚震惊——在7 月上旬，在阿拉曼的顶盛时期尚未到来之前，就出现了危机的端倪，最终将北非断送。
在东线，希特勒看到克里木和哈尔科夫——伊久姆所取得的巨大胜利，匆促得出结论认为，与去年相比，俄军的抵抗已大大削弱了。依据这种估计，他认为夏季攻势会“轻易、迅速”地达到其预期目的，不必投入预先准备的全部装甲部队；而且还计划恢复“对莫斯科的后期作战”。在国防军统帅部和陆军总利令部里，尽管人们对尚未被征服的德国进攻力量，在经过艰难的冬季后又恢复原气表示满意，但对未卜的前途仍信心不足。人们不禁首先要问，6 月底即在东线夏季攻势开始之前，西线是否就肯定没有作好准备的希望？希特勒是否对这种战略的内在联系有足够认识？布尔什维克的战争是否日渐威胁着自身的战争目的？在形势报告会上偶尔所反映出的观点，与戈培尔1942年3月日记里所记载的大致相似，这是他在大本营里听到有人列举“高加索，列宁格勒和莫斯科”等进攻目标后写下的：
“如果我们实现了这些目标，那么，希特勒就将于10 月初不顾一切地做出决定，及时进入冬季营地。也许他打算构筑一道规模宏大的防线，尔后东线战局便依靠它来进行。。也许他要进行一场百年战争。。象英国对印度那样。”
撇开这些在政治上、军事上和经济上都行不通的空想不谈，总参谋部的人们对希特勒的决定也并不乐观，因为他们最终将不得不在自己设置的两条战线上作战。同样，他们越来越难以继续与希特勒的充满风险的作战计划保持一致。但是，由于在国防军指挥参谋部的两位将军领导下，他们的这种疑虑和内部意见纷争从未向外透露过。约德尔和希特勒的亲信们却反而摆出一付信心十足的面孔。这样，对于他们的下级来说，要么被迫承认希特勒的下一步打算是正确的，要么对其进行必要的修正和限制，虽然人们没有想到，沿着希特勒的战争道路走下去，德军很可能再度陷入比1941 年冬季更大的危机之中，但事实上，希特勒自接任陆军总司令之时起，就以更加盛气凌人的自傲和顽固不化的固执，将1942 年末至1943 年初的俄国第二个冬季作战引入严重的危机之中。
1942 年夏季
1942 年6 月28 日再次发起的大规模夏季攻势，使希特勒第一次作为陆军总司令，在这样一场异常大胆的进攻作战中，指挥百万大军。国防军的一些人士，以及当时的一些历史学家，对“作战可能性的看法”和“在战略问题上的直觉”，现在都远远不够了。对这些“专来”来说，现在的问题是，必须将那些浮想联翩的思想，与实际情况尤其是双方的兵力，以及空间和时间上的诸因素统一起来，希特勒是否意识到了这一区别，还是很可疑的。按常规，他的目标远大的作战计划，应在实施前，由陆军总司令部通过司令部演习和图上作业进行审查和详细准备，而希特勒却根本未加理睬。也许他认为，进行一次简单的会商，谈谈他的指导思想就足够了。这样，他没有带总参谋长，自己于6 月1 日来到南方集团军群视察。指挥形式。情报工作、形势报告和命令方式，都一如既往，仍沿袭那一套习惯程序和例行公事。
希特勒自以为，他在以直接的责任感，与东线陆军共亨甘苦，然而他在“山间别墅”。一呆就是数月，却一次也没有请当时就在东普鲁士的陆军总参谋长及其全班人马去到他那里汇报。只是当东线出现危机时，他才频繁地将前线指挥官召来，整日整日地进行口头会商。
如果这一切还不能说明希特勒是有意识地贻误陆军指挥任务——从他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上也可证明——那么他与一个将其终身奉献于戎马生涯的军事指挥官相比，就没有什么天然差别了。希特勒——暂且不谈他在指挥原则上的一窍不通，仅从他身兼数职，特别是他的性格素质，他根本不可能认识任务的全部内容。他只接受对手的奉承，逆耳之言一概拒之门外。空间和时间对他来说是个模糊不清的概念，要为他的意志让路。他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士兵自居，自以为在判断部队作战能力方面胜过他的任务一位高参。因此这成了他反复议论的话题，有时长达数小时之久。然而最后不是全盘否定，就是言而无信。在关键地点，以已方大量兵力构成重点这一原则不仅过去在战略方面，而且现在在战役战术方面，都未取得成功，处处都暴露出希特勒在这方面的致命弱点。然而，还是这个人——过去总以突然作出的冒险决定，迫使世界长时间处于紧张状态——现在面对出人意料之外的战争态势，也无力作出及时、紧迫的决定了。但另一方面，希特勒又越来越多地通过下达长远的指示，限制高级指挥官们在整体上的自主行动权。在他的大本营里，更缺少实施军事领导的最基本的先决条件，即对人格禀性的了解，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谅解和信任。
希特勒对陆军实施领导的这种状态和特征所造成的后果日益显露出来：
交付部队的任务，不是首先考虑军事上的需要，而是服从于希特勒的政治威信和经济需要，或起码放在与军事平等的地位。因此，将夺取和占领地盘放在首位；
然而，这一切从始至终都缺少必要的手段；
顽固地奉行“战斗到最后一个人，打完最后一发子弹”的方针，尽管部队长时间已力不能支，预备队已使用殆尽，结果势必导致一场灾难；
几乎总是迟到的决定，总是落后于现实，结果，已方的行动总是没有准则，而面对的却是有行动准则的敌人；
阵地一个接一个地丢失；扼杀自主性的命令方式，使德国无数个师、营调来调去，无所适从，最后导致全军覆没。
在人格方面，他没有丝毫的自我批评。他怀疑一切，到处吹毛求庇，训斥怒骂，致使陆军中的优秀份子日渐减少，战功卓著的将领们甚至以后还被当作懦夫和叛徒，受到审判。
在这种情况下，夏季攻势开始没有几天，就已经显露出紧张和不快，即希特勒在对南方集团军群作了一次暂短的视察之后，由于在沃罗涅日这个对尔后机动具有关键意义的突破地段上，出现了混乱状态，导致了第一次严重争执。哈尔德于7 月6 日写道：“在元首召集的报告会上，又出现了关于集团军领导的重大口角”。后来，他又补充写道：
“整天都是与冯·博克，与他通话极不愉快”，元首、凯特尔（国防军统帅部）冯·佐登施特恩——南方集团军群总参谋长——通电话，总是一个问题。
这些事本应冷静思考，尔后下达明确命令，而现在却搅在杂乱的电话里，实在折磨人。最难让人忍受的是凯特尔毫无判断能力的絮叨废话。”
仅一周后，担任进攻部队的司令冯·博克元帅因“表示强烈不满”，成了第一个第二次被解职的司令官；而他的总参谋长却经哈尔德从中调解，保留了原职。为此，希特勒还拿出过去博克集团军群提出的“倒霉建议”为由；以后又不停地谴责博克在沃罗涅日的踌躇不前，成了整个攻势失利的罪魁祸首。
直到7 月中旬，夏季攻势进展顺利，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部和陆军总司令部才于7 月16 日迁移到设在乌克兰文尼察附近的新的大本营。陆军总参谋部也住在位于文尼察东北几公里处的一处森林宿营地，希特勒将其称为“狼穴”大本营和I、Ⅱ号宿营地设在茂密的森林里，两处相距不到100 米，一处安置在临时工棚里，另一处设在铁路段养路房里。当地的市民和村民都安份守已，因此，这里比起东普鲁士大本营宿营地似乎要安全得多。平时，大本营第Ⅱ号宿营地的成员们利用短暂的休息时间在周围寂静的林间小路上散步，在附近的小河里游泳，从未发生过意外事件。然而，希特勒却似乎在故意制造事端，任意发泄，而且在以后的数周和数月里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在北非，此时隆美尔正被迫放弃雄心勃勃的计划，在即将达到阿拉曼鼎盛阶段时转入防御。在窘迫态势的压力下，他甚至倾向于立刻撤到利比亚边界阵地。而希特勒却把卡塔拉洼地和地中海沿岸之间不到60 公里宽、无法通行的狭长地带，视为北非周围的最好阵地。此后，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副参谋长——自己决定，未受领特别任务——于7 月底到达位于前线附近的装甲集团军指挥所，想亲眼看一看北非前沿阵地的态势。而在此之前，隆美尔却听从了很少取得一致的意大利方面和德国大本营的意见，再次发起攻势。在此期间，瓦利蒙特曾途经布加勒斯特，萨洛尼卡和雅典，同结盟国家和德国高级指挥官进行了交谈，返回途中，在罗马与意大利统帅部就地中海地区，达成了一致意见。之后，他回到乌克兰，在大本营第I 号宿营地举行的形势讨论会上，汇报了他北非之行的印象。瓦利蒙特以亲身的经历描述了北非战场的困难状况——德、意装甲集团军毫无隐蔽地暴露在物资和弹药上都占强大优势的敌方陆、海、空三军面前。希特勒安静地听着汇报，并对隆美尔给予了宽恕。而此时，戈林却不耐烦了，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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