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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海湾战争1416-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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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九、去北部——库尔德难民逃难记
二十九、去北部——库尔德难民逃难记
4月1日，凌晨四点，巴格达首席老朱把我叫醒，由于没电，我们摸黑用凉水擦了一下脸，然后扛起铁锹去拉屎。由于水电无保障，楼内的冲水马桶根本没法用。夜漆黑如墨，我们打着手电仔细挑选地面，因为附近已被我们“拉遍”。
五点整，我们赶到拉希德饭店。记者们正在楼下静立，等候伊拉克新闻部官员到来。除约旦记者自己开一辆“尼桑巡逻兵”外，所有西方记者俱财大气粗，掏出整打的美元，雇伊拉克新闻部的汽车。战时伊拉克规定，所有外国记者外出，必须乘新闻部的车，不许随便自己雇车，连牛得不行的CNN也得服从。我们受到优待，获准开自己的奔驰260，但必须让一个“新闻官员”全陪，服从他的一切命令。今天分给我们的“全陪”是穆罕默德，上周他曾陪我拍过挨炸的儿童奶粉厂。穆罕默德检查了我们后备箱里的150升备用汽油。
直耗到六点钟，我们才接到出发的命令。所有汽车全编了号，必须依次行驶，不得超越。约旦记者被编在我们前面，大胡子摄影记者朝我挥了一下特大号烟斗：“但愿跟上别出事。”我朝他回敬了一句刚学的法语：“Bon Voyage（一路平安）。”
由于通往基尔库克的2号公路正在运兵，我们不得不向右绕另一条路。
驶过小扎卜河大桥，左侧丛林中有几十辆烧毁的IFA牌军用卡车。路边开始出现烧毁的建筑物。持AK—M 冲锋枪的爱国民防团站在路中央不停地检查我们的证件。
天气仍很阴晦，象雨后的湘西张家界，雾气昭昭，令人怀旧、忧怨、伤感。公路两侧被火烧毁的IFA军车连绵不断。公路沿线的制高点都筑有碉堡，上插红、绿、白、黑四色伊拉克国旗。向阳的山坡上架满了双人帐篷和班用帐篷，洼地中有T—62坦克和法制GCT120毫米自行加榴炮。路边所有的萨达姆画像全被毁坏，上面布满AK式步枪7·62毫米的弹洞。枪炮声不绝于耳，我们的车队在军车中蜿蜒穿行。
中午时分，跟在我们后面的皇冠车直闪大灯，示意停车。原来我们潇洒的大奔驰右后轮被弹片扎穿了，正“吃吃”地跑气。趁老朱换备用车胎之机，我又给我们的“大奔”加了60升油。
经过六个多小时的飞驰，我们抵达巴格达以北400公里的库尔德自治区首府埃尔比勒。这里是前天刚收复的。街头不时可见被击毙的库尔德人尸体。由于天气转暖，有的尸体已经开始腐烂，招得成团的苍蝇乱舞，绛紫色的污血在柏油路上龟裂，臭气冲天。
一向是伊拉克骚乱根源的库尔德问题再次引起了国际关注。很多中东问题专家认为，库尔德问题不但关系到萨达姆政权存亡，而且正在成为关系到伊土、两伊和叙伊关系的地区性棘手难题。
库尔德人是生活在西南亚库尔德斯坦地区最古老的民族之一。库尔德斯坦地区包括土耳其东南部、伊拉克东北部、叙利亚东北部、伊朗西部和苏联的亚美尼亚。库尔德语属印欧语系伊朗语族。绝大多数库尔德人是伊斯兰教逊尼派教徒。
库尔德人在历史上主要以游牧为生，受居住国或居住地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因素影响，库尔德人各部落各分支的经济、文化也呈现了不平衡发展的态势，谋生手段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山区居民一般定点放牧或继续游牧，平原居民则从事农业，而居住在伊拉克基尔库克油田地区的库尔德人则多为石油工人。
目前，全世界约有2500万库尔德人，他们的大体分布是：土耳其约1200万，伊朗约550万，伊拉克约500万，叙利亚约50万，其余的则分布在苏联、黎巴嫩、约旦、阿富汗等国。库尔德人居住的国家在不同程度上都存在着主体民族与库尔德人之间的矛盾，因此说这是个地区性问题。而历史上殖民主义统治遗留的种种因素，使这种矛盾在伊拉克表现得最为强烈。
伊拉克的库尔德人大部分居住在北部的苏莱曼尼亚和埃尔比勒省。其余的则居住在基尔库克、摩苏尔和迪亚拉三省。第一、二次大战期间，排外情绪极强的库尔德人都与英国占领军发生过武装冲突，规模不等的多次反英起义虽屡被镇压，但产生了库尔德人的民族英雄巴尔扎尼。二次大战后，从五十年代后期到七十年代中期，巴尔扎尼率领其追随者屡屡向伊拉克政府提出民族区域自治的请求，遭拒绝后又几次揭竿而起，几次签订停火和平协议。两伊战争中，各派库尔德反政府势力再次发起独立运动，萨达姆不顾战况吃紧，冒险从前线抽调重兵对库尔德人进行大规模驱赶，从83年到88年，约有25个库尔德镇及4000个村寨被毁，50万库尔德人被驱逐境外，150万人过着流浪生活，面对库尔德人的反抗，伊政府军甚至不惜动用化学武器。海湾战争使萨达姆的战争潜力和军事镇压机器遭到严重削弱，趁共和国卫队和伊军主力东调之机，北部苏莱曼尼亚、基尔库克和埃尔比勒三省的库尔德人再次举行武装起义，攻克了苏莱曼尼亚和埃尔比勒省省会并对基尔库克省会形成了包围，伊政府被迫紧急调用精锐部队平息暴乱。
在记者丛中一位身背三台尼康F4，一台莱卡M6的老外特引人注目，他前胸上绣着“AFP”，我俩对视了一下对方身上的招牌，伸出了右手：“你好新华”，“你好法新”。
80万人口的埃尔比勒几乎已成一座空城。士兵拦住逃难的车辆检查，竟从一辆丰田的行李箱中搜出八个孩子。人们似匆匆过客，面无表情。四处全是持枪的士兵，把守路口的伞兵戴着巨大的白框架风镜，身后军车上的识别符号用黄泥涂抹盖住。市内主要路口均有平置的双联37毫米高炮，当作战防武器使用，遍地是弹头弹卡，全无立足之地。
没有任何商店营业，几位政府军士兵在橱窗前张贴萨达姆画像。民房则门窗紧闭，毫无生息。埃尔比勒购物中心（Erbil Shop＃ing Centre ）门前的巨幅萨达姆像被挖去双眼，商店被抢劫后付之一炬。“全陪”禁止我们拍摄被破坏的萨达姆像。
当地警察局长穆罕默德·诺瑞Mohamad Nonri向我们控诉暴徒的罪行：“3月11日，暴徒占领了警察局，烧毁了我的文件。”萨拉丁大学管理系主任阿戴尔称：“埃尔比勒已回到政府手中，战斗即将停止，一切都将结束。”他说至少有十万伊朗歹徒越过边界到伊拉克来为非作歹。
站在警察局门口放眼望去，炸弹炸起的黄尘平地而起，炮声隆隆。用肉眼也能看清郊外的坦克和加农炮阵地。坦克拖着冲天的黄色烟尘冲向敌阵。
市政府左手的十字街头，五位着黑衣的库尔德人匍匐在地，背上的弹孔还在冒血。各国记者蜂拥而上，立即被新闻官员制止。带队的伊政府新闻部官员萨东先生大喊，当他数到“五”时，所有记者必须回到车上去，言罢开始数数。各国记者听到“三”，就纷纷跑回车上。我因动作稍慢，又遭警告：“新华！这已经是第三次了！”
四月五日，我们迎着灰雾中冉冉升起的太阳向伊拉克东北部的苏莱曼尼亚奔驰。基尔库克的蓝天、绿草、小河在我们身旁掠过。石油工人居住的点点英国式小屋，独门独户，内带花园，温暖恬静。丰富的石油资源、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两条大河横穿大沙漠中的这片沃土，孕育了悠久的巴比伦文明。
随车队入山，这里的景色颇似耶路撒冷。路旁班用帐篷连绵不断，与公路平行的高压电线全被炸毁。公路上全是军车、行人全是军人。一个至少由五十辆军车组成的车队，正在路旁休息。车门上的军徽被黄泥涂抹遮盖住，偶有剥落，则露出红三角上的黄色降落伞标志，这支戴红色贝蕾帽的部队，显然是共和国卫队的一个伞兵师。
沿途的士兵正搭乘各种交通工具向前推进，四十吨集装箱拖车上挤了上百名士兵，从齐肩高的车帮向外探着脑袋，象竹篓里的一群鹅。这些士兵还穿着橄榄绿的冬装，戴着大风镜和毛线风帽，令人想起阿拉曼的隆美尔。没有风镜的士兵用阿拉伯大围巾裹住头，仅露双眼，浑身上下全是黄土。车身上捆缚了许多白塑料桶，装的是备用汽油和水。一些挤在军车顶上的士兵为防止打盹摔下来，用帐篷绳将自己身体捆绑在车顶上。
二十几辆军车组成的小型车队四处可见，兰德罗娃吉普上平架着12·7毫米高射机枪，车上的士兵肩扛火箭榴弹发射器，头戴苏式钢盔。路边向阳的山坡上，T—72坦克的滑膛炮塔上晾晒着军毯，士兵躺在草绿色的帆布炮衣上打盹。加榴炮阵地旁是苏制40管车载火箭炮。空中有编队飞行的四架米—24雌鹿武装直升机，沿公路呼啸而过，右侧是一个简易前进机场，一架法制SA—3小羚羊直升机正在降落，吹得黄沙蔽日。
行至苏莱曼尼亚市阿德纳斯广场，“全陪”命令下车照相。我惊喜若狂。此处的军车与难民挤作一处，乱成一团。我连车门都打不开。80—200镜头偏又停止工作，光圈环怎么也拧不动。
由山里逃出来的难民目光呆滞，疲惫不堪，肩扛各种破烂行李，一个小孩竟怀抱一只老鹰。突然身旁响了几枪，可不见有人倒下。我和B＃C的吉姆双手一撑，爬上一堵矮墙，这时枪声不断，人群大乱，可就是看不明白。回到北京才知道，“新闻联播”还播了我站在军车上的一个镜头，妈妈因为没看清楚，直等到“晚间新闻”又看了一遍。
在阿德纳斯广场被击毁的萨达姆像下，一个至少有一米九高的共和国卫队上校柱着拐杖指挥士兵往前走。在他旁边有一个怀抱婴儿的小丫头，还没有我的腿高，瑟瑟发抖着。我把摄影背心里能吃的东西全掏给了她。
在通往Choarta的立交桥下，T—72主战坦克和装甲车封锁了桥面，逃难的人似潮涌，军队犹如防波堤。士兵们仔细检查每个人的身份证后方许通过。空中的SA—3小羚羊直升机用库尔德语大喊：“一切安全，马上回自己家去。”
我和吉姆爬上立交桥顶，从这里俯瞰前进的军队和逃难的难民相对而行，似滚滚蚁群。我不由得想起《悲惨世界》中的一段话：“士兵和市民的尸体并排静卧，因为他们同属于人民。”
我身旁就是一辆T—72坦克，巨大的滑膛炮直指进山的路口，我身上的“人民中国新华社”引起士兵的好奇，我干脆摘下昨天摔坏的那台尼康相机递给他们，任其乱按一气。我用我早已背得滚瓜烂熟的几句阿拉伯语，得寸进尺地上了T—72坦克。可刚按了两张，跑过来一个少尉，大声命令我下来，两手比划着戴手铐的样子。我磨磨蹭蹭地往下爬：“雅嘿（兄弟），西尼夏比（人民中国）。”我被带到一位上尉跟前，主动交出相机，任其制裁。
上尉上下打量了我好半天，笑了。“你不知道上面是军事机密吗？”
“不知道。我是想和上面的‘雅嘿’（穆斯林兄弟）合个影。”
“是人民中国吗？”
“百分之百的人民中国。”说着我转了一个圈，让他看清我前胸后背上的字。
“下次别往上爬。”
“知道了。你没听昨天的新闻，人民中国正提议取消制裁，援助伊拉克人民药品粮食呢。”
上尉连连点头“知道，知道。”我真不知道他知道什么，因为这条新闻是我刚从B＃C吉姆那儿听说又添油加醋发挥的。我趁机收起相机，朝他连挥了三遍“V”手势，就象我拍反美游行一样。
三十、撞车再撞车
三十、撞车再撞车
90年受命采访海湾战争，行前，北大气功师、我的大学同窗石松给我占了一卦，说我海湾之行不会有大凶，但车祸不断。这一算可吓坏了中文系的平岛由美，她特地让弟弟从日本找了个小蛤蟆要我挂在身上，因为日语蛤蟆念“凯露”，与“回家”发音相同。
我头一次撞车是在以色列耶路撒冷，灾情不重，仅撞瘪了出租车的右门。我一看石松的卦算得挺灵，从此坐车只坐后排，而且总是系紧安全带。
塞浦路斯使馆经参处的小陆是北大七五级的，为人特仗义，开车技术也高，四年来从未出过事，眼看一笔数目可观的行车安全奖就要到手。我在塞浦路斯转飞机、办签证，他没少帮忙。
由帕福斯到尼科西亚的高速公路好得不能再好，小陆开的是使馆的沃尔沃740GL，据说是世界上最经撞的好车。小陆轻车熟路，可我总是习惯不了靠左行的英式公路。远处海面上三块巨石，就是爱美女神阿佛洛迪成诞生处。可由于滂沱大雨，什么也看不清。眼看离尼科西亚还有20英里，我们就要到家。不料斜刺里钻出一辆粉红色的小福特，没给灯光就上了快行线。当时我们的时速至少有95英里，一下子就顶在了小福特的屁股上。
眼前仿佛是在演慢镜头，小红车在大雨中向右前方旋转着滑去，扫断十二根中心隔离桩，车内杂物飞得满天都是，小陆一脚刹车停在路中。
我弄不清我是怎么从后排座位上飞起来，撞断前排枕头的靠垫，又打在小陆脖子上的。路过这里的塞浦路斯交通部长目睹了全过程，立即用他车上的无线电话通知了中国大使馆。警方当即裁决，责任全在小红车一方。可我的左臂和小陆的脖子全不能行动自如了。
第三次撞车是在伊拉克。当时听说美军到了扎胡，正在修建难民营，我们就开始摩拳擦掌，由于路途太远，我们几个轮着干。首席老朱技术最精，从凌晨五点开到上午九点半，跑的全是没有灯光的夜路，险情丛生。我照例坐在后排，将自己紧紧捆在座位上，估计我们的新式奔驰260不会撞不过别人，除非有人撞我们屁股那我可就惨了。因为行李箱里装了200升备用汽油，一着火我先得变烤鸭。
天亮了，路也好了，老朱把方向盘交给了英文记者江亚平，江是新华社驻开罗记者，有两年开车经验。老朱关照他先把速度摇起来，再上快车道。
前方视野很好，自动换档的大奔驰眨眼速度就上了一百三，速度表电子音响发出动听的鸣鸣声。就在这眨眼之际，只听江亚平大叫了一声“羊”，几团黑呼呼的东西就越过奔驰的风挡，从我们头顶呼啸过去。车身猛然一抖，安全带勒得我心脏狂跳不止。
停下一看，傻了！原本傲视群车的奔驰，前脸五官全挪了位，仅剩左前角还残留一只转向灯。冷却系统彻底撞坏，挤在引擎中。车身上满是腥膻的羊血和碎肉。百米开外，两只死羊倒卧路中，几只伤羊正落荒而逃。
老朱老跟我说，伊拉克大沙漠中夏季最高气温可达八十多度。我说这不可能，并要与他打赌。今天我全信了。
一望无际的大沙海在烈日下蒸汽腾腾，金光万丈，仿佛有十万个太阳从三百六十个角度围着我转，弄不清哪边是地，哪边是天。柏油路在烈日下象一条晒干了的死带鱼，泛着死光。刚才开着空调不觉热，现在一切全来了。
烈日下无处躲无处藏，眼看着奔驰260内的液晶温度计已经跳到了60℃，可还在逐步前进。连截了几辆小车，都说拖不动这个大个儿的奔驰。昨天我还为我们车有六个缸得意，今天却恨它为什么不是辆“飞鸽”，骑上就可以走。
终于来了一辆大拖车，我穿上摄影背心，模仿标准的交通警察姿势，左手上伸，右臂轻微向左挥动。这辆大车还居然停下了。老朱夸我挺有眼力，我忍不住又来了劲：“是魅力。”
拖车司机一听我们是中国人，很愿意帮忙。但翻遍全车仅找到一根丈把长的绳子，可好歹把我们的奔驰260与他的庞然大物联在了一起。
汽笛一声长鸣，我们总算颤颤巍巍上了路。由于绳子太短，前面大车尾灯一亮，我们就手忙脚乱踩刹车，生怕给已经没面目见人的前脸再锦上添花。就这样，还是险象环生，三抢两拽丈把长的绳子上又打了两个结。
车速只敢维持在60公里上下，车内的空气总算又流通了。可扑面而来的全是热风，液晶温度计降到55℃就再也停滞不前了，体内再也排不出汗。我粗壮的汗毛有如干柴根根直立。这种感觉不知算蒸还是算烤。似睡非睡，从曼苏尔到巴格达两小时的路程却足足花了五个半小时，我们几乎也全似涅磐了的乌鸦，肉体干瘪，只剩下一丝游魂。等见到巴格达郑大使，我只剩下说“水”的劲。
三十一、海湾战争和北大人
三十一、海湾战争和北大人
79年，我是稀里糊涂进北大国际政治系的，这全怪我那九十多岁的爷爷，我爷爷毕业于京师大学堂（北大前身）文科中国文学门。当时，他老人家硬说凡是上过这所学校的人都会变得勇敢诚实，乐于助人，一辈子受用不完。其实当时我更想进石家庄高级步兵学校，象所有多梦的中学生一样，幻想当个古德里安式的好军官。（海因茨·冯·古德里安，普鲁士贵族，第三帝国装甲兵创始人，德国装甲兵总监，闪击战创始人，由于在奥地利、波兰、法国、苏联等战役中以快速锲入敌后而著名，有“飞毛腿海因茨”之称。著有《闪击英雄》、《坦克进攻》等著作）。为了能和我爷爷历数的毛泽东、陈独秀、胡适、鲁迅、李大钊们成为校友，我狠心放弃了当装甲师长的念头，咬着牙进了北大。可我怎么也想不到，就因为我爷爷一句话，竟会引出那么多不可思议的故事。
开学后第一个星期天，我们宿舍全体到校园里拍纪念照。北大素有照相的传统，六十年前刘半农就在此建立过“光社”。在末名湖南岸，我们与长眠于此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合影，斯诺早年在这里教过新闻，用相机记录过轰轰烈烈的一二·九运动。在北大37楼，我冲了我平生第一个黑白胶卷。
在北大图书馆，一个叫罗伯特·卡帕的美国战地摄影记者闯进了我的生活。这位18岁考入柏林大学政治系的小伙子大学一毕业就赶上纳粹上台，他背着相机只身逃往西欧，与海明威一起参加了西班牙内战。卡帕拍摄了包括诺曼底登陆在内的所有重大战事，由于玩命而闻名于世。他的朋友从乞丐到美国总统，从英格丽·褒曼到海明威。直到1954年在印度支那踩响地雷还不忘按下快门，含笑死去。我被这家伙迷住了。我把卡帕的好友、普列策文学奖得主约翰·斯坦伯格为他写的悼辞抄在了日记中：“他不仅留给我们一部战争编年史，更留给我们一种精神。”
中国佛教协会秘书长正果法师告诉我，人类的私欲不外为“名、利、色”。可象卡帕这样早已闻名于世可仍奋斗不惜、直至粉身碎骨，他追求的是什么样的私利呢？
1983年我从北大毕业。家住美国加州埃尔森彻（EL CENTRO）的二伯问我需要什么帮助，我毫不犹豫地说：“给我买台好相机。”以后，我背着这台相机在中国政法大学教了四年书。直到一位北大校友将我推荐给新华社摄影部。
1986年底被新华社摄影部录用后，我才知道，对我进行考试并决定收留我的摄影部主任徐佑珠也是北大校友。当时我向她表白我决心当中国的卡帕，可她冷冷地说：“现在我一台相机也没有，可我知道怎么培养使用人。”就象“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一样，如果没摄影部老板的知遇，就不会有今天的我。
1990年12月20日，我经伊斯坦布尔、安曼辗转进入巴格达。在金色屋顶的中国驻巴格达大使馆，神态凝重的郑达庸大使对我的冒然前来似乎并不欢迎。我能理解这位北大毕业生的心情，他公而忘私的自我牺牲精神正是鲁迅引以自傲的北大精神。郑大使必须为在伊拉克的每一个中国人负责。自海湾危机以来，巴格达使馆已组织成千上万的驻科威特、伊拉克劳务人员经约旦撤回祖国。郑大使钻进挂着五星红旗的奔驰300匆匆而去，他正在为最后一批劳务的安全奔波。
巴格达使馆屋顶已用红油漆画了一幅巨幅的五星红旗，赤日当空，一丝风也没有。为了求得大使同意我留守，我力陈我的四条理由：一、我是奉总社之命来采访战争的，为任务理应坚守巴格达。二、我是摄影记者，其工作特点是亲临一线。三、在国内我搞了四年突发事件采访，有应付危险的经验。四、有老学长的帮助。我保证服从大使校友的一切命令，我想大使校友最能理解我所追求的精神。大概正是这种北大精尤的魅力，大使终于开了口：“你马上去领一套防化服。”
在巴格达追踪联合国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为和平做最后努力，是我平生遇到的难度最大的采访。摄影记者最大的挑战是在恰当的时候抵达最恰当的地点，这全凭一流的通讯和交通能力。在北京我有BP机、无线电话和到处是朋友的脸，可在这里我仅有两手空拳。
就在我孤立无援之际，撞上了我的另一位北大校友、共同社记者河野澈。河野毕业于早稻田大学，后又到北大中文系进修。89年在北京跑过新闻，90年亚运会上为我拍的毛主席外孙配写过文字。想不到在黑云压城的巴格达，我俩再次相遇。事后，河野告诉我，新华社播发的德奎利亚尔在巴格达机场的照片是各大通讯社中最漂亮的，日本用的全是新华的照片，为此共同社摄影记者还挨了批。其实，假如没有河野校友告诉我德奎利亚尔行踪，我根本无法及时赶到机场，快速突破警戒线，更不用说拍照传真了。
1月14日，我正式接到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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