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点评国民党著名将领-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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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吴淞海军学校、烟台海军学校、南京海军鱼雷枪炮学校学习，至1922年3月毕业。从1922年4月起，历任见习员、候补员、枪炮副、枪炮正、航海正和副舰长等职。
1930年1月，他怀着“中国要强大，必先强我海防”和“雪我甲午耻辱”的信念，赴英国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英国海军鱼雷学校，学习了鱼雷、航海、信号、枪炮等专业。他勤奋学习，刻苦钻研，取得优异成绩。1934年4月回国后，先后担任了副舰长、水鱼雷营营长、海军第二舰队司令部参谋、贵州桐梓海军学校训育主任等，1945年任“长治”舰舰长。1946年率第二批海军人员赴英国，1948年5月就任著名的“重庆”号巡洋舰舰长。
1949年2月，邓兆祥顺应时势，率全舰官兵在上海吴淞口举行了震惊中外的“重庆”舰起义，受到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的电报嘉勉。1949年3月，邓兆祥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重庆”舰舰长。
1949年5月，邓兆祥任安东海军学校校长，1950年8月任青岛海军快艇学校校长，1955年3月任第一海军学校副校长。1956年6月他调任海军青岛基地司令部副参谋长，1957年6月任该基地副司令员，1960年8月任海军北海舰队副司令员，1965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1年12月任海军副司令员。1985年离职休息，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1996年1月，他以93岁的高龄，还亲赴西沙看望和慰问部队。
邓兆祥担任过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第一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第六、七、八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第一、二、三、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1955年被授予海军少将军衔，并获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获中国人民解放军胜利功勋荣誉章。
1998年8月6日，邓兆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


毛泽东点评冯玉祥


“置身民主，功在国家”
――毛泽东点评冯玉祥
“我要用鞋底打他10个嘴巴”――派兵为日本洋行“站岗”――收复多伦――“谁要是投降，×他祖宗！”――“劳而不苦，苦中有乐”――与士兵同甘共寝――“只求为民，只求为国”――　冯保长的一张名片――“为了新中国，我愿喝干大海”――宴请毛泽东，冯玉祥破例第一次在家里摆酒――“焕章先生的丰功伟绩，已举世尽知”――“置身民主，功在国家”――冯玉祥上将小传
“我要用鞋底打他10个嘴巴”
常德是湘西重镇，日本垂涎三尺，派有军舰停泊沅江。日舰士兵经常闯进常德城内，行凶抢劫，无人阻挡。有次，几名日本兵摇摇摆摆进城，拒绝冯军守城士兵检查，并动手打检查士兵，中国士兵用刺刀与之搏斗，打伤3名日军士兵。驻常德日本居民会会长高桥新二和日军舰长找到冯玉祥，要求把行凶的中国士兵监禁起来。冯玉祥质问高桥新二根据什么？那个日舰长掏出一本《日本海陆军刑法》说，根据这个。冯玉祥一听，眼睛瞪得溜圆，猛的抬起脚，脱下一只鞋，又站起身来，高桥新二忙问：干什么？冯玉祥说，他用你们的日本军法来判处我们士兵的刑，这显然是侮辱中华民国，我要用鞋底打他10个嘴巴，教训教训他。日舰长的脸霎时变得焦黄，慌忙把那个小册子收起来，语气温和地问冯玉祥，照你说怎么办？冯玉祥说：“我有我们的军法。我们的军法是：士兵负有维持地方治安的责任，有权检查任何进城的人。若对方不受检查，即是匪徒。我们的士兵忠实地执行命令，打伤了匪徒，我要大大地奖赏他们。”
高桥新二说：你的意思我明白，你是存心不打算就地和解了！那我们就找你们政府交涉去了。此时的高桥，七窍冒火，拉起日军舰长往外走……他们认输了。
派兵为日本洋行“站岗”
“五四”运动的革命浪潮，波及湘西常德。学生们涌向街头，痛陈国耻。号召中国人不买日货，群情激愤，捣毁了几家日本洋行。日本商人代表去见湘督张敬尧，提出质问，并向冯提出赔偿损失，惩办凶手，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等无理要求。冯拒绝了这些要求，并说学生们的行动是出于义愤的爱国行动，是由于他们经营方法失当，引起群众不满意造成的。日本商人一再要求赔偿损失，冯说：损失费一个钱也不能赔，但可以派兵保护你们。经日本人同意，在每家日本洋行前，设两个岗哨，有中国人到他们店买东西，岗哨要盘问并搜身，戒备森严。结果使那些日本洋行门前冷冷清清，谁也不去买东西。高桥新二代表日本洋行找冯请求撤除商店门前岗哨，说这样没有人去买东西，损失更大。冯表示不能撤，撤了，若再出事，负不了责任。真要撤，必须写个字据，声明以后出了事，由日方自己负责。一场大风波这样安然了结。


收复多伦


1933年1月1日，日军侵犯山海关，东北军守军何柱国部奋力抵抗，打响了长城抗战的第一枪，但终因孤军无援，使山海关失守。2月初，日伪军联合进犯热河。3月4日，日军侵占承德。尔后，日军长驱直入，纷向长城各口和察哈尔进犯，华北和平、津危在旦夕。
4月3日至22日，全国民众救国联合会等爱国团体，纷纷函电冯玉祥，请求树立抗日大旗，率领抗日志士奋勇杀敌，挽救国家危亡。时不我待！要他义无反顾。冯玉祥在与南京周旋的同时，加紧组织民众抗日同盟军，派出亲近人员多人代表他去各地联络。组成抗日救国军北上抗日，经过千辛万苦，到5月中旬，冯筹建的抗日同盟军，已初具规模。5月1日，多伦失守，24日沽源沦陷，日军已进入察省腹地。6月20日，冯玉祥统率10万大军北进，收复察东失地。6月22日，攻克康保城。7月五日，光复宝昌。同日，刘桂堂在沽源通电反正，就任民众抗日同盟军第六路军总指挥。同盟军大军直指多伦。多伦为察东重镇，日军茂木骑兵旅团3000多人和伪军李守信部驻防，城外建筑32座炮台及各项坚固工事，并有飞机助战。吉鸿昌亲率敢死队，赤膊匍匐前进，爬城3次，均未奏效，战斗剧烈，伤亡惨重。冯玉祥向前线发出以死报国电，称：“今日之事，进则俱生，退则俱死”，“为国而死，虽死也荣”，“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愿“与将士共勉之”。7月12日，吉鸿昌派精兵潜入城内，里应外合，又经过了3个多小时的巷战肉搏，方将残敌击败。失守72天的多伦，终被同盟军光复。冯玉祥指挥全军将士乘胜前进，察东被日伪占领的各县完全收复。这次战役，击毙日伪军1000余人，抗日同盟军也伤亡1600多人。
攻克多伦后，冯玉祥决心“率十万饥疲之士，进而为规复四省之谋”。7月27日，在张家口成立收复东北四省计划委员会，冯任委员长，并发通电称：“相率中原豪杰，还我河山”。抗日同盟军的胜利和作战计划给全国人民带来了新的希望。一时间，全国各地抗日组织和民众团体纷纷发来函电，并赠送慰问物品，祝贺收复失地的胜利。但蒋介石、汪精卫、孙科等对冯以武力抗日的举动，十分恐慌，认为冯扰乱了其“攘外必先安内”主张。正当同盟军奋力为收复东北四省流血牺牲之际，蒋介石、何应钦调集16个整师、15万余人，在铁甲车8列，飞机二队配合下，包围张家口，封锁平津线交通。7月28日，蒋、汪向冯发出四项最后通牒电，令其停止对日军事行动。
冯玉祥为了不使察哈尔省落于蒋介石、汪精卫之手，引起旧部对他的不满，多次电请宋哲元回省主政。8月5日电称：“自即日起完全收缩军事，政权归之政府，复土归之国人。并请政府即令原任察省主席宋哲元克日回察，接收一切，办理善后”事宜。8月7日，冯玉祥撤销抗日同盟军总部，辞去总司令职务。12日，宋哲元由宣化到张家口，冯玉祥到车站迎接，“含泪与之握手”。下午3时，冯玉祥主持民众抗日同盟军收复察东失地阵亡将士纪念塔、烈士词、烈士墓落成典礼，冯为塔书名——抗日同盟军收复察东失地纪念塔。14日凌晨4时半，在宋哲元等陪同下，冯玉祥乘火车离开张家口。
“谁要是投降，×他祖宗！”
“冯先生，何先生求见。”警卫前来报告。
“哪个何先生？”冯先生停下手中的笔。
“何应钦，何部长。”
是他？冯先生手中的毛笔猛地向下顿了一顿，脸色立刻阴沉了下来，眉心拧成了个疙瘩。
“告诉他，我不在！”
“可他，他，他已经进院了。”警卫看了看冯先生冰冷的面孔，迟迟疑疑地指了指门口。
看来，不见是不行了。冯先生气哼哼地掉转过身子，仰靠在椅子背上，不耐烦地冲传令兵挥了挥手，叫把何应钦请进来。
在蒋介石身边的那伙人里，何应钦是最让冯先生讨厌的一个。这小子是蒋的嫡系，专门会出坏主意，他和汪精卫一唱一和，千方百计地鼓动蒋介石向日本投降。为这，冯先生不知道和这位军政部长吵了多少次，骂得他简直抬不起头来。平常，他见了冯先生就躲，连招呼都不敢打。可今天怎么主动找上门来了呢？
院子里响起了皮鞋声，全副戎装的何应钦犹豫地迈着步，走了进来。
“冯先生，辛苦了。”进了门，把帽子交给护兵，何应钦恭恭敬敬地冲冯先生打了个招呼。
“你找我有什么事吗？”冯先生抬了抬眼皮，冷着脸问了一句。
“我，我来看看您。”何应钦赶忙欠了欠身子。
“真是笑话！”听着这话，冯先生差一点笑出声来。“来看看我？
你何应钦能有这个心？这不是当面扯谎吗？不用说，我也知道你是为什么来的。”冯先生轻轻摇了摇头，瞟了一眼何应钦那张阴阳怪气的面孔，故意地问：“我的广播讲话你听到了吗？”
“听到了，听到了。”
“对我的讲话，军政部长有什么见教吗？”
冯先生连着问的这两句话，把何应钦心里的火给引起来了。
“要不是你的什么广播讲话，我怎么会登你的门！”他愤愤地瞪了冯先生一眼，脸气得煞白，半天没说出话来。本来，为了不让冯某人在政府里老喊什么抗日，蛊惑人心，已经安排他到湖南、贵州和四、川去检阅三省驻军。没想到，听到武汉失守的消息，他竟然从检阅途中驱车返回长沙，在何健家里堵着蒋介石，大讲了一通抗日到底的怪论，还给蒋介石讲了一段《三国演义》上的故事，让他学东吴孙权砍桌子角的道道儿，言投降者万斩无赦。说什么你没有宝剑，我给你一把大刀，你把桌子砍掉一角，告诉大家，今后谁敢言和，和这桌子一样。这还不算，昨天晚上，他又向全国发表广播讲话，宣称“政府决心继续抗战到底，决不妥协。”还说“主和的先生们注意，小心砍你们的脑袋！”你们是谁？不就有我何应钦一个吗？何应钦又气又恼，一夜没睡好觉，今天就赶着到了冯先生下榻的长沙银行分会。
“冯先生，您听我说，不行呵……”何应钦定了定心，哭丧着脸开了腔。
“冯先生，我们应该……”见冯先生没什么反应，何应钦指手划脚地越讲越来劲儿，一条一条地反驳他的广播讲话，话也说得利索多了。冯先生一动不动地坐在椅子上，面对着这位讲起话来滔滔不绝的军政部长，又是可气，又是可笑。可气的是，他竟然顽固到底，死抱着他那和谈、投降的腔调不放。可笑的是，他竟然跑到自己面前来唱投降曲儿，这不是存心找不自在吗？
“冯先生，我们的仓库快要空了，粮秣弹药最多还能支持三个月，不如现在和平了！再打下去，到了无法支持的时候，再和人家和平，条件就不如现在了。”
何应钦越说越兴奋，脑门上渗出了汗珠儿。他偷偷看了不动声色的冯先生一眼，心里暗暗高兴，满以为这一回能说通了。
“冯先生，您看……”
何应钦眼巴巴地望着冯先生，期待着冯先生的回答。
一直沉默不语的冯先生，猛然抬起了头，眼睛里闪出了愤怒的光芒，大声说：“谁要是投降，×他祖宗！”
何应钦总算得到了“可心”的回答！


“劳而不苦，苦中有乐”


冯玉祥治军时注重严格训练，造就将才，加强纪律，教官兵救国爱民，厉行俭朴，与士兵共甘苦，赏罚严明。
早在练军时，有几件亲身经历的事情使冯玉祥深深感到培养一支训练有素、纪律严明的军队的重要性。
有一次，冯玉祥所在部队与义和团一同攻打保定城南外的处天主教堂。队伍离教堂还有两里，教堂里冲着他们放了两枪，结果几百号人马炸窝似地溃散了，一退就是二十里。不久又发生了一件事：有十几个士兵用刀将一个华贵少妇的手臂砍下来，抢走了两副赤金手镯。为了这金手镯，士兵们互相争夺残杀，加上后来各处奉命盘查，枪决嫌疑犯，前后有千余人丧命。军人没有纪律约束便会成为虎狼之辈，“治军须严”的思想牢牢扎在冯玉祥脑中。
冯玉祥的练兵和治军是从兵员质量抓起的。他曾经多次亲自下去招募士兵，曾福林、石友三、孙良诚、刘汝明、冯治安、孙连仲、吉鸿昌这些曾有过重要影响的人物，都是冯玉祥亲自招募来的。他的招兵取录标准是：农工良民，身无暗疾，年龄十八岁至二十五岁，身高四尺八至五尺；面黄肌瘦、精神萎靡者，体高不足者都不要。另外决不要“二流子”、“营混子”。为了保证兵员质量，冯玉祥还有一个有效的办法：他派下级军官口家乡招募亲戚、乡亲、朋友及其子弟入伍，一旦招来，即编人这些军官所辖部队。由于招收兵员的质量直接影响部队的训练成绩和战斗力，并影响这些军官的职位升迁，所以他们在征募时都很认真严格，不敢马马虎虎，应付差事。
冯玉祥练兵很讲方法。比如在恶劣气候下修筑工事是很苦的事，但冯玉祥却能把它组织成特别训练，使官兵“劳而不苦，苦中有乐”。严冬三九季节，地上结着很厚的冰，冻土层达三四尺，象铁块一样坚硬，冯玉祥命令各营团官兵半夜集合出发，拉到野外在凛冽的寒风中分单位进行挖沟筑垒比赛。天亮后进行评比检查，对工事修筑质量高、速度快的连营团给予奖励。由于训练是竞赛性的，所以大家情绪高昂，都非常兴奋，很苦的事也就不觉得苦了。冯玉祥认为这种训练意义很大：第一，可以使部队养成耐寒冷困苦的习惯和不怕艰辛险阻的精神；第二，可以打破个人主义的优胜观念，激励并加强团体活动的精神和纪律。而在训练比赛中获得修筑战场工事的实际知识和经验只是收获的一个方面。


与士兵同甘共寝


冯玉祥认为：“治军最要紧的是要得兵心”，“与士卒共甘苦，是治军最重要的一个信条。”他在袁世凯的新军任副国时，他的正目是个为人尖刻的家伙，经常虐待士兵。有一次两个兵得了伤寒病，正目不但不抚慰，反倒恶声恶气地乱骂。冯玉祥一气之下，将其按倒在地，狠揍了几十拳。此后两个月，冯玉祥亲自给两个士兵端屎端屎，照应料理到他们病愈为止。
冯玉祥对下级士兵都很熟，不但能叫他们的大名，而且记得很多人的小名。在军中，冯玉祥经常与士兵们生活在一起，倾听下级官兵的声音；有时，他会悄悄在晚上混入兵营宿舍，与士兵挤在一起睡，亲身感受士兵冷暖。因此士兵感到他平易亲切。在担任陆军检阅使时，他曾亲自给一个得败血病的士兵献过血。他手下的残疾、阵亡官兵和军人眷属也受着多方优待。为了搞好官兵关系，冯玉祥特意在军中立了“八不扩戒条：官长生气时，不许打士兵；士兵劳碌太过时不许打；对新兵不许打；初次犯过者不许打；有病者不许打；天气过热过冷时不许打；饱饭后及饥饿时不许打；哀愁落泪时不许打。
他还规定了“连排长有为自己的士兵代写家书的义务”。另外，为了杜绝上司敛财、下级行贿和低层官兵忍痛送礼、出份子的风气，保护中下级军官和士兵的经济利益，冯玉祥特地规定：只准上级请下级吃饭，不准下级请上级吃饭；只准上级给下级送礼，不准下级给上级送礼。冯玉祥关心士兵，不准官长侵犯士兵利益，是从军队的特他来考虑的。他说：“打仗是拼性命的事，官兵之间共生死，同患难的精神，必须修养于平时。在阶级上固然有官长士兵种种高下之分，但祸福利害却必须绝对一致。士兵的痛苦便是官长的痛苦，士兵的福利便是官长的福利，官长士兵应该觉得彼此的关系如同家人父子，息息相关，浑然一体。”


“只求为民，只求为国”


“平民生，平民活。不讲美，不要阔。只求为民，只求为国，奋斗不懈，守诚守拙。此志不移，誓死抗倭。尽心尽力，我写我说。咬紧牙关，我便是我。努力努力，一点不错。”这首诗是1940年5月30日，冯玉祥所作，题目就是《我》。
在搞好与老百姓的关系上，冯玉祥同样是从军队的特性来考虑的。他说：“我觉得带军队没有比爱老百姓更重要的事了。”冯玉祥对部队约束很紧，让士兵左臂都佩戴着“不扰民，真爱民，誓死救国”的白布蓝字袖章，要求官兵把老百姓看成自己的父母兄弟乡邻亲戚。他还亲自编了《爱百姓歌》，要部队广泛传唱。对于害民、扰民的官兵，他的处罚相当严厉，1921年冯军人陕作战，有个叫杨治清的连长跳墙诱奸民女被老百姓告发，查明情况后，他召集全体官兵训话，并当场枪毙了这个连长。后来，冯军中又发生过一个连长强迫老百姓换马，和一个士兵吃老百姓西瓜不给钱的事，结果这连长和士兵均被枪决。冯军官兵与老百姓接触、买东西、办公事都能做到谦和有礼，坐车坐船遇见老弱妇孺即起立让座，甚至在街道上有司人将脏水泼到士兵的身上，士兵也不计较。有一次冯军行军途经怀柔和密云，道两旁都是缀满鲜红大枣的枣树，整整三个旅过去，没有人去采摘枣子，树上仍然果实累累。冯军这种军风与当时的恶蛮横的军阀军队完全不同，很得民心。
抗战时期，冯先生刚到重庆的时候，住在巴县中学。后来，那儿的房子被日寇炸毁了，他就搬到了歇台子村，在西北的罗汉沟内，盖了一座小楼，自己题名为“抗倭楼”。由于他穿着随便，时常在村里散步，爱和老百姓摆龙门阵，大伙儿都很敬重他。就这么着，一九四四年秋天，全村一致选冯先生当了歇台子村的保长。对这个新职务，冯先生也很满意，村里的大事小情没有他不过问的。
有一天，某部队一连士兵进驻该地，连长来找保长办官差，借用民房，借桌椅用具，因不满意而横加指责。
冯玉祥身穿蓝粗布裤褂，头上缠一块白布，这是四川农民的标准装束，他见连长发火，
便弯腰深深一鞠躬，道：“大人，辛苦了！这个地方住了许多当官的，差事实在不好办，临时驻防，将就一点就是了。”
连长一听，大怒道：“要你来教训我！你这个保长架子可不小！”
冯玉祥微笑回答：“不敢，我从前也当过兵，从来不愿打扰老百姓。”连长问：“你还干过什么？”
“排长、连长也干过，营长、团长也干过。”那位连长起立，略显客气说：“你还干过什么？”冯不慌不忙，仍然微笑说：“师长、军长也干过，还干过几天总司令。”
连长细看这个大块头，突然如梦初醒，双脚一并：“你是冯副委员长？部下该死，请副委员长处分！”冯玉祥再一鞠躬：“大人请坐！在军委会我是副委员长，在这里我是保长，理应侍候大人。”几句话说得这位连长诚惶诚恐无地自容，匆匆退出。


冯保长的一张名片


1944年冬天，一股军队从歇台子村边经过。队伍一露面，村民们就慌了神儿，家家户户闩上了门。还是小心一点儿为妙啊！
但是，闩门也没能挡住祸灾。不大会儿，一位佩戴少校军衔的官长，挨门挨户吆喝上了。说是队伍要开往贵州前线，需要村里给准备粮食和草料，并且要当天备齐，不得误了军机。
让一个小村子预备一个团的给养，这不是要命吗！村民们没办法，选一位名叫李海泉的老人去向那位少校大人求情。
“不行，”少校把脸一板，样子十分严肃地说，“粮食和草料一斤一两也不能少。”
李海泉没办法了，只好使出了最后的招儿，“要不，这个事，您和我们保长商议商议吧？”
“保长？他住在哪儿？”
“就在那边，罗汉沟。”李海泉抬手向西北方向一指，“我们保长就住那儿。”
“去把他叫来！”少校气哼哼地说，“谁来了也得交东西。”
时间不长，保长迈着大步，走来了。见到保长的面，少校不由得一愣。这个保长的个子怎么这么高呀！比一般人高出足有一头半。只见他穿一身半旧的蓝色土布裤褂，腰间随便系条宽布带子，头戴鸭舌便帽，足登皂色布鞋，走起路来挺有精神，红润的脸膛上满是怒气。看他这身装束，不大象是本地人。不过，管他是什么人呢，要粮食和草料要紧。少校皱着眉头，不耐烦地问，
“你就是保长吗？”
“不错，”保长不慌不忙地点点头，上下打量打量少校，“我是保长，你有什么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