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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点评国民党著名将领-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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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报此仇，誓不为人”—丢失张家口，晋察冀领导受中央批评—“冀中穿心战”，砸了孙胡子的锅—“傅氏立此一大功，我们就有理由赦免其战争罪犯”—傅作义见毛泽东的第一句话是：“我有罪！”—“应该奖你一枚天坛一样大的奖章”—傅作义小传
傅作义三百里雪夜奔袭百灵庙
毛泽东盛赞红格尔图大捷，傅作义三百里雪夜奔袭百灵庙
1936年11月15日清晨6时。
绥远集宁前线指挥部。
天色仍然是黑黢黢的，从窗户透出来的灯光，映衬着被朔风卷着的雪花，漫天飞舞。
如果不是在这间铺满了作战地图，挂满了密如蛛网的电话线的作战指挥室里，如果不看领子上的将官军衔，人们很难相信眼前的这位穿着一身布军装，肩宽体壮，身材魁梧，纯朴的面孔圆满而微红的军人，就是绥远省政府主席兼第35军军长傅作义将军。
军情紧急。
前线来报，日本驻蒙古军政府特务机关长田中隆吉指挥5000余兵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分三路向红格尔图发起猛攻。
傅作义不由的把目光瞄向作战地图上的红格尔图。红格尔图地方并不大，但却是绥远东部的门户，由察北、商都通往百灵庙，这里是重要的驿站。不言自明，日伪进攻红格尔图的目的，肯定是要打开绥东的门户，会师归绥，进而占领整个绥远。
1936年春，日本关东军侵占察哈尔省北部六县后为吞并绥远，进一步推行征服满蒙的计划，向察哈尔、绥远扩张。先后策动德穆楚克栋鲁普（德王）于2月在嘉卜寺（今化德）成立伪蒙古军总司令部，5月又成立了“蒙古军政府”，并指使汉奸王英成立“蒙汉西北防共自治军”、“大汉义军总司令部”，由关东军派出大量军官担任顾问和指导官，编组伪军，储备物资，盘踞在张北、尚义、商都、百灵庙、大庙等地，蓄谋与中国军队一战。
日本人夜来拉拢、策动傅作义。1936年4月，日本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来到归绥，说服傅作义来主持华北亲日政权，被傅作义断然拒绝。
“日寇占我察北，又犯我绥东、绥远，是我全军将士的耻辱。爱国军人守土有责，我们一定要打！”在一周前35军营以上军官的秘密会议上，傅作义动情地说。“岳武穆38岁壮烈殉国，我已过了38岁，为抗日死而无怨。”
要来的终究会来，软的不行，就要来硬的。沉思良久，傅作义命令守军固守红格尔图，等待援兵。不过，他命令第35军骑兵第l师和第212旅，不要去直接增援红格尔图守军，而是发挥骑兵善于机动的特长，星夜奔袭日伪军的侧后。
这一计策果然奏效。攻击红格尔图的伪蒙军虽然有日军飞机的掩护，但由于遭到中国守军的顽强抗击，连攻几天，都未得逞，自己的后路反被兜抄，顿时阵脚大乱。战至18日上午7时许，田中隆吉忙下令部队后撤，中国军队趁势两面夹击，日伪全线溃退，红格尔图战斗以中国军队全胜告捷。
日伪蒙军百灵庙、大庙等地集结有重兵，囤积着大量武器弹药和粮食，如果不收复此地，终是心腹之患。
傅作义决心不给敌人以喘息机会。他指挥孙长胜的骑兵第2师、孙兰峰的第211旅以及炮兵、装甲兵分队，于11月23日夜，冒着大雪和零下20℃的严寒，从归绥（今呼和浩特）出发，对敌实施远距离奔袭。
部队一夜急行军，于次日凌晨，突然向百灵庙发起猛攻。驻守百灵庙的是伪蒙军第7师，以为凭借险峻的山势构筑的坚固防御工事，可以高枕无忧，毫无戒备，仓皇应战。中国军队乘敌混乱之际将其分割包围，24日上午9时半，战斗结束，击毙日军顾问小滨大佐等29人，俘敌200余人，击毙敌人600余名，另外有200多人因仓促逃跑，衣冠不整而被冻死在草原上。伪蒙军阵前反正两个旅，缴获大量武器弹药，中国军队仅伤亡400余人，取得了闻名于世的“百灵庙大捷”。
12月4日，傅作义军在击退敌人多次反扑后，乘胜向百灵庙以东另一战略要点大庙发起进攻，并于12月9日收复大庙，至此，绥远抗战胜利结束。
傅作义将军领导绥远抗战，深得毛泽东和共产党的钦佩。战役开始前的8月14日，毛泽东就派南汉宸携带自己亲笔信到绥远与傅作义联系，信中说：
“今之大计，退则亡，抗则存；自相煎艾则亡，举国奋战则存。先生如能毅然抗战，弟等决为后援。亟望互派代表，速定大计，为救亡图存而努力。”
11月21日，红格尔图大捷之后，毛泽东与朱德联名致电傅作义，祝贺绥远守军抗日胜利：“足下之英勇抗战，为中华民族争一口气。红军抗日援绥，颇具决心。吾人深信，吾人现所努力之停止内战、抗日救国之行动，必能对于足下抗日义举，遥为声援。”
12月1日，毛泽东又以中共中央及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名义发表援绥通电，要求南京政府“调集大军增援晋绥前线”，决不能坐视傅作义等抗战而不救。
傅作义的军事才能，原本是体现在“善守”上。
直奉战争，担任阎锡山的晋军第8团团长的傅作义，在平绥铁路上的天镇奉命阻击冯玉祥的国民军，宋哲元率精兵攻城3个月，都未能将天镇攻克。
北伐战争时，傅作义深入张作霖的奉军腹地，夺占涿州，威胁北京。但晋军其他各路部队纷纷失利，撤离京汉、京绥铁路线，涿州成为孤悬于奉军包围中的唯一据点。
傅作义以不足万人的无援之师，击退占绝对优势的奉军对涿州城9次总攻，死守涿州达百日，直至弹尽粮绝，兵民交困的绝境。后来还是阎锡山鉴于死守涿州已无意义，在各界劝和声中，授意傅作义与奉军停战议和。涿州之战是中国近代军事史上城市攻防战中的著名一役，傅作义善守的军事才干普遍得到军界公认。
此次百灵庙大街，傅作义“能攻”，尤其是擅长长途奔袭作战的军事指挥才能得到了举世公认。
“如共产党能胜利，我傅某甘愿执鞭！”
在国民党高级将领中，傅作义数得上是与中国共产党结缘最早，交往最深的一个。
1937年底，傅作义任第2战区北路军总司令，移防晋西北柳林镇，与陕北八路军120师贺龙部隔河相望，双方信使往来不断。傅作义赞成共产党的全民抗战的主张，赞赏许多共产党员的品格和才华，对周恩来十分信服，多认拜会过毛泽东主席，并同王若飞、南汉宸等结为知友。
后来傅作义移驻河曲，还邀请八路军程子华、南汉宸及牺盟会的续范亭等举行会谈和聚餐，交流整军抗战的经验。毛泽东主席赠送他政治书籍和论述抗战的著作。通过120师政委关向应、政治部主任甘泗淇的帮助，延安陕北公学和抗大向35军输送了大批优秀学员。
傅作义仿照八路军的建军经验，建立了政治工作委员会，自兼主任。军队各级相应设立政治工作机构，还参照八路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制定了《十项纪律》，受到老百姓的称赞，却遭到阎锡山的讥讽，说傅作义“把部队带赤化了，35军已成为七路半了”，言外之意与八路军仅相差半路。
1940年春，五原大捷，傅作义趁日军主力东撤，血战两昼夜，收复五原。击毙日军水川一夫中将，血战中，傅部也遭到重大牺牲，有的连剩下不到10人，营、连、排长伤亡过半。创国民党战区收复失地之先例。4月17日，国民政府继蒋介石之后，将第二枚最高荣誉奖章“青天白日勋章”授予傅。自1933年长城抗战以来，转战18000余里，进行大小战役、战斗290多次，屡立战功，成为国民党的抗日名将。
抗战结束后，傅作义曾向国民党政府4次提出辞去军职，解甲归田，但都未能如愿。
解放战争开始后，傅作义奉国民党为正统，与共产党交恶。
傅作义曾放出狂话：“如共产党能胜利，我傅某甘愿执鞭！”
史料载，毛泽东在指示平津前线指挥员与傅作义进行谈判的文电中，数次提到“傅氏反共很久，我方不能不将他和刘峙、白崇禧、阎宗南等一同列为战犯”，“傅氏反共甚久，杀人甚多，华北人民对傅极为不满，除非他能和平让出平津，则我们我无法说服人民赦免他的战犯罪。”
傅作义到底做了些什么事，招致了毛泽东如此强烈的不满呢？
解放军的战史很少提及此事，一来傅作义最后终于站到共产党一边，二来与傅作义交战的华北解放军曾被傅作义战败，都不愿意提及此事，修史者也为尊者讳、为贤者隐的缘故。
“不报此仇，誓不为人”（1）
毛泽东读了傅作义的信说：“不报此仇，誓不为人”
1946年7月31日，解放军晋察冀、晋绥军区发起进攻大同的战役。
大同不仅是著名煤都，而且是平绥、同蒲铁路的连接点，是连结晋冀的交通要冲，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大同被阎锡山控制，就成了楔入晋绥和晋察冀两根据地中间的楔子，而拿下大同，就可以使两根据地连为一体。
毛泽东批准了大同战役的作战方案，以晋绥军区副司令员张宗逊为总指挥，以晋察冀军区副政委罗瑞卿任政委，组成大同前线指挥部，集中两战区全部主力，共50个团十几万人。一时间，大同前线猛将如云。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晋绥军区司令员贺龙主持全面工作，大同前线指挥部司令员兼晋绥第一纵队司令员张宗逊、副司令员兼晋察冀第三纵队司令员杨成武，政治委员罗瑞卿，晋察冀另外三个纵队的司令员杨得志、郭天民、陈正湘，绥蒙军区司令员姚哲等纷纷登场亮相。
大同虽城垣坚固，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但国民党守军只有1。9万余人，且建制混乱，成分复杂，分属7、8个单位。虽说由比较善战的第八集团军副总司令楚溪春指挥，解放军绝对优势的兵力是有把握攻下大同的。
战役开始倒还顺利。经过30多天激烈的外围争夺战，消灭国民党军2000余人，逼近大同城下。守将楚溪春连连向阎锡山告急，请求增援。蒋介石此时唯一能机动兵力就是在归绥的傅作义部。
但大同并不在傅作义管辖范围之内。蒋介石为了使傅作义出兵增援大同，把大同划归傅作义管辖。这对于傅作义说来，有相当大的诱惑力。
于是，傅作义召集团以上的全部军官到归绥（呼和浩特），闭门开了7天军事会议，严密部署策划。为了作战计划外泄，所有与会的军官不准出营半步，而且规定部队联络不使用国民党军共用密码，以防被解放军截获破译。
傅作义的作战计划，简单地说，不是去救大同，而是转攻集宁。因为他判断，解放军一定在通往大同的路上伏有重兵，自己的兵力弱于解放军，如直接去救大同无异于羊入虎口。而攻下集宁，向东南可出兵丰镇、隆盛庄，从后方迂回包抄进攻大同的解放军；向东可出兵尚义、张北，直接威胁晋察冀军区机关所在地张家口。
所以，攻击集宁为攻解放军所必救，收到围魏救赵的效果。
这一点与毛泽东对集宁重要性的看法不谋而和。9月5日，贺龙、聂荣臻制定坚决守卫集宁的计划，报军委毛泽东，毛泽东当即回电：“部署很好，望按实情处理。命令集宁守军死守，任何情况下不得放弃，否则执行战场纪律！”
傅作义欲攻集宁，必先出卓资。解放军原已料到，张宗逊派独立第一旅旅长王尚荣坚守卓资，抗击傅作义部3。2万人的攻击，时限为3天。王尚荣深感责任重大，战前做了战斗动员，落实了防御部署。
9月5日拂晓前，傅作义集中了3个师的兵力，在一个炮团强大炮火的掩护下，向卓资山阵地猛攻。战到中午12时许，独立第一旅西山顶阵地失守，王尚荣不得不在傅作义合围之前主动向东南方向撤走，以免被包围消灭，据1955年授中将衔，后担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的王尚荣后来回忆说：这是自己一生中打的最不顺手的一仗，原定守3天，实际只守了8个小时，远远未能完成预定防守计划，自己又伤亡500余人。
傅作义拿下了卓资，全军从隘口一涌而出，而张宗逊派去增援的两个旅还在路上，卓资已失守。
9月7日，傅作义的主力部队经平绥铁路以北的火石坝秘密东进，于次日到达集宁西北地区隐蔽集结。华北解放军由于侦察不力，到8日晚才得知傅作义东进的消息，判明傅军要打集宁的的作战意图。
晋绥军区和晋察冀军区紧急调集主力部队回援集宁，两天之内，共集中8个多旅，4万多人，对集宁城下的傅作义部形成绝对优势。加上姚哲、乌兰夫指挥的解放军集宁守军共3个团加一个营兵力配合，准备内外夹击，全歼傅部先头部队董其武中路1。3万余人。
集宁城壕既深且宽，城墙上配置交叉火力网点。城外的制高点老虎山、卧龙山也为解放军控制，居高临下，易守难攻。
9月10日早晨，董其武在空军配合下，向集宁解放军发动进攻，逼近城垣。守军拼死抵抗。因为阵地缺乏纵深，战至下午，所有集宁外围阵地全部失守。当日夜，解放军余部全部退进集宁城内死守。
为解集宁之围，城外解放军主力从11日起，从三面对城下的董其武部形成反包围，猛烈发起进攻。董其武的3个主力师前有坚城，攻之不动，后有解放军包围，逃之不掉，陷入绝境。董其武被迫固守集宁西北的狭小地区。战至11日晚六时，集宁外围解放军全部主力向董其武发起总攻，至12日晨已歼敌共5千余人，董其武部岌岌可危。
傅作义见情况危急，一面令董其武务必尽快拿下集宁，以便有落脚点；一面电令刘春方骑4师，火速从西南方向包抄集宁，同左翼101师呼应；电令孙兰峰骑兵师向集宁东迂回攻击，策应董其武攻打集宁；电令郭景云101师向解放军包围部队发起猛攻，以解董其武之围。
就这样，在战场上形成了傅作义3个主力师进攻解放军守集宁的3个团，解放军主力8个旅包围傅作义的3个主力师，傅作义的101师和骑四师又从后进攻解放军包围部队的奇特景观。
太阳又一次从东方升起。12日这一天，集宁外围的战场出现了相对的平静。前一天双方伤亡都比较大，解放军前线指挥部下达停止攻击的命令。事后证明，这个决定贻误了重大的战机，这是解放军在集宁战役中犯下的第一个错误。
而傅作义则充分利用了解放军的错误。董其武利用12日这宝贵的一天，重新组织、集结残余兵力，再度进攻集宁。攻城前，傅作义部下暂11师师长杨维垣当着全体军兵，用刺刀剁下自己的手指，发誓道：“有敢畏缩不前者，有如此指。”手下莫不肃然。以至于事后留下了“杨维垣断指攻城”的典故。
9月12日拂晓开始，傅作义的3个师在空军的掩护下，发动第二次攻城。双方的官兵都知道，这一次到了生死存亡关头，不是你死就是我活，无不拼死相搏。12日中午，傅作义部已突入集宁城内，与解放军展开巷战。姚哲、乌兰夫组织了几次反击，都未奏效
张宗逊急调解放军一个团入城增援，此时乌兰夫已带几十个人撤出城外，姚哲被困城内，双方在城内展开了拉锯战。
9月13日，张宗逊因为傅作义援军101师来势凶猛，决定只留4纵11旅和城内守军与董其武部进行巷战，抽调大部主力，首先歼灭101师。
事实证明，这个决定又是一个错误，而且比第一个错误更加致命！
解放军在守城和打援两个方向上，都没有形成优势兵力，既未能战胜101师，又未能将董其武逐出集宁城外。战至13日晚8时，集宁解放军守军伤亡惨重，城内大部分阵地失守。两小时之后，鉴于集宁城无法再守，绥蒙军区命令撤出战斗，余部转入城外山区。
集宁失守，傅作义的部队事实上已经形成了对打援的解放军两面夹击的态势。
“不报此仇，誓不为人”（2）
那边打援的解放军部队境遇也极为不利。傅作义前来增援的101师炮兵，在轰击扼守山顶执行打援任务的解放军时，由于计算有误，百余发炮弹竟越过山顶，落到山后。谁想这些阴错阳差的炮弹帮了傅作义的大忙，偏又落在解放军集结的大部队中。
解放军前线指挥部判断再次失误，以为傅作义大部队已经到达，有腹背受敌危险，于是命令部队撤退。解放军撤退的时候，傅作义的两个师恰好感到，正好赶上追击，撤退的解放军又一次遭受损失。
傅作义操得胜之师，立即挥戈大同。大同亦无法再攻，解放军杨成武纵队不得不于9月16日撤围大同。傅作义以弱势兵力攻集宁，遂解大同之围。
大同、集宁战役以解放军最终失利告终，使解放军重镇张家口处于傅作义军两面夹击的不利形势，也导致了晋察冀军区面临的形势急剧恶化，西北野战军在战略上也极为被动，胡宗南进攻延安再无后顾之忧，后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被迫撤出延安。
大同、集宁战役历时一个半月，解放军连续作战，歼灭国民党军1。2万人，不可谓不英勇。延安的电台已于9月12日向全国发布了消灭国民党傅作义部于集宁城下的消息。但由于指挥失误，战役失败，大同未攻下，集宁又失守，延安的这则消息几乎成了傅作义的笑柄。
关于大同、集宁战役解放军的伤亡数字，国内已经公开的战史资料均鲜有提及。
傅作义取胜之后，于1946年9月20日在《奋斗日报》发表了一封《致毛泽东的公开电》，得意之情溢于言表。此信9月21日被国民党《中央日报》转载，其略云：
“延安毛泽东先生：……最近由于你们背弃诺言，围攻大同，政府以和平解决的努力、均告绝望之后，本战区国军才迫不得已采取行动，救援大同，解救大同二万军民。然你们相信武力万能，调集了十七个旅，五十一个团之众，企图在集宁歼灭国军，城郊野战和惨烈巷战，继续达四昼夜，最后你们终于溃败了。当你们溃退的前一天，延安广播且已宣布本战区国军被你们完全包围，完全击溃，完全歼灭，但次日的事实，立刻给了一个无情的证明，证明被包围被击溃被歼灭的不是国军，而是你们自夸所谓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贺龙所部、聂荣臻所部，以及张宗逊、陈正湘、姚哲等的全部主力。”
“诚如你们所说，本战区国军武器最劣，人数最少，战力最弱，但我们没有失败，失败的却是你们。在这次战役中，你们摆在战场的尸体，至少在二万人以上，我们流着眼泪，已经将他们掩埋了。你们在溃退途中，因恐怖国军追击，竟至拼命奔逃，口鼻冒血，倒身路旁者比比皆是，这是一幅如何悲惨的画面。”
“我不禁要问是谁杀死了他们。……如果他们是在你的错误指导之下逞兵猖乱祸国害民，那就是你杀死了他们，在夜阑人静时，你应受到责备，受到全国人民的惩罚。”
据说，毛泽东读罢此信，当时说了8个字；“不报此仇，誓不为人。”
傅作义的这封信同样引起了全党全军的愤慨。总司令朱德特将此电分发华北解放军全体将士人手一份，以激励将士牢记大同、集宁之辱。
丢失张家口，晋察冀领导受中央批评
傅作义占领集宁，成功解大同之围后，与承德的国民党军从东西两线形成对张家口夹击之势。
张家口是是国共必争之地，解放军晋察冀军区的首脑机关所在地，它控扼华北、东北、察绥战略要冲，北通外蒙库伦，西北通苏联乌里雅苏台，东北通热河。延安的干部去东北，张家口是必经之道，因此极具军事、政治价值。
以聂荣臻为首的晋察冀军区在集宁会战失利后，于1946年9月17日给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电报里说：“在敌东西夹击张家口情况下，我拟在敌人进攻时只进行掩护战斗，不作坚守。”
而毛泽东却不同意过早放弃张家口。
毛泽东有自己的理由。掐指算来，抗战结束后，晋察冀总兵力约32万人，扣除复员的10万人，也还有20万人左右，大同、集宁会战失利，总兵力仍有10万人以上，对国民党11、12两个战区的7万多进攻兵力，仍占一定的优势。
9月18日，毛泽东以军委名义回电指示晋察冀军区：
“集中主力适当地区，待敌分路前进，歼灭其一个师（两个团左右），得手后看情形如有可能，则再歼灭其一部，即可将敌第一次进攻打破。”
“依南口至张家口之地形及群众条件，我事前进行充分准备，各个歼敌，打破此次进攻之可能性是存在的。若预先即决定不打，则将丧失可打之机，对于军心士气亦很不利。”
“每次歼敌一个团二个团，并不需要很多兵力，以几个团钳制诸路之敌，集中十个至十五个团即有可能歼敌一个旅（两个团）。”
为了不把话说的太绝，毛泽东同意聂荣臻，在不得已的时候，也可以撤退：“同时张家口应秘密进行疏散，准备于必要时放弃之。”
华北野战军判断，国民党军进攻重点在东线，只有在东线占领怀来后，傅作义军才可能沿铁路线出动，在最短距离内会师柴沟堡。因此将晋察冀军区解放军主力置在东线的怀来、延庆地区；将4纵一个旅及晋绥军区主力配置于大同铁路线的柴沟堡一线，严阵以待傅作义。
傅作义并不上当，而是采用暗渡陈仓、声东击西之计，派出一团人乘火车伪装成主力，在装甲车掩护下，每天白天从大同开往阳高，晚上原车返回大同，连日往返，作出大兵团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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