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点评国民党著名将领-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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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平汉战役比打上党战役可困难多了。
马法五的第30军、40军战斗力都比较强，高树勋的新8军也不弱。而晋冀鲁豫解放军刚打完上党战役，虽说是操得胜之师，毕竟也是疲惫不堪。
高树勋、马法五的先头部队于22日北渡漳河，同晋冀鲁豫军区的阻击部队接战。
驰骋太行的晋冀鲁豫地区第三纵队陈锡联、彭涛部，最先赶到战场，投入阻击战斗。双方在马头镇展开激战。一个回合下来，陈锡联检点人马，竟有几百人的伤亡。
刘、邓这边队伍没有到齐，高树勋那边又发起了新的进攻。刘、邓立即把刚刚从冀鲁豫赶到的杨得志、苏振华第一纵队投入战斗。邓小平要通了苏振华的电话，命令一纵无论如何要坚持5天，等后续部队到达指定地点。一纵队的阻击战打得确实漂亮，完成了阻击任务，接应后面的队伍陆续赶上，形成了对国民党军的战役包围态势。
10月24日，高树勋、马法五的3个军全部渡过漳河，分两路猛烈北攻。而星夜兼程东进的晋冀鲁豫军区主力已在预定地区完成集结，于当日晚开始按预定部署出击。


起义前夕，张爱萍奉命接出高树勋的家眷


由于刘、邓手下陈锡联三纵和苏振华一纵的顽强阻击，马法五、高树勋部被迟滞在邯郸、磁县一带，伤亡也不小。
高树勋本来就对蒋介石在国民党军队内部重用嫡系、排斥异己有所不满，尤其是蒋介石无端挑起内战，驱赶他们这些非嫡系部队做反共内战的先锋，假共产党之手消灭异己的做法更是反感。
早在9月上旬，高树勋就派战区总部参议王定南，秘密来到上党战役前线指挥部面见刘伯承、邓小平，并转交高树勋给彭德怀的一封亲笔信，言明自己不愿内战。邓小平当时指示王定南：为了在政治孤立蒋介石，首先要争取受蒋排挤、歧视的非嫡系部队，尽一切可能争取国民党将领站到和平、民主的旗帜下面来。
9月20日，刘、邓联名电告党中央和军委，提出要充分利用矛盾，争取蒋介石非嫡系部队中立，以便专力对蒋的建议，中央书记处复电同意刘、邓提出的方针，指示加紧在西北军中进行工作。
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刘伯承亲自给高树勋写信，欢迎他派人来联系。
不久，刘伯承接到高树勋写的回信，在表示自己反对内战的同时，高树勋在信中提供了国民党军队关于华北作战的军事情报。
10月25日，刘、邓再次召见王定南。
邓小平指示王定南说：高树勋已经开进邯郸以南的马头镇，毛主席指示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拦阻高树勋这3个军的北进，这是我们当前严重的战略任务。你现在回去立即劝说高树勋将军，就地起义，配合我们完成阻止国民党军队北上的战略任务。
刘伯承补充道：这正是高树勋将军走向革命的大好时机，他要当机立断。
高树勋沉思良久，有些犹豫。仓促起义，蒋介石肯定不会放过自己在徐州和西安的家眷。王定南10月28日凌晨，再次去见刘、邓，说明了高树勋的顾虑。
刘、邓当即表示，对高夫人和其他军官家属安全问题，会立即请示中央设法解决。
1945年10月30日，刘、邓为此事专电中央，“请加快派人往徐州接出高树勋、王定南二人眷属至我地区并护送来此”，又转告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帮助妥善解决高树勋在西安子女及亲属的安全问题。
毛泽东和党中央即刻电令新四军第4师张爱萍部，设法将高树勋的家属送往河北。张爱萍不敢怠慢，立刻命淮北行署公安局便衣大队派出精干人员三进徐州，终于接出高夫人一行。
高夫人出城不久，蒋介石即派出宪兵4团空降徐州，企图把高夫人等接往南京，以为人质，终归是晚了一步。在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关怀下，高夫人等由专人护送到河北武安伯延，与高树勋团聚。高树勋见到亲属，再无后顾之忧，连声称赞共产党、八路军言而有信，真了不起。
为了促成高树勋最后定下起义的决心，在刘、邓首长的亲自组织下，经王定南牵线，军区参谋长李达冒险穿过火线与高树勋面谈，李达、王定南到了高树勋的指挥部，发现高部看见所有的汽车、马车都是头向南，准备撤退的，这说明高树勋已经非常厌战了。
见面后，一拍就合。高树勋决定起义，并且第二天就实行起义，把部队开向西北面的解放区。
10月30日，高树勋率新8军及河北民军万余人，在马头镇正式宣布火线起义，声明脱离国民党阵营。
起义的第二天，司令部商定，邓小平、李达留在指挥前线作战，刘伯承在新华社、《新华日报》负责人朱穆之等人陪同下，到马头镇慰问高树勋。
刘伯承首先向高树勋转达了毛泽东、朱德同志的来电，对他高举义旗、反对内战、主张和平的正义行动给予高度评价，并向他本人及所有将士表示欢迎和慰问。
高树勋非常激动，说道：“承蒙朱德、毛泽东先生和刘将军如此错爱，我将万死而不辞。”
刘伯承问高树勋：“不知高将军还有什么问题需要我们帮助解决？”
高树勋迟疑了一会说：“这次和我一同北上的40军军长马法五、30军军长鲁崇义，过去都是西北军同仁，希望新8军起义后，不要再打他们。”
高树勋想的过于天真了。这是两军交战，讲不得“朋友义气”。
高树勋率部起义后，战役立即发生逆转。国民党军心受到很大震动，丧失了固守的信心。这时，刘伯承判断被围之敌必然向南突围，便故意网开一面，放开敌人的退路，将我军主力调至漳河以北敌退路两侧，于运动战中歼敌孙连仲部两个军计2。3万余人，生擒第11战区副司令兼40军军长马法五，缴获山炮、火箭炮310门，轻重机枪1719挺，步枪9248支，获得平汉战役的全胜。
时隔44年之后的1989年，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接见编写第二野战军战史的老同志时，客观公正地评价了高树勋起义：
“平汉战役应该说主要是政治仗打得好，争取了高树勋起义。如果硬斗硬，我们伤亡会很大。没有他起义，敌人虽然不会胜利，但是也不会失败得那么干脆，退走的能力还是有的，至少可以跑出主力。他一起义，马法五的两个军就被我们消灭了，只跑掉三千人。”


“民主建国军”


毛泽东建议高树勋的起义部队叫“民主建国军”
高树勋率部起义，是国民党军队在解放战争中最早、最大的起义，震动了全国。
1945年11月1日，高树勋率已经起义的新8军及河北民军1万多人迅速撤离磁县马头镇，到武安县伯延镇一带休整。沿途群众与学生列队远迎，高呼“欢迎高树勋将军反战起义”等口号，到处贴满五颜六色的欢迎标语。
毛泽东十分关心高树勋。起义过来的部队叫什么名字？高树勋曾经考虑叫“和平建国军”。毛泽东没有同意，他致电刘伯承、邓小平：
刘、邓：
因为汪精卫曾用过和平建国军名义，故高部应改用人民建国军或民主建国军或其他名称或仍用新八军旧名均可。请与高树勋商量酌定，高宣言宜早发表。
毛泽东
高树勋认为，毛泽东的考虑十分周全，决定将起义部队改称“民主建国军”。
遵照毛泽东的意见，高树勋最终以通电的形式向全国发出了起义宣言。
重庆蒋介石、冯副委员长，延安毛泽东先生、朱总司令，全国各军、各党派、各团体、各报馆并转全国同胞公鉴：
日寇投降，国共谈判重开，双十协定公布，全国同胞，无比欢庆。树勋等忝为执戈卫国
之军人，尤为奋发。盖今日中国，惟和平方足以言建国，惟民主方足以言团结，惟和平民主团结，方能建立独立自由幸福叁民主义新中国之基础。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合于此者，必为众所拥护，反于此者，必为众所唾弃。祸国兴邦，一念所系。树勋等久历戎行，深沐旧西北军救国爱民之传统，过去纵曾不免事与愿违，然固无时不心存戒惧。当此民族国家千钧一发之际，追怀既往，尤深警惕。综看近世，心所谓危，难安缄默，愿向我国父老同胞一陈之。
此次树勋等奉命率部北上，原为受降。此在全国政治问题处理上，已觉欠妥，乃中途迭奉严命，责以向八年之艰苦抗战之八路军进攻。星夜进军，刻不容缓，甚感惶惑。窃思破碎河山，岂堪再罹浩劫。双十协定与“剿匪手本”并行，亦悖义理。故奉命之余，痛苦万状。进则为挑起内战之先锋，贻害国本。退则违背命令，难免罪戾。辗转思维，忧心如捣。全军上下，被迫挥泪行军，一路怨声载道。洎夫师次豫北，再入冀南，目睹父老流涕陈情，青壮怒目相视，尤以八路军和平建国之真诚，节节退让之举动，言行一致，感人更深。谁人处此能无动于衷耶？
树勋等歼敌余生，自不畏死，然尤不愿以歼敌之武器，加诸同胞，自残骨肉，贻害民族。况华北之敌，尚未放下武器，内外夹攻抗战有功之八路军，人间宁有此理？于是全军将士，转相告语，退出内战漩涡之声大起。其实此不只敝军之呼声，抑亦全国人民之要求也。
树勋等内省天职，外察众情，大义所在，不得不与八路军息战言和。命意无他，旨在为国家民族之前途，退出内战，求以和平民主途径建国而已。知我罪我，在所不计。更有近来，道路传闻，此次加命，乃为消灭杂牌，排除异己之运用。树勋等对此，不愿多论，所争者惟不愿再以人民养育之兵，供内战之用耳。
兹经全军公决，成为民主建国军，并推树勋为民主建国军总司令。公命之下，谨揭数事，以告国人。第一，本军坚决反对内战，并愿全国同胞，一致为制止内战实现民主政治而奋斗。第二，拥护蒋主席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之建国方针，国是应取决于民主的政治协商，不应以军事方式解决。第三，应立即联合各党各派，组织联合政府，以解决当前之政治危急。
上述三事，为本军今后行动方针，誓当努力以赴，百折不渝，并确信，大势所趋，和平民主必可实现。树勋等望治情殷，爱国心切。古有言，“民为贵，君为轻”，但求有利于人民国家，生死胥置之度外，成败利钝，更何所计欤！违命之愆，所不屑辩，全国父老，自有定评，区区此心，敢请共鉴。如果幸而教之，则幸甚矣！
民主建国军总司令高树勋率全军将士叩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十月三十日
看到高树勋的起义通电后，毛泽东十分高兴。11月2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给高树勋发来了贺电：
树勋将军吾兄勋鉴：
闻兄率部起义，反对内战，主张和平，凡属血气之伦，莫不同声拥护。特电驰贺，即颂戎绥。
毛泽东朱德
高树勋接到贺电，十分感动，于1945年11月4日又给毛泽东、朱德回了感谢的电报：
“抗战八年，生灵涂炭，实不忍再睹流血惨剧。此次暴动，纯为呼吁和平团结，并速组织联合各党派之民主政府，俾国家早登富强康乐之境，专电驰复，顺颂勋祺。”
1945年11月10日，“民主建国军”成立大会在太行山麓的武安县伯延镇隆重举行。参加大会的军民有两万多人。大会宣布开始后，首先举行了升旗仪式。升旗仪式完毕，宣读了中央军委命令，任命高树勋为民主建国军总司令，下辖范龙章第一军和乔明礼第二军。命令宣读完后，高树勋亲自率领全军将士宣誓就职。
大会结束后，晋冀鲁豫军区文工团到“民主建国军”驻地，演出了《白毛女》、《血泪仇》、《兄妹开荒》等节目。
起义之后，高树勋首次向参谋长李达郑重地提出了加入共产党的请求。几天后，高树勋又先后两次向刘伯承、邓小平、薄一波再次提出自己要求入党的问题。短短10之内，高树勋三次提出加入共产党的申请，可见心情之迫切。鉴于高树勋的影响，晋冀鲁豫中央局步敢擅专，于11月11日向党中央和毛主席发电请示：
高树勋三次要求入党，如何办理？请示。
11月1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给晋冀鲁豫中央局的复电：
中央批准高树勋同志加入本党。
同日，由邓小平、薄一波介绍，高树勋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安顿好了高树勋，毛泽东的兴奋之情溢于言表。他致电正在重庆进行谈判的周恩来等人，告诉他们：“高树勋率两个师起义，影响极大。”“此战胜利后，将给‘剿匪’军以大震动，我们拟公开发表”。“现今刘、邓清查缴获文件，为数必多，拟公开发表，击破国民党之诬蔑宣传。”
这不仅仅是军事上的胜利，更重要的是政治上的胜利，道义上的胜利。


毛泽东总结出蒋介石的两个基本弱点


高树勋起义，毛泽东总结出蒋介石的两个基本弱点
毛泽东在延安，细心听取了关于邯郸起义的汇报后，总结了邯郸起义的重要意义。
1945年11月12日，毛泽东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时说：“蒋介石的基本弱点有两个，兵心不固，民心不归。高树勋起义影响很大，起义通电传的很广，现在已令各处庆祝。”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共中央对各局、各区党委、各级政治部发出关于扩大邯郸起义宣传的指示。
12月15日，毛泽东亲自起草的《一九四六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的这份党内文件中，决定把“开展高树勋运动”，作为解放区十大工作任务的第二项，号召“开展学习高树勋运动”。
他说：“为着粉碎国民党的进攻，我党必须对一切准备进攻和正在进攻的国民党军队进行分化的工作。一方面，由我军对国民党军队进行公开的、广大的政治宣传和政治攻势，以瓦解国民党内战军人的战斗意志。另一方面，须从国民党内部去准备和组织起义，开展高树勋运动，使大量国民党军队在战争紧急关头，仿照高树勋榜样，站到人民方面来，反对内战，主张和平。”
为使瓦解敌军的任务落实到实处，毛泽东还提出“为使此项工作切实进行和迅速生效起见，各地必须依照中央指示，设置专门部门，调派大批干部，专心致志，从事此项工作。各地领导机关，则要给以密切指导”。
接到毛主席的指示，各大区、二级军区，甚至师、旅都加强了对瓦解敌军工作的领导和支持，充实了人力和财力，制定了详细的计划。“高树勋运动”广泛开展起来了。这个有着浓厚政治、军事意义的运动，唤醒了成千上万国民党军队官兵仿照高树勋的榜样，在战场起义。瓦解敌军工作成为毛泽东在战争中加速取胜的重要原因。
高树勋起义，对于想消灭共产党一统天下的蒋介石来说，不啻当头一棒。高树勋起义及平汉战役结束后，毛泽东命人从缴获蒋介石部署发动内战的大量文件中，选出重要密令７件，公开在延安新华社发表，使全国人民认清了国民党挑动内战的真相。蒋介石意识到，此时发动内战的时机还不够成熟，不得不又回到谈判桌上来。
1959年，国民党在台湾的“国防部”编的《戡乱战史》，对这个战役作了如下评述：
“是役（按：指平汉路战役，国民党方面称之为漳河战斗）之后，我军对平汉路既未打通，匪更奄有晋冀、冀鲁边之有利态势，对华中形成极大威胁；对华北更肆意窜扰，南北隔离，使我对接收华北工作发生极大的困难，尔后惟依空运部队接收平津，究以兵力有限，形成孤立，使政略、战略陷于被动，影响尔后之作战实至深钜。”
1946年1月，高树勋给蒋介石写信，以自己的切身经历，揭露蒋管区贪污腐败情景，要求国民党忠实执行停战协定，实行民主改革，实现政治协商会议的要求，召开国民代表大会，用普选方式产生真正的人民代表以成立正式联合政府，结束国民党一党独裁。
3月，高树勋当选为晋冀鲁豫边区参议员。3月21日，高树勋赴邯郸参加大会，以曾是国民党高级将领的身份讲话，谴责国民党二中全会破坏宪法草案修改原则。
诚如毛泽东所言，继高树勋之后，“走高树勋道路”的国民党军接连不断。
1946年5月31日，国民党第184师师长潘朔端率所部于海城起义。
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空军第八飞行大队刘善本上尉驾驶一架B－24型轰炸机起义，由成都飞往延安。
1946年9月，国民党第38军孔从周、刘威诚部起义。
1946年10月29日，毛泽东、朱德发来电报，祝贺民主建国军起义一周年。朱德还专门写了文章——《祝高树勋将军起义一周年》。在此之前，延安《解放日报》发表题为《国民党官兵起来罢战怠战》的社论，号召国民党军官兵，仿照高树勋的榜样，起来罢战怠战。


毛泽东回电（1）


毛泽东回电：“高树勋起义有功，必须保证他的人身安全。”
毛泽东在给高树勋起义部队起名字的时候，是颇费了一番心思的。
高树勋原来想叫“和平建国军”，但这个名字肯定是不能再用的，因为抗战时期的汪精卫伪政权的曾用过这个名字，已经臭的不能再臭了。沿用过去的“新8军”也不好，那是国民党的番号。最后高树勋从毛泽东提供的“人民建国军”和“民主建国军”中，选择了“民主建国军”。
那么，毛泽东为什么不同意把高树勋的起义部队编入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或“新四军”呢？
尽管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有很重要的一条，就是高树勋起义部队离真正意义上的人民军队还有相当大的距离。
高树勋起义之后，曾经在解放区接待过一名外国著名记者的采访，说出了这种距离：
“过去，我抽的是‘三炮台’牌香烟，现在抽的是旱烟。在天津，我那公馆里有暖气，我在这里只有一个炭盆。二十多年来，每天我都要喝一至三十杯白兰地，现在呢，只是偶尔喝一杯‘白干儿’（本地产的酒）。”
高树勋也许觉得这种生活水平的降低算不了什么，因为他本身就是在农村长大的，也吃过不少苦。甚至后来当了国民党的高官之后，闲着无事的时候，他也常骑马去农村，帮助农民收割麦子。
可是其他的中、上层军官呢？他们未必能适应这种生活。
在国民党军队中，有权、有势的是军官，而军官的成份最为复杂。
国民党军队的中、上级军官多出身于富家子弟，其中有的家人是为富不仁横行乡里的土豪劣绅，本人则是剥削欺压士兵的“小军阀”。这部分人，虽然在战场上掉转了枪口或放下了武器，但让他们心悦诚服地接受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纪律约束，谈何容易？
据内部资料记载，高树勋的“民主建国军”进驻武安地区的最初几个月，其驻地17个村的群众就怨声载道，几乎每天都有群众找当地政府请求高树勋部移防，甚至还准备赴边区政府请愿。根据地的群众与共产党的部队相处久了，自然容忍不了这种带有浓厚军阀习气的部队，尽管它已经“起义”。
为了把“民主建国军”建设成一支真正意义上的人民军队，晋冀鲁豫军区派去一批政治工作干部，到高树勋的军中建立政治工作系统。
派去的政工人员，在态度和方法上也不是没有可商榷之处。他们采取了解放区土改工作的方法，争取下级排斥上级，鼓动士兵反对军官。所以，他们与起义军官的关系闹得极不融洽。
对此，前去采访高树勋的外国记者有过一段生动的描述：
“再说，别看他（指高树勋）强作欢颜，我看得出他内心的哀伤。我说不出一个究竟，我只见他和共军指挥员同桌吃饭时很不自然，有点紧张，说笑很勉强。也许共产党的严肃态度使他感到不对劲，也许没完没了的政治宣传使他厌烦。也可能这是我的错觉，不过我当时确有此种感觉。”
猜忌的种子既然已经种下，就必然要结出分裂之果。
高树勋手下的中、高级军官颇有怨言，仿佛更加证实了政工人员的猜忌。
1946年底，在“民主建国军”内，发生了一起“特务案件”，把这种猜忌推向了极至。
当时因为解放区的部队供给困难，允许部队搞一些长途贩运，主要经营布匹及日用品。晋冀鲁豫军区派去的一名保卫干部，在集市上看见民主建国军的一位连长向一个商人举3个手指头，高度绷紧的政治神经使这位保卫干部认定，他就是向特务发暗号！
于是，这位形迹可疑的连长立刻被拘捕关押，哪里经得住具有丰富“肃反”经验的专职人员的审讯？如此这般一番严审，该连长招供出“民主建国军”内一批“通敌”人员，其中涉及到一些营、团级干部和更高层的领导。
于是，被招供出来的这些军官又被秘密逮捕，陆续被送到设在潞城的神泉村训练班审讯。这些军官多数没有扛住，又是一通招供，涉及的范围越来越宽，军官的级别越来越高，一时间“民主建国军”驻地内谣言四起，官兵人心惶惶。
事有凑巧，这边正在怀疑“民主建国军”“通敌”，那边高树勋的司令部所在地王庄，确有国民党人前来策反，来人是高树勋原来部下从西安派来的，带信给高树勋，让他“弃暗投明”。
高树勋为了表示自己清白，将信立刻送给军区首长，然后把人看守起来。没想到，此人半夜逃跑了。有人怀疑是高树勋有意放跑的，高树勋有口难辩。
这更加加重了军区政治机关的怀疑。军区领导当即做出内部决定，指定当时给高树勋当副司令的邢肇棠，每天跟着高树勋，进行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