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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浪之水(经典官场小说)-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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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梗概
我在整理父亲遗物时发现一本薄书：《中国历代文化名人素描》。书第一页是孔子像，旁边写了“克己复礼，万世师表”八个字，是父亲的笔迹。还有屈原，“忠而见逐，情何以堪”；陶渊明，“富贵烟云，采菊亦乐”等一共12人。
父亲在我出生那年被划为右派。他只是凭良心替同事讲了几句公道话。因此，他被赶出县中医院，带着我来到大山深处的三山坳村，当了一个乡村医生。我考取北京中医学院那年，他看了我的录取通知书，吼了一声：“苍天有眼”就一头栽在地上。
1985年我研究生毕业回到省里，在卫生厅办公室工作。本来我想去中医研究院，厅长马垂章点名留我，并破例分给我一间房。以后我常常同办公室的丁小槐斗心眼，可每次都是我吃亏。到年底丁小槐对我客气起来，说要给我介绍对象，又请我吃饭。过了元旦他提到评优的事，希望我提他的名，我答应了。事后同事小莫说我是老好人，我说：“反正只是个臭虫屁大的事。”
厅里要对全省的中药市场进行整顿，关闭一批。我和丁小槐去吴山地区调查。马塘铺市场假药泛滥，可那是马厅长的家乡。回来我把情况向药政处做了汇报，可丁小槐却对黄处长说材料不准确。我心里憋得痛，丁小槐指鹿为马我忍不住把事情告诉了厅里的老办事员晏之鹤，他劝我要学聪明点。
厅里花三十万买了一台进口新车。我觉得厅里车够多了，也不定每个厅领导都得有一辆车，一辆车一年要耗几万块钱呢，这样花钱对不起那些无助的病人。在一次支部民主生活会上，马厅长说道：“让人家说话，天不会塌下来。”我受到鼓励就把小车的细账算了，没提到任何人。马厅长说：“大家讨论讨论，真理越辩越明嘛。”就走了。接下来大家都批评我，连关系最好的小莫都说我的不是，我万料不到事情竟是这样一种结局。晚上小莫又偷偷来我宿舍，请我原谅，说：“今天说了违心的话，我没有沉默的权利，这是没有办法的事。”过几天马厅长在全厅大会上说：“我们有些同志，看问题有些片面性，缺少全局观点。”不久以后我就被调离厅办公室，到中医学会去了。女朋友知道这个消息，断然与我分手。
在中医学会一呆就是四五年，我结了婚，妻子董柳是市五医院的护士。婚后，董柳搬到我这里，过了一年，董柳怀孕了。我想想她每天拖着身子挤车上下班，可怎么行我想把她调到离厅里不远的省人民医院来，但要我求人，可难于上青天啊我逼着自己去找孙之华副厅长，孙副厅长要我去找省人民医院耿院长。我把董柳挤车的危险对耿院长说了，告诉他前几天董柳还被挤下车摔了一跤。他说：“真的如今什么都是假的，只有骗子是真的。”我陪笑着退出来，心里想着，惨啊，惨孩子生了下来，取名池一波。董柳奶粉啊等都要买最好的。家里几乎每天都火烧眉毛等钱急用，这也改变了我对钱的感觉。岳母来带一波，我到行政科去想讨一间房，没讨着。岳母就睡在门边的小床上，中间拉上一道布幔，我别扭得要命，可没办法。丁小槐提了办公室副主任，搬出筒子楼住套间去了。
一波三岁该进幼儿园了，董柳想让他进省政府幼儿园。我想尽了办法进不去，可丁小槐的儿子进去了。董柳气得滴泪。后来是董柳在外经委当经理的妹夫想了办法，一波才进去了。我叹息自己无能，手中没东西，人家凭什么要照应我按部里的布置，厅里抽人去湖区搞血吸虫调查，我也去了。在去之前的会上马厅长说：“这几年我省在这方面成绩是很大的，大家要珍惜厅里的荣誉。”调查在选址抽样方面做了精心安排，结论是发病率略有下降。”我知道数据不可靠，可我的角色早就被预设好了，我不能说。回到厅里我心里很不安，那些病人太苦了也太无助我写了真实情况想匿名寄到北京去，被董柳发现，撕碎，烧掉了。
“这一辈子怎么办呢人只有一辈子啊。”问题是董柳提出来的，我感到绝望，急得心里发痛，这六七年干什么去了责任啊良知啊人格自尊啊，那是谁都可以讲的越想讲自尊就越没自尊。
后来，马厅长的孙女呕吐脱了水，到省人民医院输液，几个护士都太紧张走了针。马厅长夫人沈姨大发脾气，听说董柳技术好，深夜派车接去，一针就打中了。沈姨留她在病房陪了几天，主动提出把她调来省人民医院。多年的愿望一下子实现，董柳哭了。
中医研究院原院长舒少华要我去他家。他拿出一封打印好的信，是写给省委的，上面列了马厅长七条罪状。有五十多个人签名，好几个是大名鼎鼎的专家，他希望我签名，我说要跟董柳商量一下，回来就把事情跟晏之鹤说了。晏之鹤建议我当晚向马厅长汇报，我急得直甩脑袋说：“啊呀呀呀呀呀我真做不出，这算不算出卖呢”我耷拉着头痛苦不堪，心中非常清醒，晏之鹤是对的我马上去了马厅长家，把事情说了。马厅长说：“七条罪状，你怎么看”我说：“欲加之罪舒少华他不是针对哪个人，是想搞垮我们的事业狼子野心”马厅长布置我去做几件事，我连夜就做了。第二天舒少华的阵线就崩溃了，签名的人纷纷找到马厅长表示忏悔。马厅长安排我报副高职称，又参加博士考试，都通过了。年底厅里下了文，调我到医政处当副处长，房子也搬套间了。想想这一年的变化，老婆调动了，房子有了，职称有了，位子有了，工资涨了，博士读了，我说话也管用了，真是天上人间啊不久，我由马厅长提名，被任命为副厅长，分管中医研究院。在研究院两年多，我主要做的事就是争取安泰药业股票上市，我是董事长。事前董柳在柜台交易中收集了四万多股，开市那天抛了，赚了三十多万，发财就像做梦一样。“你对厅里工作有什么想法”马厅长问我几次，我有了一种预感。终于有一天马厅长对我说：“省里找我谈了话，过六十岁一刀切。省里要我推荐一个人。为了保证工作连续性，我想推荐你。”我几乎要落泪说：“马厅长，我是你一手带出来的，无论如何，也要把厅里的既定方针贯彻到底”回去我把消息告诉董柳，她喜得手足无措。马厅长想在退位后到省人大谋一个位子，我说：“人大里面应该有我们的声音。”省委召我去谈话，问我有什么要求我说：“马厅长的话大家都服从惯了，我想有点改革，不要受干扰，还希望省里支持。”回厅里我建议马厅长离任后出国考察，顺便看看在洛杉矶读博士的儿子。他去了我就好办事了，我感谢他，可我不想因感恩当个傀儡厅长啊年底我回到了三山坳，在父亲坟前久久伫立。父亲，你相信人性，相信公正，对世界的理解有着浪漫的崇高。而我，却在大势所趋的口实之中，随波逐流走上了另一路。那里有虚拟的尊严和真实的利益，我因此放弃了准则信念，成为了一个被迫的虚无主义者。我在坟前跪下，把父亲留下的《中国历代文化名人素描》付之一炬。
1、父亲的肖像
父亲的肖像是在整理他的遗物时发现的。他已经死了，这个事实真实得虚幻。
那天从山上送葬回到土坯小屋，就失去了悲痛的感觉；悲痛在极点上持续，就不再是悲痛。那些山民，我平时称作婆姨姑嫂爷舅叔伯的，都在屋子里站着，翻来复去地说着那几句话：“人死了就活不回来了。”“再说老天爷要收人，毛主席他自己都没办法。”屋子里弥漫着烟雾。秦三爹不停地卷着喇叭筒给身边的人抽。这是我非常熟悉的气息，只有山里未经制作的土烟才是这样浓烈而辛辣。父亲生前经常在煤油灯下一坐就是几个小时，缓慢地卷起一支喇叭筒，凑在灯上点燃，吸完了，又开始卷下一支，一句话不说，就过了一晚。昏黄的煤油灯把山民们的身影映在墙上，看久了就会产生某种幻觉。在那些逝去的夜晚，我在父亲的对面复习功课，越过他的肩看见墙上的身影，一动不动，看着看着就觉得那身影不很真切，像墙上凹进去了一块。那些日子一去不复返，父亲在山中，在永远寂静的黄土深处。
夜深了，人渐渐散去。我在油灯下枯坐一会，在门坎上坐下来。今夜的风很大，也很纯，风中裹着一丝丝衰草的气息，这是山里面才能分辩出来的气息。没有月亮，稀疏的星星散落在天幕上，衬出远山朦胧的轮廓。山们这么沉默着，已经有无数世纪，这是山外人很难想象的。我在风中听到了一种声音，很多年来我都听到这种声音，像是召唤，又像是诉说。仰望星空使我想起了很久以前的岁月，时间尽头的岁月，还有那些遥远的地方，被称作天尽头的地方，那里一定有什么存在。可是父亲他死了，死了就活不回来了。我想不通一个人，怎么能这么轻易地死去，可这是真的，真的，这个事实无法拒绝。
我极度疲倦又极度清醒。无法入睡，我想把父亲留下的东西清理一下。几件衣服，几十本医学书，这就是一切。我把搁在横梁上的那口软牛皮箱取了下来，打开箱子我闻到一种陈旧的气息，这是藏在隐秘的时间深处的气息。我端起煤油灯照了照，里面是几本书躺在那里。我在平整箱底时忽然感到了中间有一块稍稍凸了出来，把油灯移近了仔细摸索，可以摸到一个明显的边缘。我的心突突地跳起来，一下一下生动可感。我仔细摸索了，那深红色的绒面有一侧是被刀割开了的。我小心地把手伸进去，慢慢地掏了出来，凑到灯下一看，是本很薄的书：《中国历代文化名人素描》。
书的封面已经变成褐黄，上海北新书局民国二十八年出版，算算已经三十八年了。我轻轻地把书翻开，第一页是孔子像，左下角竖着写了“克己复礼，万世师表”八个铅笔字，是父亲的笔迹。翻过来是一段介绍孔子生平的短文。然后是孟子像，八个字是“舍身取义，信善性善”；屈原，“忠而见逐，情何以堪”；司马迁，“成一家言，重于泰山”；稽康，“内不愧心，外不负俗”；陶渊明，“富贵烟云，采菊亦乐”；李白，“笑傲王候，空怀壮气”；杜甫，“耿耿星河，天下千秋”；苏东坡，“君子之风，流泽万古”；文天祥，“虽死何惧，丹心汗青”；曹雪芹，“圣哉忍者，踏雪无痕”；谭嗣同，“肩承社稷，肝胆昆仑”，一共十二人。我翻看着这些画像，血一股一股地往头上涌，浑身筛糠般地颤抖。那种朦胧而强烈的感情冲击着，我自己也无法给予确切的说明。我准备把书合上的时候，发现了最后一页还夹着一张纸，抽出来是一个年轻的现代人的肖像，眉头微蹙，目光平和，嘴唇紧闭。有一行签名，已经很模糊了，我仔细辩认看了出来：池永昶自画像，一九五七年八月八日。下面是一横排钢笔字：“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这是父亲的像啊，二十年了！一口一口地我喘着粗气，声音在夜中被放大了，像门外传进来的。山风呜呜地响着，天亮了。
2、公正在时间的路口等待
十年前，父亲带着我来到这个名叫三山坳的山村，那是一九六七年，我十岁。父亲在我出生那年被划为右派分子，虽然在六二年摘帽了，但在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中还是被赶出了县中医院。十年来，他就在这一带行医，活人无数。三天前，他突然倒了下去，就再也没有起来。
当时我正打算进山去采草药，刚走出村，就听见有人喊：“大为崽呀，你爸爸摔倒了！”我甩下竹篓就往回跑，到家门时看见父亲躺在地上，村民们都围着他不知所措。我跑过去掐着他的人中，没有反应，就哭了起来。秦三爹说：“送卫生院！”马上有人抬来一张竹躺椅，两根楠竹扎起来成了一副担架，马二虎秦四毛抬着就走，几个年青人跟在后面准备接替。我跌跌撞撞跟在后面，路上摔了几个跟头，下巴都摔出了血，也没有一点感觉。走到半路，父亲的身体老是往下滑，秦三爹把裤腰带解下来想把父亲的身子绑在竹躺椅上，正绑着他的手停了下来，眼睛望着我。我惊恐地问“怎么了？”秦三爹把父亲的手抓起来说：“大为崽，开始冷了。”
医生说父亲死于脑溢血，可我根本没有听说过他有这种病，我不相信。可人已经凉了。我在父亲全身上下摸着，把手插到身子下面去摸背脊，想找到一处温热的地方，又把衣服掀开来，脸贴在胸前细听，凉意传了过来，越来越明显，最后我绝了望。父亲抬回三山坳的时候，全村的人都来了，接着邻近的村庄也来了很多人。秦三爹说：“池爹他有后人，还是按老规矩办吧。”马七爹把自己的寿材抬来了，他拍着胸脯说：“我这把骨头，还可以熬个三年五年的吧。”我给他磕了头，马七爹说：“我受了你磕的这个头，棺材我就送给池爹了，他人真的好呢！”父亲还在的时候经常说：“做个好人真的合算，是最合算的。”他的话我懂了，却又不太懂。我还不能充分想象自己，吃了亏，还有什么合算。现在我似乎懂得了，做一个好人真合算的啊！
竹棚扎了起来，这就是灵堂了。我跪在那里烧了九斤三两纸钱，把灰用布袋装了，给父亲做枕头。守夜的那天晚上，马二虎下山请来了响器帮，买了两只花圈，还有鞭炮和冥币。晚餐开了五桌烂肉饭，有身份的人入席坐了，其它人自己拿只碗，在饭甑里舀一碗饭，加一瓢汤，再夹一撮剁辣椒，也算吃了一餐丧饭。九点钟一到，响器敲了起来。唱夜歌的拿着调儿唱道：“孝子磕头！”我还没反应过来，马七爹一捅我的腰，我就在灵柩前跪下了。响器停下来，放了一挂鞭炮，唢呐就吹起来。我平生没有听过如此凄凉悲婉的曲子，像天上飘来的声音，那调子都吹到心里去了。灵棚旁边升了六堆大火，烟弥散着，火光映着人的脸，在唢呐声中给人一种非人间的感觉。
第二天清晨出殡，他们给遗体把赶制出来的寿衣换上，按照父亲生前的交待，用一块白布把他的身子裹了起来。几个小伙子把我从灵柩边架开，我远远看见他们换了寿衣，裹上白布，又把许多生石灰塞了进去，再把白布一层层盖上。一切准备好了，又架着我过去见最后一面。我看见父亲躺在那里，只露出一张脸，像睡着了一样。我想到这就是永别了，哭得气绝。唱夜歌的庄严地喊道：“时辰到！”鞭炮响了起来。两个年轻人把棺材盖上，马七爹走上去长揖三次，拿着竹钉钉了起来。我挣扎着要扑上去，秦三爹说：“按规矩办！”两个年青人把我死死地架住，按在地上跪着。杠头唱了声：“咦哟嗬，起！”十六个人就把棺材抬了起来。主杆的前面站着一只翅膀被扎起来的雄鸡，后面是一只巨大的银色纸鹤。我端着遗像在前面走着，每一次换杆我都转过身来给抬杠的人磕头。唢呐在山间小路上凄婉地响着，唢呐一停，鼓和钹就响了起来，回声从四周的山上荡了过来。
到了坟场，坑已经挖好，秦三爹把雄鸡一把抓下来，宰了，倒提着，把血淋到坑底。两根粗大的绳索吊起棺材，缓缓地放了下去。我跪在坑边，头伏了下去。我闻到了泥土的气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气息，有着涩涩的腥味。我看着父亲无可挽回地离我远去。
父亲下葬后第二天，秦四毛来找我说：“这里有封信是你的。那天我碰了乡邮员，他要我把信带给你。我给池爹了，他看了以后就倒下了。我这几天只记得忙，信塞在口袋里都忘记了。”我接过信一看，是我的入学通知书，北京中医学院，我考上了！可是，父亲却因此离开了我。当时父亲接了信，盯着信封看了好一会，口里说：“可能是的，可能是的，等
大为崽回来再拆。”可还是忍不住拆了，看了后仰面哈哈大笑起来，一只手举了上去，吼了一句：“苍天有眼，公正在时间的路口等待！”说着一头栽在地上，就再没有起来。
我完全明白为什么那份通知书会给父亲那样巨大的震撼。
我出生那年父亲被划为右派。其实他并不热心于政治，在鸣放中也没说什么。他的同事朱道夫在整风会上给县中医院的吴书记提了三条意见，吴书记当时很虚心地接受了。可一个星期以后风云突变，那三条意见成为了向党进攻的罪状。朱道夫大感意外，声泪俱下地表白自己对组织的赤胆忠心，何况，公布的罪状与当时的发言相去实在太远。他哀求那天参加会议的人出来作证，可大家都沉默了。这天晚上朱道夫来找父亲，一进门就跪下了，请他出来说句公道话。父亲没有迟疑就答应了，在他看来，这不过是维护自己做人的起码原则，他并没有足够想象力去设想站出来陈述一个事实意味着什么。朱道夫当时拉着父亲的手连声说：“好人，好人啊！”可父亲的证词毫无意义。吴书记笑着问他：“是这样的吗？你再想想？”父亲认真地点点头说：“我以人格担保。”书记又笑了说：“你的人格就那么值钱？”又一只手在父亲眼前一点一点说：“再好好想想，仔细想一想。”父亲被激怒了说：“才多久的事我会记错？一个人他做人总要实事求是。”吴书记反问他：“那你的意思是组织上没实事求是？”
我就是在那一年出生的。父亲怎么也想不到，那几分钟的对话，要以几代人的牺牲作为代价。在六一年，爷爷又气又病还吃不上饭，饿死了。我从小就生长在歧视的眼光之中，六一年我四岁，整天饿着向大人要吃的。后来父亲告诉我，那一年大人都得了水肿，而我常常是坐在门坎上碗不离嘴就把一碗饭吃下去了。“文革”来了，父亲挨了斗，戴着尖尖的纸帽，敲着一面铜锣游街。那时我在读三年级，我迷惑了。难道父亲不是好人吗？好人怎么会被游斗呢？不是好人他怎么常常告诉我要做个好人？那时我心中装满了“黑帮”和“潜伏特务”一类的词，真不敢把这些词与父亲联系起来。同学们唱着“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的歌，我就恨不得找一道地缝钻进去。后来人们就忘了他，抓活老虎走资派去了。那时朱道夫常到我家来和父亲说话，两人同病相怜。六七年底，《人民日报》登出了文章，“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这时朱道夫突然站出来揭发了父亲，说父亲讲了怎样的反动言论，而自己讲的那些话，不过是为了引蛇出洞，让池永昶充分暴露活思想。这样父亲就下放到深山之中的小村三山坳来了。而母亲，她无法接受这样的现实，带着五岁的妹妹离开了。朱道夫因为揭发有功，就留在县城了。没有人比我们更懂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这几个字的沉重份量。我读了初中，尽管成绩优秀，仍不能升高中，回到山里成了一名社员。而父亲他倒是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成为了远近闻名的乡间医生。
我的命运似乎已经确定。父亲开始教我探脉、采药、配方。我崇敬他，但内心却强烈地反抗着这样的命运。就这样过了五年，我也是一个乡间医生了，我认了命，不再敢奢望命运会有任何转机。从我懂事以来，父亲从来没有打骂过我。唯有一次，我在绝望中轻声抱怨了几句，怨父亲不该为朱道夫那个猪都不如的东西说话。万没想到父亲突然发了脾气，身子簌簌抖着，一根指头一点一点地指着我，说：“崽子，你还没有学会做人，做人！”看着父亲身子颤抖，我很后悔，自己戳到他视为神圣不容亵渎的东西了。当时父亲说：“我一辈子什么都没有，就图了个清白。我死后用白布把我裹起来，你别忘了。”开始有人给我提亲了，我竭力地推辞着，却感到了巨大的阴影正在一步步无可阻挡地逼近。我绝望了。这天初中同学胡一兵和刘跃进来到了三山坳，告诉我一个惊人的消息，中国的大学要开考了。我说：“高中都不让我读，还让我读大学？”他们互相望一眼，都不做声。他们走后我把这件事告诉了父亲，那一天父亲整夜没睡，垂着头在灯下一枝接一支抽烟。我装着睡着了，咬着被子，眼泪把枕头濡湿了很大一块。清早父亲对我说：“我下山走一趟。”就进城去了。晚上回来喘着说：“你可以考，我问了，你可以考！”边说边把拳头对着土墙用力打去，皮都破了，血渗了出来。
我豁出命来读了三个月的书，在十一月份参加了全省统考。从那以后父亲每天就坐在门坎上，望着乡邮员走上来的那条小路。虽然要一个星期才送一次信，他还是每天那么望着。消息传来，刘跃进和胡一兵都拿到通知书了，一个到武汉大学去学哲学，一个到复旦大学学新闻。我简直没有勇气面对父亲那若有所询的眼光，垂了头恨不得夹到胯里去。父亲说：“就算没考上，那还能怪你吗？也可能是他们讲政治条件。”我心里想：“没考上明年还可以考，要讲政治条件我这一辈子就吹灯拔蜡了。”我强烈希望是自己没考好，那样明年还有希望。没想到录取通知书最后还是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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