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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船去中国-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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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王家还是走不出去一个人，因为找不到经济担保，找不到邀请信。这可真的是奇怪的事，当初他们为自己家的海外关系吃足了苦头，现在海外关系吃香了，海外的亲戚们到一个个都缩手缩脚，连寄贺年卡时都不愿意写详细地址，生怕会提什么要求出来为难他们。奶奶更是杳无音信，纽约熟人辗转传过来的消息说，奶奶并没有死，就是不想再和家里人联系了。王家真的像是搁浅的大鱼一样，被搁在了上海。后来，每次送别人出国，家里都不提那个“走”字。
这次，算是轮到范妮家扬眉吐气了。自费出国的消息频频吃紧的时候。打算出国的，人心惶惶，象当年国民党撤退时那样。范妮终于赢得了她想象中隆重的羡慕。从范妮得到美国语言学校的签证以来，不是他们请大家吃饭，跳舞，告别，就是别人请范妮吃饭，跳舞，告别。这次，范妮在别人的脸上看到了被掩盖在笑容里的悻然，那是还没有能够得到外国签证的人，席家的人，虞家的人，郭家的人，盛家的人，祖上和他们王家有生意上，亲属联系的人，当年都是有千军万马在外国的家族，后来也和他们一样被自己那复杂的海外关系折磨得死去活来的人，现在却找不到任何一个海外关系，可以帮助他们离开上海。范妮发现，他们看她的样子，象牢里的人看着天上的鸟一样。范妮于是猜想，大概从前自己看别人，也是一样。真正到了发急的时候，就像美国罐头的姐姐那样，找到一个烂水手，也要嫁到外国去。那种在渴望逃亡中煎熬的眼神，范妮实在太理解了。
签证下来的日子里，范妮时时在心里劝自己相信，自己是真的就要到纽约去了，去祖上和洋人做生意发家的国家，去爷爷和叔公从前留学的地方，去现在婶婆仍旧住的地方，去传说中奶奶隐名埋姓生活了三十多年的地方，如今，她是真的要去纽约，当一个真正的外国人。范妮每天都劝自己相信这一点，可是总是象做梦一样，怎么也不能相信。看了自己护照上的签证，看了写着自己名字，目的地是纽约JFK的飞机票，还有曼哈顿岛上的语言学校入学通知书，还是不能真正相信。
如今，还有最后一晚上，终于是要离开这里去美国了。自己也会像那些离开的人一样，一去不回头，毅然决然，音讯全无，连衣锦还乡都不要了，只求自己在美国像婴儿一样重新开始。
“坐楼上还是楼下？楼上是有台布的，豪华点。楼下么，就实惠点，自家人来吃饭，将楼下的桌子拼起来，也蛮好。”胖胖的女跑堂招呼着这家人，维尼叔叔常到红房子西餐馆吃大菜，跑堂的人都认识他，所以用自家人的语气商量着说话。
维尼叔叔用手揽过范妮的肩膀，对女跑堂说：“今天是大日子，我家范妮明天就到美国去读书了，家里人最后聚聚。”
“告别宴会啊，”女跑堂看了看范妮，范妮对她突然笑了笑。范妮也可以算是个白净的上海女孩子，头小，高鼻子，带着一点宁波相，但她一笑，脸上那种带着点孤僻的清秀样子就被她的笑打乱，她笑得很用力，一双眼睛大睁着，带着紧张，一点也没有清秀女孩子应该有的甜。女跑堂也对范妮客气地笑笑，她并不喜欢这样就是不说话，也一副小姐相的女孩子，于是女跑堂收回眼光，说，“那么，总归要上楼去。”
女跑堂说着，自己就先上了楼梯。红房子的楼梯又小又窄，是木头的，踏上去吱吱嘎嘎地响。
高大的叔公一个人就把楼梯塞得满满的，虽然他已经衰老，但走路的样子仍旧不肯示老。他的呼吸像老人那样，是粗重的，带着咝咝的不畅通的声音，但他还是努力收着自己的肚子，腰背都是笔直的，保持着一生都常常运动，又谙风情的男人的样子。他将一条真丝的小方巾系在灰色的衬衣领子里，包着皮肤已经非常松弛的脖子，敞着黑色的派克大衣，他声音洪亮地说：“这喜乐意的楼梯几十年过去了，还是小得来，暗得来，到底缺少派头。”
要是按叔公的建议，范妮的最后一餐，应该去希尔顿酒店的扒房，吃法国大厨子烧的正宗法国大菜。叔公是在一班在恩派亚公寓后面的网球场打网球的人那里了解到的上海行情，那里是上海最时髦，最惯派头的地方，最适合叔公的脾气，就象他当年要跟年轻的美国领事比汽车那样。美国领事用的是政府的钱，而叔公用的是家产。但如今，家里人心里都明白，叔公是不会为自己的建议花钱的，他就是建议而已。按说，他是王家的主要继承人，从上海带去的诺大家产，祖上与美国人多年生意上的代理关系，连同当时从上海船运到香港的新款雪佛莱房车，就是和美国领事斗富用的，都是叔公在享受。就算五十年代时，王家在香港投机股市，受到重创，王家在香港从此一蹶不振，但还是瘦死的骆驼。王家的女人没有一个进舞厅谋生的，王家下一代的孩子们照样送到美国留学，叔公还是花天酒地了一辈子，还在香港养过一个过气的上海歌星。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流行人造革的时候，他一时兴起，就把他家里椅子上的真皮面子，全换成了人造革的。但他回上海来以后，张罗着买侨汇房，但也没有买。说冬天没有取暖太冷了，要买个大暖气，但还是没有买。他计划得头头是道，但从不真正花钱。在范妮出国的经济担保上，他让已经离婚多年的爱丽斯婶婶出头，总算动用了自己的面子。可是无论如何，他是家里的恩人，也不能让他出这个钱。所以，当时大家都转过头去看爷爷。爷爷垂着眼睛，当没有听见，接着跟维尼叔叔商量红房子的事情，叔公的建议也就不了了之了。
爷爷再三问，是不是吃得到正宗的红房子菜，象烙蛤蜊和牛尾汤，但大家都知道爷爷心里想的，实际上是价钱。这一大家人到红房子去吃一顿正餐，加上酒和汽水，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多少年以来，这家里的人，等于只有爷爷一个人有一份正常的工资，因为在造船厂做工程师的关系，爷爷的工资不算低，但要养范妮，维尼叔叔和郎尼叔叔都吃在家里，所以实际上，家里一点也不比一户都有正常工作的工人家庭宽余，但还要请一个钟点工人来洗衣服和清洁。爷爷名下的确有一小笔美金遗产，是当年分家时王家为爷爷在香港存下的，被奶奶取走一半带到了美国，剩下的就不多了。全家人都知道那是断断不能动的救命钱，等到下一代能送出国去，才能用的。
这家人心里明白，但彼此从来不说破这捉襟见肘，从来不想要去希尔顿吃饭的念头。路过那开在华山路上的那个金碧辉煌的门厅的时候，范妮连向里面望一眼，都没有。她不肯象一般的上海小市民那样，在大酒店前面探头探脑的。她心里就不那么喜欢希尔顿这样的地方，云鬓香衫又回来了，拉玻璃大门的仆欧穿得象法国将军一样，但她家的人，却失去了这一切，连进去吃顿饭，都得下决心。其实，王家的人不愿意下这样的决心。要是叔公说他来请客，范妮想也许大家心里会高兴的，叔公请得起这顿希尔顿的法国大餐，他的港币直接可以在希尔顿的帐台上结帐，不用范妮家付高价的人民币转成外汇券。可他偏偏不说这个意思，别人也不愿意硬要刮皮，王家留在上海的这一脉，败是败了，可自尊心还在。
叔公怎么懂得范妮家这一脉困守在上海的人曲折的心思。可是，家里也没有一个人出头对他解释清楚，他们到底是不愿意撕破那一点薄薄的体面。
“老先生晓得我们从前叫喜乐意啊？”女跑堂回转头来说，“侬是老吃客了！”
叔公大笑着说：“从前这里是随便点点饥的地方呀，现在倒这样有名气，真想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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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里，中央里的人都特地来吃饭，生病了，只想吃我们这里的东西，专门叫了军用飞机来运我们一客虾仁杯到北京。王先生晓得的。”女跑堂说，“就算是文化大革命，咖啡馆和西餐馆统统改成饭店，馄饨店，我们照样开自己的店，就是北京来的红卫兵，到这里来吃的也交交关关，老早的大户人家来吃的，也照样是有的。还有老早的电影明星，老早的小开，什么人都有的。也算怀旧吧”
维尼叔叔在后面附和着说：“是的，这些年，在红房子里做的人，世面见得最大了。”
“那小姐你倒看一看，我是什么人呢？”叔公偏过身体来，逗趣地说。
“甄盛，到了！”爷爷在后面提醒了自己的哥哥一声，也打断了他的话。
和楼下光秃秃的桌子相比，楼上的长桌子上铺了白桌布，墙上挂了复制的西洋风景画，还有用茶色玻璃做罩的壁灯。虽然桌布上斑斑驳驳的，有洗不干净的番茄沙司留下来的金黄色，西洋风景画也复制得一点也不见风雅，比维尼叔叔画的差多了。画框是烦琐的巴洛克式的，可花纹是用石膏翻出来的模子，粘在木条子上，再涂了金粉，范妮一看就知道那画框经不起摔，只要轻轻一摔，上面的石膏花纹就会裂开，是那种强要面子的蹩脚货。可是到底这里多少有点想要讲究的态度，象个想让人舒服吃饭的地方。
这家人的兴致高了一点，各自将身上的厚外套脱了，纷纷落座。爷爷，叔公，范妮的爸爸妈妈，还有妹妹简妮，维尼叔叔，郎尼叔叔，还有范妮，真正自家人的晚宴。长条桌上，范妮坐在爷爷的右手边，叔公坐在桌子的另外一端，本来应该是女主人坐的位置。虽然这不是规矩的坐法，但到底也有自己的道理，叔公总算是家里的长辈，范妮是今天最重要的人。
范妮坐下后，将餐巾在腿上搭好，她记得维尼叔叔卖出了一幅小油画给离任的美国领事以后，带她到这里来吃过一次公司大餐。当时他不想请郎尼叔叔，因为他永远是吃白食，不肯回请的。因为不请朗尼，所以也不好请爷爷一起出来，他们只好两个人去庆祝维尼叔叔第一次把画卖出了五百美金，那是个天文数字了，还是绿钞票。那一次，维尼叔叔教过她这个规矩。在家里，范妮有时用刀叉吃炸猪排，但不用餐巾。
她偷眼看了一下爷爷，他也将餐巾搭在腿上了。
这时，她看到夹在爸爸妈妈中间坐着的妹妹简妮，她拿着餐巾迟疑了一秒钟，然后象爷爷那样搭在自己的膝盖上。简妮只用了一分钟，就从爷爷那里学会了餐巾的放法。范妮最恨妹妹的机灵，那种像上海人一样的机灵。对范妮来说，从小在新疆长大的妹妹与从小在上海长大的自己平起平坐，是不能容忍的，这简直就意味着范妮的失败。
简妮向范妮望了过来。她知道范妮会想要看她的笑话，笑话她是没有进过红房子西餐馆的乡下人，范妮一向将上海以外的人称为乡下人，就是自己在新疆的亲人也不例外，而且更加苛刻，好象他们都欠了她一样。简妮的眼睛很大，而且特别的黑白分明，有着像探照灯一样的神情。当简妮和范妮的眼睛对视的时候，简妮把自己的眉毛往上挑了挑，简妮要让范妮明白，自己刚刚也看到了她偷眼观察爷爷，她们两个人其实一样，都是从爷爷那里学来的。
范妮最恨妹妹这种不甘心。
简妮跟着爸爸妈妈学了一口地道的上海话，小时候吃的奶粉，念的儿歌，穿的皮鞋，都是潜心万苦从上海带去。即使是生活在新疆，爸爸妈妈也坚苦卓绝地将简妮养成一个上海小孩。在大学里，同学都以为她是上海考生，她也从不说起家在新疆，而是和上海同学一样，每个星期六回家去，把衣服带回家来洗，说上海话。可是，范妮捉得出她的英文里有不是上海人发音的微小的区别，发“ou”这个音时，简妮的生硬。简妮有时和叔公用英文说话，范妮听着，什么都不说，简妮常常说出一些非常文雅的英文词来，范妮听不懂那些长词。但她脸上带着浅浅的笑，一个一个地捉着她发音里的那个“ou”，心里轻轻说：“到底不是上海人。”就象听爸爸妈妈说话一样，他们都是从小在上海的花园洋房里长大的人，但是说着说着，就转成了普通话，他们的普通话绝不是上海人的那种普通话，而是地道的新疆普通话。他们到底从二十岁到新疆，大半辈子都不得不说带着兵团味道的普通话。爸爸妈妈的脸上看不出什么，但他们的手，却是和脸大不一样的粗红，指甲大大地包在手指尖上。范妮知道他们的手原来一定不是这样的，因为她和简妮的手都是薄薄的，细长的那一种。为了不要强调他们的手，爸爸妈妈从来不戴戒指。
范妮知道自己恨得莫名其妙，但她忍不住为已经能看出来不是上海人了的父母和妹妹而感到耻辱，就象为自己家的败落感到耻辱一样。她恨他们到底不象上海人，不象是这个家走出来的人，但是范妮也恨他们将自己硬占在上海人的位置上，想要和自己平起平坐。有人说，这是因为范妮从来没有跟着父母在新疆长大，没有感情。但范妮觉得他们要不是自己的亲人，自己倒不一定这么恨他们。
简妮和范妮隔着桌子对望，她们的长相里都有一种硬，范妮是硬在笑的时候，简妮是硬在看人的时候。
她们彼此都确定对方是在妒忌自己。
简妮的功课比范妮好得多，她考上了爷爷当年学的电机专业，而且还是交大的优等生。因此简妮觉得自己才给爸爸争了光，给爷爷争了光，给王家争了光。而范妮的作派比简妮洋气，说起美国的事，象是说上海一样熟悉，范妮觉得自己才代表了王家留在上海的一支，虽然穷了，可是没有走样。她们两姐妹都觉得，自己才最象是从这个家里走出来的人。
但是实际上，她们只知道自己家的祖上当过美国洋行的买办，很有钱，后来，逃到香港去了。可他们对香港的那一套规矩一窍不通，又看不起那个小地方，自以为从大上海来，不肯用心，就慢慢地败了家。她们并不知道更多的，也无从知道，爷爷对自己家过去的事避而不谈，外人的谴责，类似买办是帝国主义帮凶，卖人口，贩鸦片，都是他们干的坏事，是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她们不愿意相信。父亲和叔叔这一辈更多的回忆，是一个电机工程师家庭的，对大家族的历史，也是道听途说，再加上了被剥夺以后的美化，所以，她们心里明白有些说法是不可信的。简妮和范妮，在种种笼罩她们生活的谜团中长大起来，将从前和自己的家有着万千联系的美国，当成自己伟大的理想，在她们心里，是要跳过一个时代，直接从美国回到自己家族从前的时光。这个愿望，对于她们这一代来说，像飞蛾扑火一样情不自禁。
在范妮得到签证以后，爸爸正式向范妮提出来，等她到了美国以后，要帮简妮寄美国学校的申请表过来，还要说服婶婆再为简妮做一次经济担保。简妮回上海，考上交通大学，在新疆就算是上海支边青年家庭的一次“胜利大逃亡”了，但她是王家人，她逃亡的目的地并不只是上海，也是美国。他们也把上海当成了简妮的出国预备部。范妮心里琢磨过，要不是自己早就不考大学，铁了心要出国，也许爸爸妈妈都会以为，还是先送样样出挑的简妮出国更合适吧，也许连爷爷都会这么想。因为简妮考上了他当年学的专业，拿出了一副做他接班人的样子。倒将成长为一个地道上海人的范妮挤到一边。范妮有时心里暗暗冷笑简妮的愚蠢，她不知道爷爷心里根本就不想让他的下一代再当中国人了，更无所谓上海的电机工程师，这么多年，爷爷从来不间断地找机会送范妮走，就是想让她当一个外国人。简妮根本不知道，爷爷的伤心事就是当时自己没能将一家人从上海带走，弄得家破人亡，一生蹉跎。她只是想讨好爷爷，让爷爷接纳自己是正宗王家人。范妮想着，看了一眼爷爷，他脸上照样子是什么表情也没有，只是平静地看着菜单。范妮一向明白，爷爷对自己有特别的疼爱，但她并不很知道他的心里到底有什么，他到底计划和盘算着什么。但范妮却转过眼睛去，很有靠山似地看着妹妹。妹妹虽然是家里两代人中的第一个大学生，终于为王家在大陆重新争回了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安慰了爷爷。但范妮出了国，这才是爷爷真正的心愿，范妮终于更胜一筹。
简妮先移开眼睛，偃旗息鼓。她嘴角浮出一个笑，好象是在嘲笑自己没本事，又象在讥笑范妮不自量力。
范妮笑了一下。因为她知道，简妮一定意识到，她简妮的命运有一小部分掌握在范妮的手里。范妮不光先用了家里供人留学的钱，还得帮助她说服婶婆再做一次经济担保，准备一次税单，财产证明。当时婶婆拖了快要一年才终于办好，所以，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管简妮心里有千万的不甘心，她觉得自己才是那个应该先去美国的人，但范妮到底是在简妮还在上中学的时候就开始申请出国了，范妮到底先拿到了经济担保，范妮到底先下手为强。范妮到底站在上风。而简妮现在再不甘心，也只有求范妮帮忙的份。
八十年代的时候，在红房子西餐馆楼上当跑堂的，真的是些见多识广的人，他们见过上海来这里吃西餐的各色高级人物。那时，它还算是上海最出名的西餐馆，来这里吃饭的人，都很庄严地对待这顿饭，就是比范妮家更有根底的大户人家，到了文化大革命以后，去一次红房子西餐馆，也多少有点隆重。好多年以来，到红房子西餐馆吃饭，一方面是吃一次正式的西餐，另一方面，是看无论如何也想要讲究一点的客人。那是个可以从一个人吃相猜度这个人身世，遥想沧海桑田，多少享受到一点旧生活方式，而且可以甄别同类的地方，被上海咖啡厂出产的咖啡，或者是云南咖啡厂出产的咖啡那种沉闷的香气淡淡熏着，在这里吃饭的人都有点想入非非。有的人喜欢把自己打扮成另外一种人，而有的人忍不住要露出自己的一点点本相，象阿拉伯女人难得也拉开面纱那样。客人们大都是提着精神的，不止为了一顿上海化的法国餐。
实际上，是这些客人使得店堂变得有趣，也有名。在二楼服务的跑堂，也渐渐磨练了从客人的做派上分辨不同社会地位的眼力。这也正是范妮一家都感到舒服的地方，他们还是乐意被人猜度自己家的从前，但自己一言不发。当时，希尔顿一楼“扒房”里高级的法国餐馆，拿不出大把外汇券的人，根本坐不进去。听说是一坐下去，就是250元，还要加15％的服务费。只有在上海两眼一抹黑，什么也不懂的外国人和猖狂的暴发户肯到里面去吃饭。据说，在希尔顿酒店的扒房里有整套不锈钢的西餐具，每一道菜都用不同的刀叉。照理说，应该是从外到里，一套一套用过去，但是没有一个暴发户会用，拿了吃鱼的刀用力割牛肉，力气用得连指甲都发白。而在红房子，虽然只有一套餐具，勺子还常常是铅皮做的，但客人里，常常能见到把一客炸猪排也吃得优优雅雅的人，一张猪排吃下来，刀叉在盘子上不会发出一点过分的声音，嘴上，桌上都干干净净，吃完了，懂得将刀叉好好地顺向一边。那都是不肯些进扒房的人，除了经济上的原因，还有自尊心的原因，以及小小的，但不屈不饶的虚荣心。
红房子的店堂里，总有一些慕名而来，没有受到过怎么吃西餐教育的人。他们到了红房子西餐馆的长条桌子上，多少有点心慌，生怕被人看出自己的洋盘。于是他们用眼睛飘着已经在吃的人，看他们哪个手拿刀，哪个手拿叉，汤快喝完的时候，是把勺子往向着自己的方向刮，还是往反方向刮。一边在心里温习。
看到将一副刀叉拿得比榔头还要重的人，跑堂的人就在客人点菜的时候一一告诉他们，要么洋葱汤，要么牛尾汤，要么乡下浓汤，要么奶油蘑菇汤，总之汤是要每个人自己吃一份的，不可以来一份洋葱汤，一份牛尾汤，放在桌子中间，大家伸勺子过来喝；汤不喝完，后面的主菜是不可以上来的，所以不要把汤留着过后面的主菜吃，这样后面的主菜就永远也上不来；一个人要一份主菜就足够了，不用一道一道地点；小面包是奉送的；火烧冰激凌倒是可以和饭后的咖啡一起来。他们大声教导着，不管客人的脸已经胀得通红，在上海，每个人都知道当“洋盘”是多少失面子的事情。但是他们并没有捉弄人的心思，只是真的想客人按照规矩吃西餐。看到客人象赫鲁晓夫那样把餐巾的一只角塞在衣领里，象小孩子的围兜兜一样用，却不说什么，他们认定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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