慢船去中国-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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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现在，看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自由来到了范妮的面前，书上说，只要坐上从世界贸易中心底下出发的地铁，就直接可以到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下，只要一个token；　就可以站在博物馆的大门口了。
　　范妮的眼睛酸了，她闭上眼睛准备睡觉，但她的脑子清醒极了，这正是上海的下午四点钟，太阳光浮白地照在灰色的墙上，象影子一样，冬天的梧桐树干上，黄得旧旧的。那样的情形，回想起来，除了感伤以外，还有一点阴郁的浪漫。冰凉的室内，就是手里握着的一杯热茶是暖的。那时候在上海，是这样的盼望着美国啊，象一个流浪的人盼着回家。在婶婆那里，证实了维尼叔叔的说法，爷爷当年留在上海，没有响应奶奶，带着全家申请去香港探亲，借以逃离大陆，是因为当时妒忌压制爷爷的那个造船厂总工程师跟着国民党逃亡台湾，爷爷以为自己终于可以有用武之地了，不肯轻易放弃。这是命运。奶奶消失，这也是命运。“怎么不好的命都摊到我们家里呢。”范妮忿忿地想，托尼就可以连句上海话都不会说，他对范妮的客气，其实是对穷亲戚加上communist的敬而远之。
　　第二天的上午，范妮真的按照婶婆给的旅行书上的线路，去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门厅里熙熙攘攘的，到处都能看到兴奋的参观者。
　　范妮将展厅一个一个地看过来，一一回忆起维尼叔叔漏夜送还的那些画册上的世界名画，许多的裸体女人，健壮到肥胖。许多的耶稣，在许多的十字架上流着血。范妮开始的时候还努力辨认画家的名字，回忆它们翻译成中文以后，大概会是谁，但很快，范妮就放弃了，她的心里一直很紧张，怕时间不够用，怕自己漏掉了好看的，著名的东西。那是在上海看借来的画册时的心情，匆匆的，含含糊糊的，总象是没有看懂。维尼叔叔有些总是在晚上悄无声息地走进家里来的朋友，他们都是学画的人，那些画册就在他们中间传来传去。有时还有一个斯文的中年人，也一起来，香烟抽得很凶。他象个老师一样，给他们讲世界美术史。中世纪，文艺复兴时代，印象派，他管那些画册上的画叫masterpieces。维尼叔叔让范妮在一边听，其实范妮也听不久，就睡着了。她的头发里总是粘满了一角三分钱的阿尔巴尼亚香烟干燥的臭味。在大都会博物馆，范妮依稀回忆起被翻得象布一样软的画册。看到拉菲尔甜蜜的圣母和圣子像，找到了凡高画的法国乡下卷曲的松树，还有法国印象派画的色彩缤纷的客厅，海滨，街道和咖啡馆。她一时以为，自己是走进了那些维尼叔叔借来的画册里。那些画册是维尼叔叔的命根子，他后来和那个斯文的中年人萧先生绝交，因为维尼叔叔实在不舍得把一本画册如期还给他，于是，维尼叔叔谎称，将画册放在脚踏车的书包架上，在路上丢了。其实，那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维尼叔叔是个不会吹牛的人。
　　在那里，范妮看到了一个为抽象派画家办的特展，广告上说，那里有特地从全世界各地著名的博物馆里借来展览的抽象派杰作。她看到了康定斯基，克利，在那里颜色鲜艳，但是却看不出来到底在画什么的画前面慢慢地走过，范妮想起了贝贝的脸，他像女孩子那样的清秀的脸，像是莫迪阿尼画里的脸，在她的上海记忆里浮现出来，范妮第一次为自己童年时代的一个熟人感到痛心，她的眼泪突然涌了出来，感到自己是在为这个长年住在疯人院里的人看这个从世界各地的大博物馆来的最好的抽象派画展，原来没有一个花瓶像贝贝画的那样，那是上海1970年诞生在贝贝想象里面的抽象派画。
　　范妮看到一幅白底子，上面画着两道蓝色直线的画，一个学生参观小组站在那里，她正要绕过去，突然听到带队的老师说，这是美国抽象派作品的杰作。范妮于是停下脚来，回过身去，在展厅中间的沙发凳子上坐了下来。她眺望着那两条象用尺画出来的蓝色直线，那是美国画家1968年画的，1970年的时候，贝贝的脸瘦得发青，细长的手指上老是有洗不干净的颜色，听说他画画从来不用调色板，怕浪费颜料。但他还是画了那么多花瓶和方方的像盒子一样的玫瑰花。后来，被维尼叔叔都剪碎了，扔掉了。他还是做梦都没有想到过，画两条直线，蓝色的，才是抽象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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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孩子在那张画前面起哄，范妮听不清楚他说的英文，可是听懂了他的意思，他是说，这样的画他也可以画出来。老师随口就给了他一个great，但范妮却讨厌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孩子，讨厌老师这样鼓励他，她想自己是妒忌了。
　　范妮一直不停地走着看着，实在走不动了，就找一张展厅中间的沙发凳子坐下，面对画坐着，这样可以歇歇脚，而不歇眼睛。这是她第一次看到西洋油画的原画，走得很近的话，还可以看到画家在颜料上留下的笔锋，还有刮刀的痕迹。这些痕迹表示着它们的真实性。范妮想起了维尼叔叔房间里永远散不去的松香水气味，那是维尼叔叔画布上散发出来的。范妮又想，自己也是在为维尼叔叔看这个博物馆的。参观的人们像水一样地在她面前流过，那队来参观的孩子又来了，有点肠肥脑满的。她想，自己大概可以算得上是整个博物馆里面最应该受到欢迎的那个人，她是经过了千山万水那样无尽的痛苦，才到达这里的。
　　到了下午的时候，她累得实在想吐，于是就找了个厕所进去，关上门，在里面吐掉一直不停从胃里翻上来的早餐，一片吐司面包，一片烟火腿肉，悉数从胃里吐出来，好象它已经停止工作了，吃进去的东西动都不动，只是多了一股酸味。范妮吐了以后，人也清醒了些，她走出去，洗了洗脸，接着看画。
　　她其实是累极了，不光是身体累，而且是脑子累，她象一个快要饿死的人，突然有一桌酒席可以偷吃那样，只管一个一个展厅看过去，一层层楼看过去，停不下来。
　　直到她离开美国19世纪油画大厅，来到外面的走廊上，她才基本上把大都会的展厅走了一圈，她的脑子里塞满了看到的东西，但是它们已经全都混在一起了。站在走廊上透气，她这才发现天已经暗下来了，窗外中央公园那黑色的树林，象花边一样围着深蓝色的天空。大厅里有咖啡的香味，还有加了奶油的面粉被烘烤的香味，还有音乐，巴洛克风格的音乐，范妮望下去，发现博物馆的大厅里放着一些桌子，烛光摇曳，坐在那里的人都穿着黑色的礼服，女人们露着整条后背，即使是隔着这么远，她也能看到她们脖子上那闪光的，一定是钻石项链。范妮想起来，婶婆的书上写到过，大都会博物馆会定期举行优雅的音乐正餐，那是纽约最令人赏心悦目的文化活动之一；everyone　is　dressed　up，书上这样描写。大都会博物馆的晚上，那么香甜，那么优雅，范妮靠着栏杆，象望画一样望着楼下正在享受的人们。
　　范妮这时渐渐体会到，自己的心里除了又满又累，还有奇怪而固执的失落。这种失落象大水一样，静静的，但不可阻挡地从不显眼的地方湮来，角角落落全都不放过，范妮连鸵鸟都当不成，更不用说退路，真教她不知所措。
　　“Wow；　super！”两个金发的游客从范妮身边探头望下去，赞叹说。
　　范妮生气自己为什么不能象他们那样高兴和简单。
　　范妮缩回头，走了。
　　那一晚正好是大都会博物馆延长关门时间，许多人别着在博物馆买票时发给的小圆章，离开博物馆，到外面吃点东西，凭那枚小圆章还可以回到博物馆才接着参观。博物馆外面的台阶上站满了出来透气的人，小贩们在那里卖热狗和烤栗子。范妮也买了一个热狗，一杯热咖啡，站在台阶上吃，她一点也不习惯吃热狗里面的芥末酱，靠咖啡将它们冲下喉咙去。她还是舍不得离开，她怕自己是因为一下子看到那么多好东西，被吓住了，才有这种恶劣的感伤心情，她不愿意自己糟蹋了看masterpieces的机会，她知道这机会来得太不容易，所以，范妮的肩膀都累得塌下来的，还是不能拿着手里的热狗就走。
　　范妮四周的人都兴高采烈的，有一对男女紧靠在一起，在路灯下研究大都会博物馆的导揽图，他们手里还有书，两个人对照着书，那个女孩长着一张像拉菲尔画出来的古典的脸，她总是激动地叫：“It　is　here；　it　is　just　gorgeous。”她看到她梦想看到的东西，怎么就可以高兴得这样正常呢。见到范妮看他们，他们朝范妮笑笑，解释说，看到这么多masterpieces，真的象梦一样。范妮说：“我也是。”
　　范妮想，大概她也真的应该再回去看，仔细地看一看。
　　范妮又回到二楼的展厅里，那里有一进一进又一进的展厅，挂着她在萧先生的画册上认识的那些masterpieces。范妮看着波提切利的天使，拉菲尔的圣母，莫耐的苹果，她望着它们，心里想，在金色大镜框里安置得妥妥帖帖的它们，实在是太完美了，完美得让她喘不上气来。在展厅里范妮又遇到了那对男女，他们手挽着手，一起欢天喜地看着那些画，让范妮为自己难过。
　　那天晚上，也许是太累了，范妮半夜里没有醒，当她睁开眼睛，看到天已经放亮的时候，为自己终于开始过了时差而轻松了一点。可是，第二天晚上，她又在后半夜的时候醒来了。室内的暖气那么热，那么干，她的心里那么着急，那么吃惊，范妮觉得自己象是根木头一样，就要被烘焦了。她越来越体会到，不可思议的是，自己其实不高兴。
　　范妮的学校要到一月二日开学，所以，范妮还是整天在曼哈顿游荡。好几次，她沿着第五大道一直走，走到大都会博物馆的门前，她看到那卖热狗的小摊贩，看到在领口上别着写着一个“M”的小圆徽章的人们，站在石头柱子前透气，看到门厅里金色的灯光，但她再也没有进去过。范妮总是一拐，再走几步，到87街的中央公园门口，进公园去。在诺大的中央公园里，她每次都会发现上一次没有到过的地方，每次都再也找不到上次见到过的地方。有一次，她看到一块地上为纪念列农，用彩色的马赛克嵌出来的圆圆的图案。图案的中央嵌着《Imagine》，范妮不记得它的曲调，但是依稀能想起列农清朗的声音，维尼叔叔，甚至爷爷都不那么喜欢列农的歌，认为它的taste还不够合他们的理想。还有一次，她见到一些绿色的小湖，它们隐藏在灌木丛中，就象《珍妮的肖像》那个电影里所拍摄的那样，湖面上结了冰，象绿玻璃似的。在电影里，那个穷画家黄昏时路过公园，在树林里遇到了一个小姑娘，她是个鬼魂，带着过去的事情，在冬天无人的公园里显形。他们在公园里散步，在小湖上滑冰，在心里渐渐长出了爱情。范妮在中央公园里走来走去时，总是回想起电影里的情形，黑白的老电影，沙沙地响着，闪烁着，中央公园里的树林成了黑色的。在路上走着，也常能听到孩子的喧闹声，远远的，从动物园，或者放着安徒生铜像的讲故事区传来，安徒生铜像前面，是个绿色的水池，书上说，春夏的时候，纽约的男孩常在那里举行船模比赛。范妮有时希望自己也能遇到一个过去的鬼魂，象《珍妮的肖像》里写的一样。也许，那是一个金发碧眼的年轻男人，象格里高利。派克那样的。
　　中央公园里也可以遇到一些小咖啡馆，范妮每次都想走进去喝点东西，有时因为觉得在湖边，情调好，有时因为在外面的时间太长，感觉太冷，头发碰到脸上，象冰一样凉。有时就是为了想到自己到了美国，还从来没有走到咖啡馆里去坐一坐，范妮喜欢咖啡馆里的样子，从外面的窗子望进去，总觉得那是个安适的地方，就象自己理想中的美国。可范妮还是心虚，她鼓足了勇气闯进去过，屋子里充满了新鲜的咖啡香，阳光照了满地，她站在门厅里，先看到衣架上挂着些外套，有一件衣服，露出里子，内袋上封着一个巴掌大的商标，是范妮从来没有见到过的外国牌子，一小块绣满了外国字的暗绿的缎子，被烫得服服帖帖的。店堂里面坐着的，没有一个黑头发的东方人，吧台里面忙着的，也不是东方人。范妮突然觉得不自在，好象闯进了别人家一样，店堂里的人都多看她一眼，也好象奇怪她怎么会进来。范妮硬撑着没有转身跑掉，她对迎上来的酒保说，自己在等朋友，约在这里，可那人好象没来。说着范妮还再次向店堂里的人望了望，他们在桌前轻松地坐着，象另一个世界的人，的确有桌子空着，桌上的细蜡也没有被点燃，但范妮觉得那是别人的地方，然后范妮退了出去，装成急匆匆地，要去找人。
　　这可真是失败的感觉。而且是每天每时，小小的，无所不在失败的感觉。
　　到了下午，范妮终于找到了一个热闹的地方，小孩子在树林里的岩石上爬上爬下，不少人在长椅上晒太阳，看书，范妮也找了张长椅坐下来，拿出婶婆的书，有什么东西握在手里，看上去好象不那么无聊了。倦意又上来了。这也是失败感觉中的一种，对范妮来说，她简直要哭了。
　　“你是日本人吗？”突然身边有人问她。范妮转身看，她身边的椅子上坐着一个小个子的中年男人，长着一个大鼻子。是他在跟她说话，特地说得又慢又清晰，象《美国之音》里的Special　English。
　　“不是。”范妮说。
　　“那你是香港人吗？”那人接着问。
　　“是的。”范妮说，“我的家里人在香港。”
　　“当然了，你在纽约。”那人笑着说，“来纽约旅游的？东方人喜欢冬天的时候来纽约买东西。日本人，香港人，台湾人。”
　　“是的。”范妮说，“但是我也不光是来旅游，我也在考虑在纽约上学，我爷爷是NYU毕业的，他的哥哥是MIT毕业的，我奶奶是WC毕业的，我们家有到美国上学的传统，现在轮到我了。”
　　那人挑起眉毛，做出惊叹的样子：“那你家一定很有钱，那些都是最贵的学校。许多美国人都不敢上那么贵的学校。但是那些的确都是好学校，会有大好前程。”
　　范妮笑笑。
　　“你的英文不错，是在香港学的？”那人说。
　　“是的，但我在学校的成绩不怎么好，你知道，听英文歌有意思，看电影也有意思，可是背生词真的困难。”范妮说。
　　“有钱人家的学生就是这样的，因为他们有太多新鲜事可以做，对不对。但你不象那些香港人一样有口音，说明你的学校还真的不错。”那人说。范妮看看他，他就一点也没怀疑这里面有那么多的谎话。
　　“你会在哪里上学？”他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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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YU。所以我住在格林威治村，那里离学校近。”范妮说。
　　“那也是个可爱的地方，更多自由自在的空气，更年轻。我也喜欢去那地方的咖啡馆和酒馆。”
　　“我最喜欢那里的首饰店，那里的戒指真好看，比香港的好看，我们那里老是用金子做，趣味不够好。”范妮说。
　　“当然，当然，格林威治村卖的戒指都是艺术品，都是艺术家用手工做的，当然漂亮。”
　　范妮微笑着与邻座的人搭讪，心里觉得自己象是坐在过山车上一样，不晓得下一分钟要发生什么。这是她第一次在纽约，在公园里，和人用英文说话。她一边看着过往的人，有人骑着自行车过去了，有人牵着一条大白狗过去了，有人夹着一堆报纸过去了，有人端着一架照相机过去了，他是个从东方来的旅游者，有一张寂寞的脸。他多看了范妮一眼，范妮想，也许他会把自己也当成个地道纽约人吧，正安然地坐在中央公园的太阳里聊天。刚刚越来越浓的倦意，现在被这心里十分紧张的聊天击退了。
　　1990年新年除夕的晚上，范妮按照中央公园里陌生人的指点，在电视里看到了时代广场新年仪式的转播。时代广场上人山人海，大家都等着那只被灯光照得光怪陆离的大苹果碎下来。范妮象那里所有的人一样，在最后一分钟时，对那大苹果许了一个新年愿望：“我要当一个真正的纽约人。”
　　等范妮再醒来的时候，意外地看到窗外的蓝天，然后，她意识到自己夜里没有在中国时间醒来，这标志着，时差终于结束了，她的身体，终于像一个纽约人一样的正常了。对范妮来说，这真的是个豁然开朗的早上。她躺在床上，心情振奋地告诫自己说，anyway；　anyhow；　不管有一千种的不适应，意外，麻烦，我都要振奋精神，开始自己的新生活，我要当一个从里到外，彻头彻尾的纽约人。像婶婆说的那样，把在上海的从前全都忘记掉。像婶婆一样，等好多年过去以后，自己也担保上海的亲戚的孩子到纽约来读书，自己也不想上海，也不爱说上海话，只说英文，让那孩子也吓一大跳。Anyway，范妮学着婶婆的声音，一定要做一个纽约人。
　　其实在这时，范妮心里在上海培养起来的，对于纽约的信念正在乒乒有声地碎裂倒塌，但范妮努力把它想象成是她心中的纽约终于走近的脚步声。她奋力鼓动起自己的情绪来欢迎它，来掩盖住自己心里对失落的恐慌。
　　第三章　Fanny　Wang的新生活
　　一个远离家乡去求学的留学生，在最初的日子，都会感到自己像在梦里跑步一样，飘飘忽忽的，完全力不从心。而崭新的生活却象地震那样地突然到来，到处都在摇晃，不知道正在和将要发生什么。对范妮来说也是这样，1990年的新年以后，范妮到布鲁克林的语言学校注册上学去了。借着一篇An　Important　Person　in　Your　Life的作文，范妮进了写作4级班，范妮写的是爷爷，说了爷爷的背景和他对自己的期望，感动了教写作的大胖子女教师，她特地对范妮许诺说：“现在，你自由了，你会有十全十美的新生活的。”范妮心里是为了这话而感动的，但她感觉上并不喜欢教写作课的老师，她觉得老师的表情里有种女干部相。教会话课的男老师也是个胖子，他欣赏她的口音，夸奖她是少有的口音纯正的亚洲学生，她因此而进了会话的5级班，一上午的测试和分班，让范妮的心里乐开了花。下午回家的时候，范妮一路看着苏荷区大小画廊各式色彩缤纷的幌子迎风招展，时差时候的头昏眼花和恶心已经不再出现了，身体渐渐有了力气，范妮真的感到自己象一只鸟一样，可以飞起来。
　　那天黄昏，范妮正在厨房里吃她的大香蕉。从小时候起，她就喜欢吃这种在热带长大的，又长大粗的香蕉。那时上海的水果摊上仅有的进口水果，就是伊拉克蜜枣和厄瓜多尔香蕉。她喜欢吃这种香蕉，一条就可以顶得上一顿饭，却不象广州的芝麻香蕉那样甜糯，在桌子上放到熟时，香气重得使范妮头昏。而且，在格林威治村的超级市场里，这种香蕉是最便宜的水果，比黄瓜和胡罗卜还要便宜。范妮知道，爷爷继承的所剩无几的美元遗产只够她用一个学期，以后，她就应该象所有大陆来的留学生一样，找地方去打工，自己养活自己，自己支付学费。她得尽量节约用钱。按照她的经济情况，她也应该找一个课后的工作，象大多数同学那样，去餐馆和麦当劳店打工，开始挣钱。
　　范妮用手将香蕉掰成一小块一小块的，放到嘴里，用上鄂将它压碎，她最喜欢的，就是香蕉在嘴里的这种甜软。她决定今天先好好地高兴一天，明天再开始想打工的事情。
　　就在这时候，她听到有人用钥匙开门，然后，她看到一个穿蓝色风雨衣的人，长长的金发，戴着一副细边的圆眼镜，轻手轻脚地站在走廊上，看着自己。他的脚下躺着一个鼓鼓囊囊的登山背包，紫色的隔潮垫子象蜗牛那样卷着。范妮想起来，她小时候在上海音乐厅看过的罗马尼亚电影《奇布里安。波隆贝斯库》，那个浪漫的音乐家也有这样的一头长长的金发，个子也是一样的细长。上海音乐厅的椅子旧了，里面的弹簧会冷不丁暴跳起来，隔着罩布猛弹一下。下雨天，脚穿在黑色的橡胶雨鞋里，很闷。那个演员太好看，范妮去看了七遍，而维尼叔叔说，他长得还是有点东欧人的乡气，不如法国人和德国人好看。当时范妮不喜欢维尼叔叔诋毁自己心爱的形象，范妮此刻看着那个人，觉得维尼叔叔竟然真的是对的。
　　要不是鲁先伸出手来说哈罗，范妮以为自己是在梦里。
　　哈罗。范妮嗫嘘着，站起来与鲁握手。她闻到了他身上留着室外寒冷而清新的气味，她第一次这么近地看着一个金发青年，看到他的眼睛在厨房温暖的黄灯里变得很蓝，那蓝眼睛正望着自己，她的脸，从面颊，额头，眼皮，一团团轰轰烈烈地红了起来。范妮感到自己的脸皮上，血管蹦蹦地跳着。为了掩饰自己的脸红，范妮马上说：“谢谢你，卡撒特先生，我见到你的留条了。”说着，她指了指冰箱门上的那张留条，将鲁的眼睛引去看冰箱。
　　“不客气。”鲁的嗓音温和轻柔，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