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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船去中国-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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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说着,她指了指冰箱门上的那张留条,将鲁的眼睛引去看冰箱。
“不客气。”鲁的嗓音温和轻柔,让范妮想起列农的声音,想起照片上,列农也戴这样的眼镜。但是鲁并不去看冰箱,仍旧直直地看着范妮。
范妮脸上的皮肤蹦蹦地跳着,她的心也在蹦蹦地跳着,手心里都是汗,她怕自己太失态,想赶快离开厨房回自己房间去,可是她不舍得走。
鲁说:“你可以叫我鲁,而不是卡撒特先生吗?可以吗?”
范妮说:“好的。”这是表示亲热的意思吗?范妮猜想着,老师说过,彼此亲近的外国人互相叫名字,而第一次见面,一定要叫某某先生,某某小姐。
“谢谢。”鲁离开厨房,将自己放在走廊里的行李搬到他的房间里去,他马上打开了他的唱机,范妮听到了音乐,是她不熟悉的。
范妮也赶快离开厨房,回到自己房间里。她在大窗台上坐下来,把脸贴在玻璃上冰着。是看上这个人了吗?范妮怀疑而慌乱地想,居然可以就这样爱上一个人吗?除了他有一头长长的金发,自己对这个人一无所知。她感到自己的耳朵象兔子那样直直地竖了起来,在仔细分辨着鲁房间里轻轻的音乐。她听到鲁走来走去,“吱”地一声,好象拉开了抽屉。范妮心里突然感到高兴起来,到美国来以后,那空荡荡的感觉,现在突然没有了,这公寓变得亲切和欢快。
范妮想起了“美国罐头”,她在前进夜校学英文时的同学,班上的著名出国迷。因为他总是说美国罐头有什么好,怎么好吃,他的姐夫是国际海员,只要船一停上海,他姐夫就给他家送带来的美国罐头,所以班上的同学给他的绰号就叫“美国罐头”。他和范妮同桌,一起上《剑桥证书英语》,后来又一起上托福班和托福强化班。范妮在被鲁激起的慌乱中想起他,因为他是唯一和范妮最接近的男人了。在他去纽约以前,每次下夜课后,总是他把范妮送回家,自己再回家。他家住在安顺路上的弄堂里,并不顺路,其实这是为了很自然地在一起散步。他们两个人的关系有点说不清楚,比一般朋友肯定要深,也有默契,但他们从来都不想进一步发展这种关系,成为情人,这一点,他们最有共识。所以,在他们这种有所回避,又知己的关系里,一起散步说话,需要一个合适的借口。
他自行车的链条,在散步的路上咯拉拉地响着。他们都喜欢夜晚的上海马路,喜欢看夜色里显得不那么破旧的老洋房,喜欢闻到荒芜的院落在夜雾下散发出杂草香气,喜欢猜想那些房子里过去的人与事,那都是在他们出生前就发生并且湮灭了的往事。他们喜欢把玩那种没落。这时候,他们心心相印,彼此怜惜,在心里爱护地抚摩着对方感伤的身体,只是他们都不愿意承认这种心心相印也可以是爱情。他们都是铁心要出国的人,他家是普通职员出身,并没有什么海外关系。但他的姐姐就铁心要出国,一直等到三十多岁,才千方百计嫁了做国际海员的香港人,被带到美国去了。他就等着姐姐落下脚以后,也申请到美国。范妮也是一定要到美国去的人,但是他们都不知道机会什么时候才能来。谁会先走,用什么方式走,但他们知道,一定会天各一方。所以,他们从来不谈感情。就象美国罐头的姐姐做的那样。当时在前进夜校里,象他们这样关系的同学,还有好几对,相处的方式,也都是差不多的理智。既彼此有一点感情上的安慰,又没有牵挂,不会被拖累,到时候,可以拍拍屁股就离开。
美国罐头比范妮先到美国,到纽约投奔他姐姐。他离开以后,象大多数离开上海的人一样,再没有与朋友联系,也没有与范妮联系过。从前,她心里还对他的沉默冷笑过,她以为,他怕她这种还留在国内的人要麻烦他们,就象他有时忍不住要猜想沉默几个月也没有消息的姐姐,是想把他甩了一样。现在,范妮知道了,大概是因为自顾不暇的原因。到现在,她也只给家里打了一个报平安的电话,不愿意坐下来写信,因为还不知道到底要说什么。当年,他的姐姐是只要谁能够将自己带出中国,就跟那人结婚的人,她那么美丽风流,二话不说,就嫁给来相亲的瘦小的香港水手,连对方的性情怎样都不知道。她在国外的日子,只怕比范妮现在的状况,要难言几倍。美国罐头也是不欢喜读书的人,连读英文都没有心思,他也不是那种能到唐人街上苦干谋生的人,他就是那种想入非非的上海青年,有一双细长的,单薄的双手。其实,范妮心里很明白,不能把自己的一生托付到这样的双手里,他们在一起,只是寂寞等待时的伙伴。当时,维尼叔叔都很相信范妮的理智,没有紧张过她和美国罐头之间会真的有什么感情上的纠葛。
范妮连初恋都没有过,她并不知道到底什么是爱情,她应该怎么做。她非常笨拙,但是即使是这样,她还是感到了,她的心象长出了两只手,两只手都紧紧抓住鲁的衣袖,怎么也不肯松开。她被自己心里的念头吓住,觉得自己也象美国罐头的姐姐那样不矜持。
有咖啡的香味从门缝里钻进来,还有咖啡机呼噜呼噜的响声,那是鲁回到厨房里煮咖啡来了,他还希望自己仍旧留在厨房里等他吗?他还希望和自己一起喝杯热的咖啡吗?范妮的心又冬冬地跳起来。
其实,范妮并没有猜错,鲁的确以为范妮会在厨房继续看电视,他将新买的咖啡从行李袋里找出来,想要邀请她喝从奥地利带回来的咖啡。但范妮已经不在厨房里了,而且她的房间里静得一点声音也没有,也没有想要邀请他去她房间的任何迹象。
鲁感到有一点意外,他以为他们还可以在一起呆整个晚上。鲁到冰箱里取自己的牛奶,看到范妮将自己的东西规矩地放在另外一层里,就象那些小心温顺的东方女孩子一样。他看出来,范妮被自己镇住了,刚刚她的脸红得要破了一样。他没有想到的是,范妮又突然冷静下来,回到自己的屋子里去了。他开始是为自己的魅力而骄傲和疑惑的,现在则有点怀疑了。上大学以后,他有过几个女朋友,可从来没有令一个刚见面的女孩为自己脸红。鲁一向认为自己就是一个普通的美国青年,没什么魅力。所以看到范妮通红的脸和闪闪发光,显然是动情了的眼睛,鲁心里的吃惊大过骄傲。
他听说过,大多数来西方的日本女孩子特别想要一个金发男朋友,东方女人爱金发男人,象蝴蝶夫人的故事里说的一样。但他没有遇见过这样的东方女孩,他大学班上的东方女孩,都是ABC,作风跟美国女孩一样,根本没有传说中的东方风情。圣诞节假期,去奥地利的因斯布鲁克滑雪前,他知道一个上海女孩要来和他合租公寓,也想到过奇遇。他的心,为了她的脸红而轻轻浮动了一下。他知道自己动了心,但不象范妮那样惊慌失措。
鲁清楚自己,自己仅仅是个优柔寡断的寻常男孩,在康州长满橡树的中产阶级小镇上长大。高中的时候,借父亲的黑色福特车送女孩晚会后回家,在父亲的汽车里,他第一次亲了女孩的嘴,他小心地不把自己的口水弄得到处都是。后来,到纽约上大学,他学的是经济,象许多从康州小镇上中产阶级家庭出来的孩子一样,十分自然地选择经济这种实用的专业,但他自己并不喜欢。到了大学里,他才渐渐开始思考自己将来想要怎样的生活,但是,并没有答案。他只知道自己不愿意再过小镇上那乏味的生活,不想再重复自己父亲的一生。他喜欢欧洲,如果找到了便宜的飞机票,他就到欧洲去旅行,找一个青年会的小旅店住着,白天在咖啡馆里看书,听欧洲的音乐,晚上去那些窄小的街道上散步。他希望在那里找到不同寻常的经历,比如爱上一个外国人。有一年,他和一个西班牙女孩子有过短暂的爱情,但那个女孩子很快就离开他,连等他假期结束,自然地分手都不愿意,因为她觉得他是个乏味的人。这个直截了当的分手理由,让鲁感到自己几乎被整个将来所抛弃。他认为自己不是一个乏味的人,只是他的西班牙语不够好,使得整个谈话变得乏味了。见到范妮的这一年,是鲁应该写经济系的毕业论文的一年,但鲁考虑得更多的是,换到文学系去,读西班牙文学,也许当一个毕业以后找不到工作的文学士。但是,他也无法真正地鼓起勇气来这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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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坐在厨房里,听着咖啡机呼噜呼噜地滴下奥地利的咖啡,满室浓香。这一次,他也和一个从维也纳来滑雪的奥地利女孩子有过短暂的交往,他们同住在一个青年旅店里,这次是他突然中断和那个红发的,有匈牙利血统的女孩的交往的,因为她身上有着说德语的人的刻板,他觉得太乏味了。鲁闻着奥地利的咖啡的浓香,想起了那个女孩子有点发绿的恼怒的眼睛,象被踩了一脚的猫。
他知道自己真的对乏味这个词太敏感了。
范妮去的会话班上,有一些同学也是同一个写作班上的,因为大家的程度都差不多。照理说,这些人应该是最熟悉的,班级里常常办晚会,大家在一起吃吃喝喝,也都脸熟了,见面打招呼。不久,背景和气味相投的同学就形成了三三两两的小圈子,象当时在前进夜校的情形差不多。功课不错,作派时髦,人也相对漂亮的同学圈子,总是班上的核心。从前,范妮和美国罐头都是这圈子里的人,他们常常在下课以后一起去衡山路上的小咖啡馆坐坐,在说话的时候夹着一些英文词,感觉十分优越。但现在,范妮发现,新班级的圈子,是由几个说法文的人组成的。两个从法国来的男孩,穿着海军蓝的鸡心领羊毛衫,很精致的样子。一个瑞士女孩,她却是从瑞士的法语区来的。他们老是在一起说法语。会话课的老师规定大家在学校里都得说英语,他们从来都不理会他,仍旧说他们的法文。他们的骄傲在班上很注目,范妮看出来他们不愿意与东方人打交道,班上另一个中国女孩倪鹰,曾试着参加他们的谈话,可他们就是不接她的话茬。还有,班上的日本同学请大家到她家去开会话课的晚会,他们去了,吃了日本同学做的寿司,喝了清酒,但并没有认真和日本同学说什么。所以,范妮从来不主动和他们说什么,但是心里却悻悻然。范妮的口音真的比那几个说法文的人好,可他们并不在乎,他们的英语结结巴巴的,总是将tr分开来,发成两个音。但是,他们从容自在地靠在椅背上,遇到说不出的词,便撮起拇指和中指,响亮地打一个榧子,说一个法国词,或者说句“How to say this in those stupid English”,好象是英语刁难了他们,一点没有范妮在犯了英文错误时的自惭形秽。要是有人提醒了他们,他们就象拿坡伦那样用手奖赏似地点一下那个帮忙的人,说:“Super!”
他们优越的态度让范妮生气,或者说嫉妒。
班上的同学来自世界各地,大多数同学圈子,还是因为母语的关系,或者是相同的国家背景。班上有两个从莫斯科来的女孩子,还有四五个从南斯拉夫来的男孩,他们常常下课和晚会的时候聚在一起说话。可他们从来没有到齐过,不是这个不来,就是那个不来,他们都张着浓密的眉毛,眉心几乎连在了一起,所以范妮几乎分不清他们谁是谁。她也没有什么兴趣和他们说话。
但,范妮也没有兴趣和东方背景的同学在一起。她不喜欢那个日本同学,不喜欢她对洋人甘拜下风的谦恭。这个同学是个中年女子,永远一丝不苟地穿洋装,裙子和浅口的意大利皮鞋。她丈夫被公司派到纽约工作,他们全家跟着过来,她在孩子上学以后到学校来补习英文。她说的英文里有很多日本口音,轻易听不懂。她自己也知道自己的口音糟糕,所以一开口,就拿眼睛小心翼翼地观察别人的反映,生怕别人笑话。范妮从她的身上看出来东方人的自卑,所以特别告诫自己要理直气壮地说英文,展示自己被老师夸奖过的好口音,不让人将自己看轻。还有一个,是从湖北来的中国女孩子,叫倪鹰。她已经大学毕业了,只是没有考托福,所以大学没有录取,就先来读语言学校了。听说范妮从上海来,她长长地“噢”了一声,好象很有意味似的。范妮介意那个拖得挺长的“噢”,象是从小在班级里,出身红色的同学将她打到另册里的声音,也不喜欢倪鹰穿的外套,觉得她的外套土气,所以她从不跟倪鹰多话。
坐在范妮前面的,是从捷克来的女孩子莲娜。第一次做课堂练习的时候,范妮就和她搭档,编一个故事讲给大家听,范妮会编,莲娜的词汇量比范妮大,范妮把故事情节说出来,莲娜就把句子里太简单的词换成一个好听的,所以那次她们得了第一。于是,范妮和莲娜熟了。莲娜在她的家乡布拉格认识了一个从纽约去那里过夏天的男孩,因为他在街上问莲娜路。后来,他们爱上了。男孩先回的美国,冬天的时候,莲娜也来到美国与她的男朋友汇合。她的男朋友在曼哈顿岛上上大学,莲娜先进语言学校,也准备接着在美国上大学。范妮听莲娜说的英文,有时带着点美国口音,范妮猜想,这是因为她有个朝夕相处的美国男朋友的关系,要是她也有这样一个男友,也许他们住在一起,睡在一张床上,那她也会很快进步。比起来,她们算是有时在一起说说话的同学,到学校的咖啡室里去喝点什么的时候,她们也会有时结伴去。范妮看出来,莲娜也不愿意和从东欧来的人混在一起,象自己不愿意和东方人混在一起一样,所以她们在一起。
学校里,会话课上得最多,每天都有。范妮每天都得和会话课的老师见面。那中年男老师狭长的脸上有一只瘦瘦的尖鼻子,但是身体却胖得连正着进门都危险,当他站起来,到黑板上写字的时候,范妮看到他裤袋里做衬的白布,都被他的大肚子撑得翻了出来,他说的英文很清晰,连s和z的不同都能清楚地听出来,不愧是教会话的老师。他曾经夸奖过范妮,但范妮渐渐开始躲着他,一是因为他在堂上纠正学生会话中的错误一点不留情面,对范妮也是这样,甚至有一次说,你怎么和测试的时候判若两人,好象范妮骗了他一样。一是因为他对班上学生的态度。他最喜欢的学生,是法国人,他们在教室里大说法语,他并不讨厌,还和他们在一起说两句,因为他自己读书时的第一外语,也是法语。前进夜校的英文老师多少总宠着范妮一点,因为她是有铁定的希望出国的学生,也许也因为她的出身。范妮不习惯现在老师的态度。
老师最不喜欢的学生,是从莫斯科来的女孩子,其实他更不喜欢的,是那两个人中的一个嫁给了美国人的娜佳。娜佳是从莫斯科来的邮寄新娘。范妮听到传言说,娜佳这样的人,学会了英文,有了谋生的手段,就会离婚,她们目前的美国丈夫只是她们的护照和机票。范妮想起了美国罐头的姐姐,她也是办了美国移民以后,就和那个香港海员离了婚。老师常在班上代表所有美国男人,给娜佳冷脸看。范妮从来不说美国罐头姐姐的事情,当班上的同学议论娜佳事情的时候,范妮假装纯洁地问:“真有这样的事?我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但心里却说,“不这么做,又绝不能在家乡呆下去,还能怎样!”
老师其实也看不起东方人,不管是日本的,还是中国的,他说她们的世界观一概是他受不了的多愁善感,就是日本女人主动邀请班上的同学到她家里去开晚会,响应老师教学上的建议。日本人家有一栋房子在长岛,老师说比他的房子好多了,可是,当大家在日本人家坐定,开始按照老师的要求,谈各自家乡的食物和生活的时候,范妮还是看到,当她们三个人说到自己家乡的时候,老师脸上呈现出一种从身体深处升起的不以为然。老师的这个表情刺伤了范妮的自尊心。她自己讨厌东方人,是洋气。而别人不喜欢东方人,而且把她也划进东方人的圈子里,就是对她的侮辱了。范妮再也不能象在飞机上抢白日本女孩那样对付自己的口语老师,一个正宗纽约人,只好暗地里生闷气。
倪鹰老是说不好“rain; run; railway”这些词,老师大声纠正她的发音时,她的圆脸渐渐地变得红了,她笨拙地搬弄着自己的嘴唇和舌头,努力矫正自己,可是还是发不好那些音。老师说,一定是她在自己的语言里不用这种发音,就叫范妮读,范妮差点被吓得不会读了,好在老师没有觉得范妮有什么问题,于是他就让范妮帮倪鹰学会说雨,跑,铁路。倪鹰是班上最小气的同学,老用一只用旧了的可乐塑料瓶装白水,带到教室里喝。全班同学到日本人家去开会话课的晚会,每个同学多少都带了点小食来,放在一起吃,娜佳不想花钱买东西,就请假不参加,而倪鹰就敢空着手去了,到时候说一声“哎呀,忘记了。”,其实谁都看得出她是不想花钱。范妮一点也不喜欢她。范妮觉得她那样的小气,那种发音奇怪的英文,还有不知所措的舌头,都丢了自己的脸面。范妮生气地领着她读rain; run; railway,rain; run; railway,恨不得伸手去拨好她的舌头。老师那种东方人天生有发音缺陷的说法,让范妮很不开心。她老是觉得,就是倪鹰那些该死的rain; run; railway,将自己也连累了。所以,范妮总是强调自己是上海人,而倪鹰是湖南人,来自不同的地方。要是在欧洲的版图上,等于一个是英国人,另一个是葡萄牙人那么不同。倪鹰听范妮这么说完,在自己的座位上,一字一顿地丢出一句话说,:“那范妮一定是英国人,而且是维多利亚贵族,我一定是葡萄牙人,而且是乡下种葡萄的那种苦命人。”范妮这才知道,自己算是将倪鹰得罪了,但是范妮想要撇清自己和土气的倪鹰之间关系的愿望太强了,她并不在意倪鹰的不快,甚至,她认为那是倪鹰对自己的妒忌。
范妮一直以为到了纽约,她的学校里面差不多会飞满了天使,而她,象夏天的巧克力一样融化在新生活中。
而是象夹生饭一样,看着一切都好,可吃起来,不是滋味。她有时想起在小学时候她独往独来,心怀怨怼的情形。这让范妮又惊又痛,她从来没想到自己在美国的学校里,不是在陌生的超市,不是在咖啡馆,也不是在海关,居然还会有这种格格不入。
范妮的惊痛,很快就蔓延到了学业上。从上小学的时候开始,她就知道自己的户口在新疆,将来要是想要国家给一个工作,一定要回新疆才能有。她也知道,自己是绝不会回到那当年爸爸妈妈被迫去的陌生地方。她甚至从来都没有去过新疆的家,从生下来就一直住在上海。但是,要一辈子住在上海的话,就意味着一辈子没有工作,象维尼叔叔一样。生活一开始就对范妮紧紧关上了门,个人的努力无济于事。所以,她从来不认真上学。遇到下雨天,刮风天,太冷的天,太热的天,她都不去上学,遇到学校春游,或者到工厂去学工,她也以身体不好的名义请假。到了范妮上中学的时候,中国恢复考大学了,但是,户口的限制仍旧存在,范妮必须回新疆去参加考试,作为新疆的考生,就是考到上海来上大学,毕业后也必须回到新疆工作。爸爸妈妈说,读那样的大学,等于给范妮判无期徒刑,不如不读,还可以苟且偷生当个上海人。于是,范妮也从来没有象班上准备考大学的同学那样,认真读过一天书。班主任老师让她振作精神,在范妮看来,是很小儿科的话,简直就不值一驳。她一直有充分理由游离在生活之外,借此来掩盖她对自己将来的茫然和被遗弃的失落。她从来没有建设性地梦想过什么,在她的学校生活中,从来没有过可以实现的梦想。她的梦想,总是带着破罐子破摔的气息,就象小孩子要不到自己想要的玩具,索性要天上的月亮。到现在,她到了纽约,进了布鲁克林的语言学校,现在的班上,一屋子的外国学生,个个都象蚂蚁搬家那样,一点一滴地从背诵介词固定搭配开始,挤进美国社会,而且在那里站稳脚跟。那种样子,就象范妮中学时代的同学们一题一题地积累着,准备考大学的时候。而这,正是范妮最不习惯的地方。范妮其实并不习惯,也没有刻苦学习的那种乐天的精神,愿意为将来先付出自己的努力。
所以,刚开始读书的时候,大家都以为范妮的英文很好,因为她的发音好,语调好。渐渐才发现范妮的英文就是一个花架子,认真读书起来,她的单词量小,语法错误多,介词的固定搭配几乎不会。而且面皮极薄,只要遇见一个读错,被纠正的单词,接下来就一败涂地,连老师的问题都听不懂了。英文课一天天地继续,莲娜的英文越来越好,湖南人倪鹰的英文仍旧没有好口音,乍一听,象是说中文一样的语调,可是,她的词汇一天天地多起来,上语法课的时候,她从来不错,连介词固定搭配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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