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评传-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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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述？……上无裨于国计，下无济于民生，追怀故君，已多惭疚。今若骤跻大位，于心何安？此于道德不能无惭者也。制治保邦，首重大信，民国初建，本大总统曾向参议院宣誓：愿竭能力发扬共和，今若帝制自为，则是背弃誓词，此于信义无可自解者也”。由此，他要求“熟筹审虑，另行推戴45”。
收到这份答复咨文后，代行立法院即于当日午后5时再次开会，宣读完袁的咨文后，院长孙毓筠提议起草呈递第二份推戴书，全体通过，于是休会15分钟后，通过了秘书厅起草的第二份推戴书。这次对袁氏的功德备极颂扬，说他“功崇德茂，威信素孚；中国（第）一人，责无旁贷；昊苍眷佑，亿兆归心”，督促他“毋循礼让之虚仪，久旷上天之宝命，亟颁命诏，宣示天下，正位登极46。”这些当然都是事先预备好了的，用的是传统上“劝进”的那一套路数，否则，代行立法院也不可能在短短15分钟的休息时间内，连拟稿带誊写地完成二千多字的推戴书呀。反而是从袁世凯的答复书中，可以看出他并非不知道此时称帝不合时宜：“于道德不能无惭”，“于信义无可自解”。但问题是，明知不宜，为何还要硬做？这是本章开头就提出过，后面还要探讨的一个问题，这里暂且按下不提。
袁世凯一手操纵、导演的这幕喜剧至此已经收不住脚了，但幕落的也十分仓促。本来按照古代的规矩，“劝进”或“禅让”应该进行三推三让的程序，世凯不知急的个什么，省去了中间那一道，在第二次推戴书呈上的次日，即宣布接受“帝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予之爱国，讵在人后？……乃国民责备愈严，期望愈切，竟使予无以自解，并无可诿避！”这是12日的事，13日，即演出了本章开头在居仁堂接受百官朝贺的那一出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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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高帽”的学问四（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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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帝制自为这件事上，最能反映出袁氏的枭雄本质，整台戏都是他一手操纵的，在幕后出谋划策的是徐世昌，在前台导演的则是梁士诒。梁士诒其人，我们在“北洋新政”那一章已有所介绍。进入民国以后，梁的地位更形重要，“辛亥之秋，项城再起，京师以内之事，先生（指梁士诒）主之；休战息兵，调停和议，如何派代表南下之步骤，如何促清廷退位之机宜，统一南北，联合各省，改革政制，措集财用，千端万绪皆先生一人任之。适统一政府成立，先生任公府（总统府）秘书长，掌握中枢，赞襄密勿（参与机密），凡入谒项城禀商事件者，（袁）辄说：‘问梁秘书长去！’先生也不问事之大小，酌情审势以处理之47。”梁因此又被称为“二总统”。梁在北洋属于后进，如此权势，大遭他人嫉妒。他与唐绍仪交好，又同是广东同乡，在唐与袁生嫌辞职后，杨士琦等（杨、周学熙等为安徽人，与梁不和，被称为‘皖系’；梁被称为‘粤系’）遂通过袁克定向袁世凯进言，说梁与唐绍仪、孙中山等同为粤人，心怀叵测，勾结军人，觊觎总统的位置。袁世凯是个雄猜之主，有驾驭属下的一套办法。梁是北洋“交通系”的首脑，脑子活，办法多，又是搞钱能手，有“梁财神”之称。他在国会大搞金钱政治，组织“公民党”、“公民请愿团”，为袁当选正式大总统出了大力，也展现了其操纵“民意”的手段，对这种“暗箱政治”不可或缺的人才，袁是既倚重，又防备，“常以极困难繁重之事交给他来办。表面上示以倚重，暗地里实为羁縻，而且使之费力而不易讨好48。”据说，梁起初对帝制一事并不积极，而帝制活动又亟需梁这样的高手，恰逢“五路大参案”发生，袁遂使出去年迫使熊希龄赞同他解散国民党时的那套做法，迫梁就范。
津浦路局为“交通系”筹款之源，收入巨大，用人众多，借以培植势力，弊端日益明显，舆论哗然。遂由肃政使王瑚、蔡宝善等赴津浦路密查，罗列十大罪状，由都肃政使庄蕴宽具呈严参。当时王瑚以廉劲著称，所列应当不虚。因此更涉及京汉、京绥、沪宁、正太四路，即是所谓轰动一时的五路大参案了。当时众议沸腾，袁世凯迫于舆论，遂将津浦路局局长赵庆华49撤职，京汉路局局长关赓麟、京绥路局局长关冕钧均离职听候审讯，交通部次长叶恭绰50也暂时停职听候查办。……一时粤系惶急，密议对策，思所以转移局势，非出奇不能制胜，因与袁世凯长子袁克定相结纳，迎合袁的意图，创为帝制之议。51
袁的亲信幕僚张一？也认为，梁之积极参与帝制活动，乃是迫于“五路大参案”：“梁病疟，有人探访他时说：你若要缓解五路大参案，只须为帝制出力。梁于是起而组织请愿团，本案即在无形中打消。人们方知五路案即帝制的反笔文章也52。”以梁自己的说法，当时的所谓“三次长案”、“五路大参案”等，全都是袁为了胁迫不赞成帝制的官员刻意策划而成：“于是有为之策划者，主张胁迫陆军次长徐树铮以迫段（祺瑞）；胁迫交通次长叶恭绰以迫梁（士诒）；胁迫财政次长张弧以迫熊（希龄），大概因当时张与熊接近的缘故吧。于是分头办理，结果，段祺瑞辞职，以王士珍代之；陆军次长徐树铮、财政次长兼盐务署长张弧免职，交通次长叶恭绰停职候传，当时称之为‘三次长案’53。”梁士诒在《年谱》中说自己对帝制“始终无所表示”，是事后的涂饰。在实际上，“五路大参案”发生后，袁世凯曾当面告诉他，参案中本来也有他的名字，是自己下令去掉的。梁当然明白袁的意思，此后，梁即成为帝制活动的中坚分子了。
梁士诒参与后，帝制活动果然大有起色，而筹安会的发起，据说也是梁运动的结果。前面说到，袁世凯曾派杨士琦到参政院代行立法院发布宣言书，认为由该院讨论国体问题不合时宜，应诉诸“多数国民之公意”。一时间，热中帝制运动如杨度者，颇感摸不着头脑，遂前往请教张一？：
此宣言书发表后，杨度忽然夜间来访，说：“我与总统的关系不如你们之间的交情那么久，今天忽然有‘不合时宜’的谕令，究竟总统的性情如何，请告诉我。”我说：“这样的话，你必须将此事主动告诉我，才可以讨论。”杨说：“我本来打算回湖南的，士诒说，总统有大事须要你出头。实际上我也是被动的，并非主动，但我向来主张君主立宪之说，所以愿意做这件事，今天为何有这样不同的言论呢？”我说：“我告诉你两件事，一件是前清预备立宪，一件是苏杭甬铁路，事前（袁）全都坚决拒绝，事后则翻然改计。你做这件事，将来诛晁错以谢天下，你的脑袋就危险了！”杨听了此话，吃惊不小。翌日，朱桂莘（即朱启钤）54等约杨谈话，其意志又坚定起来，大概又有人唆使他了吧。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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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高帽”的学问四（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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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后来的公决国体、选举皇帝的闹剧，“十人密电”向各省将军、巡按使指示机宜，申明“主座”的意见，无一不是出于袁的授意，则更可以肯定，真正想作皇帝的正是袁世凯自己，所谓“民意”、“公决”等等，只是他及其亲信制造出来的遮羞布，为的是解决他“背誓失信”的难题而已。
自8月古德诺发表《共和与民主论》及“六君子”发起筹安会后，袁世凯帝制自为的用心即大白于天下了。而前述所有潜在的反袁势力，也开始了新一轮的活动，其中起主导作用的，就是袁氏原来的盟友——进步党人。其主脑一文一武，文为梁启超，武为蔡锷。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广东新会人。梁早年科场得意，后师从康有为，投身维新变法运动，与袁世凯曾同为维新同志。变法失败，梁亡命日本，与康有为组织保皇党，鼓吹君主立宪，在本书前半部中已多有介绍。入民国后，梁热中于议会政治，与熊希龄等组织进步党，在国会中与国民党相抗衡，是袁世凯政治上的盟友和策士。梁氏绝顶聪明，学识渊博，缺点是热中政治，心有旁骛，学问虽博，而失之于不精不专。梁这类深受儒家思想浸淫的旧知识分子，一般都有“治国平天下”的抱负，所以梁也是个“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的角色。梁的力量，在于他的那一支笔，为文不拘绳墨，自创了一种“新民体”，汪洋恣肆，酣畅淋漓，而又“笔端常带感情”，在清末民初，不知倾倒了多少爱国志士、热血青年。帝制运动期间，梁所作反对君主制的文章《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袁曾出价二十万元，买它不要发表，此数额恐怕迄今未有人能打破，可见其文章影响力之大。袁对于梁，以金钱、高位笼络之，羁縻之，甚至还让进步党组织了一届内阁；但在内心里，则认为这些人不过是徒托空言、不切实际的书呆子，成不了大事。梁在帝制发起前后，曾数度致信袁世凯，苦谏他不要称帝，可见他有谋国之忠，反袁不纯从私怨，但袁将其言当作了耳旁风。梁虽为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但作为政坛名流，有社会影响，有舆论号召力，这确是轻视不得的。所谓枪杆子、笔杆子，打天下靠的是这两杆子。梁就是一流的笔杆子，而枪杆子，自然非他的学生蔡锷莫属了。
蔡锷（1882—1916），字松坡，湖南邵阳人。蔡自幼聪明好学，十三岁时就考中了秀才，十五岁时由湖南学政徐仁铸（维新派）推荐，以优异成绩考入湖南时务学堂。该学堂创自谭嗣同，是当时湖南维新派的大本营，梁启超当时就在那里担任中文总教习。蔡年纪虽小，但“每月月考，皆居前列，英气蓬勃，同学皆敬慕之56”，并与梁结下了深厚的师生之谊。戊戌政变后，梁亡命日本，蔡应梁之召东渡，入梁任校长的东京大同高等学校。这个学校的教材中，多西方自由民主、天赋人权等内容，故蔡于此也得到了新思想的启蒙。1900年，保皇党的唐才常等组织自立军，蔡和几名同学一度回国助唐起义，但旋即失败，唐等罹难，蔡遂再赴日本，入成城学校学习军事，1903年考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三期。次年毕业回国，先后在江西、湖南、广西等省武备学堂任教，后历任广西陆军小学总办、新军标统、协统。1911年春，应云贵总督李经羲之邀，赴云南训练新军，余暇编成《曾胡治兵语录》一书。6月，被任命为云南新军第十九镇三十七协协统，其军中骨干多为士官学校同学，其中有不少同盟会会员。武昌首义后，蔡在云南首倡义旗，于10月30日午夜发难。次日中午即控制了昆明全城，十九镇统制锺麟同被杀，李经羲逃走，云南全省随即光复，蔡锷被公举为云南都督。这是他办的第一件大事，而此时他还不过是个二十九岁的青年将军。
蔡锷虽参加了辛亥革命，但在政见上却是个立宪派，在贵州独立时，他左袒贵州的立宪派，派部下唐继尧带兵入黔，血洗贵阳，将革命党人几乎斩尽杀绝，唐继尧随即被任命为贵州都督，扩张了滇军的地盘。在“二次革命”时，他也把孙、黄视为不安分的“乱党”，联络西南各省，外示“中立”、“调停”，内实支持袁世凯的武力镇压政策。当时国民党曾派谭心休到云南运动他参加反袁，碰了一鼻子灰，值得注意的是他当时对袁的态度。
刚到昆明，还未落座，松坡就抢先对我说：“民国成立不久，国基还没稳固，听说克强（即黄兴）又要闹场火了，你劝他放安静些，不要自取灭亡。”我气愤地说：“人家正在残杀我们的同志，要消灭我们，如果再不讨伐他，将来袁世凯定会做皇帝。”松坡冷笑着说：“他敢吗？如果袁世凯真要作皇帝，那我在西南也将做起皇帝来。”我见他说话更不对头，便懒得和他争辩了。后来他告诉我，他已和广西的陆荣廷、四川的胡景伊、贵州的唐继尧结成了一个西南同盟，行动一致。最好劝克强息事宁人，保全实力，如果盲目地去干，定会失败。他只好和西南各省共守中立态度，以保存一部分的革命实力。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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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高帽”的学问四（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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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扫平“二次革命”后，趁热打铁，实行“废督”和“军民分治”，调蔡进北京将军府。蔡本来主张统一，以身作则，相当配合。到京后与袁接触频繁，关系融洽，袁任命他为统率办事处办事员、政治会议议员、参政院参政、全国经界局督办等要职。他同梁启超等“当时很有点痴心妄想，想带着袁世凯上政治轨道，替国家做些建设事业58”。
蔡之对袁灰心，始于政府接受日本“二十一条”（蔡主战），一度打算退出政界，回乡从事矿业。但袁帝制自为迹象明显后，蔡极愤懑，筹安会成立的第二天，他就赴天津访晤其老师梁启超，筹议对策，一场倒袁的大计划由此酝酿而成。据梁启超回忆其经过如下：
云南首义之中心人物蔡锷将军，当时正在京师。蔡君十三岁时即从余就学，当民国二年辞去云南都督之职，即来京与余日夕过从。当筹安会发生的次日，蔡君即访余于天津，共商大计。我说：“我的责任在言论，所以我必须立即作文章，堂堂正正地来反对他们；你则是军界大有实力的人物，应该深自韬晦，不要引起他的猜忌，才可以密图匡复。”蔡君赞成我的话，所以在京与他（指袁世凯）虚与了委蛇两个月，使袁不再猜忌他。一面密电云贵两省军界，共商大义，又召戴戡59来京面商，……戴君以去年十月到京，于是与蔡君定策于我在天津的寓所。后来的种种军事计划，全都是当时数次会谈的结果呢。当时决议云南于袁氏下令称帝后即独立，贵州则过一个月后响应，广西则过两个月后响应，然后以云贵之力拿下四川，以广西之力拿下广东，约三四个月后可以会师湖北，底定中原，这就是我与戴、蔡两君在津所作的策划了。60
此后，蔡锷每周均赴天津与梁密议，但对外则大行韬晦之计，积极附庸帝制运动之外，则醇酒妇人，寄情声色。11月11日，蔡以有病赴日疗养为名，潜往天津，在梁启超家换装后，乘船赴日，在神户转船南下香港，与戴戡会合后经越南河内转赴云南。12月16日，梁启超也以赴美治病为名，离津赴沪，与当时在上海的进步党另一领导人汤化龙61会商，确定了进步党反对帝制到底的立场。12月19日，蔡锷、戴戡抵达昆明，连日与唐继尧等举行军事会议，筹议举事。袁世凯此时虽已知道蔡、梁有反对帝制的密谋，但可能觉得这是两个书生气十足的人的一时意气，搞不出什么大事情，所以并未重视，而是兴兴头头地继续其帝制运作。在蔡等到达昆明的那天，袁下令设立大典筹备处；次日又申令颁给徐世昌、赵尔巽62、李经羲、张謇以“嵩山四友63”的称号；申令新朝永远废除太监、宫女、跪拜之制；21日和23两日，则大封爵位，授予龙济光、张勋、冯国璋、姜桂题、段芝贵、倪嗣冲等一百二十八人以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
反袁方面，梁启超12月22日由南京致电蔡锷，促其即刻发动。蔡等于次日在昆明五华山歃血为盟，拥护共和。次日，即由唐继尧、任可澄64向袁世凯发出梁启超起草的函电，请取消帝制，诛罪魁杨度等七人以谢天下，并限袁于25日上午10时前答复。同时又通电各省，请联电要求取消帝制。25日，通电宣告独立，号召讨袁；次日，蔡锷、李烈钧、唐继尧分别就任护国军第一、二、三军总司令。27日，唐继尧留守云南，蔡锷、李烈钧二军分别出师四川、广西，护国战争爆发。
袁世凯得知云南宣告独立后的措置是：将唐继尧、任可澄、蔡锷免职，命令云南临近各省“严筹防剿”，派张敬尧的陆军第七师入川迎击蔡锷，以曹锟为督师，统率北洋进剿云南的各路军队，另派龙觐光为云南查办使，与广西督军陆荣廷会同攻滇。袁此时仍把云南独立看作是另一次“二次革命”，而蔡唐等人的力量又远不如国民党，不足为患。孰不知人心的向背，已与彼时大不相同。当时舆论、人心多在中央一边；而此刻，由于前述种种原因，他的阵营内部正在离心、瓦解，而他帝制自为，背誓失信于天下的行为，又为所有反对他的人提供了最好不过的借口。
二千多年前孔夫子的学生子路曾问过他，如果他从政，首先会做什么，孔子的回答是：正名。“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65”。后世“名正言顺”这个成语，就是出典于此。袁世凯之所以非要诉诸“国民代表”的公决、选举，为的就是以“民意”涂饰自己的背誓失信，换句话说，也就是要为自己当皇帝制造出一个名正言顺的理由，使之具有合法性。但这样做骗骗老百姓可以，官场上的人心里可都是明镜一般的。譬如说那些负责安排、监督“国民代表”公决、选举的各省的将军、巡按使，公私密电，指授机宜，在这套玩弄民意的把戏中，也都是重要的参与者呢。这些人中，对袁氏不满，有积怨的人可是大有人在。其中有的是出于公义，如蔡锷、梁启超等；有的是出于私怨，如对袁实行中央集权，裁抑地方势力的种种措置感到威胁的地方军头和北洋内部因权力之争而心怀怨望的将领等等。在袁氏称帝之前，他们尽管不满，却难以出头对抗，原因即在于袁的诸般政策“名正”；而“称帝”则不然，袁既背弃总统誓言在先，又玩弄、强奸民意在后，在名义上是“大不正”，只要有人带头振臂一呼，所有的积怨、不满即可借此爆发出来。袁世凯在根基未稳之际，就忙不迭地复辟帝制，自己授人以柄，促成了反对派的大联合，名不正，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这是他失败的第一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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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高帽”的学问四（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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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军事上，袁起初也并没有把蔡、唐等人的起事看得多么严重，“二次革命”时，国民党人控制的五六个省曾同时宣布独立，军队有十几万人，北洋军一出动，不过一个多月时间，就被荡平了。云南地处边荒，是个穷省，滇军也不过万余人，力量远不如当年的国民党人。所以，袁世凯认为蔡、唐举事不足为患，旬月之间，不难平定。如果北洋集团此时仍旧团结，袁应该是有成算的，但在“二次革命”期间率兵接收了国民党地盘的北洋军头们，现在也都是盘踞一方的都督、将军了，袁世凯“废督”、“军民分治”的政策，同样损害威胁到了他们的既得利益，况且这些人还不如党人有所谓“主义”、“理想”，他们的目的十分现实，就是当官揽权发财，因而对袁之所作所为也有很深的忧虑和戒心。西南倡义，他们因均系袁多年一手提拔起来的嫡系，虽不便积极地参与响应，但却对袁的措置消极怠工。而当形势明朗化后，也借着“帝制不合时宜、人心”为名，加入墙倒众人推的行列。尤为关键的是，这些人盘踞着长江中下游各省（江苏、江西、两湖、四川等省），袁要想在军事上很快收功，非得到这几省督军的全力配合支持不可。“长江五督66”一怠工，北洋即使有力量荡平西南，劲儿也使不上了。更何况这些人不但不出力，反而与西南密电频传，暗通着款曲呢。这是袁世凯所万万没有料到的。
而且在实际上，护国战争也真就没打几场硬仗，实际情形是，明里暗里，或声讨，或调停，各种通电满天飞，“口舌战争”打得远比实际战斗激烈，几乎可以说是辛亥武昌、癸丑赣宁两役的翻版。为此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战争的进程。
以蔡锷为总司令的护国军第一军，总计不过四千多人，为滇军精锐，也是护国战争中的主力。这支部队在宣布独立之前，即已陆续开拔，12月20日出发，约一个月后（1916年1月17日），抵达四川叙府，与北洋方面伍祥桢的混成旅和川军巡防营接战；四天之后，攻占叙府。
第一军的右路由戴戡率领进入贵州，1月24日到达贵阳。因事前有约，又经过一番运动，1月27日，刘显世67以贵州都督的名义通电独立。贵州独立，兵不血刃，解除了云南的腹心之患，使云南正面有了很大的缓冲区域。之后，戴戡率领一营滇军，两团黔军北经遵义前往四川，2月2日，在綦江一带与北洋军交手。
在北洋方面，实力大大超过了滇军。北洋兵分三路，一、二路总司令为长江上游警备总司令、虎威将军曹锟，下辖五个师，约三万人，在兵力上占着绝对的优势。但确如袁世凯、蔡锷所言，北洋军暮气已深。接到出征命令之后，这些部队（包括非北洋系的杂牌部队，如贵州刘显世、广西陆荣廷等）或索饷要挟，或逗留缓进，与中央讨价还价；在开赴前敌的过程中，一路上强征夫役，虐杀无辜，抢劫商民，强奸妇女，无恶不作，军纪荡然。叙府失守后，袁又调集五六千人，围攻叙府，而此时叙府前线的护国军兵力仅千人，经过一周激战，北洋方面竟然全线溃退。无怪乎蔡锷有滇军一师可抵北洋数师的判断，毅然起兵反袁呢。
2月2日，原为蔡锷部下的刘存厚（时为川军第二师师长）经蔡等运动后，率所部川军三千人于泸州附近的纳溪响应蔡锷，宣布独立，并导滇军入川。2月5日，护国军开始攻打泸州，但8日北洋精锐张敬尧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