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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镜头中的周恩来:生动再现第一代领导人风采(选载)-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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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们不约而同说出的第一句话就是：“周总理是《东方红》的总导演。”然而，当我们今天打开历史案卷重新审视这部史诗诞生的那段历程时发现，周恩来为《东方红》耗费的心血及其包含的意义，远非一般纯粹艺术上的“总导演”这个职衔所能容纳得了的
第一章
情满西花厅（1）
自从周恩来爱上了西花厅，一住就是26年。这里始终保持着庄严、幽静、美丽与朴素的风格。
自天安门广场往西经过新华门继续向前直到府右街南口（六部口），由此向北转弯沿中南海红墙一直到达近府右街北口处，见到那个有国徽的西北门，往里向左一拐便是西花厅。
西花厅坐落在中南海大院西北角，是清末宣统年间修建的那种京城常见的旧王府式四合院建筑群。因年代久远，青砖灰瓦的屋宇，廊柱暗红陈旧，雕梁画栋亦已褪色斑驳，已不见那昔日王府的豪华气派。
西花厅由前后两个院落组成。前院进门不远处可见一座小假山屏挡住人的视线，茂密而细长的修竹环绕着它。院内自南向北的一条弯曲长廊隔在汽车道西侧，长廊中段设一凉亭，它的南端往西拐到尽头处筑一小巧的水榭，池子里没有放水，也就没有鱼虫水草和莲藕，常年干涸着。如今西花厅院内的房屋、亭子、长廊、水榭等建筑物看来已相当陈旧，但整个院子绿化得很好，树木花草繁茂，修剪整齐，院内环境幽静，空气清新，略有一点花草芳香，树上的知了鸣叫不停。
西花厅前院有一个漂亮气派的前厅，建在约一米高的平台上，是周总理接待与宴请外国宾客的地方。平台下边有一椭圆形花坛，被四周栽种的低矮的常青树环绕，中央栽着周总理和邓颖超都喜爱的芍药花和月季花。花坛亦是交通标志，是来往汽车的环形岛，周总理和邓颖超经常来这里散步赏花。
西花厅的海棠花一向为中南海及熟悉总理家的人士所称誉。每年初夏时节，后院里的海棠花盛开，每棵树上开满了红色和白色的花朵，芳香四溢，引来无数彩蝶纷飞，蜜蜂嗡嗡地叫着忙个不停，在此优美而宁静的环境里，蕴含着盎然生机。
后院的面积不大，是周恩来办公与居住区。一片绿地上满院海棠树，有几棵梨树、桃树和白皮松。周恩来办公室在坐北朝南的正房里。红色的廊柱绿色的窗框，下面的窗户镶着大块玻璃，上面是纱窗再加玻璃窗。每当天空晴朗、风和日丽与温度适宜的时候，打开面向院子的玻璃窗，拉开白色的窗幔使阳光直射进来，室内光线充足，顿时亮堂起来。
周恩来办公室西隔壁有一个稍大些的房间称作“活动室”。室内有一张乒乓球桌子，北侧与西墙根处立着书橱，里边藏书主要是属于文、史、哲类的图书。西花厅的工作人员将“活动室”习惯地称之为“乒乓球房”，或干脆就叫“球房”。打乒乓球是周恩来在办公间隙惟一喜爱的活动腿脚的方式。常有警卫、秘书、医生陪他打球。周恩来右臂肘关节伤残屈曲，活动不方便，加上他已年近古稀，不可能挥拍抽杀，就像董必武说的，是打“卫生球”。
西厢房为工作人员办公处，东厢房为临时“客房”，来客作短暂住宿用。工作人员在西花厅10年只见过周恩来的亲侄女在这里短期住过几次外，未见过别人来住过。
办公室往东是客厅，用现在时髦的说法可称之为“多功能厅”。这儿是周恩来、邓颖超用餐、休息的地方，也是两位主人在此会客、与亲属团聚所在地。邓颖超间或亦在此看电视。
由客厅往里（朝东）便是邓颖超的办公室兼卧室。邓大姐卧室隔壁是周恩来的卧室，周恩来卧室的东墙外是一条内走廊，这里有书架，存放一些旧书刊和文史资料类图书。当初设计这条内走廊的人，想必考虑冬季保温、夏季隔热以及隔音作用。
周恩来卧室内家具陈设极其简单，因为他一进卧室就上床，身后用枕头垫着斜靠在床头继续办公。他睡的是一张普通木床，下面用的是南方人喜爱的棕绷床垫。这很可能同他祖籍是浙江绍兴，生长于江苏淮安，依然保留某些南方人的生活习惯有关。
各房间和卫生间都由内走廊连接出入。走廊出口处是夜间警卫值班室，周恩来进卧室休息后，通向周恩来卧室走廊的门就锁上了，钥匙由警卫员保管。
周恩来居住在西花厅，一直过着俭朴的生活。这从他居住的房屋及院落都可以看得出来。自他住进来以后，不许装修与翻新房屋及庭院。
20世纪60年代初，周恩来身边工作人员乘总理到广东从化组织阅读、讨论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机会，为了保护和加固建筑物，抢时间搞了点简单的内装修，更换了窗帘、洗脸池与浴缸。周恩来回来见了十分生气，将他们狠狠地批评了一顿。事后，他语重心长地对身边人员说：“我身为总理，带一个好头，影响一大片；带一个坏头，也影响一大片。所以，我必须严格要求自己……你们花那么多钱，把我的房子搞得这么好，群众怎么看？一旦大家都学着修起房子来，在群众中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周恩来的这一番话发人深省。自此以后，再也没有人敢提及装修房屋之事了。
邓颖超在悼念周恩来的文章中说：“解放初期，你偶然看到这个海棠花盛开的院落，就爱上了海棠花，也就爱上了这个院落，选定这个院落，到这个盛开着海棠花的院落来居住，整整居住了26年。”这里始终保持着庄严、幽静、美丽与朴素的开国总理风格。
正如陈毅元帅所说：“廉洁奉公，以正治国者，周总理也。”
周恩来是党内做工作最多的人，也是最忙的人。为了争分夺秒，他开辟了“第二办公室”和“第三办公室”。
周恩来是一个真正的忠实、高效、廉洁的人民公仆，他一生都在实践着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担任政府总理的26年多的时间里，在处理内政、外交和大小公务活动中，他那自觉的强烈的公仆意识是无所不在的，正像他自己说的：“为人民服务就是要像春蚕那样吐完最后一根丝。”
可以说，周恩来是党内做工作最多的人，也是最忙的人。他为国家的富强、人民的幸福呕心沥血，日夜操劳，“一天的工作时间总超过12小时，有时在16小时以上，一生如此”。被外国人称为“全天候周恩来”。
情满西花厅（2）
他白天忙于开会，接待外宾，有时连吃午饭的时间都没有，只好带些简单的饮食，在驱车途中用餐。深夜才是他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处理大量文件、研究重大问题的时候。
在一天里，周恩来惟一的休息时间是在和邓颖超共进晚餐的时候。他喜欢听陕北民歌，每当这时他总是要把留声机打开，边吃边听，不时用手指轻敲桌子或是用脚点地，随着音乐拍打，脸上露出安闲、愉快的表情。但就在这短暂的时间里，当他想起要处理的事，又常常
要把秘书找来。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中国前几个发展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都是周恩来主持制定和组织实施的。祖国每条大江大河的治理，每项重点工程的建设，原子弹、氢弹的研制成功，人造卫星的上天，无不凝结着他的心血。他在日理万机中送走了一个个不眠之夜，又迎来了一个个繁忙的早晨。难怪越南的胡志明主席对周恩来个人提出的惟一请求是：“请为了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利益，每天多睡两小时。”
周恩来规定，一天24小时，凡有重要紧急的事情，不论他是在睡觉还是在吃饭，主办急件的同志要随时向他报告。有一次河南省发大水，为处理此事，周恩来几天几夜没怎么合眼。那天刚睡下，又来了急件，秘书考虑周恩来太累了，想等他睡醒了再报告，就没有叫醒他。他醒来看了急件后，严肃地批评了秘书。秘书心疼地说：“总理，你几天几夜不睡觉，要累垮的。”周恩来说：“我的时间不属于个人。我少睡点觉算什么？发大水关系到几百万人的生命财产安全问题。以后要坚决按规定办。”
国内外许多有名望有影响的人都著文说：“无疑，周恩来是这个世界上工作最忙，工作最多的一个人。”
工作忙主要体现着他的奉献精神，而工作做得多，则不但体现了奉献精神，同时也体现出他过人的聪明才智。
我们只要看一看每一天周恩来的工作日程安排，看一看西花厅那经常深夜不熄的灯光，我们就会想到人民的总理是怎样一种献身精神，那璀璨不灭的灯光是周恩来用生命点燃的！
周恩来一天的工作时间是从“早晨”醒来一睁开眼睛就开始了。他睡得晚，起床也晚，这里所谓的“早晨”大多是近中午时刻，甚至到下午一两点钟，偶尔会更晚些才起床。
西花厅的服务人员一清早便将卫生间打扫干净，一切生活用品都备齐；白天拉开窗帘打开窗户进行通风换气，夜间则关上窗户拉上窗帘使室内既保持空气清新亦使室温相对恒定。
周总理每天起居作息等生活习惯与工作安排是：
“早晨”醒来一睁开眼睛便看手表。他偶尔按电铃叫人进去询问有何急事需要处理。要是时间许可，他也觉得困乏而没有睡够便接着睡。不然，他便按枕头边的电铃呼叫值班警卫人员，他们听到铃声，便进周恩来卧室随他一起到洗手间。
周恩来进卫生间后，有时坐在抽水马桶上就按电铃（电铃按钮在马桶旁的小条几上），把值班秘书叫进来，向他报告电话记录、待批阅的紧急文件和一天的工作安排等。有时候，他叫人（多半是周恩来熟悉的老部下）到卫生间来汇报工作，交谈的时间是几分钟，也可长达几十分钟。所以，日子一长，西花厅的工作人员赋予卫生间一个雅号，叫做“第二办公室”。
秘书们都十分重视这一办公时间，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嘛。为这一办公时间，秘书们都是预先有准备和协商的。
首先，他们将各自负责的急件拿出来，“争夺市场”，谁先送谁后送，要争一争，排排顺序，往往是那些需要立即批办的电报放在前面。这么大的国家，周恩来只要睡下三四个小时，就会发生一些急事要办，何况还有国际风云瞬息万变？这一切都连着周恩来的“第二办公室”，要在坐马桶之时就加以处理和决策。
一般情况下，周恩来在“第二办公室”只处理急电急件，大事要事。那种日常性公事，不能拿到这里办。因为周恩来还要看报纸，可以说一次也没缺过。
假如“老资格”的周恩来办公室工作人员将卫生间戏称为“第二办公室”的话，那么卧室就被称之为“第三办公室”。周恩来起床后便到“第二办公室”开始了一天的工作日程，但周恩来是在卧室的床上结束一天工作的。
周总理每天深夜或凌晨离开办公室去卧室时总抱着一大摞文件，邓颖超把这一摞文件戏称为“他每天总抱着金娃娃”去睡觉。
周恩来洗漱完毕进卧室躺到床上，继续看着“金娃娃”，批阅文件，常常在疲惫不堪时打瞌睡。手里拿着的红铅笔在文件上圈、点、画，到后来则画出一道道弯弯曲曲不规则的线条。有时，工作人员站在旁边劝他休息，他很少答应，只是叫人拿热毛巾擦一把脸，拿点花生米或者苏打饼干给他“充饥”。工作人员看出，其实他是想借此驱逐“瞌睡虫”。有时，等工作人员取来花生米，他已呼呼地靠在床头睡着了，握在手里的铅笔已掉在了地上。
值班卫士随时注意着卧室内的动静，一旦周恩来入睡了，便轻手轻脚进去，将灯熄灭，再轻手轻脚出来，关严门，小声对值班的秘书们说：“回去吧，总理睡了。”
当然，有时周恩来是自己关灯睡觉，这是主动有意地要睡觉，一般是没什么放不下的事情了，或者是头痛得无法看东西了。周恩来用脑过度的痛苦之状大家都见过，微蹙眉头，不敢睁眼，这时他要服安眠药，并由医护人员帮忙做些头部按摩，促进血液循环。
周恩来主动熄灯睡觉，常发生睡不踏实的情况。一见他关灯，值班秘书就可以走了。可有时工夫不大，周恩来“办公室”的灯又亮起来，这是他又想起了什么事，叫卫士再把秘书找来，或询问，或交代一件事，或对某项工作作出指示。
情满西花厅（3）
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周恩来见秘书跑来跑去，心里不安，就说：“唉，真麻烦你们了。还是给你们寝室安部电话吧。”
于是，值班秘书的床头就安了一部红机子。周恩来床头装一部红机子，这部红机子没有拨号也没有铃，拿起话筒就可以让总机找人。可以打出去，外面打不进来，因为不响铃，怕响铃惊扰住在隔壁的邓大姐。
有了电话，秘书就可以少跑许多腿。有些事，在电话里就可以说了，回答周恩来的询问或接受某项指示，而不必再从寝室跑到周恩来的“办公室”。
办公条件都是逐步提高。比如周恩来的“第三办公室”，开始条件简陋，周恩来抱着文件上床，在身边一放，就将背靠在了床头上。他批阅文件时，就将两腿弓起来，文件放在腿上，边看边批示，这样是很累人的，而且文件放在腿上，写字不易写好，还吃力。卫士见了这种情况，就帮忙找来一个硬纸板，让周恩来垫在腿上。
这样写字方便些，但人仍然很累。邓大姐见了，心有不忍，动了动脑子，把木工请来，亲自讲了设想。木工就按邓大姐的设想做了一张小桌子，带倾斜面，刚好能卡在床上。这样，周恩来办公就可以减轻些劳累。
这张小桌，平时只放三样东西：红蓝铅笔、老花镜和清凉油。60年代，周恩来劳累过度患了心脏病，小桌上便又加了一瓶预防心脏病猝发进行救急的药品硝酸甘油。现在，这张倾斜的小桌子就陈列在中国革命博物馆中。
邓颖超手里没有周恩来办公室的钥匙，要进办公室，得事先报告。周总理批阅文件绝对地细致认真，他的这种态度，确实发现了不少问题，避免了许多失误。
周恩来是执行党的纪律的楷模，他的这种作风值得各级干部学习。也许是长期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养成的严格保密习惯。就拿周恩来办公室门锁的钥匙这么一件事来说，他规定钥匙只有三把，秘书有一把，便于他们出入办公室整理文件等；警卫人员有一把，便于清洁和整理房间；他自己保管一把，成天揣在兜里不离身。
邓颖超手里没有钥匙，她要进办公室，通常也得先敲门告知一声再进去，这是他们夫妻间相约的礼貌与规矩。
周恩来办公室的房间不大，约三十平方米。当你推开办公室的门，立刻有一种房间狭小拥挤的感觉，因为屋子里的东西堆得满满当当，空间太小了。
办公室地上铺设绿呢地毯，沉重的玻璃书柜摆在东西北三面墙前。室内有两张铺有绿呢台布的办公桌。一张普通的大办公桌朝南临窗摆放，桌上放了许多文件、文具等办公用品，有一个老式铜座绿色灯罩的台灯。这张办公桌的右侧几案上摆了三部电话机。
另一张办公桌，是一张如乒乓球桌大小的长条形会议桌，沿房间东西向横放着。它几乎占据整个房间四分之一的面积。任何人推门进去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这张醒目的、堆满文件的长条形会议桌。桌上的台灯是自制的，有两个20瓦日光灯管。早先因为办公室里秘书多，分工细，故周恩来办公桌左下方安装一排标有秘书名字的电铃按钮，便于总理呼叫各位秘书。“文革”开始后，秘书逐渐减少，最后只有两个人，这排电铃装置也失去了作用。
长条形办公桌上放着一摞摞大小不等的文件堆，就像高矮不一的“小山包”。会议桌的东头留了一点空间，周恩来常在此进餐或接待个别来访客人在这儿谈话，放置茶杯等物品。时下人们常说“文山会海”，周恩来办公桌上的“小山包”可说是地地道道的“文山”了。
周恩来每天都要出席或主持各种各样的会议，还有外事活动等，而家里每天又有那么多文件等着他亲自来批阅，他能不忙不累吗？！
那张临窗办公桌的左侧放着一个扶手小沙发，那只是一种摆设而已，很少见他坐在这张沙发上休息过。
“文革”初期，因为周恩来多次发作冠心病、心绞痛，后来在办公室的西北角安放了一张木板单人床，供他躺在那里小憩，充充电、养养神，或是午睡片刻，以及心脏病发作时卧床休息、服药、做心电图和吸氧气时用。
随着岁月的流逝，这张单人床的功能慢慢地发生了演变，床上没有了被褥枕头等卧具，而是堆满了文件。原因很简单，就是周恩来没有时间躺到单人床上去“充电”！
周恩来常常因工作过度劳累而感到胸部憋闷不适。他常感到房间里空气不够用，其实是冠状动脉供血不足引起心绞痛的表现，这是经心电图检查一再证实了的。但他不肯，确实也没有时间专门躺在床上休息吸氧气。在专家指导下，医护人员自行设计了一套“土造”中心供氧装置，通过曲折的管道系统将氧气直接输送到他的办公桌旁。周恩来在办公室里不知不觉地边办公边吸氧，这样，保证了定时定量供给氧气，亦减少与减轻了冠心病的发作。
周总理批阅文件绝对是细致认真。现在国家档案馆里有数不清的周恩来墨迹，其中的急电急件，大量的是在“第一办公室”里批阅，你可以从前查到后，再从后查到前，看有哪个批得不清？看有哪个错字或是使用不当的标点符号周恩来没有改正过来？周恩来一生严格、细致、谨慎。举个批阅文件的例子：
周恩来阅读文件，除逐一圈点外，当看完一页时，必要将这一页掀起，以此页末行压在下页首行之上，看完上页右下角末一个字，再看下页首左上角第一个字，这样来保证两页衔接处不会多字或缺字。
报批的文电及汇报，一般是外交和军事排在前，这两个方面突发性事件多，紧急情况多，而农林系统一般靠后，除非发生了灾情，有重大灾情就要首先报。
记得有次汇报，负责农业的秘书对负责外交的秘书打招呼：“喂，你快点啊。今天国务会议上，周总理听农林口汇报，基本情况我得先报给他。”
情满西花厅（4）
外交和军事方面的秘书很快完事，留时间给农业秘书汇报。可农业秘书有些犹豫，因为周恩来正在批阅文电，并且不时地交代机要秘书发电，口述电文。等在农业秘书后面的还有负责文教体育的秘书，见农业秘书犹豫，就想先汇报。农业秘书知道周恩来永远是忙，等是不行的，只好汇报了。
也难怪农业秘书犹豫，那时是计划经济，他汇报有一连串的数字，比如粮食、棉花、油
料等等的产量数字，征购数字，已完成数字，分配数字等等。在这种情况下汇报周恩来怎么可能记得住呢？
让人目瞪口呆的是，到了国务会议上，周恩来听汇报，居然给汇报者纠正了一个念错的数字！而且在问答中，一涉及数字，那位副部长就得重新翻材料，而周恩来就很不耐烦地帮他说出准确数字。事后这位副部长说：“我们没法跟周总理比，那么多数字，我们只能记到纸上，周总理全能记在心里。”其他秘书说：“你还不知道呢，周总理就是早晨听了一次汇报就全记住了。”
当然，全国报来的文电和情况每天多似海，不可能全叫周恩来看，全向周恩来汇报，首先要经过秘书的筛选过滤，有选择地呈送，有选择地汇报。
有次国务会议结束后，一位副总理问周恩来有关黄河水利的问题：“总理，这个文件我们报上去了，不知您有什么意见和指示。”
周恩来马上摇摇头，肯定地说：“这个文件我没见到，也没听秘书讲过。”
他找来有关秘书李岩，果然，是被李秘书筛选下去了，没报周恩来。但凡报上来的，周恩来都是“过目不忘，过耳不丢”。此后，为避免筛选出差错影响工作，秘书们改变了做法，就是对筛下来的文件报告，有空时便向周恩来唠叨几句。不要小瞧这几句唠叨，周恩来听过就不会忘，万一哪位负责人向周恩来问及这件事，周恩来就不会不知道。
周恩来离不开《辞海》、《辞源》等工具书，为求一字准确，有时甚至要翻到《康熙字典》，翻到之后他还要亲自查阅核对一遍。凡属见报或下发的文件，更是严格把关，有引用经典著作的内容，他一定要找来原著核对。秘书帮忙核对之后他仍不放心，仍要亲自核对一遍。
周恩来这种谨慎细致、事必躬亲的作风，确实发现了不少问题，避免了许多失误。
看了上面说了这么多，知道了周恩来工作特别繁忙，拿现在的话说，就是工作起来特别地“玩命”。可是，大家别以为周恩来只是一个缺乏生活情趣的“工作狂”，其实，生活中的周恩来，很富有人情味，他的情趣爱好是非常广泛的。
他爱好跳舞，爱好各种体育锻炼，喜欢唱歌、读小说、作诗、看电影、看戏剧以及下棋打牌，他还喜欢广交朋友。他一生没有别的嗜好，只是喜欢喝点酒。
周恩来是个爱玩又没时间玩的人。所以，兴趣广泛又不能不压制兴趣，甚至忍痛将其窒息掉。
在人民大会堂，在建筑工地，在许多群众集会的场合，历史都为我们留下了周恩来指挥大家引吭高歌的镜头。
周恩来喜欢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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