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镜头中的周恩来:生动再现第一代领导人风采(选载)-第4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没有家具，只有最起码的几件生活用具。一张简易的土炕上，一个刚刚满月的孩子静静地躺在上面。
看着这一切，周恩来充满深情地说：“同志们，现在生活确实很艰苦，但将来一定会好起来。”
视察中，周恩来对余秋里、康世恩等人说：“要想办法改善工人们的生活。像大庆这样的矿区，不搞集中的大城市，分散建设居民点，把家属组织起来参加农副业生产，做到工农结合，城乡结合，这样对生产、生活都有好处。”后来，周恩来又把这几句话概括为“工农结合，城乡结合，有利生产，方便生活”，成了大庆油田建设的一个指导方针。
周恩来来到大庆的消息不胫而走，传遍了油田。晚上，当周恩来要离开大庆时，工人们和家属们自发地秩序井然地聚集到车站，为共和国总理送行。
那种场面，那种情绪，非常动人。周恩来已经上了火车，又再次下车，向送行的群众挥手告别。
……
毛泽东说：穷山沟里也能写出好文章。一个裹着白毛巾的农民，走上了人民大会堂的讲台。他对着万余名听众把烂熟于心的大寨建设史讲得眉飞色舞。
1964年1月19日，陈永贵头上裹着白毛巾，走上了人民大会堂的讲台。对着万余名衣着笔挺的听众和台下闪烁的各级军官的肩章，毫不怯场。他不拿讲稿，手不时地在空中比画着，把烂熟于心的大寨建设史讲得眉飞色舞。听众们盯着这位不同凡响的农民打扮的大队书记，随着陈永贵讲的那些新鲜生动的英雄般的故事，时而振奋，时而沉静，时而发出笑声。讲到精彩处，陈永贵还不紧不慢地端起茶杯喝上一口，大厅中静得连那茶水下咽的咕嘟声都清晰可闻。陈永贵着重讲的正是在大寨历史中表现出来的战无不胜的精神力量。他讲合作化，讲三战狼窝掌，讲抗灾，讲三不要三不少，讲自力更生的十大好处，讲凭着人的志气打粮食。他的报告与当时弥漫在全社会的理想主义精神很合拍，大家听了使劲鼓掌，报告大获成功。
半个月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举办了专题连续广播：“学大寨，赶大寨”，还播送了陈永贵的传奇般的讲话。节目播出后，中央台收到了13个省市上百封听众来信。这些几十年前的旧信可以向今天的人民传达出当时的社会气氛，传达出那时的社会舆论对人的志气、意志、干劲和精神力量的高度推崇，也可以证明一个学大寨的运动正在自发地形成。
同年3月28日到29日，毛泽东召集中共河北、山西省委的林铁、刘子厚和陶鲁笳等几个人，到他停在邯郸的专列上，听取工作汇报。陶鲁笳汇报说，前不久他在昔阳县大寨大队蹲点，了解到这个大队的生产和思想政治工作都很出色，支部书记陈永贵是个生产能手，也是思想政治工作的能手，而且对管理工作抓得很严，公私分得很清。省委1960年就曾发出通知，要求全省农村党支部书记向陈永贵学习。陈永贵提出过一个很好的口号，叫做“参加生产，领导生产”。这时毛泽东说：“很好嘛！就像打仗一样，纸上谈兵不行；你不参加打仗，怎么会指挥战争呢！”
接着陶鲁笳继续汇报说，陈永贵要求每个党员的劳动要好于一般群众，支部委员要好于一般党员，支部书记更要好于一般委员。他认为只有这样，党支部才有资格领导生产。初级社刚成立时，村里的地主富农分子暗中轻蔑地说：“看这些穷小子们还办社哩，兔子尾巴长不了，用不了几年，非让他们吃塌了不可。”陈永贵得知后在党员大会上说：“我们每个同志都要横下一条心，绝不占公家一点便宜，让他们看看，共产党员根本不是他们说的那种人。”十年来，大寨全村的工分账和财务账，从来是一清二楚，接受群众监督，定期向社员公布。群众称他们的支部书记是贴心书记，会计是保险会计。大寨的评工记分，照陈永贵的说法是“有制度，不繁琐；有差别，不悬殊”。
毛泽东说：“这个办法好。评工记分就是不要搞繁琐哲学。又有差别，又不悬殊，才能调动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劳动积极性。”
陶鲁笳又接着汇报说：陈永贵这个人，群众说他很有才干，他领导群众搞集体生产，年年有新套套。他常说，“你没有新套套，天还是那个天，地还是那个地，它不会给你增产一斤粮食。”他的新套套，不是凭空想出来的，是在和群众一起劳动的实践中琢磨出来的，是经常请教山西农学院的科学技术人员，经过科学试验得出来的。所以很见效。正如他说的，“集体生产有了新套套，才能变思想、变技术、变土地，才能稳产高产。”从建立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以来，大寨年年增产，年年增加上交国家的征购粮。大跃进那几年，许多农村干部浮夸虚报，说他们的粮食平均亩产已过了长江，超过了800斤甚至1000斤时，大寨却如实上报粮食单产400多斤。
1963年8月初大寨遭受特大洪灾时，陈永贵正在县里参加人代会，他听到后立即绕走山路回到村里。群众一见他就说：“永贵你看这么大的灾，咱们怎么往下活呀？”有些人悲观得哭了起来。陈永贵先问大家：“人冲走了没有？牲口冲走了没有？”大家说：“没有。”然后他挺起腰杆说：“没有冲走一个人，没有冲走一头牲口，这就是大喜事，应该开庆祝会，还哭什么？毛主席说过，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老天爷也是个纸老虎，欺软怕硬，你硬了，它就软了。我们每个人都有两只手，靠两只手我们就能改天换地。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嘛。”就是这样，他把全村动员起来，不分男女老少，齐心协力，夜以继日，战天斗地，果真创造出了惊人的奇迹。被洪水冲倒在泥浆里的秋禾，一棵棵被扶起来，培土施肥，千方百计地救活了。结果，除少量完全被冲垮了的梯田绝收外，粮食亩产获得了700多斤的高产纪录。接着，他们研究了洪水为害的规律，修订第二个10年造地规划，建设抗御旱涝能力更强的稳产高产的新梯田、沟坝田、河滩田。被洪水冲毁的旧大寨，也按照统一规划，用集体的公共积累，重建家园。他们以白天治坡、夜间治窝的惊人毅力，建起了焕然改观的新大寨。仅仅半年多的时间，半数社员就欢欣鼓舞地搬进了新居。这真是一个奇迹！他们选择一处又长又高的坡面，用石灰写上了“愚公移山，改天换地”赫然醒目的八个大字。这八个大字活现了大寨人的雄心壮志。

踏遍大庆和大寨（3）

1963年11月省委向全省农村、城市各级党组织发出了向大寨人民学习的通知后，到大寨去参观的人越来越多，都惊叹大寨人个个是改天换地的劳动英雄。
毛泽东听到这里，饶有兴趣地问陶鲁笳：“陈永贵是哪几个字？他识字不识字？”
陶鲁笳当即在纸条上写了“陈永贵”三个字，并说，从小穷，没有上学读书的机会，他
不识字，这些年扫盲，还能看报纸，是个“大老粗”。他虽然不识多少字，书本知识十分缺乏，但不能因此说他没有工作能力。他是个善于向社会实践学习的人，这方面的悟性很高，他还懂得什么叫逻辑。不久前他在太原作报告，赵树理听了很佩服，对陶鲁笳说，陈永贵的讲话，没有引经据典，但他的观点完全合乎毛泽东思想和辩证法。
这时，毛泽东对大寨和陈永贵以肯定和赞赏的语气说：“穷山沟里出好文章。唐朝时山西有个大学问家柳宗元，他在我们湖南零陵县做过官，那里也是穷山区，他在那里写过许多好文章。”
毛泽东又高兴地问陶鲁笳：“你们有他的材料没有？《人民日报》那篇文章我没有看。”
毛泽东回到北京以后不久，1964年4月20日周恩来总理就派农业部长廖鲁言到大寨做了20天考察。他着重总结了大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按照农业“八字宪法”建设稳产高产农田的经验。他特别赞赏大寨经过多年努力，使建起的水平梯田成为活土层在一尺以上的、蓄水保肥、抗旱保墒的“海绵田”。他认为这种“海绵田”对于发展我国旱作农业具有普遍的科学意义。他回京后，向周总理和毛主席作了书面汇报。
同年5月中旬，中央在北京召开的工作会议，在讨论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毛泽东讲：农业主要靠大寨精神，自力更生，要在种好16亿亩地的基础上，建设4亿多亩稳产高产田，要逐步减少粮食进口，以增加新技术的进口，需要加强内地建设。这或许就是农业学大寨的来由吧。至于“农业学大寨”这个字句，中央文件可查见的是1966年8月14日发表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其中在讲到毛泽东近四年提出的一系列英明决策中，就有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字句。
1964年12月周总理在第三届全国人代会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第一次公开表彰大寨是农业战线的一个先进典型。众所周知，这个报告是经过毛泽东审阅、修改的。周总理在报告中指出：“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大寨大队，是一个依靠人民公社集体力量，自力更生地进行农业建设、发展农业生产的先进典型。”这个大队，原来生产条件很差，是一个穷山恶水土地薄、全部耕地散在七沟八梁一面坡的地方。十几年来，这个大队在党的领导下，充分调动群众积极性，以加工改造耕地为中心，结合运用“八字宪法”，高速度地发展了农业生产。他们进行了大量的、艰巨的农田建设，把过去的4700块土地并成了2900块，并且都建成为旱涝保收、稳产高产农田……他们正确地处理了集体和国家的关系，他们只向国家借过一次钱，第二年就归还了。从1953年到1963年的11年中，这个大队在逐步改善社员生活的同时，向国家总共交售了1　758　000斤粮食，平均每户每年交售2000斤。
最后，周总理概括大寨精神说：“大寨大队所坚持的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都是值得大大提倡的。”
在人代会期间，周总理看到一份《内参》上登了一个记者的报道，说大寨耕地亩数不实，今年粮食平均亩产跨过长江、超过800斤的报道也不实。周总理当即找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山西省省长卫恒和陶鲁笳三人到中南海，专门询问此事，并要他们立刻派人到大寨去丈量土地，核实粮食产量。周总理说，如果确有虚假，《政府工作报告》公布后，外国记者会把它捅出去的，这样国际影响就很不好。于是，他们立即派农业厅厅长康丕烈和省委办公室副主任刘贯文带一批助手到大寨同国务院工作组一道进行了一个多月查田定产工作。最后经过核实，大寨耕地面积为796。69亩，1964年粮食平均亩产809斤，跨过了长江。他们一面上报周总理，一面在省内也作了通报，因为省内不少人对此也是有怀疑的。事实证明，周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对大寨经验的基本总结和大寨精神的概括，是完全符合当时大寨的实际情况的。
第一次走进大寨的周恩来，是那样地精神抖擞，兴致勃勃，连草帽都不肯戴。大寨人发现一个泱泱大国的总理竟这样平易近人。
1965年5月21日，这是令大寨人最难忘的一天。周恩来和李先念陪同阿尔巴尼亚贵宾，第一次来到大寨视察。
这天周恩来坐的是直升飞机，一路颠簸，身体很累。然而，他到了大寨，刚休息一会儿，就去山上视察。他视察走的路线，转一圈就是八华里。烈日当空，热风拂面，年轻人跑一趟，还觉得累得慌。可是，周恩来却那样精神抖擞，兴致勃勃，连草帽都不肯戴。
“提起昔日狼窝掌，
山洪饿狼乱石块。”
三战狼窝掌是大寨人战天斗地的一个缩影。周恩来第一次来大寨，就很重视大寨的农田基本建设。他听了说明员的介绍以后，又叫陈永贵讲大寨是怎样治理狼窝掌的。参观狼窝掌的时候，他看得很细致，想的问题十分周到。他很关心当时的工程能不能顶住像1963年那样大的洪水，建议挖一些排水沟，修一些水簸箕，防止洪水为害。看完狼窝掌以后，周恩来对大寨人三治狼窝掌的艰苦奋斗精神赞不绝口。
周恩来第二次来大寨时，时间安排得很紧。从早上8点多到下午4点多离开，除了吃饭，总理一刻都没休息。那天午饭后，邓颖超要看一看狼窝掌，周恩来高兴地说：“是啊，到大寨来，不去看狼窝掌，就不能算来过大寨。狼窝掌一定要看。”邓颖超临行前，专程去看了狼窝掌。

踏遍大庆和大寨（4）

从狼窝掌回来，周恩来又走进了展览馆。
大寨展览馆，通过实物、照片等展示了大寨所走过的艰辛历程。周恩来对展览的内容看得很细致，问得很详细。他看了大寨今昔对比的模型和大寨的村史以后说：“这个展览办得好，内容丰富，短小精悍，很有教育意义。”
展览馆里，还陈列着梁便良、牛国栋、石桂林等人在旧社会穿过的衣服，盖过的被子，用过的枕头，讨饭的篮子等。周恩来拿起牛国栋一家三代人枕过的一个木枕头，嘱咐摄影的同志，把这些实物一件件拍照下来，教育广大青少年。
周恩来还仔细看了大寨的模型，查对了刚才视察走过的地方。陈永贵笑着说：“总理，您今天跑的路已不少了，该跑累了。”周恩来笑了笑说：“我们只看了三分之一，可惜时间太短了！”
周恩来对工作这样不辞劳苦，勤勤恳恳、兢兢业业，给大寨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63年前，大寨仅有树一万余株，其中果树一千余株。1963年，周恩来特别指示大寨要多种果树，走综合治山的道路。于是大寨加强了对林业生产的力度。几年内，绿化荒山300余亩，植树10多万株，其中果树4万多株，平均每人200多株。十多年前光秃秃的虎头山，如今被一片葱绿覆盖了。七沟八梁一面坡上长起了成片林木，有苹果、葡萄、梨、桃……酸枣树上嫁接的大红枣，结满了累累的果实。现在每年光是各种干鲜果品，收入就相当可观。
当周恩来站在虎头山上看见座座荒山披上了绿装，心中充满了喜悦。他说：“要是把所有山头，都植上树木，该多好哇！”并嘱咐说：“要多种树，发展林业，水果树、干果树、木材树都要种。”还鼓励大寨的同志，把山上的酸枣树嫁接成大红枣树。
1973年周恩来第三次来大寨时，虎头山上已有成片的梨树、苹果树和松柏林，近村周围栽满了桃树和葡萄，山坡梯田里长着株株核桃树，田边地角的酸枣树都嫁接了大枣。周恩来满心欢喜。特别是听说酸枣树嫁接的大枣树，已经结了不少果实，他高兴地笑出了声。
看看虎头山变成了花果山，尝着蜜甜的新鲜水果，大寨人不得不佩服周总理的远见卓识，大寨的林业也包含着总理的心血！
大寨是个山区，地面没有河流，地下水位很低。集体化前地里蓄不住水，抗不了旱，遇到旱天，连吃水都困难。集体化后，大寨人治山治坡，抓土抓水，建造了能蓄水保墒的“海绵田”。1964年，大寨又打了一口深井，11口旱井，除了供给全村吃用以外，还可以用来沤肥。
这次，周恩来来大寨视察时，十分关怀大寨的水利建设。他专门到水井旁，看了新修不久的小水泵房。他仔细地询问：这个井有多深？水量有多大？机器马力有多大？陈永贵回答了这三个问题以后，接着说：水够人吃了，还能解决一些沤肥用水。
中午，在欢迎贵宾的饭桌上，周恩来又谈到了水利问题，他突然问大寨党支部的同志：“天不下雨怎么办？”周恩来不等他们回答，又发问道：“三年大旱怎么办？在中国历史上，有过这样的事情嘛！要想办法彻底解决水源问题。”
支部的同志被问住了。他们不能不惊叹周恩来考虑问题是这样周到、长远！
在这以后，大寨人把周恩来的这句发问永远记在了心上。1976年，大寨大队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支援下，奋战50多天，建成了一条全长14华里的“军民渠”，把昔阳县郭庄水库的水引到了虎头山。军民并肩战斗，又在虎头山上修起了一个可以蓄水34000担的“支农池”。以后大寨人又相继建成了5个蓄水池，总共可以蓄水8万担，起到了又防洪又抗旱的作用。
1972年，大寨遭受百年不遇的旱灾，从种到收没有落过透雨。这场大旱真的连续了三年。“天大旱，人大干”，大寨人民在大旱面前干得非常出色，战胜了三年大旱，夺得了没有见过的大丰收。粮食总产量创造了历史最高水平。
周恩来第一次视察大寨，一进村，他就问头一任铁姑娘队长赵素兰，去年做了多少个劳动日。素兰子如实作了汇报。周恩来亲切鼓励说：“好，好，要好好学习，要好好劳动。”
那天，周恩来又到了素兰子家，坐在小板凳上，跟素兰子爹赵怀利唠起来。总理问：“你今年多大岁数？身体好吗？”
怀利开头跟总理说话心有点跳，拘束地说：“好，很好，我今年六十四。”
周恩来笑着问：“你看我多大岁数？”
怀利见总理这么近乎，也不感到拘束了，认真地端详了总理慈祥的面容说：“有五十来岁吧！”
周恩来笑得仰起了身子，伸出三个指头说：“我比你还大三岁呢！在座的人，除了我岁数大，就数你了，咱们可都得抓紧时间干社会主义噢！”
周恩来的视察就要结束了，大寨人发现一个泱泱大国的总理竟这样平易近人，很快就跟他熟悉了，就像家里人一样。当周恩来离开大寨时，全村老少都到村外广场送行，看着总理远去的背影，不少人流下眼泪。


第四章

心里装着百姓苦（1）

周恩来不是“大跃进”中的得志者，却是“大跃进”后的苦行者。秘书发现周恩来在起草这个发言稿的十多天内，两鬓的白发又增添了许多。
从1957年起，神州大地开始发生政治大“地震”，先把五十多万人打成“右派”。到1958年，一曲共产主义“狂想曲”，把一辈子受苦受穷的人民都鼓动了起来，梦想着早日走进粮食成山，食油成河，钞票作废的“神仙乐园”。一个比一个大的“卫星”，从土疙瘩里升
了天。毛泽东看到这一个个激动人心的“卫星”，由衷地高兴。他多么希望他的人民幸福富裕，一夜之间摆脱贫穷走进共产主义！“浮夸风”像一个巨大的磁场把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的目光紧紧吸在“卫星”的表层。在中南海肯定和赞许声中，一系列的“大”出现了：大办农业、大办水利、大办养猪、大办食堂……好像没有一个“大”字打头，就失去了人定胜天的力量。
周恩来不是三年“大跃进”中的得志者，却是“大跃进”后的苦行者。他在这场热闹非凡的大运动中，一直处在挨批评的地位，这是他漫长的政治生涯里少有的长时间的失意。早在1956年，第一个五年计划还有一年就要完成，冒进的苗头开始显露出来的时候，他就发现经济建设速度过快，突飞猛进的背后似乎预示着某种灾祸，惊人上涨的数字不一定是个好预兆。他开始观察、思考，进而感到不安。
……
“你要是糊弄我们，总理，再过两三年，你也会饿死的。”来到伯延调查的周恩来没有想到一个农民的话这么尖锐并充满了哲理。
到了1959年彭德怀在庐山会议直言批评“大跃进”时，毛泽东又重提周恩来“反冒进”之事，使他无法回到以前的观点上。毛泽东说：“在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党代大会上讲过，1956年、1957年的动摇，不戴高帽子，讲成思想方法问题。如果讲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反过来讲，那时的反冒进，就是资产阶级的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的泄气性，悲观性。我们不戴高帽子。因为这些同志和右派不同，他们也搞社会主义，不过是没有经验，一有风吹草动就站不住脚，就反冒进，那次反冒进的人，这次站住了。如恩来同志劲很大，受过那次教训，相信陈云同志也会站住脚的……”
对周恩来的批评因为出现了彭德怀事件而转移了。但是，周恩来心里受压抑的滋味是不好受的。整整三年，他都被视为落后于时代的保守派。
然而没有多久，不过几个月的时间，“大跃进”不是把农民们带进“共产主义天堂”，而是被送上客观经济规律的审判台。冒进后的问题“兵败如山倒”似的滚滚涌来。几乎一夜之间，宣传家们用最美的词句描绘的前景像海市蜃楼般地不见了。外债、饥饿像瘟疫一样在全国蔓延，农村首当其冲。
当大批农民因饥饿而患病、死亡的报告摆到了共和国的领导者面前时，他们痛心得流泪了，这才发现急于改变贫穷，早日进入共产主义的主观愿望是那样地不切实际。
为了扭转国民经济的困难局面，尤其是对农业生产的恢复，中央不得不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这副重担自然又落在了共和国总管家周恩来的身上。
调整从哪里入手？还是从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入手。而要调整农业，又首先必须从调整对农村的基本政策入手。
1961年1月，中共中央接连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九中全会，研究国民经济，特别是农村政策的调整问题。
毛泽东在会上沉重地说：“现在看起来，社会主义建设不要那么十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