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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镜头中的周恩来:生动再现第一代领导人风采(选载)-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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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行人员：“来，我们大家都来学一学嘛！”
眼看这里的大片茶树比前两年长得更加葱茏，株株蓬顶枝上都绽满雀舌般的春芽，满园清香，煞是喜人。
十姐妹看到周恩来专注地采茶，而且采得又快又好，不禁露出惊喜的神色，“呀！总理采得真好！”
“不好，不好，我都采碎了，这双手采茶到底没有你们灵光，我得好好拜师才行啊！”周恩来摊开双手，让大家看他采的青芽。
这时不知是谁问总理喜欢不喜欢《采茶舞曲》，周恩来说：“当然喜欢啦，我很喜欢这首歌的旋律，不过我还不会唱呢。”十姐妹便一齐亮开江南女子特有的高音嗓子，唱了起来：
大树参天护英才（5）
“溪水清清溪水长，溪水两岸好风光。
……
姐姐呀，你采茶好似凤点头，
妹妹呀，你摘青犹如鱼跃网。
……”
歌声在茶园里荡漾，舞台上的采茶歌到了真正的茶园里，变得特别有滋有味。周恩来听到民风淳朴的《采茶舞曲》，欣喜不已，也情不自禁地跟着大伙唱起来，不时还挥手打几下拍子。
这天采茶一直采到正午时分，周恩来才跟大家回村。村里在几年前按照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已经办起了茶叶技术学校；茶园试验田上也安装了自动灌溉的扬水器；姐妹们都上了夜校学文化、学技术，还学会了跳采茶舞呢。
周恩来听说后奇怪地问：“你们的采茶舞是谁教的？”大家七嘴八舌告诉总理说：“去年春上，村里来了一位青年作曲家，又教歌，又教舞，采茶舞便是他教的……”周恩来听到这里，忙问：“哦！那位青年作曲家名叫什么？”
“周大风。”
“这么巧？现在他在哪里？”
“就住在村子里。”
“那好，快去把他喊来，就说我有事情要找他。”
周大风参加北京调演回来之后，便遵照周恩来的指示，来到梅家坞茶村深入生活，吃住都在茶户家中，跟大伙一起劳动。当他听说周恩来在这里视察，有事要找他，便赶紧来见总理。上次周恩来要他修改的歌词，虽然几经琢磨，几番修改，都不太满意，怎么向总理交代呢？不免有些忐忑不安。
一见面，周恩来就对他说：“大风同志，你到底来梅家坞了。《采茶舞曲》那两句唱词你改好了吗？这样吧，我建议你不如这样改吧：前一句改成‘插秧插得喜洋洋’，后一句改成‘采茶采得心花放’，你看怎么样啊？”
周大风豁然开朗，终于得到了满意的歌词。
以后，《采茶舞曲》就按照周恩来修改过的歌词登台亮相。
“文革”中，《采茶舞曲》成了“大毒草”，被禁止上演。1970年，周恩来陪同西哈努克亲王夫妇来梅家坞茶村观光，并在杭州访问。招待贵宾的文艺晚会演出些什么节目呢？颇让浙江省领导为难，不得不事先请示周恩来。结果令他们一惊，周总理指名要请贵宾观赏《采茶舞曲》！
这条指示传达下来时震动更大，尤其是省越剧团更是喜出望外，《采茶舞曲》重见天日啦！
演出之前，贵宾接待室里充溢着清芬之气，那是西湖龙井茶从茶盏中冉冉溢出的清香，馥郁袭人。
亲王平素嗜啜绿茶，这回啜上绝品之茶，更是赞叹不已。他呷了口茶，微笑着告诉周恩来说：“我这回可把西湖龙井啜过瘾啦，从梅家坞啜到楼外楼，从宾馆啜到剧院，真是无处不龙井啊！”
周恩来略带神秘地说：“是啊，是啊，我们马上还会从《采茶舞曲》中品得龙井之绝味呢，那可真叫‘味外之味’咧！”
演员们格外珍惜这次演出机会，《采茶舞曲》的演出非常成功。周恩来凝神地倾听这久违的旋律，脸上洋溢着当年在茶园采茶时的欢快和宁静。
能在西湖龙井茶的产出之地，也是《采茶舞曲》的诞生之地，边喝极品茶，边欣赏具有中国民族特色、茶味浓厚的歌舞，这在西哈努克亲王来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来，是从未经历过的。演出之后，亲王在周恩来面前连连赞许说：“精彩，精彩，果然不失西湖龙井的‘味外之味’呀！”
这次演出之后，因为有周总理的撑腰，许多出国访问的中国艺术团体，都把《采茶舞曲》作为重点演出节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它列入亚太地区民族音乐教材，更引起了世界乐坛和舞坛的注目。
可是，国内外观众却不知道，这首《采茶舞曲》的最初发现者，并且亲手为之修改唱词的不是别人，正是周恩来。
第七章
“文革”前的辉煌“绝唱”（1）
上海一部大歌舞启发了周恩来的灵感。他心中开始酝酿一个大创作。有人建议用“东方红”。周恩来眉头一挑，露出了赞赏的笑容。
1964年国庆节，周恩来亲自指定并且具体导演了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这部有3000多人参加演出的大型歌舞，艺术地再现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壮大和发展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受到国内外的普遍赞誉。
提起《东方红》，当年参加这部史诗创作和演出的文艺工作者们不约而同说出的第一句话就是：“周总理是《东方红》的总导演。”然而，当我们今天打开历史案卷重新审视这部史诗诞生的那段历程时发现，周恩来为《东方红》耗费的心血及其包含的意义，远非一般纯粹艺术上的“总导演”这个职衔所能容纳得了的。
进入1964年，国民经济逐步恢复，人民生活也渐渐地好了起来，各项文艺活动也多了起来。
1964年7月13日，周恩来再次来到上海，他这次不是陪同外宾来到上海，而是受陈毅邀请前来观赏第五届“上海之春”开幕式演出过的音乐舞蹈史诗《在毛泽东旗帜下高歌猛进》。
“上海之春”是上海市文化局局长孟波倡议的，主要是为了鼓励音乐舞蹈的创作表演、理论活动，自1960年起每年举行一次，为期10天左右，由上海市文化局牵头，与上海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家协会上海分会联合主办，一般于5月23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日开幕，展示贯彻《讲话》的成果。第五届“上海之春”正逢上海解放15周年，为了庆祝上海人民的节日，在文化广场举行的开幕式上献演了音乐舞蹈史诗《在毛泽东旗帜下高歌猛进》。这是一部表现党领导我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夺取政权，建设社会主义的大型歌舞剧，由上海的专业乐团，合唱团，歌剧院，音乐、舞蹈、戏剧院校和部分业余合唱团、童声合唱团共2000余人参加演出。此剧以不同形式的歌、舞表演为主，用幻灯投影作背景，佐以在舞台两侧的大合唱队和舞台前的管弦民乐混合大乐队演唱演奏。文化局副局长许平是大歌舞的艺术指导。全剧不间断演出，一气呵成。
革命的思想内容和如此大型的艺术形式相结合，在上海还是第一次，这主要是借鉴了朝鲜表演大型歌舞的经验。这场大歌舞在“上海之春”期间演出了两场，深受观众欢迎。闭幕后，又重演了7场。
6月18日晚，陈毅副总理陪同一位非洲国家的元首观赏了大歌舞重演，看到外宾对大歌舞很有兴趣，便指示上海市委：“班子不要散，请总理来看一次。”
周恩来对文艺一向很关心，加上共和国建国15周年在即，北京方面已经着手庆祝活动，但是还需要一些重点节目唱“压轴戏”。他听陈老总兴致勃勃一番讲述，决定亲自去一趟上海，了解一下上海大型歌舞的情况。7月13日晚，访问缅甸刚刚回到上海的周恩来与陈毅一起，在上海市委书记、市文化局长陪同下观看了上海文艺工作者演出的大型歌舞《在毛泽东旗帜下高歌猛进》。
这部大型歌舞以不同形式的歌舞为主，用幻灯投影作背景，表现了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
面对亲身经历过的一幕幕激动人心的场面，周恩来心潮澎湃，思绪万千。就在观看演出时，周恩来的心中酝酿着一个更大的创作设想：在国庆15周年之际，上演一部大型的歌、舞、诗结合的史诗性作品，来完整地、艺术地反映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程。
搞出一部思想性与艺术性完美结合的歌舞一直是周恩来的心愿。自20世纪60年代初以来，他几次谈到中国在歌舞方面，没有搞出一个称心的东西来。建国初期看大秧歌还可以接受，现在还保持那样的水平，就不行了。
演出结束后，数百名演员在台上谢幕，他们盼望周总理能上台接见。周总理和陈老总起身退场时，场内约一万多名观众欢声雷动，簇拥着周恩来一行人缓步行走。周恩来在人缝中走到舞台一侧，没有想到被童声合唱队的小朋友们团团围住了，小朋友不像大人容易指挥，无论怎么疏导、阻拦，天真的孩子们又叫又跳，就是不让周恩来爷爷离开。而周恩来只要一看见孩子，就格外兴奋，抱抱你，亲亲他的，忙得不亦乐乎，比正式接见还要热烈许多。
台上的演员们只好眼睁睁地望着孩子们和周恩来总理在台下亲切“会见”。因为时间关系，走出孩子包围的周恩来无法再上台和演员一一握手了。他在台下向演员们挥手致歉，然后在维护会场秩序人员的保护下，离开了演出场。
这回周恩来是下了决心，准备亲自抓一部大型舞蹈史诗作品，但是这时距离国庆节还有3个多月，时间不等人哪！
周恩来一回到北京，马上找来周扬及文化部、总政文化部有关负责人谈了他的设想。接着他又在国务院各部党组书记会议上公开透露了他的设想。
他对到会者说：“我们这回国庆要大庆祝一下。上个月我到了上海，陈总把我拉去看了一个上海两千人的歌舞，很动心，我看还不错。有这么一个想法，就是最好在15周年国庆，把我们革命的发展，从党的诞生起，通过艺术表演，逐步地表现出来。请周扬、徐冰同志及有关方面的同志帮助搞一下。现在离国庆只有两个月了。总之，要有人写，要写几首壮烈的史诗。请周扬同志主持一下。北京可以和上海合作。上海那个歌舞，它是一个《国际歌》，一唱，下一幕马上就到了井冈山，这个也太突然了……”
周恩来一向办事有头有尾、认真负责，既然他的决心已定，就要善始善终办好事情，决不会冷一阵热一阵的。这既是他一国总理应具有的素质，也是他性格的必然。既然在高层领导人面前公开了他的设想，那么接下来便是事无巨细，亲临现场，一一落实。
“文革”前的辉煌“绝唱”（2）
第二天，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集国务院外办、对外文委和文化部负责人研究“北京音乐节”问题时，借机将他搞大型音乐舞蹈史诗的想法在外事、文化圈内透了个“风”。大家一听开始很振奋，但是静下来一掐指头，有点胆怯，对时间怀有顾虑。毕竟这个创作任务是跨越共产党40多年历史长河的宏篇巨作，舞台上的表演虽然只有两三个小时，而幕后的工作量却不是三朝两夕能完成的。俗话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周恩来见大家沉默不说话了，却爽朗一笑，胸有成竹地对大家说：“时间虽然紧了些，但有上海的大歌舞，总政文工团有革命歌曲大联唱，还有飞夺泸定桥等表现革命历史题材的舞蹈，以这些为基础进行加工，是有可能搞出来的。就看大家有没有这个决心了！”
周总理亲自打气撑腰，大家的积极性很快调动了起来。根据周恩来的意见，周扬召集文化部、总政文化部、北京市委宣传部等方面有关负责人进行了仔细研究，一致认为周恩来的意见是可行的。
7月24日，也就是周恩来“透气”的第三天，周扬以中央宣传部请示报告的形式向陆定一、康生并周恩来、彭真写了一个报告，提出创作一个概括地表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历程的大型歌舞，供国庆演出。报告还就歌舞的规模、内容、艺术表现形式及组织领导工作提出了具体意见。
周恩来仔细地审阅并修改了这个报告。7月30日，他在西花厅召集有关方面负责人开会，最后拍板定夺，决定大歌舞立即上马，争取在国庆节上演。会上，周恩来与大家谈定了一些原则性的问题，并就大歌舞的领导组织工作亲自点将，拟定了一个由13人组成的领导小组名单和组织指挥工作小组名单。领导小组以周扬为组长，梁必业、林默涵等为副组长，齐燕铭、张致祥、陈亚丁、周巍峙、许平、吕骥等为组员；组织指挥工作小组以陈亚丁为主任，周巍峙、许平等为副主任。后来，工作小组又称为大歌舞指挥部。
关于大歌舞的名称问题，考虑到上海的《在毛泽东旗帜下高歌猛进》这个题目太长，会上有人建议用“东方红”。周恩来眉头一挑，露出了赞赏的笑容，立即表示赞同，认为这个题目很好，既精练又切题。
一部反映深受苦难的我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奋起抗争、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人民共和国的宏伟诗篇在周恩来的策划下，终于启动。
8月1日，周恩来正式批准了周扬的报告，并对演出队伍、朗诵词等问题作了具体批示。
此后，《东方红》的创作与排演活动就紧锣密鼓地开始了。不久，12位参加上海大歌舞的同志奉命进京，参加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排演工作。
周恩来策划并批准一个有3000多人参加的大型歌舞，想通过这个题材给一些优秀的艺术家、文艺家加上一层保护色。
用现在文艺界的行话来说，周恩来是《东方红》的总策划。周恩来的这一策划，固然与当时的历史背景有关，但也包含了他的一些良苦用心。
1964年，作为意识形态的文艺领域，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火药味越来越浓了。自称是意识形态领域的“哨兵”、中宣部文艺处的特殊“处长”的江青在文艺界到处插手。
1963年12月和1964年6月，毛泽东先后写下了有关文艺的两个批示，对建国后的文艺状况作了不切实际的“左”的估计。这种估计又被江青、康生之流所利用，大肆否定建国以来的文艺成就，对文艺界大张挞伐。一大批优秀的作品和作家、艺术家遭到批判和打击。在这样一种气氛下，周恩来策划并批准一个有3000多人参加的大型歌舞，其用意除了要证明建国以来的文艺成就外，还想通过这个题材让一些优秀的艺术家、文艺界权威参与《东方红》的创作与演出，一是给他们加上一层保护色，也借此机会展示一下艺术家的强大阵容和实力。因为《东方红》主题鲜明，是以歌颂中国共产党、宣传毛泽东思想为主题的，没有人能将此打倒、推翻。
周恩来的这一用意在他当时的一些讲话中及对有关问题的处理上表现得很明显。如在参加《东方红》创作与演出的队伍问题上，考虑到当时毛泽东提倡大学解放军，他决定以军队文工团为主。但是，周恩来又特意强调说，总政文工团是主力，但不能骄傲，中央歌剧团、中央乐团、东方歌舞团等政府所属文艺单位都要参加。这样一来，部队的各大军区文工团，地方系统的专业、业余文艺团体都加入了演出行列。
这大概是建国以来最大的一次文艺大聚会、艺术家大汇合了！
在挑选专业人员问题上，周恩来强调说：要挑选最优秀的演员，毛主席的诗词一定要写出最好的曲，用最好的演员来唱。周恩来指示在《东方红》中选用大量的民主革命时期的音乐作品，其中包括贺绿汀作词作曲的《游击队歌》和田汉作词的《义勇军进行曲》。当时因贺绿汀和田汉受“批判”，江青说《游击队歌》又松又软，有人主张拿下这两首曲子。对此，周恩来不以为然，“对民主革命时期的作品，包括对30年代的作品，要一分为二。有些是人民群众批准了的东西，我们为什么不能采用？不能以人废言，以过改功。艺术家有失误，我们就没有失误？”
的确，在《东方红》的创作与排演中，周恩来是名副其实的总导演。从作品主题的确立到艺术表现手法和原则的把握，从某些细节的处理到道具的使用、服装颜色的选择，周恩来无不亲自过问。作为一个大国总理，周恩来具有的丰厚的文艺素养和深入细致的领导工作作风，真是十分难得，令人倾倒。
关于《东方红》要表现的主题，周恩来明确指出是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整个作品要贯穿毛泽东思想这条红线，要说明毛泽东思想是从革命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的产物。
“文革”前的辉煌“绝唱”（3）
但是，艺术不是对历史进行简单、机械的复写，《东方红》也不可能把党史上每次重大事件都搬上舞台，艺术需要集中，需要典型化。如何在历史长河中抓住最本质最主要的东西，直接关系到能否彻底充分表现作品的主题。对此，周恩来对编创人员说，毛主席在总结我党的历史经验时曾指出，党的建设、武装斗争、统一战线是我党战胜敌人的三个主要法宝。正确理解这三个法宝及其关系，就等于正确领导了中国革命。因此，《东方红》所要表现内容的选择和情节的安排都应围绕正确表现这三个法宝及其相互关系。
主题确定了，但在艺术上如何表现，却是一个不小的难题。在当时，用艺术形式，特别是用歌舞这种形式来概括地表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的历史，还处于探索阶段，有相当的难度。
正如周恩来所说：“史诗要用史诗的写法，它不是写故事性的剧本，是粗线条的，又要很深刻，能打动人。”
从内容取舍来说，要把中国人民革命这幅宏伟的长篇历史画卷浓缩在一方小小的舞台上，只能粗线条地勾勒。但如果处理不好，粗线条的勾勒往往容易流于平板、单调，成为某种政治说教，收不到深刻、打动人的效果。为此，周恩来和艺术指挥们一起商磋这个难题，就像科研人员攻关那样，拟订了几个方案，从几个方面把握和体验艺术的感觉。
周恩来以自己是创作者和一名观众的感受告诉大家说：“中国革命本身就是一首壮丽的史诗，是一个伟大的创作。文艺工作者要从中学习些名堂出来，这次要努力做到用艺术形式将这首史诗再现在舞台上。一定要注意把握所表现对象的特点，注意艺术风格、艺术手法的多样化。平板、单调、贫乏的东西不仅不能使人受到政治教育，也不能使人得到艺术享受；不仅不能宣传毛泽东思想，反而违反了毛泽东思想。”
在谈到如何表现我党经历的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等五次武装斗争时，周恩来说，这五个阶段各有不同的特点，标志着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同阶段，只有把握了这五个阶段的不同特点，艺术表现上才会有特色。他还说，表现这五次战争要注意不要千篇一律，不要一提战争就只是打仗，一提打仗就只是枪炮子弹。表现革命，有的时候需要雄壮的东西，有的时候也需要轻快的东西，有刚也要有柔，有统一也要有变化。我们党的斗争历史是刚的，因此，《东方红》这部作品的基调是刚的，这是统一，但也应该有优美抒情的歌和舞。革命是广阔的，革命感情是丰富的。
为了使《东方红》的创作达到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周恩来一方面或亲自或请熟悉党的历史的中央、军队方面的负责人给编创人员作党史报告；另一方面，在具体创作中一一进行指导、纠正。比如，在“星火燎原”一场中，原来只表现了共产党人在蒋介石叛变革命后视死如归、慷慨就义的英雄气概，没有提及陈独秀的问题。对此，周恩来指出，对我党来说，蒋介石的叛变只是大革命失败的外因，陈独秀的错误路线则是内因。否则，蒋介石举起了屠刀，我党也能组织有效的抵抗，情况会大有不同。这是血的教训，证明只有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开展工农运动，发展革命武装，坚持又联合又斗争的统一战线，革命才能取得胜利。写清楚这一点，不仅是为了正确表现历史，而且对国际国内都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在表现“遵义会议”这个问题上，起初编创人员认为难表现，就用几句朗诵词一带而过。周恩来看后说，表现不表现遵义会议，是个原则问题，一定要用专场来表现。如果实在想不出好的艺术表现方法，就把遵义会议的现场搬到舞台上，用解说员向参观者解说的方式。后来，编创人员在舞台上设置了遵义会议的场景，加上了《红军战士想念毛泽东》这首歌，以表现红军战士渴望毛泽东回到红军的指挥岗位上来的迫切心情。周恩来审看后又提出，上场的战士人数太少了，可以增加红军女战士和革命群众。按照历史的真实来说，当时的广大群众，包括红军战士，不可能知道我们党正在召开这次会议，但是，周恩来是从艺术真实的高度上去要求创作人员跨越历史高度的。这样一表现，反而将毛主席思想和他所代表的正确路线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体现了出来。
在把握历史本质的前提下，周恩来十分注重细节的真实。在表现红军长征一场中，如何正确表现红军一、二、四三个方面军，当时有些争议。有人主张统称为红军就行，有人认为只提中央红军就可以。周恩来不同意这样处理。他说，张国焘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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