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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毛主席 吴冷西-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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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称反修防修的文化革命，首先从文艺领域开始了。
值得注意的是，1964年7月间，中苏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大论战接近尾声。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7月14日发表。毛主席从中苏论战中越来越强烈地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产生修正主义并非是偶然的现象，而是有深刻社会根源的规律性的事件。因此他到1964年就更加肯定地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加强反修防修的斗争，从国际斗争联系到国内斗争。也正在这时，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取得巨大成就，调整与恢复的任务预计1964年底可以完成。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主席从农村基层发起的“四清运动”，就扩展为上层建筑的“文化革命”。
从1964年夏天起，逐渐形成新的形势。从人民日报到全国各地报刊，错误的批判从文艺领域批电影《北国江南》和《早春二月》、京剧《李慧娘》开始，逐渐扩大到其他意识形态领域。杨献珍的“合二为一”、周谷城的时代精神、冯定的共产主义人生观、孙冶方的价值法则观等等，都成了吹毛求疵、颠倒是非的批判的对象，而根本不是什么学术讨论。这些错误的批判，都同康生有关，他当时是中央理论小组组长。
1964年底，江青约中宣部5位副部长（周扬、许立群、林默涵、姚臻和我）座谈，要求中宣部通知全国报刊批判10部影片。我记得，她要批判的影片有《不夜城》、《林家铺子》、舞台姐妹》、《红日》、《逆风千里》、《兵临城下》以至《白求恩》等。当时大家都没有同意，认为要慎重考虑。事后江青就到上海去，上海报纸就陆续批判这些影片，全国其他地方也相继仿效。在这样压力下，中宣部被迫要人民日报批判《不夜城》和《林家铺子》。
鉴于这些错误的批判有大泛滥之势，中央书记处于1965年3月初开会讨论此事。小平同志和彭真同志都主张赶快“刹车”，学术讨论要“降温”。之后，人民日报先后发表编者评论和文章，提出不要否定古典文学作品，也不要否定有缺点的现代文艺作品。
在这期间，人民日报先后开辟了许多专栏，继续宣传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如设计革命、为革命做生意、组织工业生产高潮、半工半读和半农半读、学习毛主席著作、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学王杰、学习焦裕禄、县委革命化等等，都收到比较好的效果。
发难的信号
但是，谁也没有料到，甚至连少奇同志、周总理和小平同志事先也毫不知情，上海文汇报突然于1965年11月10日抛出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由于姚文的后半部武断地认为该剧借古喻今，联系1962年的所谓“单干风”、“翻案风”，对吴晗同志进行政治攻击，而且还提到吴晗同志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关于海瑞的文章。我不同意姚文元的这些观点，不同意在人民日报上转载，认为这样联系就把文艺评论变为政治问题。我请示彭真同志（当时小平同志去西南三线视察，中央书记处由彭真同志主持工作）如何处理，他说要商量商量。我陪斯特朗去上海参加为庆祝她八十寿辰的活动时，在毛主席给她祝寿的宴会上，也没有向毛主席请示如何处理。因为我当时认为此事与毛主席无关，既已请示中央书记处，就无须打扰主席了。直到周总理在为斯特朗祝寿后从上海回到北京，才决定人民日报转载并加编者按语，经彭真同志和周总理审改后于11月30日发表。编者按语措词比较缓和，基本倾向仍然是作为学术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处理。
以后发展的情况表明，姚文元的文章是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信号。这篇文章是江青策划、毛主席看过的。从此大批判愈演愈烈，有的报刊已点名批判郭沫若、范文澜等著名学者。
以彭真同志为首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1966年2月初开会研究当时学术讨论的情况，认为要把这场讨论置于党中央的领导下，要降温，要真正做到“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因而起草了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的提纲。当时在北京的政治局常委（少奇同志、周总理和小平同志）开会讨论并认可了这个提纲中提出的意见，同意在学术讨论的文章中不涉及庐山会议，并且要五人小组去武昌向毛主席汇报，最后由毛主席作决定。2月8日我们飞武汉，从机场直去毛主席住处汇报。汇报后毛主席同意以中央名义批发这个汇报提纲，后来被称为《二月提纲》。
后来才知道，差不多与此同时，江青受林彪的委托，在上海起草要彻底摘掉所谓文艺黑线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这个《纪要》在4月初中央批发全党之前经毛主席看过。而毛主席在这之前，在《二月提纲》之前，1965年12月在杭州同陈伯达等谈话时就说，姚文元文章没有打中要害，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这些情况，不仅我们，而且连中央其他领导同志都被蒙在鼓里。人民日报还是按照《二月提纲》的精神组织学术讨论，凡是涉及庐山会议的文章都被删改或不发。
“半马克思主义”
人民日报这样做，又招致毛主席的严厉批评。1966年3月18日至20日，毛主席在杭州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比较特别，到会的常委除主席外只有少奇同志（他正在准备出访巴基斯坦等国）和周总理，没有过半数。小平同志在西北三线视察，请假，未到会。其他参加会议的有各中央局书记和中央有关负责人。会议议题事先没有通知，只在开会时说要讨论我党是否派代表团参加苏共23大，还有什么其他问题也可以谈谈。18日下午，毛主席在西湖西南岸的住地刘庄召开一个小会，到会的有少奇同志和周总理，彭真、康生、陈伯达和我列席。会议结束前，毛主席突然批评我说，人民日报登过不少污七八糟的东西，提倡鬼戏，捧海瑞，犯了错误。我过去批评你们不搞理论，从报纸创办时起就批评，批评过多次。我说过我学蒋介石，他不看中央日报，我也不看人民日报，因为没有什么看头。你们的《学术研究》是我逼出来的。我看你是半马克思主义，三十未立，四十半惑，五十能否知天命，要看努力。要不断进步，否则要垮台。批评你是希望你进步。我对一些没有希望的人，从来不批评。毛主席又说，你们的编辑也不高明，登了那么多坏东西，没有马克思主义，或者只有三分之一甚至四分之一的马克思主义。不犯错误的报纸是没有的。人民日报要从错误中吸取教训。可能以后还会犯错误，说从此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问题在于错了就改，改了就好。人民日报还是有进步，现在比过去好，我经常看。但要不断前进。
从会议厅出来，我向周总理说，主席这次批评很重，我要好好检讨。总理对我说，不光是批评你，也是对我们说的。回到西冷饭店，我又对彭真同志谈了这事，他也说，主席的批评不仅对你，也是对我们说的。他们两位的话可以说是安慰我，但我隐约感到，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
毛主席这次批评，是我最后一次直接听到他的谈话。距离我在1956年春初进颐年堂，刚好10年。
回想起来，毛主席把注意力集中在国内问题上来，实行他称之为防修反修的部署，是在赫鲁晓夫下台（1964年10月）之后，也是在国民经济全面恢复之后。当然，在这之前，6月在批评人民日报的同时，他也在1964年五六月间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中国会不会出修正主义的问题。但是，下决心大搞防修、反修是在1964年底和1965年初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起草《二十三条》的过程中。毛主席在会议的最后阶段，同少奇同志发生争论，认定社教运动的性质是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还指责中央机关有两个“独立王国”（当时没有点名。后来在人数很少的常委会上说，一个是中央书记处，一个是国家计委）。
密锣紧鼓的前奏
姚文元的政治诬陷文章发表的同一天，中央发出通知，把杨尚昆同志调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职务。这不是偶合。一个月后，1965年12月，又发生林彪向毛主席诬告总参谋长罗瑞卿同志“篡军反党”。为此毛主席从杭州到上海，紧急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各兵种和各大军区司令员和政委都参加，我也列席了），其后中央军委又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错误地“揭批”罗瑞卿同志。随着这样的形势的发展，斗争已从意识形态领域完全转入政治领域。
中国政局密锣紧鼓地进入1966年。3月的杭州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3月底毛主席指责彭真同志和中宣部的谈话，5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林彪对陆定一同志的诬陷，批判《二月提纲》的《五·一六通知》，这一系列事件，无中生有地制造一个所谓“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其后又上升为“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
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日报无论如何也跟不上形势。人民日报1966年4月在突出政治问题上同解放军报的论战，很难说究竟是政治家办报还是书生办报。
在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后．5月31日，经过毛主席批准，中央宣布由陈伯达带领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实行夺权。用陈伯达自己的话来说，他在人民日报搞了一个“小小的政变”。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他主持起草的题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从此，不仅人民日报，全国新闻界大难临头，遭到空前浩劫。所谓“文化大革命”从此开始，我不久即被捕入狱。
1968年9月1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发表了题为《把新闻战线的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反革命恶文，大肆污蔑攻击“中国的赫鲁晓夫”在新闻界的“狐群狗党”和“代理人”，给全国新闻界捏造种种莫须有的罪状，全盘否定新闻战线的17年。可惜至今还没有看到有哪篇论文系统批驳姚文元这刀笔。
回顾这段往事，可以看到，在国民经济调整恢复时期，以人民日报为例，我国新闻界虽然受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左”倾指导思想越来越严重的影响，但毕竟仍然对国民经济以及其他方面的全面调整做出了贡献。在“文化大革命”前夕的大批判中，虽然总的走向是亦步亦趋，但也不是没有抵制。这一段的评验教训，正反两面都包含带有时代特色的诸多内容，亟需加以分析总结，既不要肯定一切，也不要否定一切。
（全文从1990年12月至1994年6月陆续完成）
《五不怕及其他》
吴冷西
1957年6月7日，胡乔木同志通知我，说毛主席要找我谈话，要我先到他的住处，然后一起去见毛主席。
这是个初夏的下午，中南海显得特别幽静。我们从乔木同志住处出来，沿着小路走过居仁堂（这是中央书记处办公的地方，后来拆除了），来到勤政殿（这是毛主席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的地方，后来也完全拆除了）后面的一个小旁门，进去便是毛主席的住所－－菊香书屋。
这是一个不很大的四合院、毛主席通常习惯在北房工作和睡觉，虽然他的大书房在东厢房。这高大的北房是五开间，毛主席睡觉和看书大都在靠东边的一间，那里简直也是一个书房，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也常在这里。
我们进去的时候，毛主席正在翻看当天的报纸。他似乎醒来不久，斜躺在两张单人木床合拼成的大床上，已看过的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放在左手一边的木板床上，那里堆满近期看过或要看的书，有古籍（大都夹着书签），也有新书（有些翻开的）。他手里正拿着文汇报，右边的床头桌上还放着好些其他报纸。
毛主席见我们进来就放下报纸，招呼我们在靠床前的椅子上坐下。他先问我们看过今天的报纸没有？说现在报纸很吸引人看，许多人高谈阔论，说要帮助共产党整风。
谈了一些别的事情之后，毛主席就直截了当地对我说，找你来是商量一件事，就是想调你到人民日报去工作，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去。
这件事对我很突然，事前一点风声也没有，连胡乔木同志也没有给我透露过一点信息。我当时反应很快，但也只对毛主席说了一句话：“我毫无思想准备。”
毛主席接着谈到，人民日报任务很繁重，很需要增加领导力量，经再三研究才考虑你去。这时我就申述我的情况，说我虽然在延安马列学院学习和研究了两年，又在抗大和陕北公学讲过马列主义课，但10多年来一直搞新闻工作，没有搞理论，学术问题、文艺问题懂得更少，不适宜到人民日报去。毛主席听了之后，又大讲了一段关于党内许多负责党员怕教授的话，指出这很不妥当。
最后在结束谈话时，毛主席对我说，中央想调你去人民日报，可以同时兼着新华社社长。给你10天考虑时间，最多不能超过半个月，时间很紧，工作很需要。10天后再谈。
从毛主席住处回来以后，我一直权衡主客观条件，总觉得我去人民日报不合适。
还不到10天，6月13日下午，毛主席的秘书高智同志打电话给我，要我马上到毛主席那里去。这次我是从颐年堂进去的。这里是毛主席主持政治局会议或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地方。1956年波兰和匈牙利发生乱子时，这里几乎每天下午都有会议。从颐年堂向东走过一段回廊，才到达毛主席住的菊香书屋的西门。
我到达毛主席卧室时，胡乔木同志已经在座。
毛主席一见到我就问：这几天考虑得怎样？去不去人民日报？
我又拿这些天想到的意见，向毛主席重新说明我不宜去人民日报的理由，但最后增加了几句这样的话：从我本身的条件看，我认为我去人民日报是不适宜的。但我是一个党员，中央如果做出决定，我只有服从。我希望做出决定之前能考虑我个人的意见。
毛主席回答得很干脆，他说，没有那么多好考虑的了，中央已决定你去人民日报，而且今天就要去。今天你先以乔木同志的助手的身份去，帮他看大样。你看了他再看，由他签发。这样工作一段时间，中央将正式宣布任命你当总编辑，同时还可以继续兼任新华社社长，把两个单位的宣传统一起来。
毛主席接着严肃地告诫我说，你到人民日报工作，要有充分思想准备，要准备遇到最坏情况，要有“五不怕”的精神准备。这“五不怕”就是：一不怕撤职，二不怕开除党籍，三不怕老婆离婚。四不怕坐牢，五不怕杀头。有了这五不怕的准备，就敢于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了。
毛主席说，撤职和开除党籍并不罕见，要准备着。杀头在正确路线领导下大概不至于，现在的中央不同于王明左倾路线领导，也不同于张国焘。但对坐牢得有精神准备。共产党内一时受冤屈的事还是有的，不过在正确路线领导下终究会平反纠正的。一个共产党员要经得起受到错误的处分，可能这样对自己反而有益处。毛主席接着举例说，屈原流放而后有《离骚》，司马迁受腐刑乃发愤著《史记》。他自己也有这个体会。他说到，他讲打游击战的十六字诀时，并没有看过《孙子兵法》。后来王明左倾路线领导讥讽说十六字诀来自过时的《孙子兵法》，而反围剿打的是现代战争。这时他才找到《孙子兵法》来看。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也是这时看的。那时他被解除指挥中央红军的职务，就利用空闲看了不少从红军走过的县城中弄来的书籍。
然后，毛主席笑着问我：你怕不怕老婆离婚？我回答说，不怕，我想不至于，如果我是受冤屈的话。毛主席接着说，不怕老婆离婚是对男的说的，对女同志就应该不怕丈夫离婚。总之，这“五不怕”总得准备着。
这次谈话后，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情去人民日报上班。毛主席说的“五不怕”，我经常用来告诫自己，经常警惕是否真正做到实事求是，是否敢于坚持真理。
半个月以后，党中央才宣布邓拓同志任人民日报社社长，我任总编辑。邓小平同志为此专门召集人民日报和新华社两个编委会的同志开会，宣布中央的决定，并肯定邓拓同志主持人民日报成绩是主要的、基本的。他希望大家团结一致，努力把人民日报办得更好。在这以后，邓拓同志和我的分工是，他主管评论、理论和文艺，我主管新闻和版面，一直到年多以后他工作变动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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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3月，我去成都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也叫做成都会议。会议从3月8日开到26日。会议结束的当晚，田家英同志（他当时是毛主席的秘书）告诉我：毛主席说，我送给他审阅的《人民日报苦战三年工作纲要》他来不及看了，要我随他到重庆，然后沿长江下武汉，那里还要开会。
3月27日，毛主席乘专列离开成都，到达重庆时已是万家灯火，层层叠叠，整个山城十分壮观。
29日乘江峡轮从重庆出发，晚泊白帝城。随毛主席乘船的除警卫和服务人员外，只有田家英和我。看来毛主席意在畅游三峡，借以稍事休息，排遣一个月来连续开会的劳累。据毛主席身边的勤务员告诉我们，毛主席正在填一首词，似乎还未定稿，用铅笔写的，放在床头。
3O日早饭后，江峡轮起航开入三峡。快到巫峡时，毛主席穿着睡衣来到驾驶室，欣赏奇峻的两岸峡谷风光，特别留意从几个侧面观看了神女峰，直到快过完西陵峡，才回到舱内客厅，同田家英和我一起闲谈。
毛主席谈到，他在成都会议时收集一些明朝人写的有关四川的诗，选了十几首印发给与会的同志。他特别称赞扬慎的诗，说他是明朝一位很有才学的人，因议论朝政被流放云南30年以至老死，很可惜。他又说到，四川历代人才辈出，我们党内好些将帅是四川人。
毛主席又谈到在会议上印发的“苏报案”。毛主席说，邹容也是四川人，他的日文很好，而且是在四川学的。接着，毛主席详细讲了清朝末年有名的“苏报案”。他讲到，“苏报案”是由邹容写的《革命军》引起的。他写这本小册子时只有18岁，署名“革命军马前卒邹容”。《革命军》一出，上海的《苏报》为之介绍宣传，章太炎为之作序，影响极大。于是，清政府大为恐慌，下令抓人并查封《苏报》，《苏报》是当时资产阶级革命派在上海的主要舆论机关，蔡元培、章太炎、邹容、章士钊、柳亚子等都在该报发表文章，抨击封建君主专制，鼓吹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并同康有为、梁启超等保皇派进行论战。
毛主席强调说，资产阶级革命派办报纸，都是不怕坐牢，不怕杀头的。章太炎当警察拿着黑名字来抓人时挺身而出，说：“别人都不在，要抓章太炎，我就是。”从容入狱。邹容本未被抓，待知道章太炎已被捕后，不忍老师（邹称章为老师，章比邹大15岁）单独承担责任，毅然自行投案，终于病死狱中，年仅20岁。《苏报》当时的主编章士钊倒没有被捕。
毛主席很称赞这些资产阶级革命家。他谈到，邹容是青年革命家，他的文章秉笔直书，热情洋溢，而且用的是浅近通俗的文言文，《革命军》就很好读，可惜英年早逝。章太炎活了60多岁，前半生革命正气凛然，尤以主笔《民报》时期所写的文章锋芒锐利，所向披靡，令人神往，不愧为革命政论家；后来虽一度涉足北洋官场，但心在治经、治史，以国学家称著。鲁迅先生纵观其一生，评价甚高，但对他文笔古典，索解为难，颇有微词。他出版一本论文集，偏偏取名《訄书》，使人难读又难解。
至于章士钊，毛主席说，这位老先生是他的同乡，湖南长沙人，也是清末民初的著名政论家，除担任《苏报》主笔外，还给其他许多反清报刊写文章，其后赴欧洲游学，回国后在北洋政府任过教育总长等职。他的文章比章太炎的好读，没有那么古典、怪僻，也较梁启超谨严而有条理。抗战中一直同我党保持联系，建国后同我党合作，他自己说他“反动而不反共”。
毛主席在船上对这几位清末民初的政论家讲了这许多话，显然他在青年时期对他们印象甚深，也同他自己从办《湘江评论》开始一直写过许多政论有关。他更多的兴趣在于这些政论家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与文风。
听了毛主席这一席话以后，我才开始留心近代报刊的历史，并陆续阅读了一些政论家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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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l日至9日，毛主席召集华东和中南一些省委书记到武昌开会，一方面让他们了解和讨论成都会议的决定，一方面听取他们（主要是吴兰圃和曾希圣）汇报“苦战三年”的打算。
在最后一天，毛主席安排这些省委书记对《人民日报苦战三年工作纲要》提意见。现在看来，我主持起草的那个纲要，虽然有些问题不无道理，但也多的是头脑发热、好高骛远的产物。当时省委书记们关心的是改造人民日报同各省委的关系（前些年人民日报在报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同一些省委的关系有些紧张），并希望人民日报多发表有关他们省的报道和文章。毛主席当时表示，人民日报要考虑各省委的意见，搞好同省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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