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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毛主席 吴冷西-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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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子所能彻底克服的,需要我们今后经常注意。”接着,毛主席评论说,这些话的意思是说还要继续“反冒进”。
毛主席说,急躁冒进究竟从何而来?人民日报的社论说,“在反对保守主义之后,特别是中央提出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方针和发布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后,在许多同志头脑中就产生了一种片面性(急躁冒进)。”毛主席评论说,这一段话是尖锐地针对我的。
毛主席说,这篇社论说的是既反右又反“左”。你不能说它一点马克思主义也没有,好像有一点。社论说,“右倾保守思想对我们的事业是有害的,急躁冒进思想对我们的事业也是有害的,所以两种倾向都要加以反对。今后我们当然还要继续注意批判和克服右倾保守思想的各种表现,以保证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受阻碍地向前发展。”你说这些话不对?这是对的啊!但是,这是庸俗的马克思主义。你看,这篇社论下面接着就说,“但是在反对右倾保守思想的时候,我们也不应当忽略或放松了对急躁冒进倾向的反对。只有既反对了右倾保守思想,又反对了急躁冒进思想,我们才能正确地前进。”毛主席说,这篇社论的落脚点是落在反对急躁冒进,反“左”而不是反右上面。社论的作者把文章做在“但是”后面。
毛主席还说,社论引用了我在《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序言的话。看来作者的用意一来不要冒犯我,二来是借刀杀人、但引用时又砍头去尾,只要中间一段,不引用全文,因为一引用全文就否定作者的观点了。我写的序言全文的主要锋芒是对着右倾保守的。社论引了我说扫盲用急躁冒进的办法是不对的这些话,用来作为反对急躁冒进的根据。社论表面上既反“左”也反右,没有重点。实际上重点落在“反冒进”上面。作者引用我的话来反对我。
宋玉的辩才
毛主席说,他并不反对对某些搞过了头的东西加以纠正,但反对把一个指头的东西当作十个指头的东西来反。对过急过多的东西加以调整是必要的,但在全国范围内把急躁冒进当作主要倾向来反对就错了,这实际上是反对多快好省的方针。人民日报的社论反冒进,使用的是战国时代楚国一位文学家宋玉攻击登徒子大夫的手法,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毛主席详细地讲了宋玉的故事:起因是登徒子大夫在楚襄王面前说宋玉此人“体貌闲丽,口多微辞,又性好色”,希望楚襄王不要让宋玉出入后宫。有一天楚襄王对宋玉说,登徒子大夫说你怎么样怎么样。宋玉回答说,“体貌闲丽,所受于天也。口多微辞,所学于师也。至于好色,臣无有也。”楚襄王问,你说自己不好色,有什么理由呢?宋玉回答说,“天下之佳人莫若楚国,楚国之丽者莫若臣里,臣里之美者莫若臣东家之子。东家之子,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着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齿如含贝,嫣然一笑,惑阳城,迷下蔡。然此女登墙窥臣三年,至今未许也。”宋玉说这样一个绝代佳丽勾引他三年,他都没有上当,可见他并非好色之徒。接着,宋玉攻击登徒子说,“登徒子则不然,其妻蓬头挛耳,齞唇厉齿,旁行踽偻,又疥且痔。”意思是说登徒子的老婆头发蓬蓬松松,额头前突,耳朵也有毛病,不用张嘴就牙齿外露,走路不成样子而且驼背,身上长疥疮还有痔疮。宋玉问楚襄王;登徒子的老婆丑陋得无以复加,登徒子却那么喜欢她,同她生了五个孩子。请大王仔细想想,究竟是谁好色呢?毛主席说,宋玉终于打赢了这场官司。他采取的方法就是攻其一点,尽量扩大,不及其余的方法。整个故事见宋玉写的《登徒子好色赋》。昭明太子把这篇东西收入《文选》,从此登徒子成了好色之徒的代名词,至今不得翻身。
第二天,毛主席把宋玉这篇赋印发给大家看。
乘风破浪
在15目的会议上,毛主席谈到什么时候都要鼓干劲、争上游时又提到人民日报。他说,人民日报的元旦社论写得好,因为它的主要精神是鼓起干劲,力争上游,乘风破浪,这也是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问题。
当天晚上,毛主席找我和胡乔木到他住处去谈话。他的住处离我们住的广西省政府交际处大楼不远,是经常接待越南胡志明主席的别墅式的高大平房。毛主席主持的会议就在这间大平房的客厅里举行。当我们到达那里时,毛主席开始就问元旦社论是谁写的。乔木说是人民日报的同志写的。我补充说,这篇社论经乔木同志作了较多的修改,并经少奇同志和周总理定稿。乔木说,当时毛主席不在北京。少奇同志说定稿时已打电话报告了主席。毛主席说,社论写得好,题目用《乘风破浪》也很醒目。南北朝宋人宗悫就说过“愿乘长风破万里浪”。我们现在是要乘东风压倒西风,十五年赶上英国。你们办报的不但要会写文章,而且要选好题目,吸引人看你的文章。新闻也得有醒目的标题。
接着,毛主席又重提1957年春天人民日报不宣传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精神。他说,人民日报能结合形势写出这样好的元旦社论,为什么去年就成了死人办报?他对乔木说,我当时很生你的气。我先一天批评你,第二天批评总编辑、副总编辑、当时在气头上,说话有些过重,很不温文尔雅,因为不这样就不能使你们大吃一惊,三天睡不着觉。去年四、五、六月,实际上是我当人民日报的总编辑。你也上夜班、看大样,累得不行。后来我想这也不是办法,才找人给你作帮手。找不到别人,就派吴冷西去。这时,毛主席转向我说,当时我对你说过,如果在人民日报呆不下去,就回到我这里当秘书。看来派你到人民日报去没有错。现在大家对人民日报反映比较好,认为有进步。评论、新闻都比较活泼。但是还要努力,不要翘尾巴,还是要夹着尾巴做人。
写评论和到地方上去
我向毛主席汇报了现在人民日报采取各编辑部包干与评论的办法。毛主席说,人民日报的评论要大家来写,各编辑部在他们分工的范围内包干的办法是好的。但包干也要有个统帅,你这个总编辑就是统帅。你的任务是组织大家写,自己也写。有一些比较重要的评论你要亲自主持写,像我们前年起草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那两篇编辑部文章那样,是我亲自主持写的。
谈到这里,毛主席提起他几天前(1月12日)写给广西省委书记刘建勋、韦国清的一封信,信中是谈办好省报问题的。信中说:“送上几份地方报纸,各有特点,是比较编得好的,较为引人看,内容也不错,供你们参考、省报问题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值得认真研究,同广西报的编辑们一道,包括版面、新闻、社论、理论、文艺等项。钻进去,想了又想,分析又分析,同各省报纸比较又比较,几个月时间就可以找出一条道路来的。精心写作社论是一项极重要任务,你们自己、宣传部长、秘书长、报社总编辑要共同研究。第一书记挂帅,动手修改一些最重要的社论,是必要的。一张省报,对于全省工作、全体人民,有极大的组织、鼓舞、激励、批判、推动的作用。请你们想一想这个问题,以为如何?”毛主席说,他之所以写这封信,是鉴于人民日报的经验教训,不仅中央报纸,而且省级报纸,也要认真办好,关键是党委要抓紧。
毛主席又说,你们采取包干的办法写社论,可以避免一个人独揽一切,既有分散、又有独揽.这也是一种生产关系,一种工作方法。总编辑同各编辑部主任的关系应该这样,有统有分。各编辑部和各版可以展开竞赛,半年或一年评比一次,看谁搞得好。毛主席还强调说,写评论要结合形势,结合当时的政治气候。要看得准、抓得快、抓得紧、转得快。要像今年元旦社论这样,不要像去年2、3、4月那样,对我在最高国务会议的讲话毫无反应,闻风不动。评论要写得中国化,有中国气派,不要欧化,不要洋八股,不要刻板,要生动活泼。形式要多样化,有编者按语,有短评、时评,有专论、社论,有评论员文章、观察家文章、编辑部文章,等等。评论是说理的,但不排斥抒情,最好是理情并茂。
毛主席问我,最近有没有到地方上走走。我回答说,我到人民日报后一直忙于内部工作,还没有到地方上调查研究。毛主席严肃地说.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头头,一定要经常到地方上去,呼吸新鲜空气,了解下面的实际清况,搞好同省委的关系。你2月份就下去,到两广和福建跑一跑,既当记者,又做地方工作,你不要老呆在北京。北京官气重,只能作加工厂,没有原料,原料来自下面。你的位置应该活动一些,经常到各地跑跑。2月份下去一个月或两个月都可以,八大二次会议时再回来。人民日报是中央一个部门,有任务经常联系地方,还有任务经常转载地方报纸上的好东西。这对地方报纸是鼓励,也使地方上的同志非看人民日报不可,而且还可以把一个地方的好东西向全国推荐。你们前些日子介绍上海梅林食品厂和安徽桐庐县的经验就很好。毛主席接着就谈到了上海、广东和浙江省委的三个报告,要人民日报考虑转载。他说这三个报告也不是都写得很好,报纸可以摘要发表。
我向毛主席汇报人民日报准备有计划地在第五版发表一些思想评论。毛主席听后说,人民日报是中央机关报,不能简单地报道各项具体工作、具体业务,它的主要任务是从思想上、政治上影响全国。我赞成你们写思想评论,而且要当作一项重要的思想政治工作来做,认真做好。比方说,红与专的关系是一个重大问题,你们可以就这个问题展开议论,要号召全国各地、中央各部门,党政军民学都来注意红与专的问题。
毛主席还问了人民日报内部的一些情况。我向他汇报人民日报干部情况后,他说,要学会用人。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每个人都有长处和短处。要善于用他的长处,帮助他克服短处。你不要搞一言堂,要让不同的意见能充分发表。古人就提倡“兼听”,共产党人应该更能“兼听”。“兼听则明”,听到各方面的反应,就能够从中吸取各方面的营养,减少工作中的失误。
在谈话过程中,胡乔木同志主要谈了他在去年初没有抓紧宣传主席讲话,并说主席批评他浅、软、少是对的、他只简单地谈到1956年6月人民日报社论的大概情况,并说他那时正起草八大政治报告,无暇顾及此事。毛主席说,这不关你的事。那篇社论写好后曾送给我看。我在清样上写了“我不看了”四个字,骂我的东西我为什么要看。后来乔木同志在会议让只检讨1957年的事,没有谈1956年的事。
谈话进行了将近两个小时,毛主席毫无倦意。最后他说他还要准备明天在会议上的讲话,谈话到此结束。
第二天(1月16日)上午,毛主席作了长篇讲话,主要谈学习问题。他开头就说,任何一个部门,任何一个省委,任何一个军委,特别是报纸,一定要学理论,做理论工作。各个部门、党委和报纸的主要负责人,要经常挤出时间来学习理论,学习各方面的知识。毛主席说,这次我特意指定吴冷西来参加会议,因为他是党中央机关报的总编辑,他应该了解全面的情况。报纸是新闻纸,对许多事情的反应要快,但勉强求快就会出错。现在人民日报反映中央的意见比较快,比较好,但还要进步。有些重大问题自己没有把握,就应多加斟酌,不可草率从事。不仅报纸的重要文章要多加斟酌,中央各部门、各地方党委给中央的文件,应该像中央前年写《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那两篇文章那样认真讨论,认真修改。如果不这样认真,那么你这个部长,你这个省委书记,早晚有一天要垮台。毛主席又说,现在大家都说很忙,为党为国,夜以继日,但是只搞些数字,不搞理论,不搞辞章学,不搞考据学,不搞逻辑学,写出来的东西就是一大堆数字、材料,没有把心思放在理论方面,这种情况很不好。人民日报总编辑更要重视理论,不要被日常流水一般的新闻报道淹没了。
【历史表明,毛主席批评“反冒进”是错误的,反冒进是对的,根据少奇同志和周总理的思想撰写的人民日报1956年6月20日社论也是对的。把南宁会议上毛主席批评人民日报社论的讲话,作为历史教训,记录下来,看看毛主席50年代后期起的错误指导思放早期轨迹如何,我以为还是有益的。至于他在这次会议期间关于如何办好报纸的意见.无疑是仍然值得我们重视的。】
第五章 鼓足干劲与压缩空气
第五章 鼓足干劲与压缩空气
根据南宁会议的精神,我在2月间接连主持起草了几篇较重要的社论,如《鼓起干劲,力争上游》、《打破旧的平衡,建立新的平衡》等。从这时起,人民日报的宣传向“左”倾斜。
同样根据南宁会议精神,我主持人民日报编委会制订了全面改进人民日报工作的二十三条纲要,对宣传中央路线方针政策、评论工作、新闻报道、版面和标题、干部队伍、同各地省、市委的关系,等等都提出了要求,其中有些是适当的合理的,有些则是要求过高、过急。我赶在成都会议之前把这二十三条纲要报送毛主席,请他给予指示。
成都会议
成都会议于3月9日召开,那是在成都郊外金牛坝宾馆举行,各部部长和省委书记住在四层楼的宾馆,中央政治局常委住在各个小别墅。这次跟南宁会议一样,也是政治局常委的扩大会议,到会的中央有关各部部长和东北、华北、西北、西南各省的省委第一书记。中南和华东只有个别省委书记到会,其余的将参加在武昌召开的会议。
武昌会议(4月1-9日)可以说是成都会议的下半部,主题都是传达和讨论南宁会议的精神,各省汇报本省的规划。也可以说这两个会议是南宁会议的继续。
在成都会议上,毛主席始终处于兴奋状态。他在18天的会议中,除了在听各省汇报时不断插话外,一连发表了六次长篇讲话(3月9日,10日,20日,22日,25日,26日),那气势真可谓思如泉涌,气若长虹,高屋建瓴,势如破竹。
他一开头就提出现在我国进入技术革命时代,但接着又两次提出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两大剥削阶级和两大劳动阶级,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
他指出我国当前社会主义建设高潮的出现及其原因,认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正在创造中,还有待证明;
他分析教条主义在我党历史上所造成的危险及其产生的原因,提出要继续反对教条主义;
他大讲尊重唯物论、尊重辩证法,大讲矛盾的互相转化,大讲建设社会主义的两种方法,认为“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吹掉了多快好省的方针、农业40条和促进会这三个东西,担心会不会再来一次反冒进;
他提倡坚持原则与独创精神相结合,特别是批评京戏《法门寺》里贾桂式的“奴才习惯”,表扬《西厢记》里普救寺和尚惠明挺身突围请援兵,欣赏《红楼梦》里凤姐说的“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风格,称赞《苏报案》中邹容写的《革命军》把满清帝制批得痛快淋漓和章太炎指名大骂光绪帝“载湉小丑,不辨菽麦”的气概,并列举古今中外著名人物,说明总是青年人胜过老年人,学问少的人胜过学问多的人,总是后来居上,号召解放思想,破除迷信,要有六不怕的精神。
这次会议上,除了印发中央各部门和各省的工作报告及有关决议草案外,毛主席还亲自批示印发了《华阳国志》、《都江堰》、唐宋诗人有关四川的诗词五六十首、明朝人的入蜀诗十八首、《苏报案》等等以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著作的摘录。
会前我送给毛主席的《人民日报苦战三年工作纲要》草案也由毛主席批印给会议了。
干劲要鼓足
毛主席在会议的第一天讲话(3月9日)时即谈到:“报纸如何办?中央、省、专区的报纸如何改变面貌,办得生动活泼?人民日报提出二十三条,有跃进的可能。我们组织和指导工作,主要依靠报纸,单是开会,效果有限。”这同他在南宁会议时专门写信要刘建勋和韦国清同志抓好报纸一样,毛主席很重视办好报纸。
在会议过程中,有一次在散会的时陆。可能是3月20日,毛主席讲完话从会议厅出来,我赶上前去问毛主席:这次会议讨论不讨论人民日报的二十三条?毛主席想了一下回答说,这次会议讨论很多问题,光印发的工农商方面文件就有两大堆,文教方面的人没有来,人民日报的问题以后有机会再讨论。
很显然,毛主席在会议过程中讲话的上述主要之点,也是人民日报宣传报道的纲目。特别是毛主席在他主持的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大约在3月15日左右)谈到总路线时,提醒我说,人民日报2月3日的社论题目叫做《鼓起干劲,力争上游》,这两句话很好,但还不够。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干劲,在去年反击右派以后,早就“鼓起”来了,现在的问题是鼓得够不够,责任在领导。这里有一个数量问题,是鼓起三分、五分还是七分、八分?领导的责任是因势利导,使干部和群众的干劲鼓得足足的。所以我们的总路线,应该叫做“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总路线”,这就比较完全了。毛主席的这些话,连同他后来谈总路线开始形成的话,给我深刻的印象是宣传要强调鼓劲,就是毛主席所说的气可鼓而不可泄。
还有两件事给我印象深刻。一是毛主席在3月22日讲话中谈到“提高风格,振作精神”时,批评陈伯达过去死也不肯办一个理论刊物,胆子太小,这次才振作精神,下决心办。另一件是毛主席在3月25日讲话中批评卫生部,说他们替人民日报写的关于除四害的社论,写了很久还是没有写好,替中央起草的除四害指示根本不能用。毛主席说,卫生部不卫生,思想上并不相信四害真的可以除掉。后来还是胡乔木同地方上的同志合作,才把中央指示写成了,社论也写好了(按:指人民日报2月13日的社论《一定要在全国除四害》)。这两件事都说明办报纸要提高风格、振作精神。他在批判教条主义时,还指出人民日报过去学真理报,照搬洋教条一套,连标题也模仿,不独立思考,像一岁孩子一样,处处要人扶,否则就丧魂失魄,没有主见,没有独创,连中国人办报的好传统(如讲究版面的编排和标题等)也丢掉了。后来才有所改变。
留有余地
当然,在会议过程中,毛主席也多次讲到办事要留有余地。本来,南宁会议议订的《工作方法六十条》中,曾规定:苦战三年,争取大部分地区基本改变面貌。到了成都会议,毛主席一开始就提出究竟要多久完成十年农业计划和工业计划?他开始设想:苦战三年,基本改变本省面貌,争取七年内实现农业四十条,五年实现农业机械化。他请各省研究。在会议过程中.毛主席看到河南的计划是苦战一年,实现四五八、水利化、除四害和消灭文盲,辽宁要一年实现三自给(即粮、菜、肉本省自给)。他说,也许你辽宁是对的,我怀疑是错的,你是马克思主义,我是机会主义。河南今年办四件大事,有些可能做到,有些可能做不到,就算全都能做到,可不可以还是提五年做到。今年真的全做到了,也不要登报。人民日报硬是卡死。否则这个省登报,那个省登报,大家抢先,搞得天下大乱。一年完成不登报,两年完成恐怕也不要登报。各省提口号恐怕时间以长一点比较好。我就是有点机会主义,要留有余地。各省不要一阵风,不要看河南说一年完成,你也说一年完成。就让河南今年试一年,灵了,让它当第一。你明年再搞。只差一年,有什么要紧。毛主席说,此事关系重大,他到武昌时要找吴芝圃谈谈。他还说,1955年合作化高潮时周小舟看见别的省一年实现高级社,紧张得不得了。其实不要紧。李井泉就是从容不迫,四川实现高级化不是五五年,也不是五六年,而是五七年,不是也蛮好吗?
毛主席说,现在报纸宣传报道上要调整一下,不要尽唱高调,要压缩空气,这不是泼冷水、而是不要鼓吹不切实际的高指标,要大家按实际条件办事,提口号、订指标要留有余地。
毛主席这些话我虽然听到了,但是被前面所说的关于解放思想、提高风格、敢于创新等等大量的议论压倒了,因而没有足够的重视。随着大跃进高潮的到来,也冲昏了头脑。
毛主席在会议结束前的讲话中还说,希望各省第一书记,恐怕还要加一个书记及其他某些同志,从繁忙工作中解放一点出来,做一些研究工作,注意一些重大的问题。比如吴冷西同志,我们谈过几次,要他学大公报的张季鸾,到处串门子,打听消息,聊聊天,看看市场,参加这样的会议。中央的报纸也好,省市的报纸也好,总主笔不能每天沉埋在那些事务工作里头,必须解放一点。如何解放法,大家去研究。总而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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