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王国-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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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另一个人的眼睛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塔拉斯在普林斯顿曾与另一个人交谈过几句，那是在艾伯特·爱因斯坦家的午餐桌上，他是物理学家朱利叶斯·罗伯特·奥本海默。这两个人的眼睛有一样的灰白色虹膜，一样深不可测，似乎在凝视着凡人永难进入的梦境。是不是两人有着一样的秘密，一样的天才？……

当然，两人的年龄不一样——塔拉斯估计眼前这个少年最多只有十八九岁。

接下来的几天，乔治·塔拉斯和大卫·塞梯尼亚兹都忙于他们来毛特豪森要办的公务，大部分时间花在根据揭发材料进行的调查工作上。他们力图把所有掌管这个集中营的人不论职位高低、不论罪责轻重列出一份名单，并且搜集证据，准备以后提供给专门审理战犯在达豪和毛特豪森集中营所犯罪行的军事法庭。当美国军队迫近时，原奥地利集中营警卫部队中有许多入就地躲了起来，没有来得及采取任何预防措施，用的还是本人的真姓名，把自己装扮成唯命是从的老实人，Befehl　ist　Befehl（德语：命令就是命令），这句话成了他们为自己开脱一切罪责的挡箭牌。由于缺乏人力物力，塔拉斯起用了一批以前的囚犯，其中有一个犹太建筑师，名叫西蒙·威森塔尔，是在好几个集中营里关过的幸存者。

过了一段时间，在塞梯尼亚兹的催促下（至少，这是塔拉斯向自己解释的理由），塔拉斯又想起那个曾被活埋的年轻人，他至今还不知道此人的名字。那一小群向斯特罗恩少校提过抗议的囚犯以后没有再来，而其中最起劲的三名法国犹太人已经离开集中营，回法国去了；因此，这项指控实际上已经不了了之。不过既然已经立档，就得有个结论。塔拉斯决定亲自主持讯问。很多年以后，塔拉斯在截然不同的场合下面对雷伯·克立姆罗德的炯炯目光，将回忆起这第一次见面在他的脑海里留下的印象。

萨尔斯堡的摄影师　——　3



那少年现在走路已不再一拐一拐了。他虽然还谈不上体重增加——此等词语用在这类幸存者身上将是荒谬可笑的——但至少他的气色已经开始好转，看上去也不再那样骨瘦如柴了。

“我们可以用德语交谈，”塔拉斯说。

那对凝神的灰眼睛与塔拉斯的目光相遇，然后故意缓缓地环顾这间屋子。

“是你的办公室吗？”

他说的是德语。塔拉斯点点头。他产生一种异样的、近乎羞怯的感受。他自己也觉得这种陌生的感受挺可笑。

“以前，”少年说：“这里是党卫军指挥官的办公室。”

“那时你常到这里来吗？”

少年正在瞧着墙上的照片，并向它们更靠近些。

“除了在这里拍的，另外一些照片是在哪儿拍的？”

“达豪，”塔拉斯说，“那是巴伐利亚的一个地方。你叫什么名字？”

沉默。这时那少年已绕到塔拉斯背后，继续仔细观看墙上的照片。塔拉斯蓦地意识到，对方是有意这样做的，他不肯坐在我的对面，现在又想逼着我转过身去，以此向我表示：他要掌握这次谈话的主动权。

“那好吧。”塔拉斯温和地说，“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呢。”

“克立姆罗德。雷伯·米歇尔·克立姆罗德。”

“出生在奥地利？”

“在维也纳。”

“出生年月？”

“一九二八年九月十八日”

“据我所知，克立姆罗德不是犹太姓。”

“我母亲姓伊茨柯维奇。”

“这么说，你只是半个犹太人，”塔拉斯一面说一面已经记下前面两个名字。雷伯是洗礼名，米歇尔是犹太人常用的名字，尤其在波兰。

沉默。少年又开始沿着墙壁徘徊，时而走到塔拉斯背后，时而环绕着塔拉斯兜过来，在他的左边重新出现。他走得很慢，在每一张照片前面都要逗留一会儿。

塔拉斯微微转过头去，看见少年的双腿在发抖，顿时有一种强烈的同情之感掠过他的心头。这个可怜的小家伙几乎连站都站不住！他从背后观察克立姆罗德，见他光脚穿着一双没有带子的皮靴，这双靴子他穿可能太小。同样，他的裤子和衬衫也都短得可怜，在他那电线杆子似的身上直晃荡。他的身体有好多次疼得歪歪扭扭，但纯粹是靠了意志的力量，依然保持着原有的高度，—厘米也没有缩减。塔拉斯还注意到他的双手修长优美，但烟头烫的老疤犹在，又添了生石灰灼伤的新痕。这双手没有握拳，垂在体侧，塔拉斯凭经验知道这种虚假的冷漠恰恰体现了一般成人也难以企及的自我控制能力，包括塔拉斯本人在内。

这一刹那问，塔拉斯心里更明白了，究竟是什么力量使塞梯尼亚兹如此震惊。原来，雷伯·米歇尔·克立姆罗德具有一种不同寻常、难以名状的气质。

塔拉斯继续提问。

“你是什么时候和怎样来到毛特豪森集中营的？”

“我是今年二月份到这儿的，具体日期我说不准。大概二月初吧。”他话说得很慢，音调极为深沉。

“是押解来的吧？”

“不是押解来的。”

“那么谁和你一起呢？”

“和我一起被埋的那些男孩子。”

“总得有人把你们带到这儿。”

“党卫军的军官。”

“一共有多少军官？”

“十个左右。”

“他们归谁指挥？”

“一名中校。”

“他叫什么名字？”

这时候，克立姆罗德站在屋子的左角。他的面前是布莱克斯托克拍摄的一张放大的照片。画而上是一座焚尸炉，敞开的炉门，烧焦的尸体在闪光灯下显得分外惨白。

“我不知道任何人的名字。”克立姆罗德镇定地说。

他举起一只手，细长的手指触到了光滑的相纸，仿佛在抚摩那张照片。然后，他摆动躯体转过身来，靠在墙上。他凝视着一无所有的空间，脸上毫无表情。他那重新开始长出来的头发是深棕色的。

“你有什么权利向我提这些问题？就因为你是美国人，因为你们打赢了这场战争？”

“我的天哪！”塔拉斯心想。他象挨了一闷棍似的，生平只有这一回语塞。

“我并不觉得自己被美利坚合众国打败了。事实上，并没有被任何人打败的感觉……”

雷伯的目光落在一架玻璃柜上，柜子里堆着好些卷宗，塔拉斯在卷宗旁放了一些书籍，雷伯正在瞧这些书……

“二月初，我们到达此地，”克立姆罗德说，“我们是从布痕瓦尔德来的。到布痕瓦尔德以前，我们一共有二十三个人，但是有五个男孩在那边给烧了，还有两个死在从布痕瓦尔德到毛特豪森的路上。那些把我们当女人使的军官在卡车里杀死了那两个孩子，是我把他们埋葬的。他们走不动了，老是哭，他们的牙都掉光了，就显得不那么好看。这两个孩子一个才九岁，另一个稍微大一点，大概十一岁。军官们坐一辆轿车，我们坐的是一辆卡车，可是他们常常迫使我们下车步行，有时候用绳子套住我们的脖子，逼着我们跑步。他们就用这个办法消耗我们的体力，使我们逃不了，甚至不想逃。”

雷伯用双手抵着墙壁把身体从那儿撑开。他几乎像处于被催眠状态那样目不转睛地瞧着柜里的书，但与此同时他并没有停止说话，塔拉斯觉得雷伯就象个小学生一面望着窗外的一只鸟，一面背诵课文。

“我们到达布痕瓦尔德的时候，刚过了圣诞节。在这以前的一段时间，我们在克姆尼茨。到克姆尼茨之前，我们在格罗斯罗森集中营。到格罗斯罗森以前，我们在普拉绍夫集中营，那是在波兰境内，靠近克拉科夫，当时是夏天。”

现在，雷伯完全离开了墙壁，开始慢慢地朝玻璃柜那边走过去。

“不过我们在普拉绍夫只呆了三个月。有几个男孩在那儿死去了，主要原因是饥俄。一共死了六个人。我不知道他们的名字。到达普拉绍夫以前，我们在森林里步行了好长一段时间……不，我们先到普热梅希尔……但在这以前和以后，我们走了好长时间。我们是从雅诺夫斯卡集中营出发的。我曾经到过雅诺夫斯卡两次。一次是在去年五月，还有一次更早，是在一九四一年，那时我只有十二岁半。”


雷伯叙述经历的方式很特别。他让自己的记忆从现在向过去倒退，就象电影放映机倒片似的。他朝前走了三步，站到柜子的紧跟前，和柜子里的书只隔着一层玻璃。

“这些书是你的吗？”

“是的。”塔拉斯说。

“第二次去雅诺夫斯卡以前，我在贝乌泽茨。我的母亲汉娜·伊茨柯维奇和我妹妹米娜一九四二年七月十七日死在贝乌泽茨。我亲眼看见她们被活活地烧死。请问，我可以打开柜子摸一下这些书吗？”

“可以，”塔拉斯说时委实发了呆。

“我妹妹米挪当时才九岁，我绝对相信他们把她扔进焚尸炉时她还活着。我姐姐卡塔丽娜比我大两岁，她死在一节火车车厢里，本来我也被指定上那节车厢。她爬进一间只能容纳三十六个人的车厢，纳粹们却硬塞了一百二十到一百四十个人进去，最后塞进去的几个就躺在别人的头顶上。纳粹在地上撤了生石灰。我姐姐卡塔丽娜是最先一批进去的。到最后连一个小孩也塞不进去的时候，纳粹关上了车门，把车厢拉到侧线上，在太阳底下烤，一搁就是七天。”

他读出了书上作者的名字：“沃尔特·惠特曼。他是英国人还是美国人？”

“美国人，”塔拉斯问答。

“他是诗人吗？”

“和魏尔伦一样，”塔拉斯回答．

那双灰色的眼睛瞥了一下塔拉斯的脸，视线又回到《草叶集》上。塔拉斯提了一个问题，雷伯迟迟没有回答，塔拉斯以为还得再问一遍。但是雷伯摇了摇头。

“我还没有掌握英语，只认得几个单词。不过我打算学英语，还有西班牙语。也许还要学其他语言，比如说俄语。”

培拉斯垂下眼帘，然后重又举目。他感到茫然失措。自从雷伯·克立姆罗德进屋以后，塔拉斯坐在办公桌旁，除了信笔随便记下一些什么外，没有任何举动。他突然对雷伯说：“你可以把这本书借去。”

“我得花一段时间才能读完。”

“你需要多久就放在你那儿多久。”

“多谢，”克立姆罗德一面说一面又看了看这个美国军官，然后继续叙述。“到贝乌泽茨以前，从一九四一年八月十一日起，我们在雅诺夫斯卡。到雅诺夫斯卡以前，我们在利沃夫我母亲汉娜·伊茨柯维奇的父母家里。我们是一九四一年七月五日星期六到利沃夫的。我母亲想去看我的外公外婆，她在维也纳领到了我们四个人的护照。我们是七月三日星期四离开维也纳的，因为当时利沃夫已经不是被俄国人而是被德园人占领了。我母亲十分相信护照。但是她想错了。”

雷伯开始翻动《草叶集》的书页，但他的动作是无意识的。他俯下身去，以便看清别的书名。

（注：“蒙田（注：蒙田（1533—1592）文艺复兴时期法兰西思想家和散文作家，主要作品有《散文集》）。

这个作家我知道。”

“你也可以借去，”塔拉斯在一种感情的驱使下这样说。

这二十本书他一直带在身边，聊以暂时忘却战争的恐怖，如果要他从中只挑一本的话，那准是蒙田的这一本。

“至于我，”克立姆罗德说，“侥幸活了下来。”

塔拉斯重新读了一遍手头的笔记，借以恢复泰然自若的神态。他按照时间顺序把雷伯提到的集中营的名单念了一遍：

“雅诺夫斯卡，贝乌泽茨，又是雅诺夫斯卡，普拉绍夫，格罗斯罗森，布痕瓦尔德，毛特豪森……”他问道：“你真的到过所有这些地方吗？”

雷伯淡漠地点了点头。他关上了柜子的玻璃门，双手紧紧地把塔拉斯借给他的两本书抱在胸前。

“你是什么时候成为那群男孩中的一员的？”

克立姆罗德离开玻璃柜，朝门口的方向走了两步。

“一九四三年十月二日，党卫军中校在贝乌泽茨把我们集中了起来。”

“就是那个你不知道名字的中校？”

“就是他。”克立姆罗德一面说一面朝门口又走了一步。

“他当然在撒谎，”塔拉斯心想，同时越来越感到心神不安。“假定他说的其余一切都是真的，”塔拉斯相信是这样，“那就无法想象，这个具有如此惊人的记忆力的少年，居然把从一九四三年十月到一九四五年五月与他一起生活了二十个月的那个人的名字给忘了。他在撒谎，他也明白我知道他在撒谎，但他不在乎。他并不企图为自己辩解，也不想解释他是怎样活下来的。而且，他好象没有任何羞耻或憎恨的感觉。也许他精神上受了刺激，尚未恢复……”

最后的那种解释在塔拉斯看来最缺乏说服力。他自己也不相信。说实在的和雷伯·米歇尔·克立姆罗德的这次初会，时间顶多不过二十分钟，塔拉斯却感到，这个骨瘦如柴、连站都站不稳的少年具有一种能控制任何局面的了不起的本领。君临一切——塔捡斯想到的就是这么个词儿。雷伯那双灰白色的、深邃的眼睛后面蕴藏着旺盛的智力，塔拉斯十分具体地感觉到它的压倒一切的份量。

那少年又朝门口走了一步。门框衬着他的侧影，构成一种残酷的美。他已经准备离去。这时，塔拉斯又提了最后几个问题，主要是想延长这次会见。

“他就是那个用鞭子抽你、用烟头烫你的人？”

“你这是明知故问。”

“就是那个和你在一起生活了二十个月的军官？”

沉默。雷伯又朝门口走了一步。

“你刚才对我说，那个党卫军中校在贝乌泽茨把你们集中在一起，时间是……”

“一九四三年十月二日。”

“那里一共有多少孩子？”

“一百四十三个。”

“用什么理由把你们集中在一起？”

雷伯微微地摇摇头，表示他不知道。这一回他没有撒谎。塔拉斯对这一点如此有把握，这使他自己也感到惊奇，匆匆地又问了几个问题。

“你们是怎样离开贝乌泽茨的？”

“坐卡车。”

“去雅诺夫斯卡？”

“只有三十个人去雅诺夫斯卡。”

“那么另外一百十二个人呢？”

“他们去马伊达内克了。”

塔拉斯没听说过这个地名。后来他才知道那是在波兰境内的又一个杀人集中营，可与贝乌泽茨、索比波尔、特雷布林卡、奥斯威辛和海乌姆诺并列。

“是那个中校选择了三十个男孩吗？三十个全是男孩？”

“是的，你都说对了。”

雷伯·克立姆罗德又迈了两步，已经走到门口。他站在门槛上，塔拉斯可以看见他的背影。

“我会还给你的，”雷伯说着抚摩了一下惠特曼的《草叶集》和蒙田的《散文集》。“这两本书我会还你的。”他微微一笑。“请别再问了。那个中校把我们带到雅诺夫斯卡，从那时开始，他就把我们当女人使。后来，由于俄国人不断推进，他和其他几个军官一起向德军谎称去执行一项特别使命，把我们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达就是他们不杀我们的原因，除非我们支持不住。”

“这6些军官的名字你一个都不记得吗？”

“不记得。”

他在撒谎。

“有多少孩子和你一起到达毛特豪森？”

“十六个。”

“塞梯尼亚兹中尉在墓坑里发现你的时候，你们一共只有九个人。”

“我们到达毛特豪森以后，他们杀了我们中的七个。他们只留下他们的宠儿。”

这番活是用一种从容而超然的语调说的。他跨过门槛，最后一次停止脚步。

“你的姓名可以告诉我吗？”

“乔治·塔拉斯。”

“T，a，r，r，a，s，对吗？”

“对。”

沉默。

“我会把书还给你的。”

奥地利当时分为四个军事占领区。毛特豪森在苏军占领区内。大批过去的囚犯被转送到利昂丁的一个临时收容难民的接待营，那是林茨附近美军辖区内一所学校的校舍，阿道夫·希特勒曾经坐过这所学校的课椅，希特勒的双亲曾在学校对面的一所小房子里住过相当长时间。乔治·塔拉斯、大卫·塞梯尼亚兹和他们那个调查战争罪行的单位也到林茨去了。尽管这次迁移使他们忙上加忙，但他们并没有中断搜索隐藏在当地的前党卫军看守人员的工作。

因此，直到几天以后，他们才发觉年轻的克立姆罗德失踪了。

萨尔斯堡的摄影师　——　4



那天早晨，围在环城大道中间的维也纳内城区，是在美国军队的掌管下，这一个月由美军负责维持治安（注：二战刚结束时，奥地利被划分为美、英、法、苏四个占领区，首都维也纳是四国共同占领）。在克恩滕街究兵队灯火明亮的门前，停着一辆吉普车，一个来自堪萨斯州的美国究兵坐在司机旁边。国际巡逻队的另外三名成员——一个英国人、一个法国人和一个苏联人——挤在后座。

车朝着圣斯蒂芬大教堂的方向出发，去执行夜间的第四轮巡逻任务。教堂的两座钟塔在第一道晨噶中刚刚开始显现轮廓。

大街上空无一人，车在街心缓缓行驶。那天是一九四五年六月十九日，时间是清晨五点五十分。

吉普车到达弗朗茨·约瑟夫长堤。他们朝多瑙河的对岸眺望，在大半被毁的狄安娜浴场和战争留下的茫茫大海般一片瓦砾场后面，可以看到嫩红的朝霞映衬着普拉特大转轮游乐场的环状焦黑残骸。车向左拐弯，走贡萨加巷，然后朝南。现在他们已看得见波希米亚公署绚丽多彩的巴罗克建筑。

与此同时，他们也已看得见那个少年。

那个英国人第一个看见了他，但没有吱声。那个英国人正生着闷气。他无法忍受那个法国人抽的板烟的苦涩味儿，他瞧不起那个美国人，老是没完没了地讲棒球比赛的故事，以及一九四四年六月以前他在伦敦逗留期间情场得意的艳史；他也讨厌那个俄国人，此人甚至不是俄罗斯人，团为他长着蒙古人的五官和一副傻乎乎的样子。至于那个司机，他是奥地利人，而且是维也纳人，这就更糟。司机不时流露出冷嘲的态度，尤其是他不肯承认自己是战败者这一点，使那个英国人简直不能容忍。

几秒钟以后，美国人抬头一看，发出一声惊叫。车上的五个人全都转过头来，朝一幢三层楼的巴罗克式小洋房看去。每层沿街一溜儿开六个窗户，其中两层还带阳台，正门口筑有廊柱。

车上的人全都看见在该建筑最高一层的背景前，有个张开双臂直立的黑影，姿势宛如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这形象使他们大吃一惊。各种因素凑在一起无不使人产生这样的联想。这人很高，可是瘦得令人难以置信，裤子和衬衫既肥又短，在他身上晃来荡去；他光着脚，本来就瘦削不堪的脸被两只特别大的眼睛衬得更象中空的一般；那双跟睛颜色极淡，在探照灯光下简直成了白色的；他半张着嘴，现出用力和痛苦的表情。

这个镜头实际上只持续短短的几秒钟。那黑影利用一扇窗的拉手，牢牢抓住墒上的边沿移动。黑影爬上阳台的栏杆之后，就从探照灯的光圈中消失了。接着，车上的人听见玻璃的碎裂声和一扇窗子被打开又关上的轻微响声。然后，一切重新归于沉寂。

“一个撬门贼，”开车的维也纳人冷漠地说，“不过这仅仅是个孩子，虽然他的身材很高大。”

其目的是很清楚的。国际巡逻队只有在事情涉及到占领军人员的时候才能干预，一般的轻微犯罪行为属于奥地利警方的职责范围。于是，他们通知了市中心的警察署。及至一个警官带着两名警察赶到出事地点，已经过去了十分钟。对于雷伯·克立姆罗德来说这点时间已经足够了。

两类截然不同的声音，奇异地重叠着传到他的耳际有二十分钟、也许有三十分钟之久。

先是现实的声音：警察进入房屋，从底层一直搜到顶楼，打开和关上一扇扇房门，他们在底层的大理石地板和楼上的木质地板上走动，当时，这儿的地板擦得挣光瓦亮。不出雷伯所料，警察走的果然是他使出剩下的最后一点精力为他们设计好的一条路：他们循着雷伯带血的脚印一直走到顶层的阁楼，发现那儿有一扇半圆形的小窗开着，自然认为他一定是从窗口翻越房顶逃走了。于是警察用较大的声音交谈着下楼，最后再四下里查看了一遍，然后离去……

这是现实的声音。接着，另一类想象中的声音从记忆里涌出来，其清晰的程度使雷伯不寒而栗：妹妹米娜踏着轻盈的步伐在走廊里奔跑、欢跳；姐姐卡塔丽挪在钢琴上弹奏舒伯待的曲子；还有他们的妈妈的话声，略带一点她始终没有脱去的波兰口音，是那么平静、温和，在她周围创造一种静谧的气氛，就象一块鹅卵石投入一泓清水，激起层层涟漪。一九四一年七月二日晚上正是这个声音这样对爸爸说：“约翰，我要带孩子们到利沃夫去。感谢埃立希为我们办好了领护照的手续。我们将在星期六到达利沃夫在那儿呆到下星期一。约翰，我的父母还从来没有见过他们的外孙呢……”

雷伯·米歇尔·克立姆罗德的眼睛长得跟母亲的一样。汉娜·伊茨柯维奇·克立姆罗德一九○四年出生在利沃夫，是个医生的女儿。若非因为她是个女的、又是犹太人这双重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