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王国-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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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话你是不是在听，小伙子？”

“是的。”

“我看你不象在听。雷伯，这里有钱可赚。在国际共管区的议会里有三个犹太人。我和其中的一个见了面，他们马上就要决定把对未经宣布的存款实行的优惠办法扩大到黄金，这就是说，任何人，无论本地居民或外侨，都可以存储数量不限的黄金而不用缴税。单拿法国来说，那里就有成千上万的人因为通货膨胀而做梦也在想黄金。举个例说，你可知道一根金条在苏黎世和同一根金条在里昂两地的差价是多少？二十万法郎。咱们可以把丹吉尔作为基地，用小型飞机空运黄金，利用法国抵抗运动的旧机场。……”

“我不会开飞机。”

一名至少已有七十五岁而且居然能说十来种语言的侍者，给他们送来了钦料，还有拉扎鲁斯要的一包烟卷。拉扎鲁斯那双亮晶晶的小眼睛依然一个劲儿地盯着雷伯的脸。

“你的心境不佳，小伙子？”

雷伯仍然一声不吭。那两颗灰色的眼珠子转过来与对方凝视的目光正好碰到一块儿了。拉扎鲁斯莞尔一笑。

“你连一个子儿也没有，没有家，没有地方可去。要是没有我，你也许会挨饿。什么都是我教会你的。我甚至把你的第一个女人带到你床上。对不？”

“对。”

“你跟阿涅列维奇杀过人没有？”

回来见铎夫之前，雷伯曾在市场上转悠了一阵，归途中穿过法规街走到孟杜比亚植物园的入口处，那里的木槿多得不得了，还有几棵被认为已生存了八百年的龙树，他瞅见了那个人，并且立刻认出来，尽管那人穿着便服，尽管还留起了小胡子和比较长的头发。那人把上衣搭在胳膊上，一边用手帕擦脖子，一边讨人喜欢地向几名正在同一个兑换货币的商人争论的英国水手搭讪。那人不是埃立希·施泰尔，也不是霍赫赖纳。

“记性相当好”的雷伯四年前只见过他一次那是在贝乌泽茨，一九四二年七月十七日。当时那个人打一排排刚从利沃夫押来的犹太人面前走过去，操着一口几乎无懈可击的依地语，要他们所有的人给自己家里写信，让家属放心，告诉家里人，说他们没有受到虐待，说他们的流放生活事实上并不怎么可怕……

“你没有回答我，”铎俯说。

“没有。”

“你是说，你没有杀过任何人？

雷伯含笑摇摇头。

“我是说我没有回答你。”

拉扎鲁斯拿起刚才侍者跟薄荷茶、马丁尼一起送来的一盒“菲立浦·莫力斯”香烟。

“我在市场上跟几个人交谈过。他们用意大利活把这叫做‘乌富穆’，也就是烟。他们说，做这档子买卖也能嫌大钱。”

十月下半月跑的第一趟生意，本钱是由铎夫·拉扎鲁斯张罗的。以后他们又跑了十趟，目的地每次都一样：西班牙。方法其实很简单，只要能搞到一条船。美国产的淡黄烟卷在丹吉尔名义上是过境商品，这里的价钱是每包三十法郎，如果要合法地运出去，只须报一个进口烟草是合法的终点港，通常就报马耳他。他们将同来自巴伦西亚的西班牙买主谈妥一个海上的交货地点，必须在领海水域以外，否则西班牙人有碰上佛朗哥政府的海关人员的危险。这事几乎不冒什么风险，而赢利却颇可观：在丹吉尔出三十法郎买来的一包烟，转手可以卖五十到六十法郎。他们有时候一船要装五十箱，也就是两万五千包，跑一趟就能嫌五六十万法郎，即四五千美元。这就难怪围绕着尚未落入大流氓之手的这项买卖争夺如此激烈。在形形色色的走私者中，前皇家海军的几名军官、一位未来的法国部长、英国和意大利的一些贵族、乃至一帮清一色搞同性恋并且挂妃色旗航行的女船员，正在你推我搡，各不相让。

跑了六趟买卖后，雷伯已能偿还拉扎鲁斯最初的投资。

“你不必这样做，”铎夫说，“我没向你要。”

“我认为这样比较好，”雷伯的回答很简单。

他们谈话时有一个名叫亨利·阿尔特的法国人在场，他对冒险生涯一直心向往之，并且专为这个目的从尼斯来到丹吉尔。阿尔特和克立姆罗德是偶然相遇的，当时他们正站在擎天柱书店的书架前。从尼斯来的那个人是学历史的，他先跟雷伯攀谈起来——谈那个高个儿青年正在翻阅的一本书。

那是施本格勒的《西方的没落》（注：施本格勒（1880—1936），德国哲学家，史学家。他认为历史只是若干各自独立的文化形态循环交替的过程，把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的战败看作是“西方文化的没落”。），雷伯差不多把这本书全部读完了。在他们到附近一家咖啡店的敞廊上长谈的过程中，三十岁的阿尔特发现这位施本格勒著作的青年读者才十八岁，不由得大为惊讶；但雷伯在做烟卷生意这一事实引起了他极大的兴趣。他本人在这方面有一些新的点子，甚至设想搞一条“淡黄烟卷路”把烟卷从丹吉尔运到法国和意大利沿海地区，在那里一包“菲立浦·莫力斯”或“切斯特菲尔德”可以卖到一百法郎……

“而且，如果每次不是装五十箱，而是装五百或一千箱，甚至更多些——这仅仅是船只问题——那么，赢利很快将达到惊人的数字。一年赚它一百万美元并不是痴心妄想。”

阿尔特长时间固执地想要说服这个小伙子跟他合伙干，这使他自己也有些纳罕。小伙子显然举棋不定。肯定不是因为缺乏胆量或雄心。看来另有原因。

“是不是你那位爱尔兰朋友？，因为他？”

“不完全如此。”

“如果你需要，”阿尔特最后说，“咱们可以三个人一起干。虽然……”

他不喜欢铎夫·拉扎鲁斯（他只知道此人姓奥谢，这是拉扎鲁斯在丹吉尔期间一直使用的化名），其实还有些怕他。阿尔特曾有两三次听到他在用英语同一些形迹可疑的美籍意大利人热烈交谈，他们提到海米·魏斯，迈耶·兰斯基、莱普克·布恰尔特或勒基·卢奇亚诺这些名字时的口气就象过去的士兵谈到他们的长官，阿尔特狂热地渴望冒险，但是在合乎理智的限度以内，拉扎鲁斯—奥谢这样一个人在他看来已经“离了格儿”，正象此人和年轻的于布雷希在他看来是并不相称的一对伙伴一样，既不相称而又危险。

总之，阿尔特的态度象一个兄长。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

他和兰根事件不可能有什么关系。他只是那件事情的证人，还不是直接的。


“他们是荷兰人，”拉扎鲁斯说，“一个叫兰根，一个叫德格罗特或者跟这差不多的名字。其中一个有商船船长的执照。而咱们不是需要一个真正的船长吗？刚才我们正在谈论，这回要穿越地中海了，可不光是沿着西班牙海岸去向那里的小妞儿们挥手致意。至于别的船员，有一个马耳他人和三个西西里人。”

“还有咱们。”

“对，还有咱们。总共八个人。带九百箱咱们人手可能不够，但是到了那儿会有一批人来帮忙。”

“咱们准备去哪儿？”

“西西里。到巴勒莫以西的一个海湾。你有没有不同意见，小伙子？你大概以为咱们会老是玩这种小孩子游戏？如今咱们可要干真格的了。来吧，我要带你去见见那两个荷兰人……”

亨利·阿尔特已经和他的一个朋友坐在巴黎咖啡店，那人是科西嘉岛的一名海关官员，他正以一位专家的身份在出很多点子，教他怎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利用丹吉尔的国际地位提供的种种有利条件。阿尔特看见克立姆罗德和拉扎鲁斯到来，并且坐在几步以外两个背对着他、年龄在三十五岁上下的男人旁边。他看见克立姆罗德的灰色眼睛冷酷地呆滞不动，一度还瞪得大大的，他注意到克立姆罗德做了个古怪的动作——弯着腰，脑袋几乎完全钻到桌子下面，把一条并没有松开的鞋带重新系一下。然后坐起来，又是一副不动声色的神态。阿尔特向拉扎鲁斯—奥谢膘了一眼，意识到他也已经有所察觉。过了二三十分钟，那两个陌生人才起身离去……


铎夫用依地语低声说，“别装腔作势在我面前演戏，小伙子。我看到了你的神色。你是不是认识那两个家伙中的一个？”

雷伯张开搁在大腿上的手指，似乎对它们看出了神。最后他说：“至少其中一个不是荷兰人。”

“哪一个？”

“兰根。”

铎夫的双目象两颗寒气森森的蓝色钻石在眼镜片后面闪灼。他把一张钞票扔到桌上付了账，站起身来。

“咱们得赶快离开这儿。”

两个月以前，他买了一辆双色帕卡德折蓬汽车。他坐到方向盘后面，把车开往马拉巴塔，雷伯坐在他旁边。一路上他们一句话也没有交谈，可是当车到达灯塔时，拉扎鲁斯关上引擎，下车向可以同时眺望丹吉尔、大西洋和西班牙的游廊走去。

他的动作之快，好象根本没有做过某个动作，但是原先他用左手提着的一支科尔特自动手枪，现在已到了他的右手掌中。他打了一枪，一只正在飞翔的海鸥应声中弹落下。铎夫面露笑容。

“咱们刚到丹吉尔的时候，我问过你一个问题，你跟阿涅列维奇那个白痴有没有杀过人？当时你没有回答我。”他以几分钟前已经显示过的那种令人咋舌的敏捷性再次摆好射击姿势，而这时又有一只海鸥在他的手枪射线上。但这一回他没有扣动扳机。

“你想杀死那个兰根吗，雷伯？”

“我不知道。”雷伯平静地说。

铎夫的手一动；那支科尔特已经回到他的茄克衫里边原来的地方，插在他右股后面的腰带上。

“回去吧，小伙子。咱们就跟德格罗特和你那个朋友兰根一起去跑一趟西西里海岸。我现在认为，八成连那个德格罗特也不会是荷兰人。他可能也是他们中的一个。尽管兰根在丹吉尔说他是荷兰人，可是你以为一个真正的荷兰人会让人家牵着鼻子走吗？或者他是以另一种方式卷进去的。甚至在荷兰也有党卫军……”

自从他们相处以来，他这是第一次对这个年轻人如此亲热，他搂住雷伯的脖子，带着他回到帕卡德折篷车前

“小伙子，相信我的话，你无论如何不能在丹吉尔杀死他。有人看见过你我和他在一起，而丹吉尔又不是一个不大的地方。相反，一个人在西西里被杀死就不稀奇了……”

他把车发动起来，脸上笑眯眯的。

“你可以在那里把他干掉，雷伯。”

波哥大的烛台　——　5




那条船叫“野猫”号。栎木的船身长二十六米，超重量为七十吨，装有全套马可尼公司的船具和一台一百八十五马力的内燃机。它载运六百六十箱“菲立浦·莫力斯”、二百箱“切斯特菲尔德”和六十箱“骆驼”牌，一九四七年一月十七日，船离丹吉尔，二十三号黄昏时分看到了卡斯特拉马雷湾西端的圣维托角，距离巴勒莫约五十公里。五十海里以内肯定没有任何意大利海关的巡逻小快艇。此外，舱单和提单都没问题，开列的货物也与所载相符，注明的终点港是希腊的科孚岛。

按照指示，德格罗特停机等待。十一点左右，岸上一盏黄灯亮了三次，表明这一带海岸没有障碍。“野猫”号向岸边驶去，在接到另一信号后又停下。不久，他们听到波浪的拍溅声，那是由十来条大渔船组成的一支驳运队正在靠近。渔民们开始移载，有两三个海关人员也参与其事，因为他们可以赚每箱—千意大利里拉的外快。来回驳运几次就够了，在他们最后一次登上货轮时，带来了几桶希腊葡萄酒（如果你相信上面的商标的话）。—个西西里人把船单和提单撕毁烧掉，取出另外的舱单和提单证明“野猫”号在科孚港装了货正在返航途中。

第二天早晨七点，他们进入巴勒莫港，要求自由停靠，即不装卸货物的停留。他们在海上差不多已有八天，并末遇上一点点麻烦。这趟买卖成功了。

“咱们的意大利客户对我们非常满意，特地请咱们全体去吃午饭，”铎夫·拉扎鲁斯宣布。

他以犀利的目光向雷伯看了一眼。当然，他的脸上笑容可掬。


他们从巴勒莫郊外的蒙德洛出发，沿着盘旋的公路驱车上佩莱格里诺山，在离观景楼还有一段距离时，他们折上一条道旁种着桉树的小路，那里有一座带蓝色百叶窗的白房子。车共有两辆，都是美国货；铎夫·拉扎鲁斯、兰根和一个名叫索尔·曼库萨的美籍意大利人（本书的这一段故事就是他提供的）坐一辆，另一辆上则是雷伯·克立姆罗德、德格罗特、“野猫”号的两名西西里水手以及司机。
汽车停在台阶脚下。司机留在车上，水手们落在后面交谈。其余的人登上敞廊，至今仍在那里的一棵高大的紫藤在夏天也许能遮蔽整个敞廊，从这里眺望巴勒莫湾景色绝佳。

兴许直到此时，那两个所谓的荷兰人方始意识到将要发生什么事情。

房子里根本没有午餐准备看，只有两个脸上毫无表情的男人，除白衬衫外全身黑服，既不戴硬领，也不系领结。他们每人手里执有—支“卢帕拉”——西西里人打狼用的猎枪。但他们并不介入；曼库萨同样如此，他在背后袖手旁观。

那支科尔特自动手枪这时已经象变戏法一般出现在铎夫·拉扎鲁斯手中，他说：“你叫兰根？这个小伙子和我从丹吉尔开始就在为一件事纳闷儿：你的真实姓名究竟是什么？”

兰根回答说，这正是他的真名，说他确实是荷兰人而不是其他，他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拉扎鲁斯摇摇头。

“得啦，别来这一套……关于这个小伙子有一点我可以肯定：他有不可思议的记忆力，确实是不可思议的。他从不忘记任何事情；一个名字、一张面孔、各种数字或一本书。这是很难令人相信的，兰根：一本书他只要读过一遍，只消读一遍，听着，确实如此：他就永远把它记在头脑里了。他记面孔的本领同样了不起。既然他说曾在特雷布林卡看见过你……”

“在贝乌泽茨，”雷伯纠正道，他的声音如发自空穴，眼睛朝下。

“对不起，小伙子，的确是在贝乌泽茨。兰根，既然这小伙子说他在贝乌泽茨集中营见过你穿着党卫军制服，而且是在你们杀害他的母亲和姐妹的时候，既然他这样说，他决不会弄错。那是错不了的，任何人都……”

“话不能这样说。我可能搞错，”雷伯悄声低语。

“任何人，甚至这小伙子本人，都无法使我相信他会搞错。跪下，兰根。跪下，否则我一枪准把你的纳粹Schlong（鸡巴）打飞。我问你：‘今天天气很好’这句话依地语怎么说？兰根？莫非你在上西天之前真的想要吃足苦头不成？”

“Sara　sheyn　veter　haynt，”兰根说。

“他的口音不是呱呱叫吗，小伙子？”拉扎鲁斯发出一声感叹。

他拔出另一支科尔特自动手枪，与此同时想必注意到另一个所谓的荷兰人在他背后开始移动位置，所以他头也不回，心平气和地说：“德格罗特，只要再挪动一步，我就朝你的屁股开枪。”接着，他向雷伯笑道：

“你该把他干掉了。请立即动手，咱们不打算为这档子事花去半天工夫。这划不来。快把我这支玩意儿拿去，小伙子。拿去！”

手枪易了手。

“别对准他脑袋开枪。还是往嘴里打进去好。他可以看到你的手指扣动扳机，你懂吗？瞧，你得这样……”

他把着手儿教雷伯，枪管深深插入兰根口中。

忽然，他用依地语高声喊叫：“干吧，雷伯！他杀了你的母亲和姐妹！他是怎样对待她们的，雷伯？他是把她们活活烧死的，对吗？宰了他！宰了他，这狗娘养的！”

静默。

“0．K，小伙子，你走开，”拉扎鲁斯温和地说，这回用的是英语。“你只管走开，这儿的事你不用管。”接着，在几秒钟以后，他又说：“吮吮这玩意儿，兰根……吮吮这支枪，就当它是一只肥美的犹太Schlong……对，正是这样……好极了，兰根……”

最后那句话音刚落，枪声就响。他转过身来，用左手拿着的另一科尔特杀了德格罗特，一枪打在脑袋上，正中太阳穴。


铎夫·拉扎鲁斯和雷伯·克立姆罗德来到奥地利林茨蓝德街三十六号西蒙·威森塔尔家。亨利·阿尔特不知他们出了什么事，后来由一个名叫索尔·曼库萨的——他现在是“野猫”号的船长——告诉他，说他们跟那两个荷兰人吵了架，在意大利耽搁了一阵。

威森塔尔问克立姆罗德是否属于什么组织，雷伯回答说不属于任何组织，他是单独行动的。

“另一个呢？”威森塔尔问，“等在街上的那一个是谁？”

“朋友，”雷伯简单地回答。

雷伯要打听得两个人一个叫埃克希·约阿希姆·施泰尔，另一个叫威廉·霍赫赖纳。

威森塔尔对这两个名字都不熟悉，他的名单上—个也没有．不过，在一九四七年初，有关死亡营管理当局人员的情况或—九四五年五月后他们的下落了解得非常之少。威森塔尔刚刚在开列一份曾与阿道夫·艾克曼（注：阿道夫·艾克曼（1906—1962）——“盖世太保”犹太处处长。）密切合作的附逆分子名单，他根本不知道艾克曼是否还活着。对于在一九四七年建立起来帮助纳粹分子逃亡的那个庞大复杂的系统“敖得萨联络网”，他更是—无所知。“我这里有几个姓施泰尔的，不过没有一个名叫埃立希·约阿希姆，你说他出生在格拉茨，什么时候？……”

“一九○五年四月十四日。”雷伯说，“他父亲叫约阿希姆·施泰尔，一八七九年十一月六日出生在格拉茨；母亲玛尔塔·西尔维纳格尔，一八八三年十月二十三日生于克拉根福。埃立希·施泰尔目前四十二岁，身高一米八二，金发碧服，非常漂亮，右手掌上有一个星形的疤痕。战前他是维也纳的一个律师。他能说英语，也会讲一点法语。他对艺术很感兴趣，尤其是绘画。他喜爱的画家有……”

雷伯用缓慢、淡漠的语调背诵这些事实。这是经常发生的，而且还将有更多象这个神态迷离忧伤的高个儿青年一样同西蒙·威森塔尔索昧平生的人来向他述说。他们述说的情况往往会对他的搜索工作提供新的线索。姓名和事实会突然合在一起。因此他记下了埃立希·施泰尔和威廉·霍赫赖纳的名字。

“他们是战犯？”

“是的。”雷伯说。

“我需要事实。如果您同意提供证据并且……”

“如果我提供证据，会怎么样呢？”

“对这两个人将进行缉访。如果证据充分，而这两个人又能找到的话，他们将被逮掳、受审、判刑。”

那青年微微一笑。

“我明白了，”他说，“我要考虑一下，也许将来我还会来找您。”

他起身告辞。

威森塔尔问：“您跟这两个人之间是不是有个人恩怨？”

“也可以这么说，”雷伯回答时缓慢地现出他那耐人寻味的笑容。

“您是不是想要把这事告诉我？我自己失去的亲属有八十五人。”

那青年客气地摇摇头。“也许下次来谈。谢谢您的热诚接待。”

威森塔尔目送他出去并且从美国战略情报局办事处所在的四十号门前经过，跟另一个人会合；另一个人身材矮而壮实得多，年龄也大得多，肩膀非常宽，戴一副无边服镜。他再也没有看到过雷伯·克立姆罗德。


一九三二年，埃立希·施泰尔加入以约翰·克立姆罗德为首的律师联合事务所。他于一九四一年正式对该事务所实行监督，但实际经办已有六年多，其依据是约翰·克立姆罗德签署的一份委托书，因为他本人患偏瘫只得以轮椅代步，无法主持业务。战争结束时，施泰尔没有再在维也纳或其他地方露面。一九四七年二月，在举行格拉茨审判之前，他的妻子填表申报丈夫死亡，理由是有一个人起誓作证他曾目睹埃立希·施泰尔在布拉格被苏军用机枪击毙。法庭很爽快地准其所请，因为这是例行公事。施泰尔的名字就此从纳粹战犯名单上消失，如果说曾在上面出现过的话。

施泰尔在政界和军界的履历都有案可查。他参与一九三四年未遂政变的事有警察局的报告为证，其中提到约翰·克立姆罗德曾出面为他说项。他加入纳粹党是在一九三八年二月，党证号码为6330372。那时他已成为公认的“犹太人问题”法律专家。被委任中央犹太人移民局的法律顾问以后，他参与了对路易·德·罗特希尔德男爵加以逮捕、羁押以及勒素数百万美元之后驱逐出境的全过程。一九四○年，他从事研究马达加斯加方案法律方面的问题，该方案预见到要把欧洲所有的犹太人放逐出去，首次使用了“最后解决犹太人问题”这一说法。次年，他奉莱因哈德·海德里希之命，数次前往荷、比、卢等国处理属于十四万犹太人的财产和养老金事宜，其中只有五千人幸存下来。在这同时，他一直按自己的方式经营着克立姆罗德的事务所。

一九四三年，他和党卫军一起开赴东线，一九四四年三月回后方住院治疗。到一九四四年十月，他的公务活动减少。打那以后，有关他的消息越来越少，直至一九四五年四月完全失踪。

以上是埃立希·约阿希姆·施泰尔的正式经历。大卫·塞梯尼亚兹可以提供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