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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成败录-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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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人野心勃勃，且心狠手辣。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与任新疆统治者金树仁的秘书长的鲁效祖相识，两人相见如故，谈得非常投机。盛世才与鲁效祖谈论军事谋略方面大而化之的话中，夹杂着诉说自己怀才不遇的郁闷心情，鲁效祖本来就是受金树仁之托，来到中原招募军事人才的，谁知寻才千里无路径，偶尔相逢得将才。于是鲁效祖建议，盛世才前往新疆事职。
鲁效祖万万也没有想到引进盛世才，给新疆的当权者带来的是祸而不是福。盛世才到新疆后，金树仁委以重任，使这位年轻上校掌握军事大权。谁知，此举是“引狼入室”，盛世才觉得来到新疆是天赐良机，他牢牢把握这难得的机会，利用渗透拉拢等手段，合纵连横，结党营私，一大批中下层军官云集在他的麾下，把军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他顺势纵横捭阖，赶走金树仁，挤垮了马仲英，自己占据新疆为王，驰骋于天山南北。
盛世才是一个变色龙。在蒋介石麾下，追随其反共。在新疆他又因势而变。新疆与强大的苏联接壤，红色革命气盛。他要借苏联为自己强势。于是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共产主义的信仰者，仿效苏联的克格勃，成立了“六星社”，打出了“六星旗”，公开倒向苏联。他声称自己“信仰”共产主义，奉行亲苏政策，说亲苏政策：“不仅是建设新疆的最光明的灯塔，而且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被压迫民族争取自由平等和解放的最明亮的灯塔”。他利用中苏间的矛盾，割据称雄。扮演两面人物，一面唱新疆是中国领土，防止苏联的渗透，损害他的利益；另一面，亲苏，从苏联获得援助，并且挟苏自重，以对抗国民党南京政权。对于盛世才当时的两面派表现，中共新疆党组织负责人邓发曾这样说过：“盛世才就其出身来说是个有野心的军阀，就其思想来说是个土皇帝，就其行为来说是个狼种猪。”
蒋介石很想搞垮盛世才。这是因为，第一，盛世才公开对抗“中央”，挑战他的独裁统治，屯兵新疆，后患无穷，这是他所绝对不能容忍的。第二，盛世才与苏联关系过密，担心苏联打新疆的主意，要是如此下去，新疆早晚将为苏联所吞并，划入红色帝国的版图。第三，１９３８年，盛世才访苏归来后，同共产党靠近，后来在新疆建立起统一战线。共产党一些要员在新疆活动。蒋介石担心中国共产党通过新疆这一通道，从苏联获得援助。他要通过解决掉盛世才，把共产党这一条路堵死。
蒋介石这个人在谋略上比较善于观察形势，审时度势而施计，是他在通常情况下坚持的策略套路。当时的情况是，中国抗战在即，蒋介石不仅希望得到英美的援助，而且也希望苏联的支援。他担心动盛世才会得罪苏联。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不想解决掉新疆盛世才这块心病。他在等待时机。时机果然到来。１９４１年，德国进攻苏联，苏联进行卫国战争。那是一场社会制度对社会制度、民族对民族的殊死决战，斯大林动员全苏一切力量投入卫国战争。苏联无暇东顾。
于是，蒋介石开始采取实际步骤解决盛世才问题。由朱绍良统帅重兵，陈兵于河西走廊，跃跃欲试，形成一种强大的威慑力，搞得盛世才心惊胆战。以大兵压境威慑，蒋介石派新疆督办公署驻重庆代表张元夫回到迪化与盛世才密谋。盛世才自知如果没有苏联的支援，他无法抵御国民党军队的进攻，５月，派其五弟盛世骥陪同张元夫一道乘飞机前往重庆，暗中订下默契，以反苏反共为条件，蒋介石、盛世才达成妥协。
同年８月，蒋介石派宋美龄、朱绍良、毛邦福等人到新疆，诱迫盛世才，盛臣服于蒋介石，将“六星旗”换成了“青天白日旗”。他摇身一变，成了“反共”斗士。１９４２年，盛世才撕毁与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协议，逮捕了在新疆支持与帮助新疆建设与发展的中共党员及其他们的家属１６０多名，还有其他进步分子，中共创始人之一的陈潭秋、毛泽东的弟弟、曾在新疆政府担任财政厅长的毛泽民等人也被捕入狱。１９４３年，将陈潭秋、毛泽民等人在监狱杀害。
尽管盛世才由联共转向反共，蒋介石还是想把他拿掉，他曾安排蒋经国到新疆任主席。蒋介石之所以安排蒋经国去担此重任，一方面是想在江西崭露头角的儿子，应该挑更重的担子，如果在内地，安排要职不仅那些元老不服，而且即使自己的嫡系队伍中反对者不会少，放在新疆，作封疆大吏，比较合适。还有很重要的一点，蒋经国在苏联生活了很长时间，对苏联比较了解，精通俄语，便于与苏联接触，调整与苏联的关系。而且蒋经国在江西搞的那一套，也比较适合于新疆这一特殊环境，用“具有共产党气质的国民党”去消除打着“共产主义”旗号进行封建割据的盛世才的影响，可以起到奇效，可以把盛世才的势力根除。
蒋经国接受此重任踌躇满志，想在新疆大干一场，为此作了充分准备，他带领一班人马，到达新疆，沿途考察了陕西、宁夏、甘肃。可是正在他为走马上任做准备时，蒋介石让他止住了前进步伐。蒋经国十分纳闷，甚至有些埋怨。他那时知道，蒋介石有他的全盘考虑，还是认为暂时不动盛世才为好，运用驾轻就熟的统驭公式，解决盛世才问题，在盛世才头上增加了很多顶官衔，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新疆省党部副主任委员、新疆边防督办、新疆省政府主席、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中央训练团新疆分团主任、中央军校第九军校主任、西北运输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十九集团军副司令等党、政、军要职，反正是空头支票。就这样，蒋经国未能到新疆赴任。
评析：
蒋介石用大军压境，辅之以收买、利诱之策，收到不战而胜的功效。在解决盛世才与南京政权分庭抗礼的问题过程中，有两点处理比较得当，一是不盲动，寻机而作；二是用大军压境，形成强大的压力，并辅之心攻心战和物质利诱。但从整个抗战大局来说，蒋介石把解决盛世才问题作为反共的步骤，企图切断苏联对共产党的援助，鼓动盛世才残害共产党人和其他进步人士，损害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背离了民心，做了亲者痛仇者快的事。
在国民党政治圈内，很少人没有同蒋介石发生过矛盾，并与之发生敌对关系。这固然有权力诱惑的驱动，因为由剥削阶级独霸的政坛，本身就是一个权力角逐场，台上台下，统领者与被统领者之间，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在政治权力和利益的争夺上，客观上存在着排他性，而这种排他性时常会转化为敌对性。
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那就是蒋介石执政理念与执政方式的影响。他对权力的迷恋达到痴迷至狂的程度，专权、独裁，四面树敌。另一方面，蒋介石没有也根本不想建立起政党、政权运作的民主制度和机制，使国民党政治圈内的竞争，几乎始终处在一种无序的、高强力的状态。他所运用的法宝那就只能是权术了，依靠对政治资源的垄断，倚仗嫡系常规军的支持，借助特务政治的介入，把权术玩得灵转，制服了一个又一个的政敌。然而，权术的效用是极其有限的，结果是降而难服，打而难倒；此伏彼起，“亡”后再生，周而复始地循环，构成了蒋介石当权时期怪异的政治景观。
术篇第75节 明争暗斗（1）
明争暗斗，在蒋汪争斗中把握主动权
蒋介石与汪精卫为了把握国民党的党政军大权，明争暗斗，尔虞我诈，严重恶化了政治生态。在这种争斗中，蒋介石逐步由劣势转为优势，掌控了中央大权。
事例：
汪精卫，在国民党内是一个很有影响力的元老派。在蒋介石还在做儿时的打斗游戏时，汪精卫就在提着脑袋干革命，因暗杀满清朝廷大权在握的摄政王，被捕入狱，名噪一时。他长期追随孙中山，在同康有为梁启超“保皇派”的论战中，与胡汉民合称革命队伍中的“双璧”，深得孙中山的信任，那时，人们把孙中山、汪精卫、胡汉民三人之间的关系作了这样的比喻性的描述：“胡汪无先生（指孙中山）不醒，先生无胡汪不盛。”尽管孙中山对汪精卫的软弱、对改组国民党犹豫的表现时有批评，但总的讲是信任、重用的。国民党“一大”上汪精卫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是国民党政治委员会的成员之一。孙中山在北平临终前的政治遗嘱，就是由他记述整理、转达的。孙中山逝世后，他成了国民党的政治领袖。当上了国民政府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还兼任黄埔军校党代表。后来，在宁汉对峙时，汪精卫又是武汉反蒋的举旗人。
蒋汪之间的明争暗斗，一直存在着，在权力分配的关键时刻，这两个人，在权力角逐场，有联手，更有争斗，在联手中伴随着争斗，在争斗中夹杂着合作。在蒋汪争斗中，蒋介石的权术要高汪一筹，更由于军权在握，使自己抢占了上风。
１．制造中山舰事件，外在排共，内在制汪。
蒋介石是国民党内的新右派，打内心里是反对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的。孙中山病逝后，就决意分共，他后来曾自我表白说，从国民党“二大”起，他就“下了决心，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要同共产党“奋斗抵抗到底”。１９２６年３月，他一手制造中山舰事件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打击、排挤共产党，尤其排挤以黄埔军校学生兵为基础的新军一军中的共产党员。另一个目的就是打击汪精卫。周恩来后来谈起中山舰事件时说：这是“蒋介石与右派勾结，打击汪精卫，向共产党进攻，向革命示威”的严重政治事件。
中山舰事件发生后，汪精卫正抱病在家。得知这一消息后，对蒋介石搞这样大的动作，不事先给他通气，非常气愤，他说：“我是国府主席，又是军事委员会主席，介石这样举动，事前一点也不通告我，这不是造反吗？”其实，蒋介石制造这一事变就包含着造汪精卫的反的用意。他的此举意欲一石三鸟，既要打击中共，又要削弱苏联顾问团的影响，同时动摇汪精卫的威信和地位。关于中山舰到黄埔去是谁下的命令，当时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汪精卫下达的，一种说法是蒋介石下达的。蒋介石当时声称，说有阴谋，要绑架他，将他送往莫斯科。事实上中山舰事件是蒋介石策划的，他说有人要绑架他，是暗示这人是汪精卫。
汪精卫在国民党８０位委员面前，否认曾分发任何命令，并怒斥蒋介石说：“你以为你是老几？你只是一个暴发户而已！你的名字既不在国民党２５位创始党员之中，也未列为五位监察委员之一，你只不过是一个新进者，一个后辈委员，但是你却以你那无耻的军阀作风来叱责你的长辈。如果你想夺取我的地位，你就干下去嘛！”
汪精卫的一席话揭了蒋介石的短，刺到了痛处。但蒋介石此时羽毛未丰，感到初试锋芒，试探已见功效。所以并没有与汪精卫公开对峙，而是采取了适可而止的策略。他一方面表示这是一场误会，一方面请求处分，很快就给军事委员会送上《为处置中山舰事件自请处分呈》。同时为了表白自己的清白，还采用“苦肉计”，作出了打击右派的姿态，并把参与策划事件的亲信予以处理。这一招很见效，获得了苏联顾问和中共领导陈独秀的谅解与退让。事件发生后，汪精卫曾把朱培德、谭延辏А⒗罴蒙畹燃父鼍そ欣矗跃飨纳矸菸仕歉也桓野呀槭燮鹄矗肝痪っ挥兄ㄉＫ婧螅种鞒终倏醒胫葱形被峄嵋椋蛩阃ü獯位嵋榻馐汀拔蠡帷保墒窃谡獯位嵘希艟酪丫τ谙路缌恕Ｖ芏骼春罄椿匾浯耸率彼担骸拔私馐汀蠡帷谕艟来睬翱艘桓鲆坏阒拥恼挝被帷Ｍ艟馈⑻吠㈥＇、苏联顾问都客气地表示了歉意，而蒋介石倒反而一句话都没说，精神上占了优势，政治上得到极大成功。从此以后汪精卫‘失踪’了”。
汪精卫虽然很不甘心，但又自己奈何不了蒋介石，只好称病去职。５月秘密离开广州经香港乘船到法国去了，这一走就是几年。汪精卫留下的权力空缺，被蒋介石填补上。在此之前蒋介石已与汪精卫联手，把胡汉民排挤走了，这样，蒋介石以此为契机，逐步把党政军大权独揽于一身。
２、从拉汪到汪举旗反蒋。
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又制造了“整理党务”的纠纷，独揽大权，加上在北伐中壮大了自己军事实力。在国民党高层就有人提出“迎汪抑蒋”的主张。１９２７年，围绕“迁都”问题，蒋介石在南昌与武汉的中央对峙。武汉政府电请汪精卫销假回国。汪精卫于４月初到达上海，蒋介石力图拉汪一起反共，汪当时虽有应允，但他在与陈独秀联名发表了汪陈《联合声明》后，稍稍离开上海来到武汉，成为武汉政治中枢的核心人物。在武汉举起了讨伐蒋介石的旗帜。
蒋介石力图扭转局势，通过冯玉祥等人从中调停，并促使汪精卫最终作出“分共”的决定。汪虽然追随蒋介石“分共”、“反共”，但没有放弃反蒋的旗帜。蒋介石采取措施，打击汪精卫。蒋汪实际上一起走了反革命的道路上了。然而由于代表着不同的利益集团，由于领袖欲、权欲的驱使，他们为了争夺国民党的第一把交椅仍处在对峙状态。在这一回合的蒋汪斗争中，蒋介石暂处下风。以蒋介石第一次下野为代价，促成宁汉合流，在南京组成统一的中央政府。不过，汪精卫在这一回合的蒋汪争斗中几乎什么也没有得到，在蒋介石下野后的一个月，汪精卫也被迫下野。
术篇第76节 明争暗斗（2）
３、导演双簧，汪精卫替蒋介石受过。
蒋介石在下台期间，不是坐以待毙，而是拉拢汪精卫，导演了一场双簧。在他的暗中策划下，汪精卫在前台表演，在广州进行活动，企图拆散粤桂反蒋联盟。汪精卫在拆粤桂联盟的台的同时，率先提出请蒋介石继续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议案。１９２８年初蒋介石被请出复职。在这次蒋汪合作中，汪精卫实际上是被蒋介石当枪使。拆散粤桂联盟的阴谋败露后，桂系紧追汪精卫不放，他不得不听从蒋的劝告，逃避国外。汪精卫追随蒋介石不仅没有得到什么，反而落得一个“落水狗”的下场。
第四、政治军事两手并用，再败汪精卫。汪精卫被迫出国后，蒋介石送给他的不是回报，而是打压。１９２８年８月，蒋介石主持召开了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在会前吴雅晖等人提出反对汪精卫派系参加全会，并撰文指责汪精卫及其党羽陈公博等人。陈公博组织“改组派”，与蒋介石唱对台戏。１９２９年３月，蒋介石主持召开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会议的代表绝大多数是由蒋介石等人圈定和指派的，把各反对派都排挤于蒋记中央之外。亲汪的“改组派”在政治上受到很大打击。汪精卫在法国与陈公博一起确定了反蒋方针。陈公博回国后，四处串联，着手组织“护党救国军”。
１０月，汪精卫回国，张发奎、李宗仁、唐生智等表示护汪反蒋。唐生智等７５人联名签署反蒋通电，呼吁铲除全国公敌蒋介石。
蒋介石采取政治手段与军事手段并用的策略，在政治上对汪派采取强硬手段。１９２９年１０月，明令通缉陈公博、顾孟余等人；随后南京政府密令侦察封禁改组派上海总部；中常会决定永远开除汪精卫的党籍；武装袭击法国租界内的改组派的一个办事处，当场打死一名改组派中央负责人。在军事上对敌军进行瓦解。一方面争取閰锡山、张学良的支持；一方面采取收买、制造矛盾等办法，瓦解“护党救国军”。閰锡山、张学良通电拥护中央后，唐生智所联络的将领纷纷倒向蒋介石，到了１９３０年初，护党救国军瓦解。
此后，汪精卫在中原大战期间，被冯玉祥、閰锡山抬出来当旗帜，负责党务。随着冯、閰战败，汪精卫不得不承认失败的事实。
评析：
为了掌握中央大权，蒋介石与汪精卫明争暗斗，长达近２０年。在权力分配的关键时刻，这两个人在权力角逐场，有联手，更有争斗，在联手中伴随着争斗，在争斗中夹杂着合作。就他们的资本而言，汪精卫是国民党中重量级人物，一度掌控着中央大权，而蒋介石则是没有多大声望的小人物。然而，蒋介石是大赢家。在蒋汪争斗中，蒋介石的权术要高汪一筹，更由于军权在握，使自己抢占了上风。
他制造中山舰事件，一举多得，既排斥了共产党、打击了苏联顾问，又挤走了汪精卫；导演双簧，让汪精卫替他背黑锅；当汪精卫联合其他政治集团挑起争斗时，蒋介石充分利用自己掌握的军事、政治、经济资源，文武两手并用，逼迫汪精卫俯首称臣。尤其是在１９３０年的蒋汪争斗中，汪精卫输得很惨，他发表宣言，表示今后愿做在野派，宣布解散改组派。在这一轮的蒋汪争斗中，汪精卫丢了“改组派”，丢了“正统”牌子，把自己的政治资本几乎输光。此后，汪精卫也复出了，但这时的汪精卫只是政治权力角逐场里的一个配角，蒋介石是主，他只是从。使尽全身解数，也始终无法改变这种政治角逐格局。在抗日战争初期，汪精卫搞什么“低调俱乐部”，与“主战派”唱对台戏，散布“亡国论”，没多久，投靠了日本侵略者，在南京组织汪伪“中央政府”，堕落成大汉奸、大卖国贼，遗臭万年。汪精卫在与蒋介石的角逐中，不仅输在“小气”上，而且在“大节”上也输得一个精光。
术篇第77节 过河拆桥（1）
过河拆桥，用胡又羁胡
过河拆桥出自于《元史．彻里贴木儿传》，《传》中说，有个叫许有壬的，是由科举进入官场而逐渐升到参政的。后来他却竭力主张废除科举制度，有人讥讽他说：“参政可谓过河拆桥者矣。”后来人们以“过河拆桥”来比喻利用他人达到目的后，把帮助的人一脚踢开。蒋介石与胡汉民的政治利益关系的变化，可以借用这一成语表述。
事例：
胡汉民是国民党内的元老级人物，在早期革命时期，是颇有影响的理论家和宣传家，深得孙中山的信任，曾三次把职权交给他代理。孙中山还曾说过，以胡汉民的才干，即位以总统亦绰绰有余。就这样一位国民党的重量级的人物与蒋介石这个后来者之间，有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蒋在很大程度上，是靠胡汉民等一批元老引上政坛的，在处理廖仲恺被害案中，蒋介石通过倒胡，踩在胡的身上攫取国民党的军权、党权和政权。在蒋介石登上最高权力宝座后，又多次联胡又撵胡，直到胡从政坛上消失。
蒋介石对胡的态度大体上经历了三部曲。
首先，暂时无用，拒之门外。胡汉民因受廖仲恺案的嫌疑，被蒋介石联合汪精卫把他赶走，以考察的名义到苏联避风。１９２６年春，国内的政治气候发生了重大变化，北伐战争在即。胡汉民以为东山再起的机会到了，于同年３月，从莫斯科启程经海参崴回国。在途中得知广州发生了中山舰事件的消息后，更是感到机遇已经到来，深信此时的蒋介石一定会需要他。其实，这只是他的单相思。
蒋介石对胡汉民的回国并不欢迎。他先是通过苏联人阻止胡汉民回国。４月，促使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作出决议，要胡汉民“暂缓回国”。越是这样胡越是要回。经过一番周折，搭乘开放广州的轮船，离开海参崴。
阻止胡汉民回国未果，他便使出另一招来。发表了一封孙中山写给蒋介石的信，其中有一段这样的话：“革命委员会当要马上成立，以对付种种非常之事，汉民、精卫不加入未尝不可。盖今日革命非学俄国不可，而汉民已失去了信仰，当然不应加入，于事乃要为有济；若必加入，反多妨碍，而两失其用，此固不容客气也。精卫本亦非俄派之革命，不加入亦可。吾党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而汉民、精卫恐皆不能降心相从。”他公开这封信的意图十分清楚，那就是借孙中山的信贬损胡、汪，抬高自己，实行俄式革命，汪精卫、胡汉民都靠不住，只有他蒋是孙中山信得过的人，才能担当起革命领袖之重任。
蒋介石此时之所以要把胡汉民拒之于国门、政门之外，是因为他担心胡汉民回来分权，对其随意在国外发表意见，指手画脚的行为反感。由于蒋介石的冷落，并且不断施压，胡汉民在广州只呆了十来天就再次离开广州，重返国民党政坛的梦想，就这样被蒋介石打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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