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成败录-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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峋АＶ�所以要把他与戴季陶联系起来，不是因为他是戴的私生子，而是蒋把他过继给戴做干儿子。即使是这样，按照中国的传统，经纬两“国”，有嫡庶之别。　　　　
　　　　蒋纬国与其兄性格有很大的反差，他性格开朗，而且长大以后幽默，比如在台湾已经佩上将军衔的他，当谈到他与蒋经国的关系时，他逗笑地说：“过去我是总统的儿子，现在升为总统的弟弟。”这样一个很严肃的政治问题，他这样一说别人听起来却很轻松，常言道：“江山易改，秉性难移”，从中看出孩提时的蒋纬国的性格是如何的了。这可能也是蒋介石觉得“可爱”之处。不同的评语，是不是蒋介石已经对他们的前途有不同的预期，这很难说，但两个人后来走了不同的仕途，一个从政到掌握党权、政权，一个从军到执掌军权。　　　　
　　　　儿时的蒋经国，并没有得到通常人家那样的父爱，这一方面，是因为蒋介石正在从事“革命”活动，另一方面，是他在追赶“性解放”的时髦。但我们绝不可由此而做出蒋介石并不喜欢蒋经国的结论。他作为父亲，把蒋经国的关爱放在严格教养，悉心培养，照他所规划的模型铸造上。江南先生在《蒋经国传》中说得好：“我们姑且不谈蒋先生本人的行为德性，和他一身功过，他对儿子的教养，是下过很大的工夫的。”这就是说，蒋介石对儿子给予的是一种不同内涵的关爱。　　　　
　　　　他对蒋经国兄弟俩的教育，非常严格和认真。即使蒋经国刚刚上本镇的武山学校时，就给小蒋提出具体的阅读任务，据蒋经国回忆，他年仅１０岁，其父要他读《说文解字》，并且指示说：“此书每日认得二字，则三年内必可读完，一生受用不尽矣。”其教子用心良苦，可见一斑。　　　　
　　　　蒋介石严格督促蒋经国学习，有一个基本的指导思想，那就是成为一个大有作为之才。不过，他对蒋经国的具体要求，则因时因境而有所不同。他最注重的是，用儒学塑造蒋经国的德性。他给年幼的儿子开的书单子中，最主要的是四书，尤其是《孟子》、《曾文正公家书》。他期望蒋经国“不愧为蒋氏之子”，成为“治国”之才，而“治国”，始于“齐家”。“齐家”的标准，“在家，对亲需要孝顺。”他效法曾国藩对自己的子弟的训诫，那样要求自己的儿子，在承袭传统道德上成为模范，甚至在政治上，也要效法曾国藩，作为“中国的政治家”。　　　　
　　　　１９２２年，蒋经国离开家乡到上海，考取了万竹小学，成为四年级的插班生。这是一种完全不同于家乡学校的教育，是新式的教育，课程有外国语文、数学、生理卫生、人文科学、历史地理。此时的蒋介石不是保守的而是能趋时而进，他在督促儿子读书的观念上，也很有长进，要求儿子用心学习英文，他说到这样的程度：“现在时世，不懂英文，正如瞎子一样，将来什么地方都走不通，什么事业都赶不上。”于是这个对学外语并非很在行的父亲（因为他有念德文、俄文均半途而废的不良记录），却给儿子额外地规定学习任务，传导如何学习外语，云云，如此蹩脚的家教，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


术篇第99节　经儿可教（2）

　　　　那是一个革命如火如荼的年代，那是一个最能激荡有爱国之心的青少年的革命年代。蒋经国也被卷入革命的洪流之中，成为一个急进分子，被下逐客令。因此而在上海待不住了，转到北平就读，后来也因同样的原因，来到广州，听到在苏联举办的“孙逸仙大学”在招生，于是，他要报考“孙大”，到苏联留学。此时的蒋经国，他要求到苏联留学的目的很简单，那就是为了“革命”。就他自己而言，他是一个革命急进分子；就他父亲而言，被人称为“红色将军”，高喊着“我们党的前途端赖尊俄为师”，他有这样的要求是顺理成章的事了，此时的蒋经国赴俄的目的不能用后来的蒋经国成事后的结果来套，他的确是为了追寻理想，坚持信仰，献身中国革命，去莫斯科“孙逸仙大学”的。　　　　
　　　　蒋介石让他去“孙逸仙大学”，其初衷就不那么简单了。他有一种矛盾的心态，自他考察俄国起，对俄国革命并无好感，对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政策在内心是反对的。从这一点说，蒋介石不赞成蒋经国去苏联留学，也是很自然的，他还有现实的因素促使他同意蒋经国到莫斯科“孙大”读书。最主要的有两个原因：　　　　
　　　　一是蒋经国已是一个革命急进分子，因参加上海“反抗五卅惨案”大游行，被学校当局开除学籍。没有办法，只好把蒋经国拜托给在北平的好友吴雅晖，在吴雅晖办的北京外语补习学校短暂停留。可蒋经国因参加反对北洋军阀的学生运动，下狱两周。北平也呆不下去了。与其在国内，倒不如到俄国去更好些。　　　　
　　　　二是蒋介石也有自己的打算。用江南先生的话说：“蒋介石是道地的机会主义者，又是玩弄权术的斫轮老手”。很难排除蒋介石另有所图。那时，“以俄为师”是时髦的话语，到俄国去取经是时髦的行动。况且，他蒋某人在高喊着“我们党的前途端赖尊俄为师”，他难道不能用支持儿子去俄留学的行动来表白自己？他要让蒋经国去苏联留学镀金，积累政治资本，同时也使自己获得苏联顾问的信任，获取政治资本。送蒋经国留学俄国，是蒋介石下的一个政治赌注。　　　　
　　　　１９２５年１０月，蒋经国和同行的共２２人，在广州搭苏联轮船到上海，回到自己的家乡与母亲毛氏告别，然后，在上海乘苏联货轮，经过数天，抵达苏联海参崴，再改乘火车，驶往莫斯科，这是一个漫长的旅行，这是一个极其艰难的旅行：“车外漫天飞雪，人人冻得哆嗦不已，车内竟无取暖设备。因缺原煤，车头引擎的动力，依靠标杆，行驶缓慢，更逢站必停。车上没有餐车，没有饮水……”然而，对于怀着一样热情的蒋经国等人来说，这都算不了什么，到莫斯科“孙大”那才是最重要的。　　　　
　　　　经过漫长的旅行，他们一群人终于到了朝思暮想的“圣地”，此时的心情难以言表。到了“孙大”，校方送给了他一个俄文名字“尼古拉”，此后，“尼古拉同志”代替了蒋经国。他和其他２１人分在一个“教授班”，与他同学的不仅有国民党要员的儿子，还有后来成为共产党的革命家的邓小平、廖承志、林袓涵（林伯渠）、乌兰夫。蒙古族的乌兰夫还与蒋经国坐同一张桌子。在这里也是“国共合作”的场景。从此，蒋经国在红色的苏联呆了１３年。对于他来说，这１３年是他确立自己的信仰的年代，也是他蒙受羞耻、经受磨难的年代。不管怎样，这１３年在他的政治生涯中是一个重要的政治阅历。蒋介石让其子旅俄留学，是对是错，这只有他自己评判。　　　　
　　　　评析：　　　　
　　　　如果说，蒋介石作为一个自然人的父亲，有些不太尽人情的话，对儿子没有给予一般权贵、富户那样的亲情关怀，那么，作为政治人的父亲，他是对蒋经国投入了自己的感情的，他严格督促儿子读书，为将来“天降大任于子”作准备，这是一种“望子成龙”的又一个境界。第一，教育从儿时抓起，严督其学，蒋经国年１０岁时，其父就要他读《说文解字》，并且指示说：“此书每日认得二字，则三年内必可读完，一生受用不尽矣。”其教子用心良苦，可见一斑。　　　　
　　　　第二，把伦理教育寓于接受知识的过程中，使学知与做人有机地结合起来。他给年幼的儿子开的书单子中，最主要的是四书，尤其是《孟子》、《曾文正公家书》。他期望蒋经国“不愧为蒋氏之子”，成为“治国”之才，而“治国”，始于“齐家”。“齐家”的标准，“在家，对亲需要孝顺”。他效法曾国藩对自己的子弟的训诫，要求自己的儿子，在承袭传统道德上成为模范。　　　　
　　　　第三，既重视传统，又能赶新潮。在督促蒋经国学习传统文化时，还在学习西方新学方面能够提出要求，比如要求儿子认真学习英文，甚至说到这样的程度，“现在时世，不懂英文，正如瞎子一样，将来什么地方都走不通，什么事业都赶不上。”应允儿子的志向，支持蒋经国赴俄留学，既有明确的政治目的，也是一种时髦之举。　　　　
　　　　第四，要求具体，持之以恒。他给儿子写信频繁，每封信必问学业如何，并提出具体内容和量化的要求，即使他对英语一窍不通，却给儿子额外地规定学习任务，传导如何学习外语，云云。　　　　
　　　　然而，种豆不一定得豆。


术篇第100节　天下没有不变的信仰（1）

　　　　信仰对于追求信仰的人来说，如同生命；信仰对于追求个人前途的人来说，如同流水；信仰对于投机钻营者来说，如同换衣。信仰对于青年时代的蒋经国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不好断言属于后两者，因为他的革命冲动并非不是发自内心；但我们也不好说他完全属于前者，因为，他后来又确实放弃了自己所追求的信仰，做了与之对立的“信仰”选择，成了另一个营垒的人，另一个营垒的领导人。　　　　
　　　　事例：　　　　
　　　　他曾经是一名名副其实的共产党预备党员。１９２５年，蒋经国前往苏联留学。当时的苏联党和斯大林，出于对中国革命的支持，为了培养革命的人才，对“中大”（孙逸仙大学后改为中山大学）是重视的。那时的苏联，虽然充满了革命生气但不富裕，物质生活很艰难，但对中国的留学生是比较照顾的。他们的学习条件比国内的要好，教室宽大，每人一张大桌子。生活也有特别的关照。据当年“中大”留学生回忆，刚开始一日五餐，后来虽然减为三餐，但面包黑白兼备，没有限量，牛奶肉类也较为宽余。每月还有比较可观的生活津贴，留学生可以用来购买香烟、酒，或者三五成群地在餐馆聚餐，吃“中国饭”。　　　　
　　　　这样的学习和生活条件，不仅比苏联一般老百姓要好，甚至也比苏联自己的大学生的生活条件要好得多。蒋经国将亲眼看到的苏联学生吃饭的情况及其感受记在日记中，作了这样的描述：苏联的学生回答说：“这就是我的早饭。”“‘我看了非常自愧。我是外国人，不花一个钱，在他们国内吃得这样好，而他们自己的大学生，却这样吃苦。他又说’‘你们是中国的革命的青年，我们对你们唯一的希望，是能够很快的把中国民族解放。’”苏联学生还对他说：“我们还很苦。但是人人都知道我们国家有光明的前途，亦都是非常乐观。”苏联学生所言和蒋经国的感受，没有多少功利性，应该说是真实的，发自内心地表达了苏联人民对美好未来的向往和对中国革命的同情与支持。　　　　
　　　　一个生机勃勃的新型社会，一个为过去处在社会底层的工农大众带来光明前途，或者说至少能给予他们这种美好愿望的社会，无疑对前来真想取经的中国热血青年有莫大的吸引力。蒋经国在日记中表达了对中国未来的期望，他深信共产主义、列宁的理想，能给未来的世界带来光明的前途。如果人们因为蒋经国后来的变化，而把他此时的心境说成是“理智泯灭”，那有违于良心。　　　　
　　　　蒋经国在“中大”学习刻苦，努力学习俄语抓紧时间看书，悉心钻研马克思理论，积极参加“教授班”组织的政治活动。鉴于他的出色表现，很快就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被吸收为共产党预备党员。　　　　
　　　　他曾经用最激烈的言词鞭笞背叛了革命的父亲。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把枪和屠刀对准敲锣打鼓把他们迎进城的工人革命群众和共产党人。获悉这一消息，“中大”学生无比愤怒，举行群众集会，对蒋介石进行声讨，致电武汉政府，要求严惩“革命的叛徒，帝国主义的帮凶”。蒋经国也在声讨的人群中，其言词最为激烈，“获得全体学生的反应，如雷般的掌声”。几天后，他发表了一个声明，对已经叛变革命的父亲进行公开的谴责：　　　　
　　　　蒋介石的背叛，并非意外，当他口头颂扬着革命的时候，已渐渐地开始出卖革命，一心想和张作霖、孙传芳共流合污。他的革命事业，已经结束了。就革命而言，定了死刑。　　　　
　　　　“背叛了革命，从此他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敌人。过去他是我的父亲、革命好朋友，去了敌人阵营，现在他是我的敌人。”　　　　
　　　　他的这个声明，被苏联在国际上最有影响的通讯社塔斯社面向全球广播。他的名声就这样传开了，其声誉与日俱增。与他一起在“中大”留学的学生回忆说：“声明公布后，我们不论去哪里，人见人问，‘蒋介石的儿子在哪儿？’一夜间，他成了知名人物。可是，对我们这一群没有著名父亲的人，价值直线下降。”旅俄的学生受蒋介石叛变的殃及，苏联人由对中国留学生的关照，转变为用鄙视的眼光相待。一些国民党籍的学生开始被遣返回国。　　　　
　　　　蒋经国并没有因父亲的反革命行为而被遣返。但也没有能继续在“中大”学习，而是送到位于列宁格勒的一所名叫托玛卡的军校学习。托玛卡军校是正规的军事学府，学员构成与“中大”有很大的区别，学习内容及教学方式也不相同。课程偏重于军事技术，是一所为红军训练军事指挥官的学校。除军事课程外，政治课程占相当的比例。红军政治工作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党的政治工作，“党的工作对象是党员群众”，另一部分是“军事政治工作”，军事政治工作是非党员群众。这两部分工作不是决然分开的，而是紧密联系，为党的政治路线所统帅，在军队的党组织统一领导之下，既有分工，又有合作。苏联红军强调党的领导，这种领导有组织系统作保障。　　　　
　　　　蒋经国在日记中写道：“我们共产党在军队中就是唯一的领导者。在每军、师、旅、团中皆有共产党代表，他的权力与军官相同。军部命令如不经过党代表签名不能有效，连部中有政治指导员制度，他的任务完全与党代表相同。”从他的日记中可以看出当年政治工作在苏联红军中的重要地位。军校主要教授战略战术、军事技术方面的内容的同时，政治课程占相当的分量。从日记中也可以看出，他学习得相当认真，且颇有心得。　　　　
　　　　对军事理论和战略战术，他也很有兴趣。在这个军校学习时间虽然不长，但成绩优秀。他重点研究游击战术，撰写的研究报告出色，受到苏联方面的重视，吸收他为俄共预备党员，留校当翻译。１９２８年６月，他被调任列宁大学中国学生的助理指导。其主要工作是带领“列宁大学”中国留学生在苏联境内参观考察，这是一种学习的重要形式。　　　　
　　　　后来，他被分配到一个电气厂当学徒，体验苏联工人的生活。接着，被下放到一个集体农庄，在那里当农民，尽管这种安排具有惩罚性，起初农民们对他不太友好，但他通过自己的出色工作赢得他们的信任，“当选了农村苏维埃的主席”。在他离别时，当地农民热烈欢送，“他们手中有的拿着苹果，有的拿着鸡鸭……”那是苏联朴实的农民对一个中国小伙子表达的真挚感情。　　　　
　　　　１９３３年春天，他到一个金矿工作半年后，又回到自己曾经当过搬运工的火车站，在这个车站附近的乌拉尔重机械厂工作，从勤杂工，做背铁条、修马路、抬机器之类的活，到当上技工，从提升为技师到晋升为副厂长。一个外国的年轻革命者，在很短时间里，能由最底层跃升到领导层，这说明他干得很不错。不仅如此，他还是一个有正义感的青年，据说，他与后来成为他的终身伴侣的俄罗斯姑娘相识相爱，就起始于见义勇为，用真实的感情演了一出“英雄救美女”的人间喜剧。正是在这个工厂，芬娜（后来改名为蒋方良）与他结为异国情侣，并肩战斗，生儿育女。


术篇第101节　天下没有不变的信仰（2）

　　　　他从工厂到农村，又从农村到工厂，有委曲，有伤感，但没有动摇他执著地追求的“信仰”。他是怀着“为了追求真理，为了争气做人”，而到基层去接受考验，经受锻炼的。然而，有一件事情却使他产生更强烈的归乡情。　　　　
　　　　对于他所具有的蒋介石这样的政治背景，即使他宣布与其父断绝父子关系，也无法改变别人的偏见，无论哪个营垒的人们，特别是领导者们会不会真的这样认为，国内有种种猜测。王明在召蒋经国回来谈话时，对他说：“中国方面，谣言四布，说你已被捕，你应该写封信给你母亲，说你在工作，完全自由。”　　　　
　　　　此时的蒋经国非彼时的他了，他不情愿这样做，与王明争辩，最后还是不得不屈服压力，给母亲写了一封信，这封信与前一个声明的言词要和缓些，然而，它深刻得多，他用事实对蒋介石的暴戾和人性泯灭的控诉，使得蒋介石十分难堪；他“重申他对共产主义的信念，昨天的我，是一个军阀的儿子，今天的我是一个共产党员，觉得奇怪吗？我对共产主义的信念，丝毫没有动摇过，对革命理论的研究，愈来愈有认识”的表白，更可能使蒋介石对自己的儿子感到绝望。这封信无疑是一个重型炸弹。１９３６年１月，苏联最权威的报纸《真理报》全文发表了这封信，４月，《纽约时报》摘要刊登。　　　　
　　　　然而，这封信却成为他人生中的又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他不仅决意要离开被当作第二故乡甚至是具有政治意义的第一故乡，而且也朝他无情鞭笞过的父亲走近，向他所追求的“信仰”的逆方向走去。　　　　
　　　　蒋介石的“洗脑术”还是驯化了他。上面用比较多的笔墨，说明蒋经国在苏联成长的过程，说明他对“共产主义信仰”追求的执著，是想说明让这样的人改变自己的信仰并非易事。可是，回国后不久，却成为一个反对共产主义的坚定分子。江南先生称之为“戏剧性的发展”。这样的变化，仅用一个“假革命”的投机者来说明，是很难让人信服的；仅用“血浓于水”的亲情来诠释，也可能产生误导。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人生追求现象，是多维力作用的结果。其中，蒋介石的“洗脑术”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　　　　
　　　　１９３６年的“西安事变”为蒋经国回国搭了一个平台。他多次回国的要求，终于被批准。蒋介石向周恩来问及蒋经国在俄怎样，含蓄地表达出想要儿子回国的愿望，周恩来说，我们想办法。通过多方的努力，此答允成为事实。１９３７年３月，蒋经国携着妻子儿女们踏上归国之路，这可能是一个分道扬镳的旅程，他的心情极其复杂。在中国政府驻苏使馆，他问大使蒋廷黻：“你认为我父亲希望我回国吗？”这句简短的话语，道出他忐忑不安的内心世界。　　　　
　　　　１９３７年３月，蒋经国带着妻儿乘火车离开莫斯科，开始了返回故里的历程，此时的他，是不是真的像有的人说的那样：“昔日无产阶级革命理想，从此被一脚踢到九霄云外”？似乎还不好下如此干脆的结论。他在当天作了日记，从字里行间看到的是对自己生活１０多年国家的赞扬与难舍之情，不过当他迈出归途的第一步，确实是他“信仰”的一个分水岭。　　　　
　　　　４月中旬，蒋经国抵达上海。此后，经过不太长的时间，他从昔日执著的共产主义信仰者，变成反对这一信仰，维护蒋介石统治的干将，直至后来成为蒋家王朝的“掌门人”。这种戏剧性的变化到底是怎样发生的？蒋介石的洗脑术为什么在他身上有这样的高效？　　　　
　　　　在踏上归国的火车之前，蒋经国的思想已开始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是苏联政治环境的影响所致。受这个革命环境熏陶，他自愿地把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信仰，并且理想化。然而，现实的残酷的政治斗争，自己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对他的思想冲击不会小。一个人对一种理想的追求，从天上突然掉到地上，那种滋味是可想而知的。


术篇第102节　天下没有不变的信仰（3）

　　　　这种冲击与震撼，在不同的人身上所产生的效应是不同的。蒋经国出生在一个富户人家。其父的传奇性的变化，使他的阶级出身跃升到宝塔尖上，这种阶级的烙印在他脑海里是很难消失的，在客观条件发生变化时，哪怕是微妙的变化，它都会有所呼应；背叛革命后的蒋介石不仅没有沉沦，反而成为中国的最高统治者，长期主宰中国的政坛，为蒋经国寻找新的前途，提供了很大空间。苏联的社会制度，蒋经国所追求的理想，与其父亲所代表的统治阶级的利益是根本对立的。在现实与理想出现巨大反差时，像他这样的人，就很有可能皈依到原来的阶级营垒。正因为有这样的思想土壤，蒋介石才有可能把一个“逆子”，从自己所仇恨的“信仰”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他帮助蒋经国的这种解脱，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对蒋经国进行了极其严酷的“洗脑术”。　　　　
　　　　第一，亲情软化。蒋介石虽然企盼儿子的回归，虽然他又是一个旧仇不忘且必报无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