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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成败录-第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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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还在三民主义中塞进了没落、腐朽、反动的思想内容。
首先，移植封建伦理思想，使三民主义儒学化。使三民主义儒学化，戴季陶是开创者，他大力宣扬“仁爱是人类的天性”等观点，用以反对阶级斗争学说，反对国共合作。蒋介石强化了戴季陶儒家化的三民主义。
一是用“致良知”解读“知难行易”。“知难行易”，是孙中山在早期革命活动时提出的，当时强调“行易”，是为了鼓舞人们革命的信心。儒家思想强调人自身的修养，提倡从人性本源出发，从自我做起。１９３２年，蒋介石在南京中央军官学校作了《自述研究革命哲学经过的阶段》的报告，认为，要阐明“知难行易”的道理，必须借助于王阳明的“致良知”，他认为，孙中山不仅承袭了孔孟，与王阳明有师承关系。
其实，孙中山所说的“知难行易”，虽然借助了中国古代的知行观，但所表达的思想却是全新的，在认识对象上，孙中山强调应以整个宇宙为对象，人们的正确的认识是建立在科学和哲学的理性思维的基础上的。这与王阳明以心为对象是完全不同。他自己也知道这一点，王阳明所讲的“良知”是指“良心”，而孙中山所讲的“良知”是主义和方略。他之所以要用王阳明的“致良知”来解读孙中山的“知难行易”，是要转换命题，是要强调，“知识”的“知”难通，不必强求，你们“行”就可以了，“主义和方略”那是我们的事情，要党员、民众老老实实地听从他的一套，这无疑是要党员盲从，要民众顺从，是一种愚民的理论。
二是尊孔复古，倡导封建纲常伦理。蒋介石在他的“伦理建设”设想中认为：“政治上一切法律制度，和负政治责任者的生活行动态度，皆要合乎礼，就是合乎宜”，“政治应该由各个人对家庭，社会和国家完满负责做起。”他把“四维”（即礼、义、廉、耻）八德（即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看作是“做人、教人、革命与复兴民族”的起点。他要求人们“重礼、尚义、明廉、知耻”，他解释说：“‘礼’，是规规矩矩的态度；‘义’是正正当当的行为；‘廉’是青青白白的辨别；‘耻’是切切实实的觉悟”。１９４３年，蒋介石出版了《中国之命运》一书，在书中竭力美化封建宗法制度和伦理思想。他说：“中国固有的人生哲学，经孔子的创导，孟子的阐扬，汉儒的训释，自成为崇高的体系。比之世界上任何派别的哲学实有过之而无不及”。他甚至一再声称，中国古代就已存在民主思想，孙中山的民主思想就是来自孔孟的“民本”思想。
治篇第136节 阉割“主义”，党魂不存（2）
孙中山的民主思想与孔孟的“民本”思想，有明显的区别，其关节点在是对民的政治地位的认定上，孙中山的民主思想是主张“人人平等”，主权在民，权由民予。他说：“我们建立民国，主权在民，这四万万人民就是我们的皇帝。”而孔孟的“民本”思想，则“君临天下”，权由君一人独揽，根本没有什么平等可言，所谓“以民为本”中的“民”，也只不过是人治社会的一种“子民”思想，蒋介石用“民本”思想，诠释孙中山的民主思想，实质上，要用“偷天换日”之术，用儒家思想顶替三民主义中的民主精神。儒家化了三民主义，民主精神荡然无存。
其次，引进法西斯主义，为暴政张目。１９３１年５月，在南京政府召开的国民会议上，蒋介石公开提倡法西斯主义。他在致开幕词时说：法西斯蒂之政治理论，“本超象主义之精神，依国家机体说为依据，以工团组织为应用，认定国家为至高无上之实体，国家得要国民任何之牺牲，为民族生命之绵延，非以目前福利为准则，统治权乃与社会并存而无先后。操之者即系进化阶段中统治最有效能者，国家主义，即为神圣纵横发展，遑恤其他。”他认为，在当今世界上有共产主义、自由主义、法西斯蒂三种政治理论。共产主义理论“不适合中国产业落后情形及中国固有道德”；自由主义的理论“高唱自由”，“各据议席”，使“群疑满腹，众难塞胸”；唯有法西斯的政治理论，能保证“最有效能的统治权”。他及其御用文人对这思想作了进一步发挥，形成有明显蒋记色彩的法西斯主义理论。其主要特征是：
在政治上，反对共产党的阶级斗争学说。他认为，政治以人为本，政治应该由个人对家族、社会和国家完满负责做起。蓄意抹杀阶级社会的阶级存在的事实，以图掩盖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的本质。解释国家职能时，抄袭德意法西斯理论中有关国家的论点，把国家这个阶级压迫的工具说成是一个生命体，目的在于掩盖国民党政权对人民、对共产党施行的暴政，要广大民众心悦诚服地做这个生命体中的一个细胞，任其压迫、奴役与宰割。
在组织上，排斥一切进步的、革命的党派，鼓吹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政治资源垄断的理论。他认为中国要在世界上谋生存，没有第二个合适的理论，唯有他的三民主义才能救中国、统一中国，必须确定“三民主义”为中国唯一的思想，再不好有第二个思想，来扰乱中国。他不允许其他党派存在，他说：“以党治国，就是国民党治国”，“在革命没有成功，三民主义没有实现以前，不能允许有第二个党来攻击国民党，使得国民党失败。”
在权力配置与运作上，强调高度集权，宣传独裁合理，强化特务政治，施行高压政治，压制民主和任何越轨的政治行为。他认为，唯有法西斯蒂能保证“最有效能的统治权”。特务组织复兴社的纲领公然宣称在中国建立法西斯独裁统治，说法西斯蒂是中国唯一的救世主。在陈立夫亲自主编法西斯头子传记中，公开说中国政治舞台上早已出现了一个墨索里尼那样的人物了，这个人物就是蒋介石。
为了向希特勒、墨索里尼取得“真经”，使法西斯主义在中国落户，他还派特务头子郑介民组团到这些国家考察，学习其法西斯统治的方法，并聘请德国高级顾问，直接来华传授他们的理论。与此同时，大张旗鼓地宣传，为法西斯主义鸣锣开道。一时间，法西斯头子的传记、语录、《蒋委员长讲话集》、《法西斯与三民主义》等，泛滥成灾，大有“洛阳纸贵”之势。
评析：
“主义”是一面旗帜，孙中山创立的三民主义是指引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一面旗帜。三民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品格，孙中山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不断地总结正反经验，吸收科学的理念，把旧三民主义发展成为新三民主义，这是经过改组后的国民党的党魂。蒋介石叛变革命，背叛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
蒋介石要唤醒党魂，然而，孙中山三民主义的革命精神和民主精神被阉割，“主义”只剩下个空壳，党魂不存。他从中国故纸堆中，翻出封建政治伦理，移植于三民主义，从西方思想武库中，捡回最反动的、为民主国家嗤之以鼻的法西斯主义，塞进他的三民主义大口袋里，这个“主义”已腐烂变味。用这样的理论治党，越治越乱，越治越糟，指导理论的陈旧腐朽，必然导致受其指导的政党的落后与变质。
治篇第137节 派系林立，党基塌陷（1）
巩固党基，是蒋介石念念有词的又一个党建任务。他所说的党基，主要不是讲国民党的阶级基础和社会基础，因为他是不愿意公开承认国民党的剥削阶级属性的；主要说的是组织建设。这也只能是一个空头支票，因为国民党组织建设的顽症是派系林立，内耗不止。究其根源，固然有历史的因素，但更主要的是，蒋介石带头结党营私，拉帮结派，使国民党内的派系斗争此起彼伏，久斗难了。可以这样说，自蒋介石把国民党领上执政党地位之日起，它的基础就已塌陷；而蒋介石多次搞的“整理党务”，整顿组织，实为打压党内异己力量的手段，结果是越整越乱，越治越散。
事例：
蒋介石为了攫取更多的权力，实行独裁统治，常常是主动挑起党内纷争。拉汪打胡也好，拉胡排汪也罢，扣胡风波也罢，基本上是蒋介石运用权术，挑起的纷争，而且他一次又一次地从中获得很多政治利益，应该说，派系林立，党内纷争不止的源头在蒋介石身上。他使用权术，攫取越来越多的权力，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实行独裁统治，加剧了国民党内部的斗争。
派系林立，导致无序竞争，元气大伤。无序竞争，使国民党政治生活中，出现许多怪现象。１９３１年１１月，召开了三个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就是一大怪事。其缘由在于蒋介石急于想当总统，担心国民会议，不会通过设总统一职的动议，抢先发言，称“总统问题不必提，亦不应提”的谈话，引起政敌的不满，元老派胡汉民和太子派孙科联手发难，搞得蒋介石很狼狈，他指使特务将胡汉民扣押起来。由此引发了宁、粤纷争。
胡汉民被释放后，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在上海会晤，表示捐弃前嫌，“握手言和”，在上海举行的所谓和平会议，实为分赃会议，达成妥协，由南京国民党中央和广州非常会议分别召开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选出数量相等的中央委员。于是，宁方国民党四大在南京开幕。滑稽的是，蒋介石在大会上致开幕词的题目却是《党内团结是我们唯一的出路》，他高喊国民党要“精诚团结”，团结是这次会议的两大使命之一。同月，在广州也召开了一个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谴责蒋介石、张学良对日本的不抵抗主义，坚持必须以蒋介石下野为宁粤合作的先决条件。由于意见不一致，孙科、汪精卫率领他们的人马从广州的“四大”分裂出来，到上海，在汪精卫的主持下，于１２月，又召开了一个国民党“四大”，这样几乎在同一个月，宁、粤、沪三处开了国民党“四大”，真可谓开了政党会议的先河。
在国民党代表大会上，发生行刺风波，是国民党政治生活中的又一大奇闻。１９３５年１１月，在南京召开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大会代表合影留念时，发生了枪击汪精卫的事件。在这里，暂且不议论行刺者的动机如何，只看此事件发生后，在国民党内所引起的相互指责、猜疑，就可以看到派系建成的隔阂根深蒂固。汪派一方，认为是蒋介石指使特务所为，理由是蒋介石在合影前，自己稍稍离开，再就是蒋介石有对政敌下毒手的劣迹记录。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与蒋介石大吵大闹，说：“你不要汪先生干，汪先生就不干，为什么要派人下此毒手！”
再一大怪事，那就是国民党中央作出开除与恢复党政要员党籍之事，不胜枚举。谁掌控中央大权，就要下一纸开除、通缉对手的命令，而没多时日，又是同样的中央、同样的掌门人，下令为他们恢复党籍；当然也有这一派开除那一派党首的党籍，那一派开除这一派党首党籍的。之所以如此，因为在国民党内虽然派系林立，但没有定势，没有长久的朋友，也没有长久的敌人，只有永久的利益，今天桂系与粤系联合起来反对蒋系，明天，桂系又与蒋系联合起来倒粤系，派系纷争经久不息。蒋介石早就看出这一弊端，他在１９３１年召开的四大上指出，这几年来，内部纠纷不停，国民党支离破碎，“国民革命的生机几乎断绝”。如何解决，他没有办法。
派系具有天然的排他性，这种影响力从两个方向发展，一方面是圈外的排他，非本圈内的，一律排斥；另一方面，是圈内圈中的排他，在同一派系中，或因籍贯，或因学校，或因隶属，或因出身等等的不同，归根结底是利益关系的不同，在国民党这个特殊的政治土壤里，都可以生长出新派别，可以无穷地分裂下去。
这种排他性，一个突出的表现是相互掣肘。一方遇险或遇难，大多的情况下，不是相互支援，而是观望，幸灾乐祸，更有甚者，是落井下石，借刀杀人。在淮海战役中，蒋介石的嫡系杜聿明的３０万大军被解放军围困，危在旦夕，这是蒋介石嫡系中的嫡系。他心急如焚，下令调暂时归白崇禧指挥的蒋嫡系宋希廉部增援。白崇禧坚决不准宋离开，嘴里说大战区离不开宋希廉部，内心里却是希望蒋的嫡系损失。蒋奈何不得，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王牌部队被消灭。
派系林立产生的离心力，使国民党军队濒临崩溃。蒋介石自成体系，排斥异己，党心、军心涣散，离心离德。在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军队成建制地起义，起义当然主要是对蒋介石独裁、内战的厌恶，但里面还有一个重要的诱因，那就是蒋介石厚此薄彼，打压、乃至千方百计地削弱非嫡系部队。在整个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师以上的重大起义达６０余起，起义兵力达１１４万人，占国民党总兵力的１／７。如辽沈战役中，曾泽生部的六十军起义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曾虽然也是黄埔军校高级班学员，但由于他归属滇军，长期受压，１９４６年受命开赴东北，镇守长春。在此前不久，蒋介石对滇系进行了打击，改组云南政府、免去龙云的军政职务，滇系与蒋的矛盾加深。长春被围，国民党空投粮食，首先满足蒋介石嫡系部队新七军，引起曾部极大不满。在共产党的策反下，举行起义，蒋介石嫡系被俘或被歼。这里说的虽然是军队的起义，但率领起义的都是国民党员，没有他们的命令，起义是无法进行的。
治篇第138节 派系林立，党基塌陷（2）
派系使得党基塌陷，还表现在国民党内的民主派因不堪蒋介石的独裁与高压，不满国民党的腐败无能，而另组新的党派上。抗战胜利前夕和解放战争初期，国民党内的民主派秘密成立了三民主义同志会和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前者由谭平山、柳亚子、陈铭枢等人发起，后者的主要发起人是李济深、何香凝。可以说，这些人如同他们党的名称一样是国民党的促进派，很多是党内的精英。但他们为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所不容，不得不重新组建革命的新党派，以在人民民主革命中发挥更大作用。１９４７年年底、１９４８年初，国民党各民主派在香港大联合，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大会选举李济深、何香凝、冯玉祥、谭平山、蔡廷锴等十六人为常务委员，宋庆龄为名誉主席，李济深为主席，中国国民党的缔造者孙中山的夫人都在形式上离开了这个党，国民党的基础已经崩溃。
评析：
蒋介石把巩固党基作为组织建设的根本性任务，然而，在国民党内派系林立则是其组织上的顽症。
派系林立党基塌陷。第一，派系林立，导致无序竞争，元气大伤。在国民党政坛，你争我斗，此起彼伏，恶性循环。第二，派系具有天然的排他性，派系与派系之间相互排斥，派系又具有无限可分性，派中有派，圈中有圈，相互掣肘，拆台有余补台少有，各种离心力使国民党组织涣散，很难形成内聚力。第三，压制民主，排斥异己，使党内的民主精英难以栖身。第四，派系林立产生的离心力，使国民党军队濒临崩溃。蒋介石自成体系，排斥异己，党心、军心涣散，离心离德，到了国共两党大决战的时刻，自行瓦解。
派系林立固然有其历史上的因素，但根子在蒋介石，他在党内带头结党营私，形成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核心的政治集团，自己带头搞派系、立山头，其他的政客必然效法；自己要扩张派系，不能真的去解决派系林立的问题。
派系林立的问题久治难愈，又一个根源在于，政治利益的驱动。各个政治集团为了获得更多的政治利益，或者也为了维护既得利益，需要拉帮结派尤其是蒋介石为了巩固自己的独裁地位，维护所代表的政治集团的利益，常常是主动挑起派系斗争，打压其他利益集团，这样势必促使其他派系的内聚力。即使打着维护党基的旗帜，别人也不会束手就范，这样的组织治理只能是越治越乱，越治越散。
派系林立的问题久治难愈，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国民党缺乏严密、完善并且具有权威性的法律法规，政坛竞争始终处于无序的状态，权术成为重要的运行机制，派系林立既是这一政党政治的产物，又是这一政党机制用武之地的基础。
派系林立的问题久治难愈的根本原因，那就是叛变革命后的国民党已完全丧失革命性，成为腐朽没落阶级的政党，其阶级本性是结党营私、派系林立的总根源。
治篇第139节 以“诈”损德，威权丧失（1）
西方政治学认为，政治权威结构有四个层次：法的权威、机构的权威、职位的权威和人格的权威。在不同的政治体制中，这四个方面各自的地位和相互关系也有所不同。在现代代议制民主的政体中，首先是法的权威，法的权威特别是宪法的权威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其次是机构的权威，再次是职位的和人格的权威。职位权威和人格权威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在不同的情况下有所不同。当一个领导者的人格魅力非常强的时候，人格的权威会高于职位的权威。在这里政治领袖的人格权威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
国民党政权建立在非民主政治基础上，而且蒋介石实行的是独裁统治，很显然他的权威性来自个人的权威。蒋介石的人格形象并不怎么好，又缺乏政治艺术和政治幽默，先天地缺失人格魅力。而他又是最看重个人权威的，最具虚荣且心地狭窄。他不择手段地用权术和狡诈，制造人格的威权，想方设法地维护自己的威权。
事例：
例一：心胸狭窄，有仇必报。
领袖人格首先体现在胸襟开阔，豁达大度上，古人有“宰相肚里能撑船”之说，而最高领导人更不用说了。蒋介石却是小肚鸡肠，缺乏领袖应有的风范。他绝对不能容忍别人对他的不忠、不恭，更不能容忍做有损于他的声望及其威权的事情。同一件事，对其态度不同，就会有不同的后果。
西安事变期间，刘湘和韩复榘是华东和西南的两大地方实力派，他们又在军阀中小有影响，其态度如何会影响一大群人。韩复榘在张、杨发动“西安事变”，通电全国后，发表了“马”电，表明了自己的政治倾向，号召集全国有声望人士，共同处理，话说得显然委婉动听，但字里行间隐藏着审蒋、诛蒋的潜台词。在张学良放蒋回钟山后，韩发现自己的宝押错了，担心老虎下山咬人，急忙采取补救措施，但为时晚矣，蒋介石已经怀恨在心。抗战初期，韩复榘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基本上是不战而败，蒋介石借开会之机，将韩复榘扣押起来，经过军事法庭审判，处以极刑。韩复榘临阵脱逃，国法军法难容。可是，当时为了保存实力、为了保全性命的何止韩复榘一人。蒋介石的黄埔得意门生刘峙见日军大军压境，不战自溃，数日溃逃千里，被讥讽为“飞腿将军”，如此劣迹，非但不处理，照样受到重用。
刘湘大体也差不多，不同的是他处于被动，当时“中央军”大兵压境，严重地威胁到四川王的生存。他想趁西安事变，引起政局的变化，使自己摆脱险情，因此，通电表态支持张、杨。抗战初期，刘为了保存川军实力，搞了小动作，被蒋介石的特务发现，蒋对刘湘予以处置，尽管刘重病住院，也不放过。
例二：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
蒋介石在政治上很虚伪，他的权欲极大，揽权成瘾。然而，在大庭广众，却总要装出对“大权”不屑一顾的样子，有时甚至还要用书面形式表达。１９４６年年底，他操纵国民党一党垄断的“国民大会”通过“宪法”，以进一步使自己的独裁统治合法化。可是他在发表“宪章”演说时却说：“我个人本来没有政治欲望和兴趣，而且我今年已经六十岁，就更不像过去二十年一样能担负繁重的任务，所以必须将国家责任交托于全国的同胞”，信誓旦旦地要“还政于民”。可是，他的一席话却完全掩盖撕毁政协协议，排斥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在“国民大会”之外的事实。而且在“还政于民”后面，又补充说道，目前多数人民还没有行使政权的能力和习惯。这样，有能力有良好的愿望参政的政党及其精英被挡在门外，被他认为“没有能力行使国家权力”的人却只给予口惠，说是要“还政”于他们，但又担心人民用权不保险，绕了一个大圈，才回到他的主题，那就是“假如我自己行使五权宪法，我一定能以国父之心为心”，云云，“包袱”抖出来了：还是我来独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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