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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的智慧-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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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的指示，要以事例说明：关心工人，事故就少：不关心，事故就多；关心
人、贵人，是每个干部的责任。
在城市建设上，周恩来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是“以人为主，物为人用”。
建设北京人民大会堂，其中的万人大礼堂是整个工程的主体。可是，万
人大礼堂，空间这么大，如果处理手法不当，人坐在里面就。会感到渺小和
压抑。怎样处理这个矛盾？专家们意见纷坛，莫衷一是。周恩来了解到这一
情况后，强调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群众是国家的主人，我们的建筑必
须“以人为主，物为人用”，使享用它的广大人民群众感到心情舒畅，感到
自己就是建筑物的主人。根据“以人为主，物为人用”的指导思想，周恩来
提出了“水天一色”的设计思路。他启发大家说：“人站在海边，看海不显
得远，看天不显得高，人并不显得渺小，这是什么原因呢？”说罢，他随手
用铅笔画了一个不规则的扁圆形的顶棚图，启发大家在设计上利用这个视错
觉。周恩来的话如同黑夜拨亮一盏灯，使搞过几十年设计的老专家豁然开朗，
倾身折服。
按照同恩来的设计思路，设计师们把礼堂的内部设计成“水天一色”的
形状，顶棚与冶面圆角相交，成穹窿形象，从顶棚到墙面。上下圆曲浑然一
体，使人感觉既不压抑又不空旷。
技通中外桥架南北——采用西林管柱钻孔法建长江大桥
长江自古称为“天堑”。江宽水深，风起浪作。“白浪如山那可渡，狂
风愁杀峭帆人”。中国人民很早就希望在长江上架设桥梁。但是，使长江架
桥的理想成为实践，并实现“天堑变通途”，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
周恩来具体过问了建设长江大桥的决策，他批准采用苏联专家康·谢·西林
的管柱钻孔法，不仅对武汉长江大桥的顺利建成起了关键作用，而且对后来
的南京长江大桥等大桥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53 年周恩来批准成立武汉大桥工程局，具体负责武汉长江大桥的建
设。1954 年1 月，政务院第203 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建武汉长江大桥的决
议”。但是，武汉长江大桥的初步设计是决定采用当时世界习用的“压气沉
箱”法施工。在枯水季节也有三四十米深的长江江底用这种方法施工，最健
壮的人每天也只能下去工作15 分钟，而且一年只能施工三四个月。
1954 年7 月，苏联专家康·谢·西林提出武汉长江大桥的建设不采用压
气沉箱法，建议用管柱钻孔法。管柱钻孔法有明显的优点，能在距水面37
米以下施工，不受深水期的限制，而且不影响工人身体健康。周恩来获悉西
林的管柱钻礼法后，又仔细地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采用管柱基础架设大桥
在我国是第一次，在世界上也是少有的。从稳妥、可靠起见，周恩来要求经
过实验才能施工。有关部门对管柱钻孔法的设计方案经过三个月的讨论和半
年的试验，证明确实可行，这样，周恩来同意报经中央批准。由于采用西林
的管柱钻孔法的新技术，武汉长江大桥的建设比原来的预计溉缩短了工期，
又节省了投资。
武汉长江大桥竣工后，为感谢西林创造性地提出并且具体地指导大家共
同实现了新的桥梁工程技术，使大桥质量良好地提前建成，周恩来署名授予
西林“感谢状”。
南京长江大桥的建设也采用了管柱钻孔法。
1971 年6 月，周恩来陪同外宾参观南京长江大桥。在桥上，他指出，南
京长江大桥的建设是发展了武汉大桥建设的经验。他说，武汉大桥所用的管
柱钻孔法，是苏联专家西林设计的，苏联没有采用，我们在武汉采用了，南
京也用了，而且有发展。他认为，对我国的大桥建设西林是有功劳的，武汉
大桥给管柱钻孔法立了一个碑，南京大桥可以挂西林的照片。
在，‘文化大革命”的氛围下，周恩来公开肯定苏联专家西林对长江大
桥建设的功劳，肯定我国采用后并获得成功的管柱钻孔法是外国专家发明
的，有着特殊的意义。它是对关门建设、盲目排外的极左思潮的否定，是对
开门建设、技术引进的肯定。
车船互补相得益彰——发挥长江水运之长消除陆行障碍
长江素有“黄金水道”之称，干流横贯东西，支流辐辏南北，江阔水深，
终年不冻，四季通航，在世界同类河流中，航运条件最为优越。有人估算过，
一条长江可以顶40 条铁路的运量。筹划三峡工程、兴修丹江口和葛洲坝水利
枢纽不仅为了防洪和发电，改善航运条件，发挥“黄金水道”的作用，亦是
其重要目的之一。在葛洲坝工程修建过程中，周恩来多次强调航垣问题，提
出不能顾此失彼，为了发电而影响航运。一次会议上，他十分严肃他说：“长
江水断了还得了！”‘航运中断是大罪呀！”他还嘱咐林一山：“我给你一
个任务，如果船闸不通航或减少航运效益，葛洲坝工程要停下来。一条长江
抵多少条铁路啊，一条铁路也不许中断，何况长江！”
“文化大革命”期间，武斗愈演愈烈，长江这条“黄金水道”也受到影
响，轮船难以顺利通航，航运事故接连不断。为扭转铁路瘫痪、长江停航的
危险局面，周恩来多次召集会议，采取措施；苦口婆心地向各派代表作说服
工作。1968 年5 月12 日，周恩来接见全国铁路、交通会议全体代表时说，
交通的特点是近代化的组织，只要有一个站通不过，有一个港口压了船，就
会因一点而影响全局。拿长江来说，从重庆那里看，因而派斗争非常激烈，
把船打了，货卸不下来，因而很多东西不能出川入川。他要求各派要顾全大
局，努力保证车船畅通。1971 年12 月31 日，周恩来看长江航运公司“东方
红104 号”客轮触礁事故的电话记录后，立即批示：“先念、国锋同志阅。
请苏静同志负责抓紧，彻查触礁原因，井作出适当结论，吸取其中的经验教
训，以便教育交通战线上的领导和广大干部、群众。”
江河既给人类带来了舟揖航运之利，也给人类带来了陆路通行的障碍。
长江自古就有“天堑”之说。为发展陆上交通，需要在长江上架桥，对武汉
长江大桥，毛泽东曾描绘“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周恩来十分重视
发挥水运与陆运相得益彰的作用，努力避免二者之间出现此长彼消。1958 年
黄河大水，他多次视察郑州黄河大桥和济南黄河大桥，亲自指挥被洪水冲坏
的郑州黄河大桥的挞修，为的是保证京广和京浦两条铁路大动脉的畅通。南
京长江大桥修建时，为了不影响长江“黄金水道”的作用，他亲自审查桥墩
之间的距离和大桥净空高度。1962 年7 月10 日，长江航运局201 号拖轮顶
推90 个铁驳通过长江武汉大桥对，其中第103 号铁驳撞了第5 号桥墩两处。
初查原因是：船长罗新雨对长江水性不了解，是第一次通过大桥航行；长江
水涨，航标不准确。周恩来7 月12 日看了上述情况报告后立即批示：“即送
邓（小平）、彭（真）、富春传阅。诸送吕正操同志阅办。最好会同交通部
派人前往查明情况，做出结论，迅速修整，严禁再犯。”
权衡利弊当机立断──1958 年黄河大水提出不分洪战胜洪水
1958 年7 月上旬山陕区间、渭河中下游和伊、洛、沁河流域降雨量均在
50 毫米以上。特别从7 月14 日开始，山陕区间、三门峡到花园口于流区间
和伊、洛、沁河连日普降暴雨，暴雨中心5 天累计雨量500 毫米。7 月17 日，
郑州花园口出现22300 立方米每秒的大洪水。颠狂、暴烈的特大洪峰，把京
汉黄河铁桥冲垮两孔，使南北铁路交通陷于中断，对黄河下游造成严重威胁。
抗洪抢险，千钧一发。当时正在上海开会的周恩来，接到黄河防汛总指
挥部和中央防汛总指挥部的报告后，立即停下会议，于1 日下午飞临黄河。
周恩来在机舱里全神贯注，俯瞰长堤和波浪翻滚的洪水，特别察看了被冲断
的黄河铁桥，然后在郑州降落。吴芝圃到机场迎接周恩来。周恩来到省委后
立即听取了王化云等关于黄河防汛问题的汇报。
当时，迫在眉睫的问题，是分洪好，还是不分洪好？若要分洪，就必须
使用北金堤滞洪区，这样固然可以保证山东位山一带窄狭的河道安全泄洪，
但却要淹没一百万人口的地区，损失4 亿多财产。若不分洪，又怕一旦下游
决堤，人民生命财产将蒙受更大的损失。1933 年洪水与这次洪水相似，当时
就决堤60 多处，被淹面积6592 平方公里，受灾人口273 万，其中12700 人
被洪水夺去了生命。在分洪与不分洪的两难选择中，使用滞洪区不担什么风
险，不分洪却要担很大风险。王化云在汇报中“建议不使用北金堤滞洪区。”
周恩来边听汇报边问王化云：“征求两省意见没有？”周恩来对洪峰到达下
游的沿程水位和大堤险工在高水位下的情况作了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他根
据这次洪水的来源、当时的气象预报，以及上下游的各种情况、各种数据，
全面地权衡利弊之后，当机立断作出了不分洪的决策。他说：“各方面的情
况你们都考虑了，两省省委要全力加强防守，党政军民齐动员，战胜洪水，
确保安全。”遵照周恩来的指示，河南、山东两省组织200 万防汛大军上堤，
经过10 个昼夜的苦战，特大洪峰在没有分洪的情况下安然入海。
20 多年后，张含英在回忆这段往事时十分激动他说：“究竟开不开分洪
区，谁下这个决心啊！”“最后总理果断他说：‘不开分洪区’。这句话分
量很重，它使100 万人民的生命财产免受水患。”
竖“铜墙”插“铁壁”——采用混凝土防渗墙处理坝基渗漏问题
密云水库建设中遇到了一个基础渗漏问题，这就是白河大坝坝底河床沉
积了四五十米厚的砂砾卵石层，如何解决渗水问题。当时可以采取几种方案
处理：一是挖掉；二是灌浆；三是做混凝土防渗墙。混凝土防渗墙的办法，
专家们从有关材料上看到有的国家用过，但苏联和中国都未用过，经过优化
比较，最后确定采用混凝一土防渗墙办法。周恩来听取这一问题汇报后，支
持采用混凝上防渗墙办法。他提出：对新技术在尚未安全掌握时，要首先摸
索、消化。还说：“对于密云水库这样重大工程，应当特别慎重，必须一切
通过试验，有把握再正式施工。”施工中，又遇到了防渗墙与主坝拦洪工程
力量分散的矛盾。按原定计划，白河主坝的防渗墙应在1959 年汛前与主坝的
拦洪工程同时完成，但到1959 年春，防渗墙的进度拖后，主坝的进度也很慢，
两者同时完成原定计划已不可能。若齐头并进，主坝不能在汛前达到原定的
拦洪标准，如果汛期发生较大洪水，将造成严重损失，经反复研究，决定将
防渗墙的施工队伍八即撤退，汛后重新进入，以便汛前集中力量搞主坝施工。
这一决策对保证战胜1959 年密云水库汛期大洪水起了重要作用。汛后，继续
采用混凝上防渗墙的办法切断渗流，面临的困难是施工期短，必须集中大量
的设备和技术力量，以最大的密度来布置施工。为此，1959 年9 月18 日，
水电部党组写了《关于密云水库白河坝基处理问题的报告》，提出坝基处理
所需器材设备和技术力量。除由水电部设法尽量解决外，要求各部支援的物
资需清各有关部门大力支持。9 月19 日，周恩来逐字逐句审阅了水电部党组
的报告，并批示：“请一波同志阅后指定孙志远同志邀集建委、水电部、北
京市赵凡、国务院齐燕铭、地质部、冶金部、建工部商办。我原则同意水电
部党组意见，并且应立即布置设备、器材和人员的供应，否则十一月初不易
开工，将误明年汛期”。他还委派齐燕铭从全国各地调来206 台钻机。在周
恩来亲自过问和督促下保证了混凝上防渗墙所需要的大量设备和技术力量，
保证了白河大坝基础的工程进度。同时，为今后砂卵石坝基处理开辟了一条
新途径，培养出了一支基础处理的专业队伍。后来，中国援建阿尔巴尼亚的
水利工程，也成功地运用了防渗墙技术。
现在水库已正常使用了30 多年，最高蓄水位达到153 米高程，然而大坝
下游地上地下，找不出丝毫漏水痕迹，难怪有人称誉密云水库是地上竖“铜
墙”，地下插“铁壁”。
引水东江接济香港——石马河供水工程的修建
深圳和香港地区，自1962年9月起，经历了9个月无雨期后。仅在1963
年6 月8 日下了一场小到中雨，接下去又是无雨期，旱情十分严重。深圳水
库和铁岗水库的水位降到死水位以下，连有限的死阵容水量也被抽上来使
用。深圳一带的人民有每天晚上冲凉（洗澡）的习惯，但由于干旱缺水，连
饮水邻有困难，冲凉之水就更难满足了。与此同时，香港供水告急，街头水
龙头前，人和水桶排着长队，等候供水。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高中雄等知名
人士联名，致函广东省长陈郁，请求协助解决香港水源闲难，克服旱灾。广
东省人民政府一方面采取应急措施，让香港一艘艘万吨巨轮驶向珠江口汲取
淡水；另一方面开始酝酿由东江引水到深圳的石马河供水工程。
周恩来及时过问了由东江引水到深圳的石马河洪水工程并给予了极大的
支持与关怀。
1963 年12 月8 日下午，周恩来在广州陶铸家中，听取广东省水电厅厅
长刘兆伦关于石马河供水工程方案的汇报。参加人员有中南局书记陶铸，广
东省省长陈郁、广东省委第二书记赵紫阳、广东省副省长曾生、广东省水电
厅厅长刘兆伦、广州市建设局副局长戴机等。
石马河供水工程，取水于珠江三大支流之一的东江（东莞县境内的桥
头），通过拦河筑坝和建立一系列大型抽水机站，逐步提升水位，改东江上
流利马河由北向南倒流，使沿程水位逐级提升后流入深圳水库。深圳水库由
此获得充足和可靠水源，最后通过坝下多条输水管道供水给香港地区。
周恩来听充汇报，作了一系列具体指示。他指出，向香港供水问题，与
政治谈判要分开，不要连在一起。供水谈判由广东省负责，请港英当局派人
进来谈。他赞成石马河供水方案，“采取石马河分级提水方案较好，时间较
快，工程费用较少，并且可以结合农田灌溉，群众有积极性。”供水工程由
港英当局举办还是由我们国家举办？对此，周恩来说：“供水工程，由我们
国家举办，应当列入国家计划，作为援外专项项目，因为香港可分之九十五
以上是自己的同胞。”他还就工程的设计、施工及工程费用的落实作了安排，
“工程由广东省负责设计和施工，工程费用由广东省按基建程序上报国家计
委审查批准。”周恩来认为工程应该实行经济核算，“工程建好后，采取收
水费的办法，逐步收口工程建设投资费用”。在周恩来支持下，由广东省委
和省政府负责组织，广东省水利部门以极高的工作效率完成了石马河供水工
程的设计。1964 年2 月20 日，石马河供水工程全线开工，从东江之滨，石
马河畔，直到大坝上下、边界线上，千军万马，摆开了战场。陶铸等领导人
亲临工地视察，极大地鼓舞了水利职工的斗志。经过一年施工，完成了上石
方200 多万立方米、混凝上及钢筋混凝上10 万立方米、安装大型抽水机设备
33 台套、各种闸门和启闭机设备100 多台套、架设高压输电线路140 公里，
并兴建了2 座大型变电站。1965 年春，石马河供水工程胜利竣工。该工程自
1965 年投入运用后，年年都按照协议完成了对港供水计划，对深圳和工程沿
线的城市用水、农业灌溉所发挥的效益也十分显著。
随着香港的经济发展和深圳特区经济建设的需要，1973 年与1981 年，
对石马河供水工程进行了两次扩建。现在除对深圳特区供水之外，对港年供
水能力可达6。2 亿立方米。石马河供水工程是一条温馨的纽带，传送着祖国，
其中也饱含着已故总理周恩来的智慧和对香港同胞的深情厚意。
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把香港作为对外经济交流的基地
1956 年4 月，毛泽东综论十大关系，提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
义事业服务的基本方针。周恩来在不同场所、不同会议上多次阐释这一基本
方针。他说，发展生产，建设国家，“需要我们动员一切力量、一切积极因
素，甚至把消极因素化为积极因素”。在党的“八大”会议上，周恩来还说：
“为了完成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我们除了调动国内的一切积极因素以
外，还必须团结国际上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运用国际上的一切有利条件。”
香港在1840 年中英鸦片战争以后，成了英国的租借地、国际性的自由
港。1957 年4 月28 日，周恩来在上海工商界人士座谈会上就香港问题发表
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说：“我们不是要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化消极
因素为积极因素吗？香港应该化为经济上对我们有用的港口。”
1956 年底，我国内地基本上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对
于香港，周恩来认为“香港的主权总有一天我们是要收回的”，但是香港现
在还在英国统治下，是纯粹的资本上义市场，不能社会主义化，也不应该社
会主义化。“我们不能把香港看成内地。对香港的政策同对内地是不一样的，
如果照抄，结果一定搞不好。”“香港要完全按资本主义制度办事，才能存
在和发展，这对我们是有利的。”周恩来的这些认识，是邓小平80 年代提出
“一国两制”构想的理论先河。
为什么香港可以成为经济上对我们有用的港口？其一，“香港是自由港，
原料来得容易，联系的范围很广，购置设备可以分期付款，成本低，有市场，
技术人才容易训练出来。所以，香港发展生产具备很多有利条件。”其二，
建国以来，美国政府一直对我国实行封锁、禁运的政策，香港与大陆相连，
95％以上的人口是华人，“香港可作为我们同国外进行经济联系的基地，可
以通过它吸收外资，争取外汇”。还可以通过它了解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发
达国家的经济技术状况，扩大与发展中外经济交流。
怎样使香港成为我们对外经济交流的基地？归根到底是要掌握好政策，
发挥香港企业家的作用。周恩来指出：“现在国内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
完成，私营企业已经全部公私合营，对其在香港的企业则不要去变动它。”
否则在原料、市场、销路上反而吃亏。“香港的企业家是我们的朋友，他们
搞的是资本主义，不是帝国主义。过去我们同民族资产阶级合作过，将来同
香港的企业家还是可以合作的”。1952 年，党和政府曾在国家机关、部队和
国营企业等单位中开展过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斗
争，在全国资本主义工商业中开展过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匣对盗骗国
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五反”斗争。香港企业家对
“三反”、“五反”心有余悸、耿耿于怀，担心将来会再来个“三反”、“五
反”。对此，周恩来说：“至于将来怎么办？我们不会来个七反八反的，不
会像‘三反’、‘五反’那样的搞法。”“港澳的同胞不要担心前途”。周
恩来还指出：同香港企业家合作，要使人家有利可图，不要使人家吃亏。我
们对他们的政策要根据实际情况有所改变，要灵活，不能死板。香港企业家
中有些人“一时还不相信我们，对我们的政策有怀疑，可以让他们再看一看，
看一二十年都可以。我们不要歧视他们，责怪他们”。
美国政府对中国的封锁禁运政策一直延续到1969 年7 月才稍有松动，长
达20 年之久。此间，由于我们对香港采取了正确而又灵活的政策，使香港在
扩大中外进出口贸易、发展中外经济交流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80 年代
以来，我国做出了在与香港们接的深圳举办经济特区的决定，使香港自由港
的作用进一步延伸到内地，使香港在发展与扩大我国的对外开放中发挥了更
为积极的作用。
破封锁禁运反闭关自守——推行内外交流的基本国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周恩来在《关于和平谈判问题的报告》中阐
述外交政策时指出：“在经济上，有买卖就做，国际贸易要开展，这是于双
方都有利的。”他主持起草的《共同纲领》规定了内外交流的方针。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后，周恩来总理内政外交，大力贯彻内外交流的方针，争取同
一切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往来。但是，由于美国政府对我国采取封锁禁运的政
策，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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