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的智慧-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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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宣言》。7　月14　日，周恩来和博古、林伯渠再次上庐山将宣言交给国民党，
并准备与国民党讨论革命同盟会的纲领，同蒋介行切实商讨国防计划、召开
国防会议的时间等抗日事宜。

这时，“七·七”事变已经爆发，虽然蒋介石在17　日表示了坚决杭战的
决心，但却不准中共代表出席他在庐山召开的全国教育、文化、社会贤达座
谈会，也就是不准共产党公开活动。蒋介石对中共送来的宣言也不感兴趣，
虽动手改了两句，却扣住不发。将革命间盟会一事搁置不提，纲领的问题更
无从谈起。

18　日，周恩来、博古、林伯渠和蒋介石，邵力子、张冲会谈。蒋介石坚
持，改编后的红军政治部上任只能转达南京的人事指挥，而三个师的管理教
育，须直属行营，三个师的参谋长由南京指派。蒋答应中日开战，即发表中
共起草的宣言。


中共坚决反对国民党派人到红军来。周恩来、博古、林伯渠力争无效，
因抗战枪声已响，便采取如蒋不让步，不再与之谈判的方针，遂下山到上海
等待时局的变化：井建议中共中央自行改编红军。随后，返回陕北出席中共
中央政治局会议。

第五次，南京会谈。7　月底，北平、天津相继失守，华北危急，震动全
国。抗战伊始，中央军就节节败退。为挽救局势，蒋介石急于要红军上前线。
他要张冲致电毛泽东，邀请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速至南京共商国防问题。
同时蒋准备在南京召开国防会议。中共为了推动抗日，争取合法地位，决定
周恩来、朱德、叶剑英赴南京出席国防会议。

8　月9　日，周恩来、朱德、叶剑英飞抵南京参加会议，井与蒋介石进行
第四次会谈，也是西安事变后周恩来同国民党进行的第五次谈判。蒋介石在
谈判中再次提出向红军派参谋长、政治部副上任，周恩来仍不能接受这一无
理要求。

8　月13　日，日本进攻上海，战火已经烧到了蒋介石的大本营，这时他才
真正决心抗战，不再提及向红军派人。19　日，在全国人民抗日高潮的压力下，
蒋介石同意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任命朱德、彭德怀担任正副总指挥。22　日，
南京政府正式宣布红军改编成八路军，设总指挥部，下辖三个师，每师1500
人，东渡黄河；奔赴抗日前线。8　月中旬，为参加洛川会议，朱德、周恩来
回到陕北。随后为贯彻洛川会议精神，遂率八路军东渡黄河，到山西抗日前
线，投身于民族解放事业，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叶剑英仍留在南京继续
和国民党当局交涉具体事宜。

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不断深入我华北腹地，各城纷纷失守，蒋介石
需要中共和八路军的支持。9　月22　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公布了周恩来起草
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　日，蒋介石发表了承认中国共产党
在全国合法地位的讲话：“中国共产党人既捐弃成见，确认国家独立与民族
利益之重要，吾人惟望其真诚一致，实践其宣言所举诸点，更望其在御侮救
亡统一指挥之下，人人贡献能力于国家，与全国同胞一致奋斗，以完成国民
革命之使命。”

《宣言》的发表，蒋介石的讲话，标志着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
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为标志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到蒋介石庐
山讲话为标志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周恩来东奔西走同国民党谈判
五次，其中同蒋介石直接谈判四次，在他的不懈努力下，“抗战是逼成了，
谈判也算逼成了，统一战线也算逼成了”。


对象不同方法各异——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统战对象极其广泛。周恩来在统战工作实践中，对不同类型的工作对象，
总是采取灵活多样的方法，把他们争取到统一战线中来：以抗日民族统一战
线为例：

对蒋介石的争取，我党承认他在全国军队和政权中的领导地位，拥护他
领导抗战，并在抗战困难时援助他；在其对中共蛮横时拒绝他、揭露他，对
他及其特务机关之一切反共阴谋，据实揭发，适时抗议，必要时组织反击。
例如，1939　年国民党进一步确定军事反共为主、政治反共为辅的反动方针，
以博山事件为起点，制造了许多磨擦事件。当时，周恩来先后致电陈诚、蒋
介石，抗议蒋秘密颁发《限制异党活动办法》，指出它是造成各地磨擦事件
的根源，必须予以取消。他号召全党“对目前全国倒退的现象，必须给以严
正的批评，适当的抗议与必要的压力，以促其进步”。正是在这些思想的指
导下，中国共产党开展了有节制的反磨擦斗争，粉碎了蒋介石发动的第一次
反共高潮。以皖南事变为标志的第二次反共高潮爆发后，周恩来在《新华日
报》发表“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的悼词：“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
戈，相煎何急？！”以极大的愤慨及时揭露了蒋介石破坏抗战、破坏团结的
罪行，团结了一批中间力量。由于党中央一系列针锋相对的措施，才使国共
合作的统一战线又一次免遭破裂。当蒋介石抛出《中国之命运》，欲发动第
三次反共高潮时，周恩来在重庆约见蒋介石，当面予以揭露，对有效制止这
次反共高潮发挥了重要作用。可以看出，在第二次国共合作中，周恩来对蒋
介石采取了既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方法。

对其他党派，周恩来总是积极扶植进步力量，争取中间分子。抗日战争
时期的民主党派有中国民主同盟，它的前身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主要由救
国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简称第三党，后改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
中华职教社、乡村建设协会、国社党、青年党等三党三派组织而成。抗战期
间，在重庆基本形成的民主党派还有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主建国会、九三
学社等。作为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并兼管统战工作的周恩来，不仅从组织上
帮助促成这些民主党派的建立、联合，而且还从政治上对民主党派坚持抗战，
维护团结，争取民主的正义斗争给予大力支持，从而进一步密切了民主党派
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关系，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壮大了革命力
量。比如，1939　年10　月，在中国共产党团结全国人民，一致要求实施宪政
号召的影响下，统一建国同志会在重庆成立。这个组织提出了对外抗战、对
内建设，以三民主义为抗战建国的最高原则，要求实施宪政，各党派平等等
主张。然而，皖南事变的发生却打破了他们的幻想，国民党坚持内战分裂政
策使他们感到失望，于是，他们进一步认识到，团结起来，争取民主自由反
对内战独裁之必要。在这种情况下，第三党的章伯钧、青年党的左舜生等拟
发起成立民主联合会，以团结各党各派及国民党左派，进行民主与反内战运
动。他们专门找周恩来会谈，要求中共给予合作。周恩来对此极为赞同、支
持，并在他的直接支持和帮助下，原统一建国会的三党三派于1941　年2　月间
开始筹备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3　月19　日在重庆上清寺特园秘密召开了中
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大会。

民主政团成立的消息披露后，国民党当局十分恐慌。他们千方百计封锁
民盟成立的消息，还诬蔑民盟在渝成立是造谣欺骗，“绝无其事”。中共中


央机关报《解放日报》于10　月28　日发表社论，祝贺民主政团的成立，称赞
它是中国民主运动的生力军。希望“参加民主政团同盟的各党派，在民主大
旗下，更进一步的努力，愿其所负使命得迅速实现，以促进抗战胜利之到来，
民主政治之真正实施。”中国共产党和周恩来的支持、鼓励、帮助，使民主
政团的各党各派深受鼓舞。

周恩来不仅从组织上支持和帮助了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对三民主义同
志联合会，民主建国会、九三学社等组织的酝酿形成都起了重要作用。这些
组织一经成立，周恩来又从政治上支持他们的正义斗争，从思想上关心他们
的进步。重庆谈判期间，周恩来扶植进步力量、争取中间分子的卓绝努力，
更是有口皆碑。这是广泛团结的方法。

对地方实力派，周恩来采取了领导出面，上下配合，各方促进的办法。
以他在重庆争取西南地方实力派为例，周恩来根据党的“发展进步势力，争
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这一策略总方针，不仅强调了争取地方实力派
的重要性和可能性，而且提出了工作中的一个关键（就是要克服和纠正我们
党内长期存在着的左倾关门主义，以及用那种固定不变的眼光看问题的形而
上学观点）、两条原则（第一，促进地方实力派向左转，不跟蒋介石走，接
受我党的杭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第二，促进地方实力派之间的联合，共同
抵抗蒋介石的强大反动势力，避免被各个击破）。周恩来通过深入细致的调
查研究，摸清了西南地方实力派头头的情况，决定重点做刘文辉、潘文华、
邓锡侯、龙云等人的工作。1938　年夏，董必武、林伯渠直接到成都刘文辉驻
防地去看望他，并和他谈到如何团结地方力量，坚持抗日的问题。1942　年2
月，周恩来通过民盟朋友张志和联系，在重庆机房街吴晋航宅同刘文辉谈了
一个多小时的话，就抗日问题向刘晓之以理，促其同共产党密切联系，具体
配合。经过周恩来的教育帮助，刘文辉明确了政治方向，增强了抗战勇气，
此后，刘与共产党的关系就由一般联系进入实际的配合阶段。接着周恩来又
先后派华岗、张友渔、黄松林等到成都同刘文辉进行经常联系，在取得刘同
意的情况下，1942　年2　月中共中央派王少春到雅安和刘联系，并设置一部秘
密电台与延安直接通话。王少春每天把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和解放区的胜利消
息向刘文辉通报，又把川康方面的军政动态向党中央汇报，从而沟通了延安
与川康的联系。在重庆的八年抗战期间，周恩来在争取刘文辉的同时，又亲
自对潘文华做了大量工作。通过潘手下一个师长彭光汉的关系，派田一平去
担任了由彭出钱办的《华西晚报》的社长，又派黎澍去做总编辑，该报名义
上是支持民盟的报纸，实际上成了共产党的宣传工具。周恩来还派邓锡侯的
同乡共产党员杨伯凯去作邓的工作，向他宣传中共的路线、方针，分析国际
国内形势。通过周恩来的努力，促进了地方实力派的头头向左转，先后接受
了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孤立了蒋介石顽固派，为中国共产党在西
南、在四川地区开展抗日民主运动提供了有利条件。

对民众运动，周恩来努力争取党的一切活动机会，扩大党的群众基础。
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刚刚建立，周恩来就奉中央指示，奔赴山西抗战前线扩
大统一战线，到太原后，他用一切机会，会见记者，给群众作报告，到大学
演讲，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这是积极发动群众的方法。

另外，无论对民族、宗教首领，还是对哥老会的龙头大爷，周恩来在同
他们协商统一战线事宜时，总是根据对方的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的方法，最
终都取得了发展、巩固统一战线的最佳效果。


千古奇冤大白天下——揭穿皖南事变的实质

1941　年1　月4　日，新四军军部和直属部队九千余人奉命北调。6　日，当
部队行经安徽泾县茂林地区时，突然遭到国民党军队七个师8　万多人的包围
袭击。经过七昼夜血战，终因弹尽粮绝，除两千人突围外，大部壮烈牺牲。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7　日，周恩来在重庆获悉新四军陷入重围时，立刻向张冲提出严重抗议，
接着又向蒋介石、何应钦、白崇禧、顾祝同等分别提出抗议。他严正声明：
如果不制止对新四军的包围、袭击，“新四军只有突围四出，散于民间，战
于敌后”。

11　日，《新华日报》举行创刊三周年庆祝活动，周恩来到会讲话。正当
他讲话的时候，南方局机要员送来中共中央的急电。周恩来看完，紧皱眉头，
立刻用沉痛的语调宣布新四军局势严重。

这时，饭厅里的电灯突然熄灭，四周一片漆黑，过了一会才亮起来。周
恩来意味深长地激励大家：“黑暗是暂时的，光明一定会到来”。他接着说：
“有革命斗争经验的人，都懂得在光明和黑暗中奋斗。不但遇着光明不骄傲，
主要是遇见黑暗不灰心丧气。只要大家坚持信念，不顾艰难，向前奋斗，并
且在黑暗中显示英勇卓绝的战斗精神，胜利是要到来的，黑暗是必然被冲破
的。”

当晚，他召开南方局紧急会议，研究事变发生后的局势和斗争方针。组
织力量，广泛地向国民党内主张团结抗战的人士以及社会各方面揭露国民党
顽固派的反共罪行。周恩来还写信给蒋介石，要他命令国民党部队立即撤退，
给北上的新四军让路。在这些极度紧张的日子里，周恩来经常通宵达旦地工
作，曾经连续三昼夜没有安枕。

这时，中共中央十分担心周恩来和南方局其他重要成员的安全，来电要
求他们“短期间离渝”。周恩来断然说：我要坚持到最后。

17　日晚，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布了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通令，反诬新四
军“叛变”，悍然宣布撤销新四军番号，声称要把被扣的叶挺军长交付军法
审判。至此，国民党就把第二次反共高潮推到了顶点。

周恩来得知后，立刻义愤填膺地打电话给何应钦，痛斥他：“你们的行
为，使亲者痛，仇者快。你们做了日寇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你何应钦是中华
民族的千古罪人。”随即又驱车到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处，当面提出质问和
抗议。

当晚，南方局在红岩八路军办事处召开会议，仔细分析国民党命令公布
后的局势，研究如何向国统区人民和全世界揭露国民党顽固派这一破坏团结
抗战、破坏国共合作的阴谋，决定在《新华日报》上刊登周恩来为皖南事变
所写的题词。

那时，国民党有着严格的新闻检查制度。报纸稿件都需事先经过审查，
有关皖南事变的记载全部被扣。就这，国民党还不放心，那天晚上十点多钟，
新闻检查所派人来到《新华日报》社，坐等审查第二天报纸的大样。为了对
付检查，报社准备了两种不同版面：一种是给检查所来人看的，上面没有周
恩来的题词；另一种刊登有周恩来题词手迹。周恩来在红岩办事处把题词写
好后，派副官立刻送往报社，并且指示：要报社加快编排和制版，组织好发
行力量，务必抢在第二天各大报发行以前，将报纸送到广大读者手中。题词


共两条。在第二版占六栏地位的是：“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在第三版占
五栏地位的冷首诗：“千古奇冤，江南一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这满含悲愤的25　个字，产生了震撼人心的强大力量，一下子揭穿了皖南
事变的实质，表达了对国民党顽固派最强烈的抗议。

第二天黎明前，报社就把印好的报纸包在铺盖卷里，装在箩筐里，从红
岩后山偷运进城，送到读者手中。当国民党顽固派发现市面上出现印有周恩
来题词手迹的报纸时，大批报纸早已冲破山城的浓雾传遍了全城，轰动了整
个重庆，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反响。2　月2　日，毛泽东从延安致电周恩来：
“收到来示，欣慰之至，报纸题字亦看到，为之神王。”

周恩来和南方局组织的反击是有力量的。更多的人看到：这次是国民党
把事情做到如此绝情的地步，因此破裂的责任完全在蒋介石方面，人们把同
情越来越多地转到中国共产党方面来。针对这种情况，周恩来、董必武联名
致电中共中央，提议实行政治上的全面进攻，进一步打击国民党顽固旅的反
共气焰。中央采纳了周恩来、董必武的建议。

为了实现政治上的全面进攻，广泛争取舆论的同情和支持，周恩来、董
必武等南方局领导人频繁与黄炎培、沈钧儒、邹韬奋等知名人士接触、交谈；
黄炎培等又召集其他民主人士举行座谈会，讨论时局与皖南事变问题。2　月6
日和21　日，周恩来两次与冯玉祥见面，向他谈到时局问题，表示很难过。冯
玉详在日记中写道：“我说为国相忍的大道理。周先生这个人识大体，明大
义，同时又很能忍耐。”冯还对左右说：新四军抗战有功，妇孺皆知，此次
被政府消灭，政府方面实际有方法能挽救人民的反对。侯外庐、翦伯赞去看
周恩来，问他：“国共会不会从此破裂？抗战会不会因此就被夭折？”周恩
来微笑着说：“党的方针，就是争取时局的好转，但同时还要准备更坏的局
面出现。至于抗战能不能继续下去，那决不是蒋介石一人所能决定的。”侯
外庐和翦伯赞都表示；“如果离开了中国共产党，中国的解放事业就没有保
证；无论局势如何困难，一定要跟着中国共产党走到底。”黄炎培表示：不
论事情经过之是非，当局如此措置绝对错误，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无。连
杂牌军和地方实力派中多数人也感到新四军的被解散即是解散地方势力之先
声，因而表现恐慌并对共产党深表同情。对人心的这种变化，毛泽东在2　月
14　日致电周恩来时作了这样的估计：“蒋从来没有如现在这样受内外责难之
甚，我亦从来没有如现在这样获得如此广大的群众。”

在开展国际统一战线方面，周恩来也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他指示南方局工作人员和《新华日报》记者，同外国记者与外交官联系，
尽快地把江南惨案的消息告诉他们。外国记者根据中国共产党方面提供的真
实情况，向各国发出报道。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首先于1　月21　日自香港向
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发出了关于皖南事变的新闻稿，不久，另一名美国
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也在《美亚》杂志等报刊上发表了有关国共两党
危机的通讯。无论蒋介石如何封锁消息，钳制舆论，他们围歼新四军的真实
消息仍迅速在国内外传播开来，使蒋介石集团遭到海内外人士的同声谴责。
周恩来亲自到英国驻华大使卡尔寓所，向卡尔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英
国政府收到驻华大使报告后，告诉蒋介石：内战只会加强日军的攻击。2　月
中旬，周恩来又会见美国总统罗斯福代表居里，揭露皖南事变真相。居里向
蒋介石声明：美国在国共纠纷未解决前，无法大量援华，中美间的经济、财
政等各问题不可能有何进展。周恩来还向苏联驻华大使馆武官崔可夫转达中


共中央关于清苏联停止对国民党政府的军事接济的意见，崔即以驻华武官的
身份先后拜会剿灭新四军命令的签署者、国民党军队正副参谋总长何应钦与
白崇禧，当面谴责国民党军队在大敌当前，正在进行反侵略战争的时候，竟
蓄意进攻抗日的新四军，屠杀自己的士兵和军官，真是咄咄怪事，表示要将
这一情况向苏联政府报告，以此向蒋介石暗示，“他对共产党军队采取的敌
对行动，并非没有引起苏联方面的注意”。由于苏、美、英等国对蒋介石集
团施加了压力，遂迫使其反共和分裂的行径不得不有所收敛。

蒋介石集团原想以反共来停止日本的进攻或换取与日妥协。实现日蒋联
合剿共。但是，在其发动皖南事变后，却引来了日本对河南的人举进攻。原
来，日本帝国主义急于同希特勒德国遥相呼应，扩大法西斯侵略战争，加快
实行“南进”，因而决定“不依赖国共纠纷，而是依赖自己力量解决中同事
件”。再说，日本人也不愿意八路军、新四军进入华北，因为华北是其根据
地，蒋介石驱逐共产党军队去华北，破坏日本利益。于是日本调集五个师团
的兵力，在1　月26　日发动豫南战役，将国民党军队15　万人包围于平汉路以
东。这就给蒋介石集团泼了一瓢冷水，使之不得不撤回剿共大军而抵御日军
进攻。蒋介石集团的剿共计划被打破了，也只好被迫同共产党谋求某种妥协。

为了争取主动，打破僵局，周恩来在政治攻势产生巨大影响的情况下，
又给蒋介石集团一个台阶，提出了解决皖南事变的12　条临时办法，包括：立
即停止企图向我军进攻；立即停止全国的政治压迫，承认中共及各党派之合
法地位；承认陕甘宁边区之合法地位；承认敌后之民主政权；释放叶挺，回
任军职；成立各党派联合委员会。经过一番斗争，蒋介石理亏词穷，不得不
于3　月14　日约见周恩来，作出缓和国共两党气氛的姿态。至此，国民党发动
的第二次反共高潮被打退了。

这一次反共高潮，如果从它的酝酿算起，前后经历了将近半年的时间。
这是充满着惊涛骇浪的日子，国共两党的关系发展到破裂的边缘，问题的处
理稍有不慎就可能导致极严重的后果。

周恩来在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