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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士的历史-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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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药为在观音山下，贮火药三万斤，为汉奸抛掷火弹，正将爆炸间，忽见白衣女神展袖指火，顿即熄灭。俄而大雨倾盆，逆敌火箭炮弹，无一延烧。
这本是一个反攻的好机会，调集到广州的一万名清军完全有可能趁天气变化全歼英军，因为对方的火药已潮湿，惶恐不安。但是，奕山忙于敬神去了，并且认为这是投降的好机会，乃于5月27日在广州城高悬白旗，派广州知府余保纯与义律缔结了卖国的《广州和约》。试想，如果当时是林则徐和邓廷桢主持军务，断断不会做出如此窝囊之事。
八 方术与鸦片战争的失败（2）
签约后，广州战争安静了一段时间，英军在考虑进攻方向，奕山在欢庆神功。偏巧，气候瞬息万变的南海在7月21日（阴历六月四日）和26日（九日）刮了大飓风，把英军的十几条快艇、舢板、帆船吹翻沉没。奕山又借此大做文章，向道光帝上奏，声称皇上至诚感神，海灵助顺，天威大显，所有英舰“尽数沉溺”。时人贝青乔在《咄咄吟》记载：
粤东尖沙嘴飓风大作，漂没民寮数百家，适夷船乘风驶入闽浙海面，靖逆将军奕山谓尽数沉溺，逆以神助入奏，观音、天后均加封号。
实际情况是，英军主力已向闽浙转移，更大的危险已经开始了。在这紧急关头，奕山谎报军情，使清政府掉以轻心。道光帝果真以为有“神明默佑”，为了感天之恩，颁发了二十柱大藏香，命邻奕山等人“分诣各庙宇虔诚行礼，答谢神庥”。
1841年8月，英军趁清政府的麻痹，大举攻占了厦门、定海、宁波等沿海重镇，其之所以得逞，真应感谢奕山为他们做了他们做不到的事情。蒙哄了清政府，放松了定海等军事重镇的警备。奕山如果不沉溺于迷信，战事应当在广东解决，不会造成东南沿海的恶劣后患。
战争继续扩大，道光帝决定改派将帅。于1841年10月派宗室吏部尚书奕经为扬威大将军，以侍郎文蔚为参赞，赴浙江反攻。可是，经过反复挑选的这两个主帅也是昏庸鼠辈。他们于12月抵达苏州后，终日淫乐，并以占梦术和择日术指导战术，继续打了一场愚不可及的战争。事情经过是这样的：
（奕经和文蔚）先于腊之夜，同梦夷党悉弃陆登舟，联帆出海，宁波三城已绝夷迹。迨侦探果有运械归船之事，以为佳兆昭著，连城恢复在指顾间。于是定议克期进剿。预计兵至，民舍必遭焚掠，戒诸军入城毋载火器，但听城内首奸为应，缚其酋，挟以就款，自意策及万全矣。
这个梦是1842年2月25日做的，正是阴历腊月。后来英国的璞鼎查到香港办事去了，巴加和郭富到舟山去了，有船在宁波向外运物资。于是，有谣言说宁波、镇海、定海三城的英军要撤走，奕经和文蔚以为自己的梦兆灵验了，收复三城只在覆掌之间，颇有些飘飘然。他们决定派几股暗探潜入城中作内应，克期举事。
按说，这个里应外合的计划还是可取的。但是，奕经又在无意中泄露了作战时间。起因是，他固执要按照方术选择吉日，以期在最佳时间进攻。于是，他亲自到西湖关帝庙求签，得到的签文上有“虎头人”之语，术士推断在虎年虎月虎日虎时出兵，必获全胜。应经乃决定在道光二十二年（壬寅年）正月（壬寅月）二十九日（戊寅日）四更（甲寅时）、即1842年3月10日4时进攻。在地支中，寅为虎，四寅为四虎，被认为吉祥。
此外，奕经又加了“一寅”，挑选生年属寅的庸才段永福为前锋，任总翼长，是为五寅。
按照实际情况，这个日期是不适宜反攻的。当年浙江的冬雪很大，入春后连旬淫雨，军队来不及做准备工作。偏偏奕经又兴师动众地选择吉日，街谈巷议，把反攻日期传给了夙来重视情报的英军。英军在清军反攻前，设伏地雷火炮，诱清军入瓮，打死打伤五六百人。
这场宁波之战，不仅迷信吉期，还迷信所谓的吉祥物，以虎皮帽为护身符，幻想得到神佑。《咄咄吟》记载：
西湖关帝庙最灵应，元旦将军往祷之，占一签，中有“不遇虎头人一唤，全家谁保汝平安”之句，越三日，所调大金川八角碉屯土司阿木穰率其众至，皆戴虎皮帽，将灾喜谓收功当在此，特厚赏之。于是，军中相效有黄虎头、黑虎头、白虎头、飞虎头等帽。及进兵无验，有献策者曰：投虎头骨于龙潭，可激龙起，扰没夷船也。卒亦无验。
企图用虎头帽镇伏英军，这不禁使人想起两三千年前周武王伐纣的牧野之战，各部族以虎貔熊罴之皮作头饰，以图腾壮胆。这种战术用到现代战争中，无疑是愚昧和心虚的表现。且以虎头骨掷于龙潭，期待激怒龙王掀起波澜折翻英船，这是地地道道的巫术。
虎皮之事，英人宾汉在《英军在华作战记》描述他所见到的战死在宁波城下的清兵说：“他们的帽子具有一种特别不普通的样子，是用老虎面部的皮制的，附有老虎尾巴垂在他们背后。”这条材料映证了《咄咄吟》的记载是可信的。
为什么要以虎皮为吉祥物呢？传统观念认为：寅年是虎年，虎是寅年最吉利的生肖。当时的中国人称英军有“犬羊之性”，犬羊最怕虎，故以虎慑之。这种观念是落后的，不仅不能使中国人逢凶化吉，反而使整个民族屈辱之至，陷入了多灾多难的历程。梁廷在《夷氛记闻》卷五论曰：
当夷事初起，民谣无端，自城递传乡曲，七字为句，多离奇难解。有曰：虎寅之年定干戈者，其后果以壬寅就款，岂天地劫数之一定不可逃者乎？
鸦片战争至壬寅年签订《南京条约》告一段落，壬寅年是中国人民的灾难年。历史背后果真有劫数之手在操纵乎？为什么择日术和关帝签都不能测劫数？劫数的本因何在？当时的武进人卜起元在《上扬威将军书》流露出不尽的悲叹：
可痛哭者，实我内地无谋略，无勇力，且甘受其愚。庸劣之吏，虚奉草程，宵小私济其刍粮，奸四指授以形势，竟使夷鬼之来，如入无人之境，是则可为长太息者。
八 方术与鸦片战争的失败（3）
叹息又有何用？迷信之所以会误国，是因为当时迷信的氛围太浓厚，迷信深深地渗透在人们的观念中。不仅腐官笃信迷信，而且还有众多的士绅平民相信之。
迷信一天不除，于国就有一天危害。让我们再把历史镜头拉到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58）一瞥。第二次鸦片战争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继续和扩大，英、法等国在中国攫取了更大的殖民特权。这次战争之所以失败，也是与迷信分不开的。试以叶名琛（1807～1859）为论。
叶名琛在当时担任两广总督兼通商大臣，是清朝派在广州的最高官员。他笃信扶乩，虔诚地相信神佑。1857年12月27日，英法联军兵临广州城下，广州军民纷纷要求备战，在这十万火急关头，叶名琛以扶乩断事，乩语告知十五日后便可无事。叶乐不可支，要全城文武官员到督署为他祝寿。不料，第二天英法联军按计划大举攻城，炸毁了督署。又过了几天（1858年1月5日）叶名琛被俘，成为英法联军的阶下囚，2月份被押往印度加尔各答，1859年在囚禁中毙命，有关叶名琛的丑闻，晚清朱克敬在《暝庵杂识》有详细的记载：
两广总督叶某，酷信乩。初，英人来索旧馈，叶请于乩。乩曰：无庸，将自去，既而英人果与邻国构难，疾引去。叶由是益奉乩仙。咸丰八年，英国兵船再至，叶更虔祷，乩判曰：静静静，自然灾。叶信之，遂不设备，英人书来亦不答。是时方校武科，英人猝至，掳叶去。叶舟中赋诗，有“海外难寻高士粟，斗边空泛使臣槎”之句。英人归，以玻璃椟盛之，舁游四周，观者人一钱。其门生某，挽联云：“身依十载春风，不堪回首，目断万重沧海，何处招魂。”可谓善于立言。
时人七玄河上钓叟在《英吉利广东入城始末》也批评了叶名琛的迷信，说他“命悬于乩语，谋决于签诗，其蔽至于斯也”。
叶名琛的愚昧，对于现代的我们而言，真是不可思议，堂堂大员怎么可以轻信乩语，什么“十五日后无事”，什么“静静静”，完全是麻痹叶名琛，我们真要怀疑操演的术士是不是英军派来的汉奸？又要怀疑叶名琛的肩上是否长着一个健全的脑袋。叶名琛终于没有落到好下场，像猩猩一样关在笼中展览，身死异国。他以迷信误国的罪过，永远不会让国人饶恕。
鸦片战争失败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签订了，领土被割裂，主权受破坏，外国商品源源不断涌入，中国开始走上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道路。鸦片战争的教训是深刻的，失败的原因与文化有重要关系。如果当时的中国人、特别是那些高级官员没有方术迷信观念，许多战役就不会失败。侵略军不过是盲人骑瞎马，在中国是不会轻易得逞的。因此，我们亦可以说：中国屈辱的近代史之门是方术的迷信开启的，严肃地清算术的迷信的破坏作用是十分必要的。愚昧和落后就会挨打，我们要永远记住这个道理。
光怪陆离的各种方术
一 发气禁架
中国传统方术有诸多种类，翻
检古代的目录书，不难发现方术的归类皆有不同。《汉书·艺文志》把医经、经方、房中、神仙等方术归于方技略，把天文、历谱、五得、蓍龟、杂占、形法等方术置术数略。
早期医药术最初被作为方术之一，由巫士掌握。岐伯、俞跗、僦贷季、雷公、医和都身兼二任，既是巫师，又是医师。医药术注重天人观念和阴阳五行观念，对人体结构、生理功能、病理变化、脏腑关系、经络现象以神秘主义解释。汉代以后，医巫逐渐分离，宋代学者认为医术是各种术数的本源，由医术派生出种种荒诞的术数。《宋史·方技传》云：“天有王相孤虚，地有燥湿高下，人事有吉凶悔吝，疾病机瘥，圣人欲斯民趋安而避危，则巫医不可废也。后世占候、测验、厌禳；至于兵家遁甲、风角、鸟占、与夫方士修炼、吐纳、引、黄白、房中，一切妖诞之说，皆以巫医为宗。”
养生术是有关延年益寿的方术，传说伏羲彭祖都有一套养生方法，通过修炼可以长生成仙。养生有各种功法，华陀有五禽戏，陶弘景有六字诀，民间有易筋经、八段锦。
房中术是有关男女性生活的方术，又称阴道、九一术、御女术、交接术。《汉书·艺文志》记载了房中术文献八家、886篇。晋代房中术达数十家，进入全盛阶段。唐宋以后，房中术暗中流传，日益衰微。房中术是古代的性科学，但存在愚昧、损人利己的观念。
占候术以自然现象占验吉凶，侧重于观察气、云、雨，旁及各种物象，其目的在于推测灾祥。《四库全书·占候提要》指出：“占天本以授时而流为测验灾祥，皆末流迁变，失其本初。故占候之分天文。名一而实则二也。”汉代的谢夷吾、段翳、公沙穆偏好占候。唐代李淳风撰《观象玩占》，清代江宗沂撰《云气占候》。占候术对于研究古代物候、气象、农事有一定价值。
风水术又称堪舆术，是选择最佳地点作为宅地的方术。它可以分为选阴宅和选阳宅两大类。风水术孕育于先秦。周公和樗里子重视相地，晋代郭璞撰《葬书》，奠定了风水理论；唐代杨筠松撰《三龙经》，丰富了风水理论。宋至清，风水术分为形法派和星气派。形法派重视形胜，星气派重视封理和星气，形法派比星气派更加普及，风水术的阳宅理论有待重新发掘和利用，对于认识和改造环境有一定意义。
测字术是通过拆解组合文字，随心附会的方术。测字术于秦汉萌生，唐宋普及，明清泛滥。宋人笔记载有不少测字的事例。测字术的代表作有《字触》、《测字秘牒》，测字不以科学为依据，望文生义，任意解释。测字过程中有一定的趣味性和知识性，或许有利于开发智力。
巫蛊是古代巫师使用邪图，企图加害于人的一种迷信。蛊是一种毒虫，古人把许多毒虫放在器皿中，使互相吞食，最后剩下不死的毒虫叫蛊。
巫蛊之术在战国就产生了。战国人托名吕望编撰的《六韬》有文：“伪方异伎，巫蛊左道，不祥之言，幻惑良民，王者必止之。”
汉武帝时发生了历史上最大一次巫蛊案狱，死者数万人，《汉书·武帝纪》、《汉书·江充传》作了详尽的记述。
发气禁架术是古代的一种巫术，相当于现代的气功师发外气，用气去改变事物的状态。
《后汉书·方术列传》记载闽中（今福建泉州）人徐登擅长禁架。徐登“本女子，化为丈夫”。他发气时“禁溪水，水为不流”。他“贵尚清俭，礼神唯以东流水为酌，削桑皮为脯。但行禁架，所疗皆除”。
徐登的弟子赵炳也擅长禁架，“禁枯树，树即生荑”。“又尝临水求度，船人不和之，炳乃张盖坐其中，长啸呼风，乩流而济。”
晋代葛洪在《抱朴子》也记载“道人赵炳，以气禁人，人不能超。禁虎，虎伏地，低头闭目，便可执缚。以大钉钉柱，人尺许，以气吹之，钉即跃出射去如弩箭之发”（见《后汉书·方术列传》注）。
葛洪特别相信禁架术。他在《抱朴子·登涉》记载术士炼丹，以吹气或意念禁蛇，“未入山，当预止于家，先学作禁法，思日月及朱雀玄龙、青武、白虎，以卫其身。乃行至山林草木中，左取三口气闭之，以吹山草，意思令此气赤色如云雾，弥满数十里中。”
葛洪在《抱朴子·至理》中对禁架术有一段很精采的长篇叙述：“吴越有禁咒之法，甚有明验，多气耳。知之者可以入大疫之中，与病人同床而已不染。又以群从行数十人，皆使无所畏，此是气可以禳天灾也。或有邪魅山精，侵犯人家，以瓦石掷人，以火烧人屋舍，或形见往来，或但闻其声音言语，而善禁者以气禁之，皆即绝，此是气可以禁鬼神也。入山林多溪毒蝮蛇之地，凡人暂经过，无不中伤，而善禁者以气禁之，能辟方数十里上，伴倡皆使无为害者。又能禁虎豹及蛇蛏，皆悉令伏不能起。以气禁金疮，血即登止。又能续骨连筋。以气禁白刃，则可蹈之不伤，刺之不入，若人为蛇虺所中，以气禁之则立愈。近世左慈，赵明等，以气禁水，水为之逆流一二丈……大气出于形，用之其效至此，何疑不可绝谷治病。延年养性乎？”
二 扶乩请神
扶乩，又称扶箕、扶鸾，是一种请“神”的迷信活动。
扶乩请的神是紫姑，紫姑是传闻中的厕神，善于占卜。南朝宗懔在《荆楚见时记》记载每年正月十五日，“其夕迎紫姑，以卜巫女、何仙”。
扶乩的方法是用乩笔在沙盘上写字。乩笔就是两根小木棒，钉成丁字形。沙盘是簸箕上放沙或米。进行扶乩活动时，烧香点烛，请神下凡，让乩笔在沙盘上抖动。巫师就根据沙盘上的图形说出是某词某句，根据这个词句预测吉凶。各地区各时期的扶乩方法大同小异。
宋代民间流行扶乩，以文为盛。陆游在《箕卜》诗描述说：“孟春百草灵，古俗迎紫姑。厨中取竹箕，冒以妇裙襦。竖子夹相持，插笔祝其书。俄若有物评，对不顺臾，岂必考中否，一笑聊相娱。”陆游以扶乩作为娱乐，一笑了之。扶乩的兴起与科举有关，读书人临考前心中空虚，就以扶乩祈求神示，陆游在诗中说的“岂必考中否”就是预测科举事。
古代学子以乩仙示题。《子不语》卷二十一记载了二桩偶合之事：“康熙戊辰会试，举子求乩仙示题，乩仙书‘不知’二字。举子再拜，求曰：‘岂有神仙而不知之理？’乩仙乃大书曰：‘不知不知又不知。’众人大笑，以仙为无知也，是科题乃‘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三节。又甲午试前，秀才求乩仙示题，仙书‘不可语’三字。众秀才若求不已，乃书曰：‘正在不可语上。’众愈不解，再求仙明示之，仙书一‘署’字，再叩之，则不应矣。已而题是‘知之者不如好之者’一章。”乩仙的手法很模糊，这是其高明处。学子很会联想，以“不知”为“不知命”，以“不可语”为“不如好之”，“署”是四个“者”，这些都与考题应验了。如果实在应验不上，乩仙说的“不知”、“不可语”也算是实话。
学子还以扶乩问前程。《阅微草堂笔记》卷四记载：“姚安公未第时，遇扶乩者，问有无功名。判曰：‘前程万里。’又问登第当在何年。判曰：‘登第却须候一万年。’意谓或当由别途进身。及癸巳万寿恩科登第，方司万年之说。后官云南姚安府知府，乞养归，遂未再出，并前程万里之说变验。”乩仙说：“万年。”可以作多种解释，遥远无期；此途不能；万岁（皇帝）开恩之时，因此求仙者必然可以与其中的一种解释巧合。纪昀对这个故事论述说：“大抵幻术多手法捷巧……所谓鬼不自灵待人而灵也。蓍龟本枯草朽甲，而能知人吉凶，亦待人而灵耳。”
扶乩还教人们如何处世，戒贪、克淫，以谨慎行事。《阅微草堂笔记》卷十记载：“海宁陈文勤公言：昔在人家遇扶乩，降坛者安溪李文贞公也。公拜问涉世之道，文贞判曰：‘得意时毋太快意，失意时毋太快口，则永保终吉。’公终身诵之。”由此可见，扶乩有时并不全是迷信。扶乩在明代最流行。《山西通志》记载：“太原府纯阳宫在贡院东天衢，明万历年建。凡起造规划，偕仙乩布置。内八封楼、降笔楼，亭洞幽雅，俱非人思意所及。即对额皆乩笔所题，碑记乃李太白乩笔也。用醉翁亭体，文甚奇俊。”乩仙成了建筑师，李白成了乩仙，亭宇成了扶乩的产物。
扶乩术受到统治者青睐。明宪宗时，李孜省为了拉拢势力，通过乩仙说江西人赤心报国，启用了一大批亲信，顾王工以扶乩累官至太常少卿。
扶乩术用于官场上的明争暗斗。《明史·蓝道行传》记载：蓝道行以扶乩术得幸，他为了搞垮政敌严嵩，“乩仙言嵩奸罪”，世宗于是遣放了严嵩。严嵩就与道士田玉勾结，田玉擅长扶乩术，诬蓝道行，蓝道行下狱死。另一个大臣徐阶极力反对扶乩术，他对世宗说：“扶乩之术，惟中外交通，间有验者，否则茫然不知。今宫孽已失，仅非道行所致。且用此辈。孽未心消。小人无赖，宜治以法。”后来，世宗杀了田玉等人。明俞如楫的《礼部志稿》载有马文升《复奏四事疏》：“宜令各该巡城监察御史及五城兵马司并锦衣卫巡捕官逐一搜访，但有扶乩祷圣驱雷唤雨捉鬼耳报，一切邪术人等及无名之人，俱限一月内尽逐出京。”可见，扶战术已经对社会发生很大危害，不然，马文升怎么会如此郑重地上疏？
清代有扶乩世家，以扶乩为业。《子不语》卷二十二记载：“乾隆丙午，严道甫客中州，有仙降乩巩县刘氏，自称雁门田颖，诗文字画皆可观，并能代请古时名人，如韩、柳、欧阳、苏来降。刘氏云：‘有坛设其家，已数载矣。’中州仕宦者，感敬中信之。”
扶乩术有很大的欺骗性，焚香设祭，给人一种肃穆的感觉。根据沙盘纹路就断言是某种词句，以之预测事物是没有科学依据的。解放后，政府取缔了扶乩术。
三 奇门遁甲
奇门遁甲是古代的一种术数。
汉代就有了奇门遁甲术。《后汉书·方术传序》：“又有风角、遁甲、七政……之术。”注：“遁甲，推六甲之阴而隐遁也。”
奇门遁甲的具体内容见自于《易纬·乾凿度》。以十干中的“乙、丙、丁”为三奇，以八卦变相“休、生、伤、杜、景、死、惊、开”为八门，合称奇门。以十干中的“甲”最尊贵而不显露，“六甲”隐于“戊己庚辛壬癸”这六仪中。三奇和六仪置于九宫，“甲”不占宫，故称遁甲。
传闻黄帝发明奇门遁甲。《太平御览》卷15引《志林》：“黄帝蚩尤作大雾弥三日，军人皆惑，黄帝乃令风后法斗机作掼南车以别四方，遂擒蚩尤。”这段文字，实际上是汉以后的好事之徒所编造。
南北朝时，奇门遁甲术数兴起，《四库总目提要》考证说：“考汉志所列惟风后六甲，风后孤虚而已，于奇遁尚无明文。至梁间文帝乐府，始有三门应遁甲语，陈书武帝纪，遁甲金名遂见于史，则其学殆盛于南北朝。”
遁甲又称循甲，宋赵彦卫《云麓漫钞》卷九说遁甲以六甲循环推数，故称循甲。宋代杨维德等撰《遁甲符应经》三卷，有线装本保存。但作者尚待考证。
明代程道生撰《遁甲演义》四卷，五巽撰《遁甲吉方直指》一卷，此书删诸凶时，传注吉门，郭抑廉编《奇门说要》一卷，是抄录其他书籍而成，还有托名于刘基的《新锓烟波钓徒奇门定局》一卷。
明代景秦元年，国子监祭酒李时勉曾上书，建议学习兵法的人应当掌握奇门。《明英宗录》卷190载录其奏文云：“夫为将，固当知古兵法；而用兵又在审日时之利；日时之利在用奇门。盖奇门乃黄帝战蚩尤时所立法，也于行兵用之。古之为将，未有不用此者，乞择武臣子弟年少，聪明者，俾学习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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