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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士的历史-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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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坐北向南
由于我国位于北半球，每年的日照以南向居多，故朝南的房屋最宜休养生息。俗语云：“向阳门第好风光”，不无道理。
民间建房多取子午向。子午向就是正南向。还有丑未向和亥巳向，分别为南偏西、南偏东的西南向和东南向。同住一栋房屋，朝南的房子和朝北的房子温差几度，住北房的人比住南房的人更容易感冒。北向房寒气重，南向房有生机，阳光照进南房，不仅温暖，还可杀菌。我们建议建筑设计师在设计房屋时，一定要多考虑朝向。这不是风水迷信，而是生活经验的总结。
（五）讲究美感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居住在优美的环境中，心情会更舒畅，身体会更舒适。
相地术认为地形有四美。一美罗城周密。所谓罗城，就是宅的四周山水，山水拥簇为佳。二美山水内朝。三美明堂宽敞。四美一团旺气。旺气就是生机，有生机之地必然林林茂盛，五谷丰盈。
民俗讲究曲线美。清代袁枚在《与韩绍真书》云：“贵曲者，文也。天上有文曲星，无文直星。木之直者无文，木之拳曲盘纡者有文；水之静者无文、水之被风挠激者有文。”选择地形，应当取出抱水绕之地，以“曲径通幽处”。路要曲，桥要曲，廊要曲。曲意味着平缓、含蓄、有情。
民众以土地肥沃为美。《管子·地》云：“圣人之处国者，必于不倾之地，而择地形之肥饶者。”国，就是都城。都城必须选择在相对平坦的地面，四周土地宜于耕种，才能使城市发展起来。
以上原则可以一言蔽之：居住地点最好选择在优美的、向阳的、傍山依水的地带，这样的地带最宜居住和发展。
方士与中国社会
一 方士的社会观（1）
方士的社会观是社会神秘主义。
迄今为止，似乎还没有学者明确提出过社会神秘主义这一概念。其实，这是社会科学工作者尤为应当研究的课题。
社会神秘主义是一种社会思想。社会思想就是关于人类社会共同生活及其问题的思想。广义言之，如社会的形成结构、功能、起源、发展、进步、理想、生活等。狭义言之，就是人与人相互调适问题。社会神秘主义是有关社会问题的神秘主义，它试图用神秘主义对社会的定义、结构、功能、转型等作出解释，探究社会变化出现的先决条件、发展规律的法则，预测社会的未来，构建出神人一体的社会模式。
社会神秘主义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它不像自然神秘主义那样偏重于天·人·天地的关系；也不像内修神秘主义那样偏重于人体修炼；也不局限于孤独的静思和默想。
社会神秘主义是着眼于社会的、非理性的一种世界观，一种人文精神，一种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学说。它具有三个特点：一是入世性，即以积极的态度去认识社会、说明社会、塑造社会。尽管路径不一定正确，但却在想社会所想，急社会所急，勇于创造，敢于实践。二是功能性，即对社会进程发生积极或消极作用，人们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其影响。当其麻醉性强化时，就呈负功能；当其兴奋性突出时，就呈正功能。三是民族性，即每个民族在其社会发展过程中都有自己的特色，异彩纷呈。
社会神秘主义在方法上有两点特殊性：一是侧重于历史的审视，把超自然、超人的某种力量看作是历史发展的决定因素。二是注重主观性思维，凭感觉、靠幻想，神化社会问题。它既有客观唯心主义成分，也有主观唯心主义成分。
历史是什么？历史是谁操纵的？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类社会的存在及发展构成了历史，经济是决定的因素。社会神秘主义认为历史是神秘的表现形式，由上帝、释迦牟尼、太上老君之类的神主宰。可见，社会神秘主义是与唯物主义背道而驰的。
社会神秘主义有虚实之别。有些思想，从表面上看是神秘主义，实际上它不过是一层面油，本质上是其他的东西。中国历代农民战争都用神秘主义作为工具和掩体，但农民革命的思想是不能等同于社会神秘主义的。即使是一些思想家，在他们著述的字里行间不时谈论神秘主义，如阴阳五行说、天人感应说，但本质上却在宣传历史进化论或社会改革思想。王树人先生说过：“在专制主义的寒光下，一切叛逆者在著述时都不同程度地涂上一些保护色。例如，就连布鲁诺这样大无畏的叛逆者都在他的学说中也充满了泛神论的色彩。在这里，除了专制主义的寒光外，恐怕也还有一个不能太脱离广大群众的传统习惯和口味的问题。”（王树人：《历史的哲学反思》第17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社会神秘主义有学理之别。应当看到，社会神秘主义者往往是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他们所倡导的神秘主义与一般学者们所倡导的神秘主义有一定的差异。社会神秘主义者并不热衷于从学理上研讨神秘主义，而是把它当作政治策略的斗争艺术。因此，他们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往往不一致，并且随时随地变化。因此，我们不要期待社会神秘主义者在学问上有什么推动或发见。
社会神秘主义有时期之别。奴隶社会的、封建社会的、资本主义社会的、以及各种社会型态转变时期的社会神秘主义是有所不同的。不同时期的社会神秘主义从属于不同的政治范畴，为不同的阶级或集团所利用。马克斯·韦伯（1884～1920年）在探讨资本主义制度建立这一课题时，用宗教神秘主义的变化，说明新教对资本主义的作用，令人耳目一新。这种研究思路值得借鉴。
中国传统的社会神秘主义对“社会”的概念及规律有一套独特的看法，这是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逐渐形成的。
“社会”，古称“社稷”或“天下”。“社”，《说文解字》云：“地主也，从示土，《春秋传》曰：共工之子句龙为社神。”“社”是礻与土的合体，意为祭奉土地之处。以农耕为主的民族最重视土地，土地是生活的根本所在，故加以崇祀。帝王、诸侯，州县都设有社稷坛。坛内设土神或谷神，是为社稷，《白虎通·社稷》云：“王者所以有社稷何？为天下求福报功，人非土不立，非谷不食。土地广博，不可遍敬也；五谷众多，不可一一祭也。故封土立社示有土尊；稷，五谷之长，故立稷而祭之也。”社稷坛内有五色土，象征五土之总神，也象征王者对各个方位的统治。《尚书·禹贡》云：“厥贡惟土五色。”汉孔安国《传》云：“王者封五色为社，建诸侯，则各割其方色土与之，使立社。”
正因为社稷代表了人们的生存必备条件土地和谷物，所以，古代以它代称国家。《礼记·曲礼下》：“国君死社稷。”又《檀弓下》：“能执干戈以卫社稷。”
“社会”，本指社日、里社举行的赛会，上古以二十五家为社，方六里，作为一个特定的区域，社人聚会，称为社会。《汉语外来词词典》把“社会”作为外来语。“社会”的现代涵义指以共同的物质生产生活为基础而相互联系的人们关系的总体。
古代积家为国，积国成天下，天下即社会。《老子》二十九章云：“天下神器，不可为也。”意为国家政权是神秘之器，不可以取而代之。国家的标志是社稷坛，古代灭人之国，必变置被灭国的社稷；欲建立新王朝，必先立社稷加以供奉。魏源在《老子本义》云：“神器者，天命之心，去就靡常，不可人力争；故神之也。”
一 方士的社会观（2）
神秘主义的社会观构成了社会神秘主义，传统的社会神秘主义认为社会的存亡是由气数或其他神秘力量决定的，天或其他神物对社会的控制是通过符瑞与谴告，社会更替有周期性，社会的兴亡可以预测。
传统的社会神秘主义是荒诞的，荒诞就是非科学性，非科学性就是不能真正认识社会及其规律。即使像历史上杰出的君主，如夏启改变禅让制、秦始皇建立大一统的专制帝制、北魏孝文帝推行汉化、康熙皇帝向西方学习科技，他们都不能认识自己所做的事情的深刻意义。像邹衍这样一些思想家提出“三皇五帝、周而复始”、“五德始终，循环不已”，这也不过是非理性的朴素社会观。只有到近代，在大工业时代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人类才真正有了科学的社会观。社会神秘主义是历史学、哲学、宗教学、社会学应当研究的课题，也是一门新学问，必将受到学术界的重视。
二 方士的周期观（1）
社会神秘主义认为历史不是静止的，社会按一定的周期而转换替代。到底是什么样一种周期，他们猜测性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一）五德始终说
提起五德始终，人们总是马上想到战国思想家邹衍，学者多怪罪于他，认为他把五行用于历史循环，即夏代尧为木克土，商代夏为金克木，周代商为火克金，五德始终，循环不已。其实，学术界是有偏见的。
首先，历史循环论不始于邹衍，有不少资料可以证明。《论语·尧曰》“天之历数在尔躬”，这就是说“按历史运转，该你去当主宰了”。《孟子·公孙丑》：“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孟子·尽心下》以为尧舜五百年后有汤，汤五百年后有文王，文王五百年后有孔子。可见，儒家极力宣扬历史循环论。
五德始终的观念集中地反映在《吕氏春秋·应同》，其文：“凡帝王之将兴也，天必先见祥乎下民。黄帝之时，天先见大蚓大蝼，黄帝曰：‘土气胜！’土气胜，故其色尚黄，其事则土。乃禹之时，天先见草木秋冬不杀，禹曰：‘木气胜！’木气胜，故其色尚青，其事则木。及汤之时，天先见金刃生于水，汤曰：‘金气胜！’金气胜，故其色尚白，其事则金。及文王之时，天先见火，赤鸟衔丹书集于周社。文王曰：‘火气胜！’火气胜，故其色尚赤，故其事则火。代火者必将水，天且先见水气胜，水气胜，其色尚黑，其事则水。”《吕氏春秋》是吕不韦的门客根据当时流行的观点所修，吕氏曾将其书悬于城门，有能易一字者赏一金，没有人敢贸然改一字，一方面是畏慑于吕氏，另一方面是因为五德始终的观念在当时近乎“趔”，为人们普遍接受。其次，历史循环论也有进步性。《左传·昭公三十二年》“社稷无常奉，臣无常位”。政权不能以一家一姓为私有，社会在斗争中前进。农民起义时常有口号“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统治者应当居安思危，不要忘乎所以。这种观念正是历史循环论的积极性所在，也是当时的思想家创造历史循环论的原因。他们为统一天下制造理论根据，这是有一定进步意义的。
毋庸置疑，历史循环论与历史唯物论有本质的区别。历史循环论是一个闭塞的圆圈，是保守的系统。历史唯物论认为社会形态是螺旋式的前进，而不是简单地否定。
邹衍不仅是一个宣扬社会更替的思想家，还是上古睁眼看世界的联想主义者，他联想出大九洲之说，说中国之外还有很大的世界，中国只是世界的一部分。《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他“推而远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国名山大川、通谷禽兽、水土所殖，物类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邹衍曾到齐、梁、赵、燕等国讲学。国君以贵宾之礼相待，学人都很尊重和敬佩他，称他为“谈天衍”。以之与孔子周游列国如丧家之犬的情况相比，邹衍是当时很受欢迎的文化名人。对这样一位杰出的思想家，我们不应轻易否定。
（二）五百年必有王者兴
以五百年为单位说明社会周期，最早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孟子·公孙丑》记载“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神化了社会发展规律，自认为天降大任于圣人，五百年一个周期。由尧舜至汤五百年，由汤至文王五百年，由文王至孔子五百年。《孟子·离娄》又云：“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小人之泽，五世而新。”意为君子的流风余韵在五代以后就断绝，五代形成一个周期。
五百年必有王者兴，这个思想流传到后世，有很深的影响。从朱元璋到洪秀全刚好五百年，洪仁就制造舆论说：“五百年临真日出。”李秀成在《李秀成自述》亦云：“此亦世人之劫数，亦是英雄应受折磨之当，五百年之大数转限数难逃。”
有的人认为社会周期是（500×2）一千年。义和团运动时期，任邱县八里庄碑文云：“总名是一千，九百九十三。释迦去了世，不日改天年。”当代学者认为这似说世界每逢一千年为一劫，现在已经过了九百九十三年，当为世道变化的末劫之期。
“千”是成数，古人常用于说明一个很长的时段，如千载、千年、千岁、千世。先秦时的庄子曾以之说明社会动荡的周期。《庄子·庚桑楚》云：“大乱之本，必生于尧舜之间，其末存乎千世之后。千世之后，其必有人与人相食者。”这里是以三十年为一世。庄子预言三万年后，天下必将形成人类难以生存的局面。
（三）三世说
把社会的周期按照三个阶段划分，循环往返，周而复始，这就是三世说。西汉董仲舒在《春秋繁露》认为先秦典籍《春秋》包含了三世之义，即：有见世、有闻世、有传世。东汉何休在《公羊传解诂》把社会分为衰乱世、升平世、太平世。
这种三世说，在古代曾流行过，如五代至宋，农民常常利用摩尼教起义。摩尼教又称为明教，它是武则天时由波斯传入的宗教，教义宣扬光明压倒黑暗。教首被称为魔头。后梁的母乙、南唐的褚佑、北宋末的方腊、南宋的钟相和杨幺都是摩尼教信徒。
关于摩尼教的情况，庄季裕的《鸡肋编》上有介绍：“其魁谓之魔王，为之佐者谓之魔翁、魔母，各诱化人。人出四十九钱于魔翁处烧香，魔母则聚所得缗钱，以时纳于魔王，岁获不赀云，亦诵《金刚经》，取以色见我为邪道，故不事神佛，但拜日月，以为真佛。其说经如：‘是法平等，无有高下’，则以‘无’字连上句，大抵多如此解释。俗误以魔为麻，谓其魁为麻黄，或云易魔王之称也。其初授法，设誓甚重，然以张角为祖，虽死于汤镬，终不敢言角字。”教徒必北向，以张角实起于北方。张角是摩尼教的宗师。摩尼教有“二宗三际”说，二宗即光明与黑暗势力；三际指二宗历经的初际、中际、后际三个阶段，势力消长形成一个周期。农民战争是要乘“明王”出世之际，战胜黑暗。
二 方士的周期观（2）
元明清三朝，农民普遍利用白莲教的三世说起义。白莲教是佛教的一个异端流派，宣扬神佛下凡，要将迷失在尘中的皇胎儿女收回真空家乡。
佛教也有三世说。清代流行的《三教应劫总观通书》表述得很清楚：
世界上是过去、现在、未来三佛轮管天盘。过去者是燃灯佛，管上元子丑寅卯四个时辰，度道人通姑，是三叶金莲为苍天。现在者是释迦佛，管中元辰巳午未四个时辰，度僧人尼僧，是五金莲的青天。未来者是弥勒佛，管下元申酉戌亥四个时辰，度在家贫男贫女，是九叶金莲为黄天。
过去和现在佛掌管道人僧人的超度，未来弥勒佛掌管穷人的超度，所以贫困的民众对弥勒佛充满憧憬。
关于社会周期，清代的民间“邪教”也有自己的神秘理论。如红阳教认为，往世是青阳，现世是红阳，未来是白阳。红阳劫尽，白阳当兴，劫变在即。青阳、红阳、白阳的更替，不过是佛教三世说的变异。
近代思想家龚自珍继承了三世说，把社会分为治世、乱世、衰世，并且肯定了他所在的社会是衰世，言下之意在于指出清代面临新的替代，他的《乙丙之际著议第九》论述云：“书契以降，世有三等，三等之世，揩观其才；才之差，治世为一等，乱世为一等，衰世别为一等。”龚自珍注意到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以人的积极性和消沉性作为划分社会的标准，反映了他怀才不遇的沦落心态和不满情绪。
在社会发展的规律方面，康有为以三统说和三世说为基本理论。他远师董仲舒，近承廖平，返本开新。汉代董仲舒在《春秋繁露》宣扬天人神秘主义，使儒学神学化。董认为每个朝代都有独自的“统”，新旧朝代的更替就是黑统、白统、赤统的循环往返，夏（黑统、人统）、商（白统、地统）、周（赤统、天统）是按“统”来变更的。董还认为春秋时代有“所传闻世”、“所闻世”、“所见世”。东汉的何休把这三世称为衰乱世、升平世、太平世。
康有为的三世说还可能受到汉代扬雄的太玄学说影响。康在《论语注·为政》按3—9—81的模式推测历史更替：“一世之中可分三世，三世可推为九世，九世可推为八十一世，八十一世可推为千万世，为无量过。”这种数字排列有悖于《周易》，而是根据于《太玄》。《太玄》推崇社会变革，其《玄莹》篇云：“天道有因有循，有革有化。因而循之，与道神之；革而化之，与时宜之，故因而能革，天道乃得；革而能因，天道乃别。夫物不因不生，不革不成。”三世说的局限性在于循环往返的历史观，它的积极性在于因革变化的动态观。动态观有利于社会转型的运作。
康有为把三统说和三世说巧妙地用为变法依据，使神秘的社会观为政治服务。对此，他的学生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指出：
有为所谓改制者，则一种政治革命社会改造的意味也，故喜言“能三统”。“三统”者，谓夏、商、周三代不同，当随时因七也；喜言“张三世”，“三世”者谓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愈改而愈进也。有为政治上变法维新之主张，实本于此。
（四）三元甲子说
刘鹗在《老残游记》第十一回《疫鼠传殃成害马，痢犬流灾化毒龙》，借用申子平之口，以三元甲子解释晚清社会动荡。认为：同治三年甲子是上元甲子第一年，为转关甲子。此甲子在六十年中要将以前的事全行改变。同治十三年甲戌为第一变，穆宗毅皇帝上升。光绪十年甲申为第二变，有法兰西福建之役、安南之役。甲午为第三变，而后三甲是北拳南革。“北拳之乱，起于戊子，成于甲午，至庚子，子午一冲而爆发。其兴也勃然，其灭也忽然，北方之强也。其信从者，上自中闱，下至将相而止，主义为压汉。南革之乱，起于戊戌，成于甲辰，至庚戌、辰戌一冲而爆发。然其兴也渐进，其灭也潜消，南方之强也。其信从者，下自士大夫，上亦至将相而止，主义为逐满。此二乱党，皆所以酿劫运，亦皆所以开文明也。”
这就是说，甲辰为第四变；甲寅为第五变。其变化的依据在于：“北拳之乱所以渐渐通出甲辰之变法，南革之乱所以通出甲寅之变法。甲寅之后文明大著，中外之猜嫌，满汉之疑忌，尽皆销天。魏真人《参同契》所说：‘元年乃芽滋’，指甲辰而言。辰属土，万物生于土，故甲辰以后为文明芽滋之世，如木之坼甲，如笋之解箨。其实，满目所见者皆木甲竹箨也，而真苞已隐藏其中矣。十年之间，箨甲渐解，至甲寅而齐。寅为木，为花萼之象，甲寅以后为文明华敷之世，虽灿烂可观，尚不足与他国齐趋并驾。直至甲子，为文明结实之世，或以立矣。然后由欧洲新文明进而复我三皇五帝旧文明，进入大同之世矣。”按刘鹗所述，义和团之事起于1888年（戊子），成于1894年（甲午），至1900年（庚子）爆发。南方革命起于1898年（戊戌），成于1904（甲辰），至1910年（庚戌）爆发。把社会大事的根源追溯于前，阐明了因果关系。但是，未免牵强。
刘鹗的三元甲子说，具有三世说的痕迹，即把历史分为三个时段，这种神秘主义的周期观至迟可以追溯至晋代，《晋书·苻坚载记》云：“从上元人皇起，至中元，穷于下元，天地一变，尽三元而止。”把六十甲子配九宫，一百八十年为一元，三元五百四十元。
二 方士的周期观（3）
类似于三元甲子说的渊源还有宋代邵雍和陈亮的分期法：
宋代的邵雍用象数神秘主义解释社会的兴衰。认为阴阳的变化形成“体数”和“用数”，体数和用数的变化形成“化数”。社会的兴衰周期为“一元”，一元有十二会，一会有三十运，一运有十二世，一世有三十年，因此，世道以十二万九千六百年一变。邵雍认为人类社会发展至第六会，逐渐由盛而衰，唐尧以后由皇而帝、由帝而王、由王而霸，一代不如一代。他的社会观实际上是悲观颓废的社会神秘主义。
宋代陈亮认为气数决定社会发展，社会的兴衰以六十年为一个周期，每60年发生一较大的动荡。公元946年（丙午），后晋被灭亡。过了60年，发生澶渊之盟，1007年（丁未）宋真宗封禅。1067年（丁未）宋神宗即位。1127年宋高宗即位，开始了南宋朝。陈亮请高宗居安思危，抵抗金人侵略，不可苟且偷安。
以上分期法都是不科学的。限于历史条件和知识水平，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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