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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士的历史-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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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第三十四象为丁酉，巽下巽上，谶曰：“头有发，衣怕白。太平时，王杀王。”颂曰：“太平又见血花飞，五色章成裹外衣。洪水滔天苗不秀，中原曾见梦全非。”此言咸、同粤寇事，寇不及发，俗呼长毛。所立国号曰太平天国。其酋不称皇帝而天王，自余亦皆称王，天王为洪秀全。而其时又有苗沛霖之乱也。
这或许是为太平天国运动制造的舆论，找到的神秘依据。至于《推背图》是否可靠，谶语是否可以如此解释，当时的民众是不加考虑的。
刘鹗在《老残游记》第十二回把义和团和资产阶级革命党进行比较，以《周易》抵毁革命党。他认为，义和团譬如人的拳手，“一拳打去，行就行，不行就罢了，没甚要紧……惟此‘革’字上应卦象，不可小觑了他。……小子且把‘泽火革’卦演说一番。先进这‘泽’字，山泽通气，泽就是溪河。溪河里不是水吗？《管子》说：‘泽下尺，升上尺。’常云：‘恩泽下于民。’这‘泽’字不明明是个好字眼吗？为什么‘泽火革’便是上凶卦呢？偏又有具‘水火既济’的个吉卦放在那时，岂不令人纳闷？要知这两卦的分别就在阴阳二字上。坎水是阳水，所以就成个水火既济，吉卦。兑水是阴水，所以成了个‘泽火革’，凶卦。坎水阳德，从悲天悯人上起的，所以成了个既济之象；兑水阴德，从愤懑嫉妒上起的，所以成了个革象。你看《彖辞》上说道：‘泽火革，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
按：《周易》的解释有很大灵活性和任意性。把南方革命党人与“泽火卦”扯在一起，进而批判革命，是没有道理的。
刘鹗又云：“北拳以有鬼神为作用，南革以无鬼神为作用。说有鬼神，就可以装妖作怪，蛊惑乡愚，其志不过如此而已。若说无鬼神，其作用就很多了：说一条，说无鬼就可以不敬祖宗，为他家庭革命的根源；说无神则无阴遣，无天刑，一切违背天理的事都可以做得。”
四 方士的预测观（3）
当时，还有人用《周易》结合谶语解释为什么辛亥革命必定发生在武昌，似乎天意所定。《清稗类钞·方伎类》记载：
又第三十七象为庚子，震上巽上，益。谶曰：“汉水茫茫，不统继统，南北不分，和衷与共。”颂曰：“水清终有竭，倒戈逢八月。海内竟无主，半凶还半吉。”此言宣传辛亥八月，武昌起事，国运告终，南北言和，帝逊位和共和成立也。
（四）其他预测
晚清，古代史上的各种预测方法都被调动出来，堪称社会转型中的奇观。有的风水先生把风水与社会上的动荡牵扯在一起，认为改变了风水就会引起社会骚动，如徐珂《清稗类钞·方技类》记载：
京师贤良门外有河，河有桥，式如弓背。道光时，宣宗阅射，箭鹄设于桥西河边，射者立桥北，北向而射。每发矢，宣宗右顾，以视中否，岁已亥，桥拆平，鹄于桥南，对宝座设焉。射者立桥此，面西向而射，以免右顾之烦也。谈风水者谓此桥架河上，如弓之有靶，今拆平，则弓去靶矣，恐我武不扬也。至明年，遂有英人之扰。
把英国侵略者入犯归结于拆了河桥，这是荒唐的推理。反之，如果没有拆河桥，难道就不会有英军入犯么？
有的以望物为预测。在国民初年成书的《新燕语》，吴江人雷震叙述“煤山之五色光”云：“辛亥首义的”一年前，闻内监传说，夜闻（煤山）有五色火光，出没出顶，不知主何兆，人多讶之。迨民军既起，东南各省响应，改龙旗为五色国旗，殆与煤山顶上五色旗相符合。五色火光与五色旗是没有必然联系的，这条材料只能说明当时宫中的人心已乱。
有的用占诗作预测。徐珂《清稗类钞·方技类》有一首梅花诗预测晚清事变：“宋邵康节有梅花诗，其论本朝云：‘胡儿骑马走长安，开辟中原海境宽。洪水乍平洪水起，清光宜向汉中看。’此言世祖入关，定鼎燕京，后开海禁，与各国通商，有粤寇洪秀全之乱，而宣统辛亥八月十九日，黎元洪起义武昌也。”
这首梅花诗的写作时间有待考证，如果确实是宋代，亦不足为奇。至于内容与近代史实之附和，完全是近人的牵强附会。
清朝的运数，有一种“马前课”预言为十世。徐珂《清稗类钞·方伎类》记载：
“蜀汉诸葛亮有《马前课》，每一课指一朝，白鹤山僧守元解释之，其论本朝者为第九课。”
民国元年，有金城氏著《湘汉百事》（此书收入《满清稗史》，中国书店出版（1987年），其中有一篇《卜术何神》，方士以测字预测辛亥革命，在民间传为奇谈。其文云：
徐道一，滇产也，精于卜，八月下旬，谒大汉报馆主笔胡石庵，胡亦革命家，知官军于翌日将宣战，乃发迷信，泥徐卜之。徐索胡书一字，胡以黎字予之。余审视曰：“明之战必利。君观此字首，即利字也（因刀与利同）。惟此战之利全仗人心联合，（指黎字）如快刀之夷柘禾，犀利直捷，胜可操券。”复少审视，蹙额曰：“胜固可必，但恐明日开战之初，小有不利。因字首多一，令利字小变形，幸人心继于后，始收功。”
胡乃复书元洪二字，促徐一卜大势之成败与汉族之前途，徐沈思久之，陡呼曰：“妙哉，此二字中，不独蕴有六机，且巧合谶纬，大汉之兴必矣。”胡曰：“请言之。”曰“昔汉族中兴之伟人，其首非朱元璋耶，其国号乃为洪武。元洪二字不期与之吻合。下之若洪秀全占得一字，亦于中原树十余年汉帜，即可此决为兴汉之象。”
胡复叩其事成后政体若何。徐指洪字曰：“此不待言，共和也（因洪字半字共字）。”时徐面西坐，略顾左右，忽曰：“此共和政体，初时恐只南方之一半，未能全国统一。”言已即止，目注二字，若有所触，曰：“异哉，元大也，洪亦大也。元字又从二从人，则或同时有二人皆为大总统乎！”胡曰：“或一副耳。”曰：“否，卦无中副象，此副者，或另一人。”少顷，又曰：“此二大总统其初必各据其势权为敌（因系二字也），幸一人中立其间，调和两面，乃能水乳相融（指洪字旁之三点为三人而又体其字意为水也）。并二人为一（指元字为二人所并）。”复笑曰：“合并后，此二人中之占上着者成为一袁姓之人（指元字居洪字之上，元与袁同音）。目下传说袁世凯起义于河南为教督，以彼之名望卜之。或即彼乎。”
时胡之心仍属战事，复指洪字，使卜以战后事之得失。徐应曰：“以后皆利。”随信手书一汉字曰：“试观洪字，加入中土二字，非汉字乎，是即汉人席有中土，无往不利之象。”少顷，又曰：“试观战后事，但逢七之日，必甚得手，中有二次为尤利，明日即逢七也。”胡不解，询其故，徐指洪字旁共字示之曰：“此非二十一与二十八耶，此二数皆以七为公度数也。”又指汉字曰：“此字去一洪字，所余又非中二耶。吾故谓汉军中有二次逢七之日必大得手也。”胡曰：“明日即逢七也。”曰：“明日尚不在此数，连明日计，盖有三次逢七之日，象上已明著矣。因拽字旁之三点示胡（按：徐上所言皆奇验，令人惊绝，惟言二次汉军得利不验，然当汉口大败为九月初七，汉阳失守为十月初七，则徐言仍中，特误以败为胜耳）。”故复问徐：“湖北战争何得息？”徐略思曰：“自明日起，四十六日即停矣。”胡又不解，徐复指洪字曰：“二十一与二十八相加，非四十九耶。”胡云：“奚云六也？曰：灭左旁三点，非六数耶？”（按：湖北自八月二十七日战起结连至十月十三日始停战，适与徐言不爽毫黍，此节虽近于迷信，然一席之话而一番龙跳虎跃、惊天动地之大事，乃为之囊括无遗，岂不奇哉？）
四 方士的预测观（4）
应当如何看待这一段史料？从写作时间看，括号中的按语是原作者所述，可证此文写于辛亥革命（1911）发生之后的壬子年（1912）。因此，这则预测完全有可能是事后附会，谎称在事前（1911年8月）之预测。如果这段文字是在辛亥革命发生之前有原始记录或有三人以上证明，则神奇了。
不过，在辛亥首义的八月下旬，有识之士根据客观形势，确实可以预测到未来一段时间的发展趋势：南北对立与对话；共和成为必然的政体。因此，测字先生徐道一能够用“黎元洪汉”这四个字把辛亥八月份以后的情况预测个大概，是有可能性的。
通览近代历史文献，不难发现在辛亥革命前后预测特别多。古人说“虽小道，必有可观焉。”我认为这些预测如同地下树根，顽强地撬动着封建专制制度基础，扰乱民心，加速了满清的灭亡，其客观作用不可低估。
同时，我们又应看到：这些预测方法由微推著，夸大神秘的作用，皆属无稽之谈。有的预测确实应验了，无非是预测者根据事态的发展趋势作的合理推断，一点也不神秘。须知，预测的应验是有一定概率的。而方士大加宣扬，汇集一个个偶然的事例，使人们看起来似乎社会的发展是由预测家决定的，这就大谬不然了。更有甚至者，有的迷信家把已经发生的事托名于事发之前的事，使不辨是非的人轻易上当，闻者当慎辨之。
五 帝王迷信方术（1）
中国历史上，绝大多数帝王迷信方术。从夏商周的君王到清末的溥仪，他们都盲目拘泥于方术，有的甚至导致朝代衰微。这里，试从新朝王莽说起。
（一）王莽成仙殒身
西汉末年，王莽借用迷信观念为改朝换代服务。《汉书·郊祀志》记载：“莽篡位二年，兴神仙事，以方士苏乐言，起八风台于宫中。台成万金，作乐其上，顺风作液汤。又种五梁禾于殿中，各顺邑置其方面，先煮鹤髓，毒冒、犀玉二十余物渍种，计粟斛成一金，言此黄帝谷仙之术也。以乐为黄门郎，令主之。莽遂宗派鬼神淫祀，至其末年，自天地六宗以下至诸小鬼神，凡千七百所，用三牲鸟兽三千余种。后不能备，乃以鸡当鹜雁，犬当麋鹿。数下诏自以当仙。”
王莽摄政第三年，术士大造符命，齐郡出现新井，巴郡出现石牛，未央殿前出现铜符帛图。王莽在这种神秘的气氛中即天子位，改国号新。
新朝天凤六年（公元19），王莽宣布自己“当如黄帝升仙天”。第二年又自称是黄帝后人，造九庙，黄帝庙高十七丈。
王莽朝思暮想变成仙人。《汉书·王莽传》记载：“或言黄帝时建华盖以登仙，莽乃造华盖九重，高八丈一尺，金羽葆，载以秘机四轮车，驾六马，力士三百人黄衣帻，车上人击鼓，挽者皆呼登仙。莽出，令在前。百官窃言‘此似软车，非仙物也’。”
新朝地皇四年（公元23），王莽被农民起义军围困，自知命将不保，率群臣至南郊，告天大哭，有数千人因哭而封官。九月，王莽被商人杜吴杀死在渐台，终于成“仙”。
（二）南朝君主溺惑征兆
南朝历经宋齐梁陈四个政权。
刘宋建立者刘裕本是卖鞋的小贩，以武功升居要职，控制了晋代军政大权。为了代晋称帝，他倡导迷信活动，借用方士制造天意。冀州道人释法称托嵩神之语，说江东刘将军是汉家苗裔，以天命。太史令骆达等人陈天文符应，说太白经天，人更主，异姓兴。刘裕在这样一种神秘的舆论氛围中，设坛于南郊，柴燎告天，登上了皇帝宝座。
刘宋的前废帝刘子业淫佚放荡，笃信占梦和鬼神，害及自身。《南史·废帝纪》记载：“帝好游华林园竹林堂，使妇人裸身相逐，有一妇人不从命，斩之。经少时，夜梦游后堂，有一女子骂曰：‘帝悖虐不道，明年不及熟矣。’帝怒，于宫中求得似所梦者一人戮之。其夕复梦所戮女骂曰：‘汝枉杀我，已诉上帝。’至是，觋云‘此堂有鬼’。帝与山阴公主及六宫采女数百人随群巫捕鬼，屏除侍卫，帝亲自射之。”
齐明帝萧鸾也是满脑袋迷信。《南齐书·明帝纪》记载他“潜信道术，用计数，出行幸，先占利害，南出则唱云西行，东游则唱云北幸。简于出入，竟不南郊。上初有疾，无辍听览，秘而不传。及寝疾甚久，敕台省府署文簿求白鱼以为治，外始知之。身衣绛衣，服饰皆赤，以为厌胜。巫觋云：‘后湖水头经过宫内，致帝有疾。’帝乃自至太官行水沟，左右启：‘太官若无此水则不立。’帝决意塞之，欲南引淮流”。齐明帝猜忌多疑，好诡诈术，讳莫如深，而封建文人竟然给他加谥为“明”帝，可见封建统治者没有几个是好的。他们的腐朽堕落是由剥削阶级本质所决定的。
梁武帝萧衍精通阴阳、纬候、卜筮、占决，晚年溺信佛教，大造佛寺，亲制佛经，几次舍身出家，群臣以亿万钱将赎回。侯景作乱，他智穷力竭，设坛告天地神，困饿而死。
梁元帝萧绎喜好方术，《南史·元帝纪》记载他“于伎术无所不该，尝不得南信，筮之，遇《剥》之《艮》，曰‘南信已至，今当遣左右委心往看。’果如所说，宾客咸惊其。凡所占决皆然。初从刘景受相术，困讯以年，答曰：‘未至五十，当有小厄，禳之可免。’帝自勉曰：‘苟有期会，禳之何益？’及是四十七矣。特多禁忌，墙壁崩倒，屋宇倾颓，年月不便，终不修改。庭草芜没，令鞭去之，其慎护如此。”
宋武帝陈霸先以天命代梁，像其他的篡位皇帝一样，即位前在南郊柴燎告天，称梁氏历运有极，钦若天应，以命于霸先。日月呈瑞，纬聚东井，是谓改朝换代的瑞兆。
宋后主陈叔宝溺信兆。《南史·陈本纪》记载：“覆舟山及蒋山柏林，冬月常多采醴，后主以为甘露之瑞……后主又梦黄衣人围城，乃尽去绕城橘树。又见蛇中分，首尾各走。夜中索饮，忽变为血。有血霪阶至于坐床头而火起。有狐入其床下，捕之不见，以为妖，乃自卖于佛寺为奴以禳之。于郭内大皇佛寺起七层塔，未毕，火从中起，飞至石头，烧死者甚众。”
宋齐梁陈都是历史上短暂的政权，每个政权都是靠武将武变而来。政权不稳及其变动，使迷信活动得以泛滥。迷信家借迷信在政治上捞取政治资本，造成迷信传播的恶性循环。
（三）唐宋皇帝误入邪门
唐代的邪门左道盛行。术士充分表演，皇帝笃信无疑。
唐初术士叶法善，能施摄养占卜之术。他擅长符篆斋醮。《旧唐书》191卷记载：“法善又尝于东都凌空观念设坛醮祭，城中士女竟往观之，俄顷数十人自投火中，观者大惊，救之不免。法善曰：‘此皆魅病，为吾法所摄耳。’”法善活了107岁，生前一直受到尊宠。
五 帝王迷信方术（2）
术士潘师正隐居嵩山道遥谷，自称吃松叶，喝泉水达20年。
术士刘道合在嵩山修行，擅长止雨之术。《旧唐书》卷192记载高宗“将封泰山，属久雨，帝令道合于仪鸾殿作止雨之术，俄而霁朗，帝大悦”。
术士邢和璞等人自称有神术，试之则不灵验。《旧唐书》191卷记载：“有邢和璞者，善等人而知夭寿善恶，玄宗令笄（张）果，则怦然莫知其甲子。又有师夜光者，善视鬼，玄宗召（张）果与密坐，令夜光视之，夜光进曰：‘（张）果今安在？’夜光对面终莫能见。”
唐玄宗大兴醮祭。《旧唐书·礼仪志四》记载：“玄宗御极多年，尚长生轻举之术。于大同殿立真仙之像，每中夜夙兴，焚香顶礼。天下名山，令道士、中官合炼醮祭，相继于路。”
唐肃宗胜过其父，《旧唐书·李泌传》记载：“肃宗重阴阳祠祝之说，用妖人王为宰相，或命巫媪乘驿行郡县以为厌胜。凡有所兴造功役，动牵禁忌。而黎干用左道位至尹京，尝内集众工，编刺珠绣为御衣，既成而焚之，以为禳，且无虚月。”此文中的黎干就是因道术为肃宗重用。
宋朝的道教一席兴盛。统治者面对外族的侵犯，企图借用本土产生的道教作为巩固统治的工具。
宋真宗梦见神人降授天书，以为吉兆，改元为大中祥符，又追封始祖为“保生天尊大帝”。真宗下诏天下并建天庆观，使道教大大普及。真宗相信邪门左道，什么枯桧再生、菽麦再实，什么符瑞封祀，都认为是朝廷大事。
邪门左道都是人为制造的，宋代大臣丁谓曾经教唆道士编造谎言。《续通鉴》卷35记载：“女道士刘德妙尝以巫师出入丁谓家。谓败，逮系德妙，内侍鞫之。德妙具言：‘谓尝教之曰：汝所为不过巫事，不若托老君言祸福，足以动人。’于是即谓家夜醮于园中，雷允恭数至请祷。及真宗崩，引入禁中。又因穿地得龟蛇，令德妙持入内，始言出其家山洞。”历代术士的玄言大话都是骗人的，只有编造得越玄，才越能骗得愚民相信。女道士刘德妙的供词，昭然若揭。
宋徽宗是个虔诚的道教徒，他崇道抑指。宣和元年（1119）五月，徽宗诏德士（和尚）并许入道学，依道士法。宣和七年，徽宗诏内禅，自称昊天上帝长子神霄帝君下降，道士称他为教主道君皇帝。
宋代人迷恋服气辟谷，道士尤甚。宋初，道士丁少微善服气，多饵药，年百余岁，康强无疾，与陈抟齐名，《宋史》卷461记载了几个服气的事例：有个叫赵自然的梦见神人教辟谷法，从此“每闻火食气即呕，惟生果清泉而已”。还有一个叫赵抱一的“凡火化者未尝历口，茹甘菊，柏叶，果实、井泉，间亦饮酒，貌如婴儿”。《宋史》卷462记载，辟谷者可以“冬夏常衣皮裘”，“渐反童颜，攀高蹑危，轻若飞举”。
（四）明清帝王有昏有明
明太祖朱元璋在年轻时当过和尚，登基后一度宠信佛僧，后来醒悟，抑制佛道等宗教活动。《明史》卷139记载：“帝自践祚后，颇好释氏教，诏征东南戒德僧。数建法会于蒋山，应对称旨者辄赐金遥卖囊拢偃虢校妥虢猜邸Ｎ庥 ⒒饲谥簦园芜链蠊伲笔奔囊远俊劢ブ钌嗖蛔ⅲ汹謇硎偷蓝淘啤！薄�
朱元璋主张敬天以爱民。《明史》卷3记载，在一次大祀活动时，朱元璋说：“天以子民之任付于君，为君者欲求事天，必先恤民。恤民者，事天之实也……为人君者，父天母地子民，皆职分之所当尽，祀天地，非祈福于已，实为天下苍生也。”
明成祖不相信炼丹术。据《明史》卷7，永乐十五年（1417），“瓯宁人进金丹，帝曰：‘此妖人也。令自饵之，毁其方书。’”。
仁宗笃信仙药和神仙。《明史》卷299记载：“帝每遘疾，辄遣使问神。庙祝诡为仙方以进，药性多热，服之辄痰壅气逆，多暴怒，至失音，中外不敢谏。忠彻一日待，进谏曰：‘此痰火虚逆之症，实灵济宫符药所致。’帝怒曰：‘仙药不服，服凡药耶？’”
宪宗对佛道二教都很重视，授佛教徒称号为西天佛子、大国师、禅师、真人、高士、赏赐以金印、王冠、玉带、玉王圭。
孝宗初年屏弃佛老之教，革除法王、佛子、国师、真人封号，追夺诰敕、印章、仪仗诸法物，遣僧还谷。孝宗在位日久，渐渐相信烧炼斋醮，中官李广等人得以受宠。
武宗曾经自称大庆法王，在西华门内建寺，用番僧住持，廷臣莫敢言。
世宗特好神仙斋醮，命令官吏搜寻珠玉宝石，用三十多万斤黄白蜡炼丹药。又于禁中筑乩仙台，专意成仙之道。太仆卿杨最说了几句直话，竟然被活活打死。郑一鹏、赵时春、顾存仁等人直谏，世宗不听。
穆宗即位，罢一切斋醮工作及例外采买。此后，明代皇帝再没有像世宗那样大肆进行迷信活动。
满清入关，仍然尊重中原的神秘观念。对汉人供奉的关羽大加推崇，顺治帝封关羽为忠义神武关圣大帝，雍正帝追封关羽三代公爵。据《清史稿》卷84记载，乾隆帝下诏彰扬关羽：“关帝力扶炎汉，节气凛然，陈寿撰《志》，多存私见。正史存谥，犹寓讥评，昌由传信？今方录《四库书》，改曰忠义。武英殿可刊此旨传末，用彰大公。”
五 帝王迷信方术（3）
清统治者对龙虎山的张氏后裔采取怀柔政策，顺治帝颁赐敕谕，命五十代天师张应京统率族属，不要玩弄异端邪术，不得惑乱愚民。谕给一品印，顺治以后的清帝很宠信张氏，如康熙帝在宫中为五十五代天师张锡麟设宴，赐香扇缎匹。
康熙帝禁止民间宗的害人活动，凡跳神驱鬼邪以惑民心者治罪。白莲教、焚香教、混元教、洪阳教受到严格监视。清统治者信奉黄教，黄教是藏传佛教派别。
道教的地位逐渐下降，乾隆四年曾禁止正乙真人传度。道教日益江湖化，道人的形象变得很神秘。如康熙年间的罗真人颇多传奇色彩。《白云仙表》记载他“或取生米麦以口吹之即熟；晚间店家火未及燃，罗吹之亦炽……人馈之食，或食或不食，每食必馨其所馈或舆斗米饭，鸡卵三百一啖而尽，亦无饱色，或馈生姜四十斤，片时啖尽。”
明清皇帝中，最值得肯定的是康熙，他不盲目排斥西方的传教士，而是虚心向传教士学习外语、数学、地理等知识，是一位少有的明哲君主。
六 方术与农民战争（1）
中国历代的社会下层民众都对方术有偏好，特别是每次农民战争都利用了方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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