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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屠杀之铁证-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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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菲奇是美国人，基督教青年会成员，亲眼看到日本兵在12月20日有组织的放火情景：
野蛮、残暴，无休止地继续着。市内最重要的商店街太平路已经全部焚烧殆尽。我亲眼看见许多日本陆军的大卡车装着他们在放火之前从商店内抢劫的东西，我还目睹一些日兵正在建筑物上点火。我曾驾驶小汽车去基督教青年会旁边，青年会大楼已经起火燃起，那是不久前被点燃的。当夜，我通过我家的窗户往外看，总共有14处大火，有的大火波及相当大的地区。
12月20日的大火不止菲奇一人所见。当时目睹者还有：C。克莱格、M。S贝茨、P。哈兹、埃瓦德。斯珀林、路易斯。S。C。史密斯。他们6个人具结签名于12月21日递交日本大使馆，后被收入《南京安全区档案》，该报告的内容如下：
12月20日晚上的情况——
该委员会的委员们对12月19日夜在安全区内发生的火灾进行了调查。平仓街19号的住宅是日本兵放火烧的，斯珀林作为安全区消防队指挥到达火灾现场。我们的消防泵和灭火工具前几天被日本兵抢走了。在这一天中，中山路与保泰街的拐角处建筑物全部被烧。到了傍晚，在国府路方向又有几处地方着火。
12月20日下午，菲奇和史密斯博士在5与6时之间，从保泰街经太平路向南，往白下路方向前进。他们见到所有街道上都停着装有货物的日本军用卡车和汽车，日本兵显然在下级士官指挥下分成15－20人一伙，一边看着路两旁的大火，一边将商店里的货物搬出来。在其他店里，士兵们在地板上烤火。
大家一起走向中华路，在那里也看见了同样事情的发生。青年会建筑物的北半部被大火包围了。
从青年会大楼周围的建筑物没有着火这一点来看，明显是从内部放的火。日本哨兵看见我们之后也没有引起什么注意。
20日晚上9时左右，C。克莱格和哈兹乘汽车从中正路向白下路行驶，然后拐向东面驶向中华路时，被日本哨兵阻拦，不许向南行进。青年会大楼基本上被全部烧掉。两个人于是向太平路驶去，从那里往北拐时发现道路两旁有10个地方在燃烧，其他建筑物已化为灰烬。两人从中山东路往西拐去，在东海路（音译）和国府路的拐角处观察大火。他们 到达中正路和九江路拐角时，看见九江路北侧发生了大火。被日军的巡逻队阻拦，不能再向东走了。附近有许多士兵，没有一个人想到去救火。别说救火，他们将东西都搬走了。
12月21日，南京外侨22人联名上书日本大使馆，要求立即制止日军有计划的放火暴行，并迅速恢复秩序。对此，日本大使馆当时都未敢否认。
关于日军在南京有计划纵火造成的巨大损失，中国自己有着更多的讲述，都是很珍贵的史料，成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铁证的一部分。诸如蒋公谷的《陷京三月回忆录》、陆泳黄的《丁丑劫后里门闻见录》、陶秀夫的《日寇祸京始未记》、李克痕的《沦京五月记》、范式之的《敌蹂躏下的南京》和《民族大仇》、佚名的《失守后的南京》等，有的已被收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永远成为日军的罪证。其中《失守后的南京》一文中说：
大火遍全城。
首都沦陷，敌军进城，炮火之余，又大施纵火，到处狂烧猛烈之巨火，浓烟日夜宠罩于全城，亘一月之久。此空前大火，使全城居民无时不在惊骇恐怖中，其延烧区域，计有中华路、夫子庙、朱雀路、太平路、中正路、国府路、珠江路及陵园新村等地带。所有高大建筑物及商店房屋，均付一炬，断垣颓壁，焦土无垠，凄惨情况，目不忍见。回忆十数年来之辛苦经营，艰难缔造，今不幸遭此浩劫，其损失诚不胜计。以陵园新村之焚毁，直令人痛心蹙额，及至近日敌人纵火情形较缓，惟时因彼等聚合房内烘火取暖，稍不注意，致星火焚烧，波及范围极大。总之，此次南京大火，实为洪杨之役以来之最大火灾，其惨重亦为我国史上空前之痛心记录。
第二部分第25节 铁证如山（17）
1946年国防部军事法庭关于谷寿夫案判决书中有关日军纵火部分曾经写道：
再日军锋镝所至，焚烧与屠杀常同时并施，我首都为其实行恐怖政策之对策，故焚烧之惨，亦无伦比。陷城之初，沿中华门迄下关江边，遍布大火，烈焰烛天，半城几成灰烬。我公私财产殆不可以数字计。中华门循相里房数十幢，均遭烧毁，居民何庆森、夏鸿贵、毕张氏数百人，庐舍成墟，栖息无所。中华门钓鱼巷、湖北路、长乐路、双闸镇各处居民曾有年、常许氏、冯兆英等房屋数百幢，亦俱焚烧，荡然无存。到12月20日，复从事全城有计划之纵火暴行，市中心之太平路，火焰遍布，至夜未熄，且所有消防设备，悉遭劫掠，市民有敢营救者，尽杀无赦。
中外人士对日军有计划的纵火，并造成严重后果都有记载，那么日本方面是否有人证实日军在南京纵火的严重后果呢？有。
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期间，日本军方拒不坦白。但泷川政次朗博士却是个例外。他曾担任原海军大臣岛田繁太朗日本方面的辩护律师，在战后勇敢地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对日军在南京纵火的严重后果这样说：
我当时住在北京，由于盛传南京屠杀之事，昭和13年（即1938年——作者注）夏，我通过津浦线去南京旅行 。南京市区的居民住宅基本上都被焚烧，我以为那是日本空军轰炸引起的，对他们的空袭威力感到惊讶。可是仔细一打听，才知道这些居民住宅都是在南京陷落后，日本兵放火焚烧的。当时，南京市民对日本人所产生的恐怖心理半年后仍未消除。我温和地向南京妇女搭话，她们也不作回答，个个躲避起来。据给我拉车子的车夫说，当时在南京市区内的姑娘，没有一个不遭到日本军糟蹋的。（《新版：评东京审判》），下册，第96页；作者引自《大屠杀》第96页）
美国人史密斯博士曾任“安全区委员会”秘书长，对南京火灾损失作了调查分析，其中一节说：
如果分析一下留在南京的人家损失如此之大的原因，可知百分之二是由于交战因素，百分之五十二是由于纵火，百分之三十三是由于军队的掠夺抢劫，百分之九是盗窃，还有百分之四原因不明。房屋的损失几乎全部是由于纵火，可是动产的损失只有百分之三十一是由纵火造成的。事实上动产的损失中有一半是由于被士兵们抢去了。
田中正明说：“南京大火”纯系谎言。他还说：当时，日本宪兵还抓到过中国女放火犯。（见《虚构》第20至21页）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定：全市约三分之一的房屋建筑被烧毁。这个认定是以中、外、日三方面证人及当时南京被日军纵火焚烧所留下的残迹为基础，而不是凭空捏造的。东京审判时日方也有辩护律师，日方如果有异议，为什么不提出到南京去核对调查？那是因为当时人证和物证都在，核对、调查了，只会证实日军纵火的罪恶事实，也就会当庭作茧自缚，自投罗网。36年后，即1982年田中否认日军在南京纵火的罪恶事实，同样只会碰得头破血流，下场可悲。作为侵华战争参与者，他将永远站在被告席上受审。
（四）抢劫与强占。
据受害者和在南京的外籍人士提供的材料，国民政府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1947年调查认定，日本军在南京举凡粮食、牲畜、器皿、古玩等莫不劫取。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认定，日本兵向老百姓抢劫他们所需的任何东西。
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目的，说穿了就是通过军事侵略，迫使蒋介石签订不平等条约，将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置于日本控制之下，所有资源任其宰割。因此占领南京的日本兵抢劫和强占是常见的事。这个结论已被中、外目睹者所证实。
前面曾由陈德贵证实：12月14日早晨，2000多名日军闯进下关英商和记洋行，从几千名难民中抓起2800多名青年，令他们排成4路纵队，要大家交出手表、银元和值钱的财物，并进行搜身，然后才押去屠杀。
12月17日下午8时许，3名日军从后门闯入鼓楼医院，任意践踏该院走廊。美籍63岁的护士波恩兹小姐接待了他们。但日本兵不顾波恩兹小姐一再声明，抢走私人财产手表7块和3支自来水笔而去。
陶锡三家住市府路27号，日军入城后便被日军强占。1月29日，日军搬出，入室一看，所有全部红木家具及衣箱、磁铜器一切用品，约值四、五千元，被劫一空，尚不足惜。惟内有佛堂一间，供奉老祖宗乩笔画像及神圣佛像与历代祖宗神位、父母遗像，并道院传授《太乙北极真经》及《午集正经》、《末集经髓》与各种经典，为修道以来16年身心性命所寄托。日日馨香奉祀者也，今竟全行被劫。读者不会忘记：大石坝街50号国医石筱轩被日本兵劫走名贵书籍4大箱，字画古董2000余件、木器400余件的事。那么对日本兵的抢劫与强占，外籍人士有何看法呢？
“国际委员会”主席拉贝是德国人。当时德国、日本、意大利组成法西斯轴心国，妄图称霸全世界。就拉贝本人而言当时是持中立立场。设置“安全区”的目的在于收容中国难民，出面维护难民们的安全，帮助解决困难，以使难民们度过难关。他记下的《一个德国人的所见所闻》在后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战犯时被作为检察方面的证据提了出来。该书关于日军抢劫方面记载说：12月14日，日军由于紧急进入南京城，在物资上未得到充分供应。他们在市内解散，采取了对正规军完全是无法形容的行为。
第二部分第26节 铁证如山（18）
日本军从难民那里夺去了所有可以夺取的东西，诸如储备的粮食、毛巾、衣服、钟表等所有他们认为有价值的东西。反抗自不消说了，如果在交出物品时磨磨蹭蹭，那就会立即挨刺刀。许多人只因为语言不懂，就成了这样的牺牲品……一个日本兵要4个小工为他搬运抢来的东西，这种情况不是绝无仅有的。（引自《大屠杀》第88页至90页）
在“安全区”内日军的抢劫尚且如此，肆无忌惮，在“安全区”之外的抢劫便更加无拘无束了。贝茨博士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时出庭作证说：
开始占领南京时，约有5万日本兵从难民那里拿走了许多被褥，厨房用具和副食品。在占领后6个星期内，他们几乎入侵了市内的所有建筑物。有时，他们动用了许多军用“卡车”，在军官的指挥下进行。银行的保险箱，特别是“德国人”保管的私人保险箱等也被他们用“乙炔”割开了。有时我看到，长达三分之二英里的辎重队拿走了老百姓的红木家具……从12月19日或20日左右开始，在6个星期内，建筑物经常被烧掉。日本兵有时也在掠夺一批商店的东西即付之炬……另一个大问题是，据说日本兵为来到南京的日侨而去拿个人私有财产的。除有些建筑物因军队使用而被强占外，从1938年到1939年的某些时候，来到南京的日本商人都通过日本宪兵队和特务机关，分别从中国老百姓手里得了一片商店和一幢私人住宅。我曾多次看到，仅限12小时的预先通知，许多中国人即被迫离开自己的家，坐在路旁。其中有几十个朋友，是我几年前认识的。（《记录》36号，载前引书Ⅰ，第51至52页）
日军在南京的抢劫是打着“皇军”旗号明火执杖，在他人或被抢对象面前毫无羞耻地公开进行，而且是在长官指挥下有组织的抢劫行为，是被军事当局认为合法的，不受到军纪惩罚。日军在南京抢劫的特点与当年日本倭寇在沿海的抢劫有所不同。当时被抢劫的对象——沿海的商人和农民在当地官府保护下有可能举行自卫、反抗。而现在南京市民失去了国家保护，日本兵则任意抢劫，稍有不满便遭屠杀。所以这种抢劫便越演越烈。
前面提到的，12月20日下午，菲奇和史密斯沿途看到日军动用军卡在军官指挥下有组织抢劫之事不再重述，这里再曝光几个日本兵抢劫的实例：
有一天，几个日本兵闯入市民邓志陆的家里，先向他的老母索取金钱，又要姑娘，并诬陷邓的幼子为兵。邓母在日本兵的威胁之下，先给300块银元、金镯两副、金戒指四只，最后又给现钞5，000元。但日本兵仍不满足，既把金银和现钞拿去，又把邓母和他的幼子带走同时杀害，并将邓家的其他财物或拿走或捣毁，方才离去。
李克痕在《陷京五日记》中说：
抢掠，这也是敌人的拿手好戏。入城后，挨家搜索，翻箱倒笼，凡稍值钱的家用什物，或完好的衣服被褥，亦被抢去，敌人用卡车装载不知运往何处。不过两天光景，难民区以外各处，被抢一空，于是敌人便设法到难民区抢劫。
蒋公谷在《陷京三月回忆录》中写得更加详细，说得更加全面：
敌入城后，三五成群，挨户搜查，难民区内更甚，及各使馆与外侨住宅亦一视同仁。应门尚迟者，即枪射刀刺。先则专掠钱财，后即翻箱倒箧，虽便桶地穴，亦必查看，不论日夜，每户必搜七、八起。如是狂掠，竟达两旬之久。现虽稍 ，各官署各私宅大件器物，则早已被运一空矣，综计敌军入城后烧、杀、掠、奸书不尽记。
蒋先生在《陷京三月回忆录》中记载了日军在南京烧、杀、掠、奸四方面的罪行，已被收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这里仅摘录日军抢劫罪行的一小段。其中，蒋先生提到“如是狂掠，竟达两旬之久”，也许是蒋先生脱险离京较早，后来发生的日军抢劫他没有见到，实事求是，故有此记述。事实上日军在南京的抢劫延续长达2个多月之久。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就日军在宁暴行，先后向日本大使馆提交69份公函，其中绝大部分是安全区内部的。据粗略统计，其中提交的“日军在安全区的暴行事件记录”和“暴行事件记录”共20份，报告中有关抢劫事件共125起。从报告的递交时间看，1937年12月16日至翌年2月8日。报告中对每一次抢劫的情节和后果说得清清楚楚，这里不再叙述，仅用美国记者杜廷1937年12月17日的报道，给日军在南京抢劫做个总结：即使给日军的掠夺说成是全市大掠夺也不过分。日本兵是一排排的闯入建筑物，并屡次在军官眼前进行掠夺，他们掠夺任何想得到的东西，日本兵多次强迫中国人搬运掠夺来的物品。
最初所需求的是粮食，这是很明确的。接着就抢劫其他有用的东西和贵重物品，最可耻的是日本兵还抢劫难民，集体搜查难民收容所的士兵抢劫金钱和贵重物品，有时还发生将难民的随身物品全部抢走的事情。
归纳起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罪行包括四个方面：第一、屠杀我国同胞30万以上；第二、强奸妇女2万名左右，一般地是先奸后杀，惨无人道；第三、有三分之一的建筑被焚烧，受害最严重的是繁华的商业区；第四、被抢劫的财物不计其数。
第二部分第27节 三方面证人的经历和所见（1）
南京大屠杀期间，日本侵略军有计划地统一行动，采取最野蛮的焚尸灭迹，竭力掩盖罪行的手段，当时和事后又控制其他国家的舆论，设置重重障碍，使外界得不到南京大屠杀的消息，也使日本人民蒙在鼓里，还以为“皇军为大东亚共荣在国外圣战”呢？
然而，日本报纸为了鼓励“皇军圣战”的士气，宣扬“武道”，夸耀“战绩”，表彰“英雄”而刊登的消息，参加大屠杀的官兵们写下的战场日记、手记，他们自己拍下杀害中国人、污辱妇女的照片和电影，无可抵赖地记下了日本侵略者一件件的暴行。当时留在南京的第三国的教授、记者、传教士出于人道主义考虑 ，曾在南京城里设立“安全区”收容难民。但日本否定了他们的工作，使他们保护难民的愿望未能实现。他们作为目睹者，当场记下了日军的暴行，成为珍贵的第一手资料。最近几年，日本有人否认侵略历史，引起人们警觉。在日本、美国、德国又陆续发现一批很有价值的日军侵略中国的资料，尤其是南京大屠杀的资料。
中国是日本军国主义加害国，比其他国家更为关注和重视对南京大屠杀的研究。80年代便普遍建立史志机构，抽调专家任职，制定工作方针，就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深入调查，取证，对材料严格鉴别，在批判的基础上筛选去伪存真，定成史料。与此同时，深入挖掘，整理历史沿革档案，使其与史料并存，互为补充，互为印证，更具有使用价值。《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和《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档案》也相继修志成功，成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铁证的一部分。
21世纪的今天，不再是侵华日军侵占南京、任意屠杀横行暴戾的时候，也不再是1945年“八一五”天皇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而日军在占领区仍控制住局势的时候。尽管当年日军有计划地按“命令”将各种档案、文件、报纸、杂志，统统付之一炬，卑鄙无耻地毁灭证据，为今天翻案留下了后路。但是，一部分证据已落在世人手中。须知，南京大屠杀发生在中国的土地上，中国方面掌握有大量的第一手资料，而且，南京大屠杀中的幸存者仍有数以千计的人健在。再加上外国人手中的资料，更加加重了铁证的份量，是翻不掉的铁案。
首先听听受害者血泪控诉的声音。
日本投降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中国国民政府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调查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暴行，经查证实：集体大屠杀共28案（由我提供蒋王庙诱杀俘虏一案除外），对315起控告案进行周密调查后确认被害人数达19万余人。证人有被害者本人，被害者家属，目睹者和尸体掩埋者。他们的证词写明了时间、地点、被害人数和罪行事实，不容置疑。例如，曾出席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证的受害者之一——伍长德，就以亲身经历控诉了日军在汉中门外屠杀中国军民2，000人的暴行。
12月15日，日军从难民区抓走几批男子押去屠杀，从外侨贝茨博士当天写出的一封信（该信收在田伯烈编写的《战争是什么：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中也可以证实：
有几批男子被带走，日本军把他们看作是当过中国兵的，因而他们被捆绑一起，一一被枪杀。这些士兵已放弃了武器，脱去了军装。因此可以说，实际上，除了为搬运掠夺来的东西和装备物资，需要从什么地方找暂时充当苦力的人外，被抓走的一批批男子肯定是要被枪杀的，当然，连俘虏的影子也看不到了。日本军强迫当地中国警察从难民区内的一幢房子里拉出了四百个人，每50个人排成1行捆绑起来，带着步枪和机枪的日本士兵插在他们中间，把他们押走，不管目击者作什么样的说明，他们的命运是不言而喻的。
以上和以下均请参阅《铁证如山》中有关部分。
又据国民政府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宣称：日本侵略军在南京零星屠杀中国军民858案，被杀害者达15万人以上，尸体掩埋进行数月之久，证人有1，200多名。据担任掩埋尸体的世界红十字会南京分会统计，掩埋尸体43，071具，南京崇善堂掩埋尸体112，226具。亲人受害者王芝如以亲身经历控诉日军使她家破人亡的暴行。
当年身受其害，亲临其境者何止伍长德，夏淑琴等人。1947年2月，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在励志社公审南京大屠杀主犯谷寿夫时，每天都有数百人到法庭控诉日军的暴行。这些人中的每1个都是日本侵略军在南京大屠杀的见证人，以无可争辩的事实证明南京大屠杀的历史。除了这些活证据外，慈善机关掩埋尸体的统计表和掩埋尸体的经手人也出庭作证，陈述掩埋尸体的时间和地点，对照至今犹存的“万人坑”“千人冢”中的累累白骨，也都显示出南京大屠杀的真正面目。田中之流的日本右翼势力认是为非，以非乱是，污赖南京大屠杀纯属“虚构”。今天仍然幸存于人世的受害者身上的刀疤枪伤能够虚构出来吗？掩埋尸体的经手人和掩埋尸体统计表，还有外侨可以出面作证，每1个环节都能虚构出来吗？那“万人坑”“千人冢”中的累累白骨又怎么能虚构出来呢？除了歪曲事实者能说出如此无耻滥言外，谁又能血口喷人不承认这些证词是证实南京大屠杀的第一手资料呢？
1996年12月，即南京大屠杀59年后在德国发现《拉贝1日记》能说不是第一手资料吗？受害者的证词又和外侨的证词完全相吻合，还不能算第一手资料，天底下还能找到第一手资料吗？上述两者的证词再加上历史沿革档案又相一致，不仅要称之为第一手资料，而且构成了铁案，不容任何别有用心的歪曲、颠覆。
对于南京大屠杀，除了受害者出面作证外、还有参与或亲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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