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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屠杀之铁证-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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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复到此已不可能逆转。后来，松井进入南京后，发现了日本军残酷的暴行，只是口头上念几声“紧箍咒”，并未采取有力措施严厉制止，从反面印证了松井的报复意识。
田中曾经企图为松井解脱罪责，说他在攻城前向日本军强调过军纪风纪。其实那是松井使的“障眼法”，只是做给在南京的外国使节看看而已，也是后来推卸罪责的托词。在被判处绞刑以后，松井自己都承认南京事件可耻之极，罪有应得。在东京审判30多年后的今天，田中还厚颜无耻地为松井石根涂颜抹脂，企图翻案，岂不可笑？
另一个蓄意报复的是中岛今朝吾。有资料表明，中岛是个知识分子，出身于陆军大学，曾留学法国。为人性格反常，对下级具有不少虐待的恶迹。在攻打南京战役中各师团都想最先突破南京城，抢到头功。中岛在攻打牛首山战斗中“头功”未曾抢到，作为16师团的主帅却挨了中国军队的子弹，他能不恼火吗？“中国人不论多少，统统杀掉”完全反映了中岛的报复心理。
佐佐木到一在日本军中很有名气，很早便参与谋划侵略中国的事宜。1928年6月，松井便策划将已是少将的佐佐木到一推荐给蒋介石当“顾问”，试图在蒋身边安下一颗定时炸弹，因发生“皇姑屯事件”炸死张作霖该阴谋才未得逞。佐佐木到一在南京大屠杀中先下毒手，到下关的第一天就屠杀军民2万人，是个令人可怕的瘟神，其恶毒决不亚于中岛。在这之前他是个对国民党寄予深切同情的所谓“亲华派”军人，而对中国内部迅速变化，特别是“西安事变”以后便转变为反对国民党的强硬派。后来他陈述这段历史时，在《进攻南京纪实》中说：
站在南京城头上，我为能确认自己是首屈一指的人物而深感激动。那是因为昭和四年（1929——作者注）夏天的情景历历在目。实际上，我在20岁即自明治44年以来，我梦寐已求的目标是解决满洲问题，为此一直暗暗向国民党表示友好。但由于他们采取容共政策，尤其是蒋介石所执行的亲英美的政策，与日本断绝关系，从此，这个梦想破灭了。在排日、侮日的高潮中，我深感不快，觉得皇军的前途渺茫，于是就愤然离开这里。现在看来，这决不是出于私愤，背信弃义的人必受天罚。后来，这已成为我坚定不移的信念。（增订版，第255至256页）
洞富雄先生是研究南京大屠杀的专家，对佐佐木上述言论作出结论说：“如果佐佐木对新生的中国抱有这种看法，那么他在占领南京时，身为警备司令官，其态度之严厉是可想而知的。”那就是，1938年1月5日，在下关一次枪杀数千名中国军民，很明显是出于报复、发泄对中国军民的仇恨。
说到这里，试问一下：日本军中士兵有无报复行为呢？有，佐佐木支队那天在下关屠杀我军民2万人以后，下午到达和平门。他在《进攻南京纪实》中就到达和平门的情景叙述如下：
然后，俘虏接连不断地前来投降，达数千人。态度激昂的士兵毫不听从上级军官的阻拦，对他们一个个加以杀戮。回顾许多战友的流血和10天时间的艰难因苦，即使他们不是士兵，想说：“都干掉！”
日本军对我军最残酷的蓄意报复，是造成南京大屠杀的重要因素之一，于此显而易见。
第六，南京大屠杀来自日军政治上和军事上速战速决之必要。“三个月灭亡中国”是日本出于政治上和军事上的考虑。从“七七芦沟桥事变”到总攻南京的前夕，时间已整整4个月，超过了战略时限，然而中国并没有向日本投降，而且提出了长期抗战，抗日救国的方针。日本军上下必然要考虑：选择最果断的措施，威慑中国人民的抗战精神，使其向日本投降，从而迅速结束战争，在短期内达到目的。
日本军政首脑心里明白：占有满洲并向华北推进，是在反共遏俄外衣掩饰下进行的，而且由于遏俄反共还有可能在政治上获得英美某些支持。现在的情况截然不同了。上海、南京是英美在华经济利益的集中点，也可以说是英美伸进中国的神经部位，一经触动，必有反应。皇军攻占上海和即将攻占南京，不可能不与英美发生矛盾。《田中奏折》中虽认为：“将来欲制中国，必以摧毁美国势力为先决条件”，“不得不与美一战。”但是能做到既不与英美发生冲突，又使中国向日本投降，是政治上两全其美的事，这取决于军事上采取什么样的果断措施了。
日本军事当局心里明白：日本军队与中国军队单纯地从军事素质和装备上对比，都优于中国，在攻占战略要点上，中国部队暂时还抵挡不住它的进攻。但日本兵力有限，资源也经不起长期战争的消耗，基于这原因日本方面被迫制定速战速决的战略。这种战略的基点出自日本军事最高当局的设想，也是建立在蒋介石政权事实上未能统一中国的基础之上。
同时，日本利用蒋介石不抵抗主义的心理，暗中和他保持着“和谈”的联系。另一方面还寄希望于国民党内部分裂，分裂者在和蒋介石分庭抗礼的同时投靠日本。日军攻占上海，攻陷南京，政治上的用意就在于迫使蒋介石猛醒，迅速接受日本的条件，签订“城下之盟”，达到“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目的，起码可以促进国民党内部分裂。到那时将不以蒋介石为对手“谈判”，仅把他看成是一个地方势力，使其后悔。这样便可先在华中方面“取胜”，也给最后制服中国奠定牢靠的基础。
松井在南京投下的《劝降书》，一方面是对守军进行威胁，“日军对抵抗者极为严峻，毫不宽恕”；另一方面发出招降的讯息：“对一般民众及毫无敌意之中国军队则宽大为怀，全不侵犯。”当然这纯属于欺骗而已。南京陷落后，日军用震惊世界的大屠杀兑现了松井石根在《劝降书》上的谎言。其恶毒用意就在于以此来威慑中国人民的抗日精神，迫使蒋介石政府从速向日本投降。田伯烈对此深有感受，在《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一书中说：“因此，笔者不得不作出这样结论：或是相当一部分的日本兵处于无人管束的状态之下，或是日本军事当局企图以恐怖威慑中国人，以此迫使中国人投降”。（前引书2，第100至101页）
此刻，中国共产党事实上已领导全国人民抗战，抗日运动掀起了高潮。而蒋介石不能不看到全国人民已行动起来，抗日呼声已如雷贯耳，不敢轻意背叛人民的愿望，冒险去接受日本的条件。日本选择在南京下毒手，妄想以最残酷的罪恶手段威慑住中国人民的抗日精神，在死神面前束手就擒，听其宰割，永远做个亡国奴。
但侵略者失算了。祸莫大于杀已降和敌国人民。南京大屠杀的事实教育了中国人民，也激怒了中国人民，进一步认清了侵略者的狰狞面目，坚定了抗战到底的决心和抗战必胜的信念，坚密地团结起来，终于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
第四部分 为什么要选择南京下毒手第48节 为什么要选择南京下毒手（5）（图）
日军66联队1大队的《战斗详报》（部分）载有杀害全部俘虏的内容。
第七，南京大屠杀是霸权主义逻辑下的犯罪。
南京是蒋介石政府的首都。日本军国主义选择南京下毒手也是向英美声明——中国是日本的国中之国，主权归日本所有的意思。
在进行攻打南京时，日本飞机公然在江阴炸沉美国军舰“巴纳”号，又在芜湖用重炮击伤英国商船“瓢虫”号，事后仅通过外交渠道说一声“意外的失误”了事。攻陷南京后日本拒不承认“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公然到安全区内抓走平民押到预定地点去屠杀，就地强奸、抢掠，不听从国际委员会官员的劝告，这都是日本军国主义霸权主义行为的表现。
众所周知，战争中杀害俘虏和敌国人民为国际法所不容许。甲午战争时，日本在宣战诏书中对战俘问题曾经提到受国际法的约束。后来事实告诉我们，日本最高层在处理许多重大国际问题时常常采用不可告人的投机取巧手段。
“九•；一八事变”日本对中国不宣而战，暗暗地按照田中义一的侵略步骤一步一步地吞食中国，而又避免与英美发生冲突。有确凿证据表明，当初东条英机曾就军部中央提到国际法的约束问题，却被军部中央有意删除，决定冲破这一现有国际法的束缚。处在侵略中国步步得手的日本军事当局认为，承认国际法将妨碍部下的军事行动；反之只做不说，日军在在中国土地上便可以任意处理俘虏和平民，直至把他们斩尽杀绝。
可以肯定，征服支那不可能和和平平、一帆风顺。斩尽杀绝倒是征服支那不可欠缺的强硬手段。只要考虑得当，行动周密，干得彻底，不被当场抓住证据，又控制住当地舆论，彻底摧毁支那人的精神，执行（刑）者的官兵和忠于日本的学者肯定会慎重考虑大和民族的荣辱问题，偏袒本民族，把有说成无，把真说成假，混淆是非。随着历史不断地向前推移，人们的记忆也将淡化，往事定会自生自灭，不了了之。最最重要的是征服支那，手段促成目的，目的无论如何也少不了手段。到了目的达成之日，用羽翼下“溥仪式”的人物出面说话，为“皇军”歌功颂德，那些“微不足道的小事”被“皇军的圣战”所淹没，自然而然地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了。
日本军国主义者只是一厢情愿而已。这种赤裸裸的霸权主义逻辑只能纵容部下犯罪和起庇护作用。而对决策者，不因为他不承认国际法就不受国际法的约束。战后依据国际法组成远东国际法庭，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日本战犯进行公开审理，其中南京大屠杀的元凶松井石根被判处绞刑，主犯谷寿夫被引渡到中国，被处死刑。
八、走鸣冤诉讼之路
欲要诉讼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滔天罪行，必先状告田中正明对南京大屠杀历史事实的歪曲和否认。道路遥远和艰难，但千里之行又始于脚下。我们是受害者，掌握着侵华日军的罪恶事实，又有13亿人民作后盾和广大爱国华人华侨的支持，经过不懈的努力，为雪国耻，一定能够胜诉。
田中正明是何许人也和《“南京大屠杀”之虚构》（见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8月中译本）出笼的背景，在有关章节里已作了简介，不再追叙。众所周知，1937年7月7日，日本在中国北平附近的芦沟桥，发动了灭亡中国的侵略战争。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世人有目共睹，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日本甲级战犯时，对南京大屠杀一案作了定性，形成了铁案。那么试问：田中正明为了歪曲和否认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和南京大屠杀，在《“南京大屠杀”之虚构》一书中有哪些虚构呢？
虚构之一，是西安事变中周恩来、朱德、毛泽东在南京俘虏了蒋介石。《虚构》为了污蔑共产党，他说：
为了迫使南京政府就范，这时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等中共领袖相继离开陕西省的红色首都延安前往南京，商讨国共合作全面进行抗战等问题。当时蒋介石已经成为共产党的俘虏，实际上已完全丧失了以自己的意志中止对日全面抗战的力量。（《虚构》第91页）
西安事变在历史上有着不可磨灭的重大意义，是蒋介石迫令部下执行不抵抗主义的结果。西安事变何以得到和平解决，共产党从中起到什么作用，世人皆知，已成历史。但是，对中国有着重大影响的西安事变，田中正明都没有把它的来龙去脉搞清楚，他凭什么“资料”证明西安事变后周恩来、朱德、毛泽东到了南京，蒋介石又是怎样成为共产党俘虏的呢？他对中国的政治历史知识等于零。中国许多小学生都知道，西安事变中周恩来只到了西安，却未去南京。毛泽东和朱德一直未曾离开延安一步。田中正明虚构得太离奇了——也许这就是他惊天动地的才华！
虚构之二，是刘少奇指使学生挑起芦沟桥事件。在这里田中正明造谣的才华举世无双，栽脏也不用起草，说道：
总之，刘少奇根据党中央的批示，派遣抗日救国学生，乘黑夜在芦沟桥上向日中两国军队射击，挑起日本驻屯军和宋哲元的29军发生冲突，致使冲突扩大为日中战争这一闻名历史的大战。（见《虚构》第97页）
田中正明使用的是猪八戒倒打一耙的欺骗战术，把日本军蓄意挑起战争的责任推到共产党的身上。试问《二十一条》和《田中奏折》的内容是什么？不就是要灭亡中国吗？灭亡中国的途径是什么？不就是凭借日本军事上的优势，在中国的土地上一次又一次地挑起战争，一次一次地蚕食中国的土地，最后的目的是迫使中国签订像《日汪密约》内容那样的条约，把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等全部控制在日本手里吗？皇姑屯事件是谁制造的？“九•；一九事变”又是谁挑起来的？“七•；七芦沟桥”对中国人民来说，那是“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子子孙孙都不会忘记从那一天起，日本帝国主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
1937年7月7日，日本军驻丰台的部队，有预谋地在宛平城外芦沟桥附近进行挑衅性的军事演习，在夜幕掩护下试探我军心理，企图引诱我军先打第一枪，从而把挑起战争的责任加在中国人民的头上。但是中国部队识破了日本军的阴谋，任凭日本兵在芦沟桥附近横冲直撞，鬼叫狼嚎，我自岿然不动。日本兵无奈，又借口夜间演习失踪一名士兵，无理要求允许派部队进入我军固守的宛平城搜查，为当时驻守芦沟桥的中国第29军第37师第219团吉星文部严词拒绝。双方正在交涉中，日本侵略军依仗其军事上的优势，竟迫不及待地向宛平城射击，继而开炮轰击宛平城和芦沟桥。日本军国主义向中国发动全面战争从此开始。
日本著名历史学家井上清在其所著《日本历史》一书中，依据历史事实正确地指出：“1937年7月7日，在北京郊外的芦沟桥，日本突然地攻击了中国军。这样，所谓‘七•；七’事变——日本对中国的不宣而战的战争——就开始了。”他在1982年一次谈话中说：“有良心的历史学家没有人否认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这就是历史事实，当然也是历史结论。
虚构之三，污蔑“进入8月以后，中国军队在闸北一带频繁举行军事演习”，中国没有按日本的要求及时撤走保安队和南京最高军事会议决定全面抗战，是引起上海“八•；一三”战争的根本原因。
人们都还记得，“九•；一八”前日本军在沈阳外围经常举行军事演习，“七•；七事变”之前日本军在芦沟桥白天举行军事演习还嫌“不过瘾”，夜间又接着演习，两起事变都是由日本军假借演习主动挑起战争。日本无视中国的主权，在中国领土上举行军事演习，本身就是对中国主权的侵犯。上海是中国的领土，中国军队在中国土地上完全有权利按自己的需要进行军事演习。只准日本在中国土地上放火，不准中国在自己的土地上点灯，这种强盗逻辑，正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有理”的理论。还有，日本要求中国撤走上海的保安队更属无稽之谈。日本侵略军在上海经常寻衅闹事，引起全国人民的切齿之恨。日本不把遭到全国人民反对的日本军撤回日本，反而要中国撤走保安队，岂不是本未倒置，是非颠倒。一切都由日本说了算，而中国只有遵从日本大人的指挥棒了！岂有此理，侵略者的嘴脸亦裸裸地暴露在世人面前。
第四部分第49节 为什么要选择南京下毒手（6）
说南京最高军事会议决定全面抗战是引起“八•；一三”上海战争的原因更是理曲词穷，曲解是非。“七•；七事变”后日本决定动员40万军队用于侵华战争，7月30日先后攻占北平、天津，尔后在华北战场上以平津为据点，沿平绥路、平汉路、津浦路继续扩大战争，决心三个月灭亡中国。在此情况下南京最高军事会议才决定全面抗战。此次会议的决定表达了全国人民的意志。《虚构》在第100至101页虚构上述“三点”是引起“八•；一三”上海战争的原因，为日本军部开脱罪责——强盗从来就不顾人格，抢劫财物之后还说是被抢者防盗的结果。
“芦沟桥事变”时，日军即在上海地区加紧进行调集船只，增派部队，征召预备役等战争准备活动。企图利用在上海的既占阵地和有利的军事势态，一举占领上海及其附近地区，为后续部队上陆创造条件。在战略上企图控制进攻南京的大门，配合华北战场，以求战争的速战速决。为此，驻上海的日本海军陆战队，自7月中旬起即开始武装示威和夜间巷战演习等军事挑衅，并且多次制造了“水兵失踪”事件。1937年8月9日下午5时左右，日军特别陆战队大山勇夫中尉和一名水兵，驾驶汽车直闯虹桥军用机场，并开枪射击中国哨兵。警卫机场的中国国民保安队开枪还击，两个日本军人当场毙命。11日，日寇提出取缔上海地区国民党保安队和撤除沪西地区的工事等无理要求。同时，增派大量舰艇驶进黄埔江，并向上海增派海军陆战队。12日傍晚，停泊在上海的日本第3舰队旗舰“出云”号司令官电告海军大臣米内光政：上海战争已处在爆发前夕。当天夜里，日本政府首相、外相、陆相、海相“四相”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火速派两个师团开赴上海。8月13日，日本侵略军凭借租界和黄埔江上的军舰，在航空兵支援下发起进攻，揭开战幕。中国军民忍无可忍，奋起迎战，英勇地抗击日本侵略军的进攻。（引自《暴行》第26至27页）
虚构之四，因为中国军队坚决抵抗，日军无可奈何进攻南京。田中正明引证松井的《阵中日志》说：“故午后命两军（上海派遣军和第10军——原作者注）进攻南京城。实为敌军之冥顽而遗憾。此及欲罢不能之事也。”（引自《虚构》第135页）
松井是个阴谋战略家，战场上演的“西洋镜”是以欺世盗名，用以掩盖他的侵略罪行。中国人讽刺这种不要脸的人是“既要当婊子，又要竖牌坊”。对于松井和田中来说，他们既要灭亡中国，又要说“大东亚共荣”；既要攻占南京，又要说“实为敌军之冥顽而遗憾。此乃欲罢不能之事也”，用一块很漂亮的遮羞布把自己的真实面孔遮将起来。
日本陆军大佐西坦新七在《中国事变史》一书中就1937年12月8日，日军进攻南京的势态时说：
南京最后之末日，相距愈近。
然南京已落我军掌中，若攻略南京本防御线，则所剩者，惟须扫荡城内外之残敌耳。而继续并辔向南京前进之我官兵，其意气冲天，高声大叫：“呵，已到南京矣。”仍着血与汗污染之戎衣，为日当不久；换着新鲜入市之锦衣，为日亦自不远也。我军已制南京之死命，敌尚不知。（引自《档案》第21页）
松井披着日本武官的合法外衣在华进行多年间谍工作，暗中对上海和南京的地形作过调查，早就为进攻南京作了实际准备。当接任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时，老谋深算的他已经设想好了要动用多少师团的兵力投入战斗，一旦攻陷上海，便趁热打铁立即进攻南京。1937年10月8日，他发表声明说：“降魔的利剑现在已经出鞘，正将发挥它的神威。”11月7日，他接任华中方面军司令官，已经公开了他进攻南京的身份。
进攻南京是松井石根的主导思想，也是他梦寐以求的迫切愿望。1937年11月22日，侵华日军华中方面军向日本参谋部呈报必须攻占南京的意见书。呈报中称：为了使事变迅速解决，乘现在敌人的劣势，必须攻占南京（引自日本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见《档案》第19页）该“呈报”中还谈到攻占南京的意图——利用目前的形势攻占南京，当在华中方面结束作战，以及具体的兵力布置。足见“欲罢不能之事”是松井的欺人之谈。
虚构之五，“保护南京的名胜古迹”之说，田中正明借助当时日本驻南京大使馆参事官日高信六郎之口，反复宣传松井保护南京名胜古迹的命令，大施障眼法，明是暗非，说一套做一套。
中外无论何种身份的人每到南京，除了游览中山陵、玄武湖、雨花台、莫愁湖等处名胜古迹之外，另一个必到之地就是秦淮河岸边的夫子庙。该庙又称大成殿，是一文庙，始建于1034年，全木结构，设计精巧，构造复杂，风格古朴，内部陈列着一些与孔子有关的文物。清代重修，是南京城古建筑群中最古老的名胜，世界闻名。可是，日本军侵入南京城后，将大成殿内一些文物抢劫一空，而后付之一炬。与松井“保护南京的名胜古迹的命令”成了鲜明的对比，给了松井一个响亮的耳光。
座落在南京城北校门口的祖灯庵，始建于明代，历经数百余年，是南京的古刹之一。大殿内诸佛神像栩栩如生，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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