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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屠杀之铁证-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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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碎“四人帮”后，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成立史志机构，广大史学工作者广泛征集历史资料，成绩是空前的。在档案工作者积极配合下，1985年，江苏古籍出版社率先出版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以下简称《史料》）。1986年，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了《日本侵略军在中国的暴行》（以下简称《暴行》）1987年，江苏古籍出版社紧接着又出版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档案》（以下简称《档案》）。90年代后，江苏人民出版社又翻译出版了《拉贝日记》、《东史郎日记》、《魏特琳日记》等。这些书籍资料齐全，涉及面广，非常系统，大大地推动了史学工作者进一步对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的深入研究。
从1954年起，我在南京大屠杀史料中遨游30多个春秋。1986年出版了以反映南京大屠杀为内容的长篇纪实小说《千古浩劫》，用许许多多事实揭露侵略军的野蛮和极端残忍，引起了广泛的强烈反响，并再版。由于当时我还未能见到《虚构》一书，也就不了解其虚构的内容，更谈不上对其批判一事。后来，我看了一遍，觉得谬论连篇，气愤难忍；看了两遍，认定连篇谎言，怒火中烧。我认为《虚构》在日本流毒很大，对日本青年一代危害之大是不言而喻的。在我国虽然见到《虚构》的很少，但我们决不能听而不闻，视而不见，默认其谬论。针逢相对地批判《虚构》的谬论，一一进行驳斥，深入地剖析它产生的根源，应该是我们史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前面已经提到，洞富雄先生的《南京大屠杀》（简称《大屠杀》）以翔实资料叙事立论，批判的侧重点是铃木明的《南京大屠杀的虚狂性》和山本的《我方的日本军》。拙作将把更多中国方面的第一手资料、文件、档案、人证等等集中起来，组成合力，矛头对准日本右翼势力，作一次大胆的尝试，也许更能再现南京大屠杀原貌。侵华华中方面军罪恶深重，遍及华中华南好几个省份。因此，凡涉到该方面等有关罪行，我们也不能轻易放过。关于《大屠杀》中提供的日本方面资料，拙作将部分引用，以便全方位的批判《虚构》。同时，《铁证》所提供的中国方面资料，也可作为批判铃木明和山本谬论的补充，使得他们的错误观点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把他们和战争罪犯僵尸一起通通扔进垃圾坑，永远不再在社会上任意泛滥，毒害人民。此外，进入70年代以后，日本右翼势力左右着日本的政局，特别猖狂，无时无刻不想东山再起，复活军国主义，重温“大东亚共荣”的美梦。拙作也将就日本的现行社会基础作些探索，以便引起世人高度警惕，时刻注意日本国内的动向，防止在慷慨言词的背后和“鞠躬社”面前吃亏上当。
中国人民一贯认为，南京大屠杀是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罪恶，而与日本人民无关。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人民同样遭到日本军国主义带来的灾祸，众多的人家破人亡，生活极苦。所以这笔罪帐应记在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头上而与日本人民无关。这些年来，日本在经济上取得了空前的成就，已经取得了经济大国的地位。正是东京审判摧毁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中枢神经和惩治了战犯，在日本土地表面上已刮去一层战争土壤。同时，也是日本人民通过斗争，赢得一部和平宪法，使日本有可能由战争转向经济建设的结果。然而，一些军国主义分子及其继承人却混淆视听，歪曲事实，胡说日本所取得的成就不是日本人民不懈努力的结果，而是借助军国主义精神的支持；同时，又把他们当年的罪恶说成是他们的“功劳”，把耻辱说成是他们的“荣誉”，企图从中捞到复活军国主义的政治资本。他们很敏感，特别抵赖南京大屠杀的罪恶。
知道历史事实的人们都很明确，南京大屠杀不是有无之争，仅仅是在大屠杀某些细节上有异议。就某些细节作学术性探索，弄清的情况是完全应该、也是允许的。但是，我们和日本右翼势力不是学术之争，而是水火不能相容。是承认南京大屠杀历史事实，还是否认历史罪恶，严肃的政治斗争关系到维护民族尊严。敢于痛斥侵略者，决不能容忍加害者一赖了之。过去，日本军国主义凭借武力侵略中国，烧杀、奸淫、抢掠，无所不用其极，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深重灾难，遗留下深远的影响。而今天，日本右翼势力又想凭借经济实力和技术优势，企图以外贸为杠杆，用经援向中国施加压力，妄想我“让步”屈从，承认日本军国主义是为“解放”中国而来，一笔勾销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所有暴行罪恶。田中之流和某些政客的意图就是如此。必须明确，我们和日本右翼势力之间是大是大非的政治问题，中国人民岂能屈耻让步？
作为一名南京大奢杀的幸存者，现在，就来看看我是怎样在这场千古浩劫中逃出活命来的。
第一部分 虎口余生记第3节 虎口余生记（1）（图）
日机轰炸后南京繁华街区一片废墟。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在北平附近的芦沟桥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妄想一举灭亡中国。当时在南京淮海中路一个小食品厂里学徒的我，并未及时听到战争爆发的消息，无从知道日本军残忍成性，也没有想到那场战争带给中华民族的将是多么深重的灾难，更没有想到战争将迫使我改变自己一生的道路。
我是南京六合新篁乡人。1936年底，我同村的一个堂兄林长华在南京淮海中路128号学徒满师。这样，老板许少兴便要带另一个徒弟，替代他做食品厂里的下手活。1937年5月，经林长华的母亲（我的伯母）林徐氏说合，许老板同意收留我到该食品厂学徒三年。
我是第一次来到南京，各方面都很生疏，街道的方位向南向北都分辩不清，自己又不识字，心里好害怕的。林长华看到我土里土气，担心我上街过远了“迷途难返”，便把我带到大门口，指着深蓝色底板上印有白字的门牌对我说：“上面的四个字是‘淮海中路’，中间是洋码子‘128’号，下面是‘第一百二十八号’。南京不像乡下见村认路。城里许多街道一个样，不容易辩认。认不得路时问淮海中路。记住巷口挂的‘许记食品厂’的牌子。”他还向我介绍了许老板的为人、家情，要求我应遵守学徒规矩。
许少兴是招郎的上门女婿，随其岳父姓。岳父死后便由他撑门立户，当家作主。他的岳母和老婆都特矮小。当时他约30开外，生有一儿一女，约在8—10岁之间。此外，许还有一个亲姨娘——沈老太太孤身一人住在中华门里的长乐街上，有些事也要他照应。
许记食品厂实际上是个小作坊，仅雇有一个广东人陈师傅，由他带领林长华做些面包、蛋糕、饼干之类的食品。128号并没有店门面，前三间供他家五口人和一个老妈子住宿，后院一边连接的几间做厂房、厨房，堆放面粉、油、糖、鸡蛋之类的原材料，有一间供师徒住宿。厂房里有一个砖砌的烘烤炉，一个长长的案板，好几口用来发面的大缸。连接厂房的外一间面向小巷，专门用来包装食品。小店主或小贩经小巷从这里把新鲜的食品提走。此外，院角落处还有一个堆放煤炭、黄泥、煤球、蜂窝煤之类的小棚子，我常在棚子里做煤球和制作蜂窝煤，差事极若。
许记食品厂收我做徒弟，计划升林长华为二师傅，增做糕点之类的食品，并打算在太平路开设一个门面，扩大营销业务，既搞批发也做零售生意。但就在筹划得差不多的时候，日本侵略军在芦沟桥发生了全面的侵华战争。我们听说“北方又打起仗来了！”但我们认为与已无关，谁也未引起注意，天天仍围着烘烤炉转，十天才有一次休息。
许老板的姨娘孤身一人，年已近70。和许老太太虽不是亲姐妹却胜过亲姐妹，常会到许家来做客。每次回去，许老太太都要她带些食品，总要我送她到中华门里的长乐街上的家里。她虽一人，却住着前后两进很宽畅的房子。据林长华说：沈家原在中华路上开有一个南货店，雇佣一个师傅，带一个徒弟，家业底子很厚。只因儿子抽鸦片，孙子得病暴死，媳妇一气上吊自尽了。随后儿子又死于肺病，仅留下她孤身老人。现在尚有挨近中华路边的街中有几间房子租给他人居住，其中就有一个挑皮匠担子的李老头。我每回去长乐街时都要帮沈老太太将前屋、中院、后屋、厨房等打扫干净，碗厨、饭桌、板凳也都用湿抹布抹净；有时还要帮她在中华门米店买回一袋大米，供她食用。
这天下午，我把一袋子大米倒在她的米缸里，当即要求返回淮海中路。她看到我脚上的一双布鞋绽了线，便把她小孙子穿的一双力士鞋送给我穿。我谢过后便提着那双力士鞋往回赶路。当我走出长乐路口拐上中华路时，看到李老头坐在皮匠担子边等生意。沈老太太曾经当面介绍过：他也是江北人，是个孤老头，已年近60岁了。家乡人亲家乡人，我每次路过他身边时都要打个招呼。这次才走到他身边，忽见从中华门方向开过来一支武装整齐的国民党军队。一队队官兵步伐整齐，姿态威武，唱着军歌向北走去。
那雄壮的歌声振奋人心，招引来许多路人止步站在人行道上观看。有人说：这支队伍到下关坐火车，开到上海去；上海又要打仗了！有人说“是一个师”，也有人说“不止，最少是一个军”。
我只感到惊奇，羡慕那些官兵步伐整齐如一，唱的歌子是同一个声音；机关枪、步枪都是一样的；马拉的大炮更是令我惊讶，打起仗来一定是天下无敌的。待队伍过完了，李老头问我“怕不怕”？我回答说“怕”。他认为这些兵都是“老良子”，打起仗来本事可大了，到哪里去都会打胜仗。我问他“南京也会打仗吗？”他肯定地说“不会。”他忽然看到我脚上的布鞋绽了线，便热情地催我脱下来让他修补。我很感激地坐在一个小凳子上脱下布鞋，一边等他补鞋一边听他讲故事。
他说：“小伢子家没有见过大世面。你不知道鬼子的眼睛是碧绿的，一出太阳就看不见东西了，也分不清南北。所以，鬼子在东三省打了好几年都打不过来。因为中国兵晚上躲起来，鬼子找也找不到。太阳一出，中国兵就撵上去，用大刀砍鬼子头。那些鬼子都看不见路，只好睡在地上打滚，有的滚下高坎跌死了，多数滚到大海里淹死了。”他的意思是说“不要怕，鬼子不可能打到南京来”。他看到我们听得很认真的，又说：“城墙这么高，鬼子又不是孙悟空，绝对爬不上来。”他尽量鼓励我不用怕，边说边把绽线的布鞋缀好了。我也没有把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事儿放在心上，谢了“李公公”，及时回到许记食品厂，每天仍是做那些繁重的杂活。
那时，民间很少有人看到报纸，更无广播可听，时事消息只能从道听途说中略知一二，与已无关的事都是心不在焉，东耳朵进，西耳朵出。到了八月初我们才确知日本鬼子很厉害，在北平进攻中国部队，一仗打得很激烈，双方都死了很多人。北平到底离南京有多远？广东师傅说“有两千多里。要走两个月才能到南京。”许老板担心做坏了面包、蛋糕，要我们别怕，说道：“鬼子在东三省打了好几年，后来又到上海打，都没有打赢。上海离南京有六七百里路。对南京没有影响。”没有经历过战争的我们，眼前又感觉不到战争对我们有什么威胁，精神上一点也不紧张，每天仍是围着面包炉有条不紊地干着自己该干的活计。
但是，“八•；一三”那天，日军大举进攻上海，与“一•；二八”战争不同，第三天日机便飞临南京上空狂轰滥炸。每次飞来十多架，恐吓式地扰乱社会、威胁市民、动摇人心、破坏民用设施，使人对日军产生恐惧心理。
随着上海的难民相继涌到南京，日军对南京加紧空袭。有时一天飞来好几次，夜间又接着空袭。那时国民政府腐败无能，内藏亲日派，潜伏在南京大大小小的汉奸很多。夜间空袭时，地面上的汉奸便发射讯号弹指示目标，与天上的日机紧密配合。人口密集地区和交通要道，遭日机轰炸的尤为厉害，死伤的平民特别多。
9月25日那天轰炸得最为残酷。自上午9时半至下午4时半，日机先后5次共95架次侵入南京上空，共投炸弹500枚，炸死炸伤平民600余人。当时下关难民收容所亦不幸中弹，被炸死者在百人以上。前往观看者只见残骸满地，碎尸血衣惨不忍睹；芦棚大火熊熊，浓烟直冲九霄。电力公司、自来水公司、广播电台都中弹，被迫停水、停电、停播，给居民生活上造成极大困难。中央医院亦遭到日机的攻击，住院病人和医护人员亦有少量的伤亡。法国大使馆附近亦有两颗500磅重的炸弹落下，幸未曾爆炸，否则办公楼将被炸倒，亦会造成人员伤亡。法国政府向日本提出强烈抗议，但日本竟然置之不理，继续派出飞机轰炸南京。
至此，市民们才恍然大悟，显得异常惊慌。随着国民政府迁都至武汉消息的传出，大公司、大商店老板纷纷协带妻儿逃往长江上游，大部分市民逃往江北江南乡下，暂避日机的狂轰滥炸。许少兴看到面包、蛋糕、点心的销路锐减，存货一天多似一天，又估计到形势将会越发严重下去，家里人又处在危险之中，便动员陈师傅和林长华暂时回家躲避日机的轰炸，待南京市面平稳后再回南京，重操旧艺。他又辞去老妈子，决定留下我照顾他岳母、姨娘和看守食品厂。开始时我很不愿意。但许老板又提到《保证书》上的规定：学徒三年，一切都要按老板说的去做；徒弟违约要按天数付给老板的伙食费。我只好勉强顺从了。于是，许老板便带着妻子和一儿一女到江北林长华家里去躲避日机轰炸去了。
当时我还不知道做饭的老妈子也被辞掉。等许老板他们走后，仅过三天，她也背起包袱回安徽和县老家去了。
第一部分 虎口余生记第4节 虎口余生记（2）（图）
日军攻占中山陵
那年我仅13岁，不懂什么世事，对于战场上的形势更一无所知，哪里知晓日本鬼子杀人放火的残酷性，仍按许老板的嘱咐：隔一天去长乐街看望沈老太太一次。她似乎什么也无所谓，厨房房檐上被猫踩落下几片瓦，也要我搬梯子将瓦添上去，盖严塞紧，防止再落下来。我提出要她到淮海中路去住，她再三不肯，看得出她很留念这份祖传下来的家产。说心里话我也非常害怕，又很想家，因有《保证书》在许老板手里，真正要算伙食钱又拿不出，只好硬着头皮等下去。同时，我那天返回淮海中路时，又听到李老头说：三下南唐时，金陵被围困一年多也未被打进城来；现在的城墙这么高，鬼子的眼睛又见不得太阳，肯定不要紧，怕什么呢？我也信以为真了。
此刻，战场上的形势对中国很不利。11月4日，日军在上海东南方向的杭州湾登陆，企图包围我上海守军。中央军随即被迫从上海总退却。日军紧追不舍，直向南京方向追击过来。南京城里的难民和伤病兵一天比一天多。许老太太看到他们流浪在街头巷尾凄凄惨惨，挨冻受饿；又听他们说：日本鬼子残忍歹毒，沿途烧杀奸淫抢掠，无所不为。她心里又为在江北的女儿女婿一家担忧。12月6日上午，经和沈老太太商定：要我到江北去跑一趟，把南京的真实情况告诉她女儿女婿；又嘱咐我：万一我不能及时返回南京，一定要她女婿从速返回，商量“要事”。中午饭后，我便到花牌楼附近的科巷去找我二姐林秀英1约她一同回家去算了。
林秀英，生于1919年8月，是双胞胎，又先生母胎，故小名叫大桂子（其妹小桂子仅活一年便夭折）。她在1936年中秋节之夜离家， 到南京当女佣；次年正月返回家探亲，回南京时她告诉我：她在科巷××号。当时我不识字，又忘记了门牌号码。到许记学徒后我曾抽空去找过她几次，均因忘记了门牌号数而未找到。9月25日日机大轰炸后，许老板已带妻儿去了江北，因担心我二姐的人身安全，我又到科巷去挨门挨户询问。有一个老太婆告诉我：她在公共厕所倒马桶时，双方交谈中得知有一六合姑娘叫林秀英的，好象东家住在靠近太平路。我又像大海里捞针一样挨门询问，终未查到一丝线索。傍晚很丧气地返回许记。当夜，我做了长梦：我二姐林秀英反反复复活灵活显地出现在我的眼前。
12月7日早饭后，我经和平门出城，心急如焚似的奔向燕子矶。在经过砖瓦厂边的公路上，我眼睛忽然一亮，看到前面不远有一个打大辫子身穿短打的大姑娘，尤其看到辫根子处紧扎着一圈又一圈的红头绳，头脑中出现我二姐细嫩微红的脸蛋。想到这里忍耐不住，当即加快步伐追赶，上前一把抓住她挎着小包袱的右胳膀，欢天喜地的说：“二姐姐，你把我急坏，今天终于找到你了。”
她用左手拿过小包袱，右胳膀一挥挣脱我的一只手，转过脸来气愤地问道：“谁是你的二姐姐？”我一看，她一脸大麻子，在用右虎口擦去她刘海下的汗珠子时，我又看到她脑门上像皱纹荷叶一样难看，使我连连吃惊。她又教训我说：“小伢子，这么莽撞？若是别人，非甩你两个耳光不可”。我连连道歉，像根木段子一样站在那里灰心丧气，眼睁睁地看着她向燕子矶方向走去。我慢吞吞地紧随其后 ，在燕子矶坐上木帆船到通江集下船，徒步40余里，当天下午回到家里。妈妈见到我很高兴，得知我未找到二姐又哭了起来。我又及时的找到许老板，把许老太太的嘱咐一五一十的告诉了他。许老板向我问了一些其他情况，当场并未说什么。谁知仅仅只隔三天，许老板向我提出：要我和他一道同去南京取物，同去同回，仅有两天时间就返回来了。我妈坚持不肯放我走，但给我当保人的伯母却帮许老板说话，结果我于12月11日又跟随许老板回到淮海中路128号。此时，南京城里已经隐隐约约听到城外的炮声了。许老板的心情很紧张，和他岳母简单地交谈后，当即领着我赶到长乐街沈老太太的家里。他们在房里进行了密谈，取出一只约30斤的皮箱，我饿着肚子扛着皮箱，快步跟随许老板回到许记家里吃晚饭。当晚，从许老板和他岳母的谈话中得知：他已和他姨娘谈妥：万一世道再紧 ，外面穿起旧衣服，带上钱和衣、被，二位老太太同去难民区避难；有可能的话就返回来看看家；世道一稳定就迅速返回家里，同时写信寄去江北，把南京城里的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他。许老板也表示：只要世道一安定，他很快地就返回南京。
南京城里已经停电停火。许老太太心情很沉重，再三念叨着家里还堆多少面粉、白糖、汤油（做桃酥用的）；存放的面包、饼干被老鼠糟蹋得一塌糊涂。许老板也不忍心，只好对他岳母又进行细致的安慰。
南京的东边和南边都已炮声隆隆。1937年12月12日，我们天不亮就吃饱油炒饭。许老板提起他家一只小皮箱，我便用毛竹扁担的一头穿进皮箱的提环，拗起背在肩上跟随许老板赶路。街上许多市民打早涌出，背被子的，提包袱的，拖儿带女的络绎不绝，边走边骂声不绝。我们经和平门出城，路上逃向燕子矶的人成群结队，谈论着从燕子矶可以逃到江北去等事。但是当我们来到燕子矶江边上时，看到滞留在江滩上成千上万的难民因无船过不了江。他们唉声叹气，责怪中央军不顾人民的死活，把船都控制到隐蔽地方去了。许老板很有心计，见到没有希望从燕子矶过江，便毫不犹豫地领着我，匆匆忙忙地赶到下游的巴斗山，只见江边上停着两只小木帆船，而要过江的却有好几百人。船价暴涨，由原来的30个铜板涨到两元（约合600个铜板）。一只平常只能坐20个人小船，一下子涌上四、五十个人。许老板很大方，一出手给了船老板五块响当当的现洋，要求带我二人过江。船老板推辞一气后收下他三块现洋，却只肯带他一人过江。我又哭又闹，要求同船过得江去。船老板却要退钱，连许老板都不肯带了。许老板看到我那样又不忍心，站在跳板上递给我两张“中国农业银行”纸币说：“你拿着这两块钱等下一班船。万一没有船，你就返回城去。小伢子家，中央军又不会抓你的差，不要紧的。”船老板又一再催促，待许老板挤进船舱便抽掉跳板，另一个船工便猛撑一篙子，在众人咒骂声中那只木帆船顺流而下，像弦的箭一样飞速驶向江北岸的通江集。
站在江边上的好几百人都抱怨唐生智。其中又有人说：中央军已派人到江北抓船去了，不会再有船来。也有人说：大批的船只被中央军控制在三汊河、下关和鱼雷营备用；再多一些船只也会被他们一一抓去，不会让我们老百姓过江。许多人愤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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