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南海备忘录-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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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0年12月3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干部部在向毛泽东和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的工作总结报告中提出了把“研究军衔的准备工作”列为1951年的工作任务。　　　　
　　　　1951年2月10日，中央军委下发了“关于干部评级工作指示”，这个指示提出，评级工作可为今后实行军阶制度，这为军衔制的实施奠定初步基础。　　　　
　　　　然而，在军衔制的酝酿过程时，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了。为了邻邦，也为了自己家园不受侵犯，共和国军人再次拿起枪，进行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为此军衔制的问题也就暂时搁置起来。在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凭借着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积累起来的战争经验，以自己的血肉之躯和朝鲜人民军一起，以十分落后的武器装备打败了装备精良的美国侵略者。中国人民志愿军再一次创造了战争的奇迹。作为战争的总指挥，彭德怀得到了世界军界的赞扬。在这次战争中，最高指挥官彭德怀也再次感到了中国军队实行正规化的必要性。而实行正规化，就必然要在军队内部实行一系列的改革，这就包括在军队内部实行军衔制。　　　　
　　　　……　　　　
　　　　1951年国庆节的晚上，彭德怀在指挥中国人民志愿军回击美军的“秋季攻势”的间隙中，给毛泽东发去一封电报，在电报中提到“我人民解放军来自各根据地，许多具体制度不一致，目前统一教材、编制、纪律、内务规则、礼节已非常必要。长期无官阶制度，一时评定官阶是困难的，目前宜采取过渡办法，规定职务识别，在目前战斗中已感必要。”　　　　
　　　　1952年4月12日，彭德怀因病回国，在北京医院接受了前额肿瘤的手术治疗。5月初，彭德怀病愈出院，他本想再回到前线，但中央要他留下来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担任总参谋长。　　　　　
　　　　彭德怀走马上任，便开始对着手军队的改革问题，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实行征兵制度、薪金制度、军衔制度和勋章奖章四大制度。　　　　
　　　　对于实行“四大制度”军委还特意召开了准备会议，会议还是由彭德怀主持，参加会议的中央军委成员对党中央决定在军队实施“四大制度”都非常高兴。有人在会上发言说：“新中国成立以后，军队同外国的来往一天天多起来，没有军衔实在不方便。1951年开始在板门店同美国人谈判，人家有军衔，我们没有军衔。为了和对方平起平坐，叫某某将军、某某上校，往后总不能一直这样干吧？”　　　　
　　　　1952年冬，军队有关部门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开始着手进行军队军衔制具体实行的方案策划工作，并很快于1952年11月26日拿出了方案，由总政干部部向毛泽东及中央军委呈上书面报告。这份关于军衔实施的方案是，军衔设六等十二级。“六等”，即：帅、将、校、尉、军士、兵。“十二级”，即：元帅分三级：大元帅、国家元帅、兵种元帅。将官分四级：上将、准上将、中将、少将。校官分三级：上校、中校、少校。尉官分四级：上尉、一级中尉、二级中尉、少尉。军士分四级：准尉、上士、中士、下士。兵划分二级：上等兵、列兵。　　　　
　　　　这个方案因为是在苏联顾问卡苏林的参与下制定出来的，所以军衔等级基本上也是苏联军衔制的一个翻版，略微与苏联有所不同的是，在上将军衔中多了一个“准上将”。尽管苏联的军衔中没有兵种元帅一说，但在苏军的军衔中，苏军的大将与兵种元帅是同一个级别的，所以，这个方案基本上是照搬了苏联的办法。　　　　
　　　　对这个方案，当时，总政干部部提出，在“少将与上校之间拟有必要增加‘准将’一级”，总政干部部提出的主要理由就是，我军当时的现状是，军、师干部共分六个等级，即正军、副军、准军、正师、副师、准师。在这样情况下，就会出现一种“将较弱的军长和副师长合并为少将一级，在这一级内存在的悬殊很大”，这对于我军的现状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矛盾，而能够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就是在我军的军衔系列中设置“准将”。　　　　
　　　　但这个充分酝酿的设想，却遭到了苏联顾问卡苏林的反对。因为当时的苏联军队，少将下面是上校，苏联军队中的副师长通常就是上校。这样，如果我军设置了准将这一军衔，那么，在我军副师一级的军官就可以被授予准将。也就是说，本来与苏军同等的我军副师长，按照这个方案就可能高于苏军的同等军官军衔。这样，在与我军的交往中，苏军的副师长就低于我军，对于苏联军官是不利的，所以卡苏林坚决反对。　　　　
　　　　由于苏联军事顾问在当时的中国高层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使得1952年搞的第一方案没有被实施。　　　　
　　　　推倒重来，1953年中央军委又不得不重新搞了另一套方案，这个新方案称作《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解放军军衔条例（草案）》。这个草案是在第一个方案的基础上制定的，在这个方案中充分考虑了苏联方面的意见，同时也参考了当时的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军衔制度，并结合当时我军的具体情况，在少将与上校之间增设了一个“大校”军衔，这个方案基本上满足了几方面的需要。同时在新方案中，把在第一方案中称作“上将”、“准上将”的军衔分别改称为“大将”、“上将”，这样在将官系列里，就形成了大将、上将、中将、少将，在校官系列里就有了大校、上校、中校、少校的设置。对于尉官系列，第二套方案也做了较大的调整，原来在第一方案中被称为“上尉”、“一级中尉”、“二级中尉”的军衔，在第二方案中被改为“大尉”、“上尉”、“中尉”，同时保留原方案中的“少尉”军衔。准尉以下的军衔基本上沿用了第一方案中的叫法。　　　　
　　　　在中国军衔方案被制定出来不到一年后，军委高层领导再次把军衔问题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　　　　
　　　　从1953年12月至1954年年初，在北京召开了一个长达55天的军委高级干部会议。这是一个对军队有着重大的划时代意义的长会，会议的中心就是要对中国的军队实施大的改革，几百名中国军界的高级领导齐聚在这里，他们要通过这次会议为中国军队确立一个总的发展方针和总的任务。在这次会议上，中央军委明确提出了要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实施军衔制、干部薪金制和义务兵役制三大制度。　　　　
　　　　彭德怀在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军衔主要是确定每一个军人在队列中的地位和职权，以便按职责条令的规定，履行职权，同时又是国家给予军人的一种荣誉，以鼓励其在军队中的工作和上进心。”　　　　
　　　　这次会议之后，又经过充分的准备，1955年1月，中央军委发布了《关于评定军衔工作的指示》，对军衔评定工作给予了政策性的规定，于是，在全军从上到下开始了给每一位军人定职定衔的工作。　　　　
　　　　在此基础上，1955年2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由毛泽东签署命令，在全国公布实施，这个条例规定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的条件、来源、军衔、奖励、权利和义务、预备役等问题，同时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将于1955年10月1日开始实行军衔制度。


第二部分　中南海新生第47节　八大元帅授衔怀仁堂（3）

　　　　但是，在具体实施中的军衔又与1953年第二方案不完全一样，最大的不同是为了解决副排级干部的授衔问题，在原来军衔的基础上又增设了一个“准尉”军衔，这个“准尉”军衔本来是准备过渡一两年再取消，这个原本被当做临时性的军衔，却在第二次授衔被取消的时候也没有消失。也就是说，“准尉”军衔实质上成了第一次授衔的一个正式的军衔设置了。　　　　
　　　　那么，1955年的军衔方案就成为六级二十等，即：元帅：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元帅、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将官：大将、上将、中将、少将。校官：大校、上校、中校、少校。尉官：大尉、上尉、中尉、少尉、准尉。军士：上士、中士、下士。兵：上等兵、列兵。　　　　
　　　　在最初的方案中毛泽东被推为大元帅。毛泽东坚辞不授，毛泽东为此说了一句话。周、刘、邓在初步方案中曾是元帅，但他们拒绝了这一荣誉。然而，有人却因授予的衔低，便扬言“我要把那牌子挂到狗尾巴上去！”毛泽东为此又说了一句话。一个个细节秘闻首次披露。　　　　
　　　　军衔是军人职务等级的称号，是军人身份的标志，是军人功绩的记录。做为缔造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最高统帅毛泽东，是否要授衔？是否要授予最高军衔——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元帅。　　　　
　　　　这一时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　　　　
　　　　当时我军基本上是按照苏联军衔的基本设置而制定我们自己的军衔制度的，苏联最高统率斯大林被授予最高军衔——苏联大元帅，因此，当考虑在中国实施军衔制的时候就必然想到了在中国也要设立大元帅。　　　　
　　　　当时作为军衔评定主要负责人之一的宋任穷的回忆说，当时为了给毛泽东授予元帅军衔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还专门开会进行了讨论。在讨论中，与会人员包括许多民主人士在内的常委会委员们纷纷发言，认为毛泽东等领导同志，是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指挥许多重大战役，为军队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在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中都享有崇高的声誉，应该给他们授衔授勋。同时认为，毛泽东在革命战争中功劳最大，应该授予大元帅军衔，并授三个一级勋章。　　　　
　　　　会议由人大常委会的委员长刘少奇主持，刘少奇知道毛泽东不会要这个大元帅军衔的。但在大会上，与会人员提出了一定要给毛泽东授大元帅军衔，理由是充分的。当与会人员最后把目光集中到刘少奇，要他表态时，刘少奇微笑着说：“我也不能作结论。”　　　　
　　　　有位民主人士当即表示：“人大作决定，他有什么办法！”　　　　
　　　　刘少奇说：“人大可以作决定，但他是国家主席，要他签署命令才行啊！”　　　　
　　　　“人大作了决定，国家主席就得签署命令。”　　　　
　　　　与会的代表们还是坚持一定要给毛泽东授予大元帅军衔。看到大家都这样坚决，刘少奇只好说：“你们不是经常见毛主席吗？你们见面后当面去说服他，争取他的同意，这次会议不作决定。”　　　　
　　　　这次人大常委会会议之后过了几天，彭德怀、罗荣桓和当时具体负责这次评衔工作的总干部部两位副部长宋任穷、赖传珠去向毛泽东汇报这次评衔工作的进展情况。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也参加了这个会议。　　　　
　　　　会上，彭德怀首先把这次授衔工作的情况向毛泽东做了详细汇报，接下来大家再一次提出要给毛泽东授予大元帅军衔，给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授予元帅军衔的主张，并说明这是全体工作人员的一致意见。　　　　
　　　　毛泽东听了摆了摆手说：“你们搞评衔，是很大的工作，也是很不好搞的工作。根据国际上的经验，这个大元帅我不能要，让我穿上大元帅的制服，多不舒服啊！到群众中讲话、活动，多不方便啊！依我看呀，现在在地方工作的，都不评军衔为好！”　　　　
　　　　毛泽东说完了这些话，看了看刘少奇说：“你在部队里搞过，你也应是元帅。你也应该评嘛！”　　　　
　　　　刘少奇摇头：“我不要评了。”　　　　
　　　　毛泽东又转而去问周恩来和邓小平：“你们的元帅军衔，还要不要评啊？”　　　　
　　　　周恩来和邓小平态度坚决地摆手说：“不要评了，不要评了。”　　　　
　　　　当时在场的还有李先念等几位被列入大将名单，但本人又已经到了地方的同志。毛泽东问他们：“你们几位大将军衔，还要不要评啊？”那几位同志也纷纷表示：“不要评了，不要评了。”　　　　
　　　　军衔评定的政策制定之后，就是评衔的具体工作，这是整个军衔实施过程中最难的，也是是否能够在全军成功实施这项制度的关键所在。当时，我军绝大多数干部都对这次授衔工作寄予了很高的期望，对这次授衔工作能否公平、公开，能否真正做到了赏罚分明也是十分关注。可以说，这次授衔工作是真正涉及到全军每个人的一次利益分配。因此对于组织好这次具体的授衔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当时负责这项工作的就是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和时任总政治部与总干部部主任的罗荣桓。对少将以上的将军军衔的评定工作由罗荣桓亲自领导，由当时任总干部部副部长的宋任穷与赖传珠、徐立清、肖华和王宗槐等人共同评定。　　　　
　　　　尽管中国人民解放军到1955年的时候才成立28周年，但是她却经历了一个非常艰难的发展过程，从最早红军时期的一、二、四方面军，陕甘红军和南方红军游击队，慢慢地发展到抗日战争时期的八路军、新四军，再到解放战争时期的四大野战军、华北军区和若干地方部队等等，每个时期，每一支部队都对中国革命做出了贡献，在战争年代没有什么利益可言的时候，大家都是一心一意地为着全中国的新生而战斗与工作，但是到了有利益分配的时候，就不能有任何偏差。但是，偌大的一个军队，若大的一项工作怎么可能没有偏差呢？　　　　
　　　　因此，面对如此复杂的军队现状，搞好评衔工作实在不是一件轻松的事。　　　　
　　　　对于授予元帅军衔的人员，是由中共中央书记处提名，由中央政治局最后审议通过的。彭德怀作为政治局委员参加对于授予元帅军衔的人的讨论。将军军衔由总干部部与总政治部分别提出，再报请中央军委批准；校官军衔由总干部部与总政治部分别提出，再报请中央军委批准；校官军衔人员的名单由各总部和各军兵种和各大军区提出，并报总干部部和总政治部干部部在全军范围内统一平衡。　　　　
　　　　经过精心细致的工作，一个授衔的初步方案形成了。　　　　
　　　　这个初步方案是充分考虑了各方面因素后的结果，基本上还是一个合理的方案，这个结果也基本上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支持。但是，有些人在听到了这个方案后，虽然嘴上说满意，在心里却不是十分舒服，有的甚至公开地跑到领导那里去要军衔，说自己如何如何功高劳苦，应当授予什么什么衔，点着名地要高级军衔，还有的人甚至在领导面前哭，向领导诉苦要衔。　　　　
　　　　有一个红军时期的老干部，他在听说自己将被授予少将军衔的时候，十分不满，竟然公开地说：“我要把那牌子挂到狗尾巴上去！”　　　　
　　　　毛泽东在听了这些要军衔的事后，很不高兴地讽刺道：“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授衔时。”　　　　
　　　　在这次授衔中，更多的人却表现得十分豁达，对于给不给、给什么样的军衔并没有表现出异议，甚至有些著名的将领们还主动提出了给自己降衔的要求。　　　　
　　　　的确，按照当时评授元帅军衔的条件，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都应当被授予元帅军衔的，而且在初步方案中，他们的名字也的确被列入了元帅的名单中。　　　　
　　　　当时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元帅军衔的条件是：“对创建和领导人民武装力量或领导战役军团作战、立有卓越功勋的高级将领，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　　　　
　　　　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在革命战争时期，对创建人民军队，领导武装力量对敌作战，参与决策等方面功勋卓著，完全符合当时制定的评定元帅军衔的标准，给他们授予元帅军衔是当之无愧的。　　　　
　　　　按照这三位优秀将领的功绩，给他们授予元帅军衔是顺理成章的事，但是他们没有要。　　　　
　　　　换句话说，如果他们参加评衔，那共和国首次授予的元帅军衔就是13位，而不是10位。　　　　
　　　　十大元帅授衔中南海，在授衔仪式上，毛泽东把第一枚元帅军衔授予了朱德，毛泽东亲点“红军之父”朱德为十大元帅之首。这十大元帅究意是怎样排序的？这十大元帅与最高统帅又是怎样的关系？　　　　
　　　　十大元帅授衔中南海，被中外将士深怀敬意称之为“朱老总”的朱德，第一个走向主席台。　　　　
　　　　他走到毛泽东面前，端端正正地敬了一个军礼，伸出双手接过毛泽东主席授予的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此时，他的手有些微微地颤抖。　　　　
　　　　毛泽东和朱德握手时，他俩的目光都是那样凝重。


第二部分　中南海新生第48节　八大元帅授衔怀仁堂（4）

　　　　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井冈山会师第一次握手开始，“朱毛红军”就成为当时中国黑暗世界中的“一把火”，是光明，是希望，是中国革命的象征和旗帜，是“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胜利”漫漫征程上不可阻挡的铁流。“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一个个20世纪革命的“神话”在他们手中诞生……　　　　
　　　　在几十年的戎马生涯中，朱德一直是毛泽东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的总司令。他尊重毛泽东，信仰毛泽东，坚决贯彻执行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思想和战略战术原则，以其卓越的军事才能，协助毛泽东领导和指挥了各个历史时期的革命战争。　　　　
　　　　朱德曾说：“我们这一代人，以毛泽东为代表。”“我是没有什么的，就是跟着毛主席。”这并非是朱德的自谦之词，而是他的肺腑之言！当他面对张国焘的威胁利诱，不禁勃然大怒：　　　　
　　　　“你可以把我劈成两半，但你绝对割不断我和毛泽东同志的关系。”毛泽东称赞朱德：“意志坚如铁，度量大似海。”“临大节而不辱”。　　　　
　　　　朱德经常说：“中国革命取得的胜利，都是毛主席英明领导的结果。我是相信毛主席的，一生都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工作，没有毛主席，也就没有我！”毛泽东也时常提起：“朱毛是一起的，朱毛、朱毛，没有朱哪有毛！”事实正是如此。在长达半个世纪艰若卓绝的革命斗争岁月里，朱德和毛泽东风雨同舟、生死与共，铸造了牢不可破的战斗情谊，可谓“朱离不开毛，毛离不开朱”。美国一位著名记者曾写了这样一段评价：“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和两个孪生的天才朱、毛有不可分离的联系，实际上许多中国人都把朱毛看成一个人。毛泽东有一个冷静的政治头脑，朱德有一颗热烈的斗争的心……。朱德和毛泽东，是一个整体的互为补充的两个方面，不可分割。毛泽东是智慧，是理论家，是‘主席’。朱德是心脏，是军队……这两个人，都是优质材料制成的……”　　　　
　　　　也正因于此，在共和国首次授衔之时，毛泽东亲点朱德为开国第一元帅。　　　　
　　　　在授衔仪式上，中央领导人的专职摄影师侯波记录了当时领袖与元帅之间亲密无间、赤诚相待的感人情景：“授衔的庄严气氛到了休息室便换成了轻松愉快。毛泽东容光焕发，缓步走到元帅们面前。他忽然向前倾了身子，直视着朱德的脸，用一种近乎孩子气的欢愉的口气打趣说：‘啊，元帅升帐了，好神气！’元帅们都开心地笑了。“　　　　
　　　　第二个走上主席台，接受毛泽东颁发军衔和勋章的是彭德怀元帅。这个历来为中国革命出生入死敢作敢当的元帅，为创建新中国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彭德怀的骁勇善战，连战场上的敌人也不能否认。自从上了井冈山，“朱毛彭黄”“横扫千军如卷席”！长征时，彭德怀指挥三军团，掩护红军主力左冲右突，连续越过敌人三道防线，在关系红军生死存亡的湘江大战中，彭德怀亲自指挥两个团在前线作战，三天三夜没下火线，保证了党中央和毛主席安全渡江。遵义会议后，彭德怀按照毛泽东的运动战术，数渡赤水，率领红三军团，配合一军团，一举攻占天险娄山关，二进遵义城，出色完成长征中歼敌最多的一次战斗。毛泽东十分振奋，挥笔写下《忆秦峨·娄山关》词一首，以示纪念。的确，毛泽东从不掩饰他对彭德怀的赞赏与倚重。当红军击败追敌骑兵后，胜利到达陕北吴起镇时，毛泽东特为在此次战斗中起重大作用的彭德怀赋诗一首：“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留大将军！”毛泽东这首诗高度评价了彭德怀的骁勇善战和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随后，彭德怀又遵照毛泽东的指示指挥了直罗镇战役、东征战役、西山战役和山城堡战役，为陕北根据据地的巩固和国共统一战线的建立做出了贡献。　　　　
　　　　在抗日战争时期，彭德怀指挥的百团大战，历时3个月，给日军以重创，在抗日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毛泽东为之叫好，打电报给彭德怀说：“百团大战真是令人兴奋，像这样的战斗是否还可组织一两次？”　　　　
　　　　然而，在延安整风和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期间，彭德怀受到了过火的批评，感到很恼火，委屈很大，他感到不满。在周恩来安排下，彭德怀来到毛泽东的窑洞里和毛泽东谈心。三个人坐到一起，毛泽东平静地说：“咱们定个君子协定：第一，把话讲透；第二，可以骂娘；第三，各自检讨，不准记仇，不得影响工作。”“我先给你作检讨。”毛泽东胸怀大度，承担了自已在百团大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