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终结-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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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必集权。

由此可见，集权与否，任命与否，还得看资源归谁所有，即产权决定治权，甚至决定治法（统治方法）。邦国时代，天下为家（资源家有），公权力也就世袭（家天下）。相反，如果〃天下归公〃（公天下），就不能再靠〃家臣〃来管理，而必须代之以由国家任命、直接听命于最高当局、不隶属于任何私人的〃公务员〃，即〃朝廷命官〃。朝廷命官不是〃私家子〃，而是〃公家人〃。他们的工作叫公务，文书叫公文，官服叫公服，厅署叫公堂，向上级或中央反映问题的正常渠道则叫〃公路〃（与之相对应，行私请托的门路就叫〃私门〃，即区别干〃前门〃的〃后门〃）。总之，官员必须维护国家利益，否则就叫以权谋私；必须服从国家意志，否则就叫结党营私。帝国的官员，理论上就是这样的人。既然如此，则帝国的性质，岂非多少有点〃公天下〃的意味？或者说，名义上或观念上是〃天下为公〃？

事实上，官员们之所以成为帝国的中坚和支柱，甚至在王朝濒临灭亡之时仍能守土安民，坚持办公，就因为他们是〃公家人〃，而且有〃天下为公〃的观念。他们甚至不属于自己（官身不由己），而属于国家。因此，一旦国家有难，忠孝不能两全，他们往往都会选择为国尽忠。这是〃义之大者〃，是官员的〃大节〃，也可以说是官员的〃职业道德〃。一个官员，可能昏庸无知，可能不拘小节，可能聚敛贪墨，可能草营人命，但在〃忠君爱国〃这个〃大是大非〃面前，多半都不会含糊，也不敢含糊。因为一旦大节有亏，即便不会受到处罚，也将无法自立于官场，甚至留下千古骂名，让子孙后代都抬不起头来。

同样，在不涉及自身利益的前提下，大多数官员基本上也都能秉公办事。这也正是其〃公家人〃身份所使然。过去我们一说到官场，总认为那里面是一片黑暗。这其实既不公平，也不客观。实际情况是，帝国历史上的官员，大多数还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尤其在王朝的前期和中期，就更是如此。并不是所有的官员都以权谋私，更不是所有的官员一上任就以权谋私。克己奉公的人是有的，秉公执法的人也是有的，既秉公也谋私的就更多。不难想象，如果所有的官员在所有的时候都是贪赃枉法，徇私舞弊，为非作歹，杀人不眨眼睛，吃人不吐骨头，一个王朝岂能延续数百年之久？

这同样是〃天下为公〃的观念所使然。国家财产既然是公有，国家事务既然是公务，那么，代表公家来处理公务的官员（公务员），就不能不〃出以公心〃，否则便违背了国家设官的初衷。所谓〃官身不由己〃，即是此意。也就是说，一个人，一旦为官，他就不再是〃私人〃（个人），而是〃公人〃（官方），是〃公家〃的一个组成部分，当然必须以〃公家〃（国家）的利益为利益，以〃公家〃（国家）的意志为意志，不能任由一己之私。这一点，为官场之通则。即便是皇帝，也不例外。相反，由于皇帝是最大的官（他有时就叫〃官家〃）　，也就更加身不由己。隋文帝曾说〃联贵为天子，而不得自由〃，就因为〃天家无私事〃，皇帝的家务即国务。他的一举一动，都必须以帝国的最高利益为转移。

当然，并非所有的皇帝和官员都能做到这一点，公与私的矛盾也贯穿了帝国历史的始终。比如在建储的问题上，是立长、立嫡，还是立爱，就是公（嫡长）与私（爱）的矛盾。清廉与贪墨，也是公与私的斗争。但无论是任性的皇帝，还是贪婪的官员，都不敢公然反对〃天下为公〃的原则。他们只能采取种种〃不正当〃的手段来实现自己的私欲，而且往往不能成功，不是当场被抵制，便是事后被追究，最后落得身败名裂。这样的案例，同样是史不绝书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天下为公〃的观念确实深人人心。

官制制度的演变也证明了这一点。事实上从春秋战国（前帝国）的爵位世袭，到秦汉魏晋的官职半世袭，再到隋唐以后的科举选官，便正是一个不断强化公有意识和代理制度的过程。封国、采邑、爵位、官职，之所以能够世袭，就因为它们是私有的，因此可以私相授受。相反，通过全国统一的公开考试和公平竞争来选拔官员，则证明国家政权确实是〃天下之公器〃。只要愿意效忠君王和国家，并有一定能力，则人无分贵贱，地无分南北，均可通过种种正当途径参与国家管理事务，〃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由布衣而卿相。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自然天下人得以治理之。这又正是〃公天下〃的观念所使然。

当然，更重要的是，只有这样选拔出来的官员，才会真正认同代理人的身份，并忠于帝国，世袭制和推荐制就做不到。世袭的官员只会感激祖先的荫庇，推荐的官员则只会感激他人的举荐，唯有因科举而一步登天者，才能由衷地感到〃皇恩浩荡〃，并发誓肝脑涂地，死而后已。当然，他们也会十分明白自己不过是帝国的代理人。自己拥有的，只不过是帝国授予的权力。一旦帝国取消授权，自己将一无所有。因此，他们除了鞠躬尽瘁恪尽职守以外，也没有别的选择，更不会有什么〃非分之想〃。

不过，凡事有利必有弊。〃天下为公〃的观念（是观念，不是事实），虽然为帝国带来了许多好处，却也同时给它造成了许多麻烦，比如腐败就是。

一般地说，邦国无腐败，因为邦国的资源和财富原本是诸侯和卿大夫他们自己的。卿大夫〃齐家〃，是管理自己的采邑，〃治国〃和〃平天下〃则是尽义务，既没有薪水可拿（但可能有赏赐），也谈不上以权谋私。因为各人的地盘都分得清清楚楚，你总不能把别人的封地和采邑谋来吧？吞并其他〃国〃、〃家〃的事也有，但那多半是打仗打来的，不是搞腐败搞来的。总之，家也好，国也好，都是自己的，哪有贪污自己财产的道理？顶多也就是骄奢淫逸，挥霍浪费，坐吃山空，当败家子。所以邦国有腐化而无腐败。当然，后来邦国变大了，变成了准帝国，情况就有所不同。但再腐败，也赶不上帝国。

帝国之所以会搞腐败，就因为资源和财富是〃公家〃的；而在我们中国人看来，所谓〃公家的〃，也就是〃大家的〃，自然人人有份，谁都可以来吃一口（请参看拙著《　闲话中国人》　）。更何况帝国幅员辽阔，资源丰富，一大二公。大，就吃不完；公，就都有份。因此只要有机会，许多人都会理直气壮地假公济私、化公为私、以权谋私。

不但帝国的资源和财富可以〃天下共享〃，甚至就连皇帝，也是可以轮流做的。这一点，至少在汉以后就被默认了。当然默认不等于承认，帝国时代的〃改朝换代〃与民主国家的〃轮流坐庄〃也不可混同（请参看本书第六章），但总归是默认了。不默认，所有的改朝换代都将失去合法依据。但如果承认，则又等于鼓励造反。唯一的办法，是只讲〃天下为公〃，不讲〃人人有份〃，并假定本朝的授权不会被上天更改。帝国制度的尴尬，由此可见一斑。

其实，帝国最深刻的内在矛盾正在于此，即名义上是〃公天下〃，实际上是〃家天下〃；观念上是〃天下为公〃，实质上是〃天下为家〃。为什么呢？因为皇帝是世袭的。而且，这个世袭的皇帝，还代表着整个帝国制度。因此，帝国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真正做到〃天下为公〃，甚至就连官员的任命制，也不可能贯彻到底。比如世袭、荫封之类的方式，就一直延续到帝国制度的末年。然而帝国却一定要高举〃天下为公〃的旗帜，因为如果〃天下为家〃，皇帝又岂能独家代理〃天道〃？如果〃天下为私〃，皇帝又哪来的生杀予夺之权？

显然，帝国标榜〃天下为公〃，正是为了掩盖它的〃极端自私〃。试想，以天下人之卑贱而独尊一人，以天下人之贫困而奉养一族，以天下人之痛苦而捍卫一姓，难道不是极端的自私？何况就连所谓〃官员不隶属于任何私人〃，也要打折扣，因为他们都得隶属于皇帝。因此即便是认为〃其为制，公之大者〃的柳宗元，也不得不承认〃其情私也〃。可见帝国制度的〃公有〃性质十分可疑，也可见〃天下为公〃未必就好，还要看它是不是真正的公有制，以及这种公有制是怎样形成的。也就是说，要看产权问题是否得到了合理的解决。

恰恰在这个问题上，帝国制度无法自圆其说，因为它根本就产权不清。

第五章　内在矛盾　二　产权问题

奇怪！帝国的产权怎么会成为问题呢？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不是很清楚吗？

然而这个说法其实是含糊其辞似是而非的。且不说在邦国时代，〃王土〃早已层层瓜分给诸侯和大夫，便是在帝国时代，它也并非当真为国家或皇帝所有，否则就不会有土地的买卖。事实上土地不但可以买卖，而且官府还要在契约上盖印，称为〃红契〃。不经官府而私相买卖的契约，则叫〃白契〃。无论红契白契，都是土地买卖的凭证，在实际的经济生活中也都能得到社会的承认。很显然，这是与〃土地王有〃的概念相冲突的。因为土地如果当真〃王有〃或〃国有〃，此种买卖岂非盗卖？

因此有人认为，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所指并非国土产权，而是领土主权。但我们知道，领土主权，乃是一国相对他国而言。然而在邦国时代，中国人并不认为〃天下〃之外还有国家，领土主权只存在于封建诸国之间，所以诸侯有主权问题，天子反倒没有。在帝国时代，中国人也只知道〃天下〃，不知道〃国际〃。所谓〃天下〃，就是以〃中国〃（中央之国）为核心的世界。居住在〃中国〃的天子，是天道的唯一代理人。周边番邦，则无非天子臣僚，中国臣属，只不过有的已能控制，有的鞭长莫及，有的已心悦诚服，有的还心存异念而已。因此应区别对待，恩威并施，或接受其孝敬朝贡，或在适当的时候对其进行讨伐。总之，天下是天子的。他与番邦之间，顶多只有势力范围，没什么领土主权可言。

那么，〃溥天之下，莫非王土〃是指〃治权〃吗？也不是。治权是针对人民而言的，并不针对土地。因此〃溥天之下，莫非王土〃说的只能是产权（所有权）；　〃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说的才是治权（统治权）。当然，这两句话的落脚点，确实在于治权。但治权要以产权为前提，即产权决定治权。没有产权，又何来治权？事实上，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也不仅指统治范围，更是指统治依据。也就是说，正因为整个天下都是〃王土〃，所以，生于斯长于斯的人民，才〃理所当然〃地只能是〃王臣〃。显然，两个〃莫非〃，既讲治权，也讲产权。治权是根本，而产权是前提。换言之，只是因为上天把天下的产权授予了天子，他才获得了对天下臣民的治权。

可惜这一前提完全是虚构的。皇帝之所以能统治天下，并非当真因为〃天命〃，而是因为〃暴力〃。历代王朝的江山几乎都是打下来的。秦、汉、隋、唐、宋、元、明、清，均如此。魏晋等通过谋篡建立的王朝，其实也是打出来的。完全靠谋篡建立的政权，则不能持久（如王莽的〃新朝〃）。所以，产权也好，治权也好，其实都是占有权。

帝国的这种占有几乎没有限制，即不但占有财产权，而且占有人身权，是一种〃无限产权〃和〃无限治权〃。因此，尽管帝国不得不将其资源和财富部分地交由臣民共享，但又保留和掌握着生杀予夺的绝对权力。只要皇帝或官府有说得过去的理由（有时连这种理由也不要），就可以任意剥夺臣民的财产权甚至生命权。臣民对此不但不能持有异议，还得磕头如捣蒜地〃谢主隆恩〃。其所以能如此，就因为土地也好，财产也好，每个人的生命也好，归根结底都是皇帝的。这正是帝国一切罪恶和动乱的根源。

这样一种天狗吞月式的占有在理论上和实际上都会遇到问题，因此吞下去以后还得吐出来。从理论上讲，皇帝的也就是臣民的，因为皇帝无非〃万民之主〃。没有了民众，皇帝就真会变成〃孤家寡人〃。同样，民众如果一无所有，皇帝又怎么会有？何况天下资源财富何其多也，皇帝一人岂能尽享？所以，历史上的基本情况是：除明确规定属于国家的〃官田〃外，其他土地，则无妨说是皇帝与臣民〃共有〃。皇帝有份，臣民也有份。臣民有份，因此可以买卖；皇帝有份，因此可以没收。不过，尽管臣民有份，可以买卖，但归根结底还是皇帝的。由是之故，臣民在使用这些土地时，必须向皇帝缴纳赋税。在通过官方手续买卖这些土地时，也必须注明应缴赋税的份额。相反，皇帝在没收这些土地时，则不必付费。只有在征收土地时，才出于〃仁民爱民〃的考虑给予一定补偿。

但我们不能把这种制度简单地称之为〃私有制〃，不能把帝国对人民的无偿占有和巧取豪夺，简单地归结为〃私有制的罪恶〃。因为不但帝国的资源产权不清，而且皇帝自己也身份不明。作为个人，他是私；作为国家，他是公。因为是公，所以皇帝又称〃国家〃、〃朝廷〃、〃县官〃。因为是私，所以皇帝自称〃联〃。联的本义是自身，即私自。既是国家，又是私自，因此皇帝的身份〃公私不分〃，就像那〃王土〃并不知道当真属于谁一样。

当然，在大多数情况下，或者在正常的情况下，人们更多的还是强调其作为国家象征和代表的性质，即强调皇帝身份〃公〃的一面。那么好了，既然〃天子无私〃，则皇帝就既不该有私事，也不该有私产。但这并不可能做到。皇帝毕竟是一个活生生的个人，岂能没有私事，没有私产？事实上，所谓〃王田〃，就是天子的〃自留地〃；　所谓〃大内〃，就是皇帝的〃小家庭〃；所谓〃乾纲独断〃；　就是将其个人意志凌驾于国家之上；所谓〃联意如何〃；　则就是〃我个人认为〃。只不过这〃个人〃大得无以复加，简直可以等同于整个帝国。

皇帝的身份既然〃公私不分〃，帝国的土地也就一定〃产权不清〃。不但在事实上不清（既是〃君有〃又是〃民有〃）　，而且在名分上也不清（既是〃国有〃又是〃王有〃）。其实，从来就不会有人当真认为〃王土〃是〃天子私产〃。作为〃天道〃的代理人，皇帝只不过是管理这些〃公产〃的〃总代表〃。因为是〃总代表〃，因此可以〃换届〃，即〃改朝换代〃。只不过，第一，换届不仅是换人，同时也是换姓，换家族；第二，换届的方式不是民主改选，而是武装夺权（如明清），或阴谋篡权（如魏晋）；第三，换届也不召开公民大会或代表大会，而是以〃天道〃的名义来进行。但不管怎么说，可以换届，就说明天下并非天子私有，否则就不能叫〃改朝换代〃，得叫〃谋财害命〃了。

天下既然并非天子私有，则帝国就应该用〃公开招标〃（竞选）的方式，来为这一笔〃公产〃寻找最好的〃代理人〃。可惜并没有人这样做。相反，为了确保一家一族独占天下，历代帝王尤其是开国君主，不知费了多少心思，用了多少手段，想了多少办法，杀了多少好人！帝国制度所谓〃公有性质〃（公天下）的欺骗性，岂非昭然若揭？

然而那些主张〃天下为公〃的儒生们，还竟然为这种明显的假公济私张目！他们的逻辑是：王有即国有，国有即公有，公有即大同。大同胜于小康，公有胜于私有。这又是极具欺骗性的。王有并不等于国有，已如前述；国有并不等于公有，也不难证明。当今世界上许多独裁政权，不就是私库通国库吗？他们的那些所谓〃总统〃；　不就是视国库为私囊吗？有名义上的公有，有实际上的公有。一种制度，并不因为它自我标榜为国有，就一定当真是公有的。相反，历史和现实都证明，一个专制政权，一种集权制度，越是拼命标榜〃天下为公〃，就越是自私自利到了极点。

帝国就是这样一种自私自利到了极点的制度和政权。它的目标和行为，首先是满足帝王一己之私欲，然后是满足官僚集团的种种需求。当然，他们不会公开承认这一点。他们在口头上，还得宣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但在实际上，则是〃君为贵，官次之，社稷再次之，民为轻〃，或者〃君为贵，社稷次之，宫再次之，民为轻〃。在帝王那里，是〃君为贵，社稷次之〃；在官员那里，则是〃君为贵，官次之〃；反正与他们标榜的刚好相反。

但我们并不能因此就认为这是一种私有制度，因为它并不承认私权。20　世纪之前，中国人从来就没有宣布过〃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我们没有这样的观念，也没有这样的法律。在帝国的所谓〃法制〃中，神圣不可侵犯的只有皇帝。而且，神圣不可侵犯的，又首先是皇帝的尊严，以及他的权力和地位，而不是他的财产。其他，包括庶民，也包括官员，包括他们的财产，也包括他们的人权，则都是可以任意侵犯的。明代甚至连朝廷大臣都可以〃廷仗〃，况乎小民，又况乎其私产！

其实，中国传统社会既没有真正的、彻底的公有制和公有观念，也没有真正的、彻底的私有制和私有观念。而且，我们还可以肯定地说：从来没有。有学者认为，大同时代（氏族社会）实行的是公有制（天下为公），小康时代（邦国时代）实行的是私有制（天下为家），这其实可以商量。首先，《　礼记·　礼运》　所谓〃天下为公〃和〃天下为家〃，说的是产权还是治权，也有不同理解。樊树志先生就认为，这两句话的关键在于〃公权力〃而非〃所有制〃。大同之世的特点，是〃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最高领导权〃传贤不传子〃，这就是〃天下为公〃。启废禅让以后，传子不传贤，最高权力家族世袭，于是〃公天下〃一变而为〃家天下〃，大同之世被代之以小康，这就是所谓〃大道既隐，天下为家〃（请参看《　国史十六讲》　）。

樊先生所论甚为在理，因为政权的交替方式，最能看出这〃天下〃是公是私。权力倘若不能真正成为〃天下之公器〃（公权力），所谓〃公天下〃就十分可疑。但我以为，治权来自产权，无产权即无治权。小康之世之所以〃大人世及〃（世袭），就因为时人〃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因此，范文澜先生将〃天下为家〃解释为〃变公有为私有〃（《　中国通史》　第一卷），也是有道理的。

然而对于所谓〃原始社会公有制〃，却要分析。在氏族和部落内部，资源和财富也许是公有的；部落与部落之间，界限却划得很清。不但以邻为壑，还要发动战争，把别人的财产据为己有，哪有什么〃天下为公〃？所以原始社会的所有制，只能叫做〃部落所有制〃或〃氏族所有制〃，简称〃族有制〃。邦国时代的所有制，则只能叫做〃家族所有制〃或〃家庭所有制〃，简称〃家有制〃。至于帝国时代，则是两种制度并存，一方面是〃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国家所有制〃（国有制），另一方面是男耕女织小农经济的〃家庭所有制〃（家有制）。这也很对既是〃国有〃，又是〃家有〃，合起来岂非〃国家〃？

那么，这个〃国有〃与〃家有〃并存的制度，究竟是公是私呢？也说不清。事实上，正如〃王有〃不是私有，是〃国有〃；　〃家有〃也不是私有，反倒是〃公有〃。因为土地、房屋和其他生产资料、生活资料，都是家庭成员共有的。父家长和皇帝一样，只不过这些〃公共财产〃的总代理。作为一家之长，他对家财家产享有支配权，但不独占所有权。所有权是属于全家的，成年男性成员每人都有一份。不过，虽云〃人人有份〃，份额却不明晰，除非〃分家〃。〃分家〃的前提是〃成家〃，因此其结果只是〃分产到户〃，不是〃分产到人〃。分出去的财产仍是〃家庭所有〃，不是〃个人所有〃。个人作为真正的〃私〃，不拥有仅属〃一己之私〃的私财、私产。唯一的例外，是女性配偶微不足道的〃私房钱〃。

那么，〃家有制〃（家庭所有制）是〃公有制〃吗？不是。因为一个家庭的〃公共财产〃，相对于其他家庭而言又是私有的。它也不能叫做〃集体所有〃，因为并无个人的〃股权〃。其实部落时代的〃族有〃、邦国时代的〃家有〃、帝国时代的〃国有〃，都一样，通通都是〃公私不分，产权不清〃。因此，从氏族、部落，到邦国、帝国，我们就从来没有过完全彻底的公有制，也没有完全彻底的私有制，只有〃不公不私、亦公亦私、半公半私制〃。

第五章　内在矛盾　三　无法与无天

公私不分和产权不清，给我们的国家和民族造成了许多严重的问题。其中之一，就是极其忽视个人的权利和个体的存在。

我在《　闲话中国人》　一书中说过，在中国，个人是渺小的，群体才是伟大的。因为个人是〃私〃，群体才是〃公〃。公则大，私则小。越私就越小，越公就越大。个人最私，故个人最小。国家最公，故国家最大。国家当中，邦国较帝国、郡县较天下又为私，故帝国大于邦国，天下大于郡县。至于家庭，则于国为私，于人为公。因此，当个人与家庭相冲突时，应牺牲个人利益（比如个人的欲望、志愿、兴趣、爱情）成全家庭（比如做自己并不想做的事情，和自己并不相爱的人结婚）。同样，当家庭与国家相冲突（比如忠孝不能两全）时，则应牺牲家庭而献身国家。这种〃顾全大局〃的做法，是历来被视为美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