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终结-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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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国家相冲突（比如忠孝不能两全）时，则应牺牲家庭而献身国家。这种〃顾全大局〃的做法，是历来被视为美德的。似乎很少有人想到，正是这种〃无私〃的观念，造成了帝国的〃无法无天〃。

先说〃无法〃。

什么是〃法〃？我们为什么要有〃法〃？并非因为〃不以规矩无以成方圆〃，尽管这是我们中国人对〃法治〃最一般的理解。但这其实只是〃法制〃，不是〃法治〃；只是〃依法治国〃，不是〃约法治国〃。正因为将〃法制〃视为〃法治〃，将〃法律〃视为〃规矩〃，所以邦国和帝国的〃法〃，便都是帝王制定的〃王法〃，不是全民约定的〃约法〃，这正是中国传统社会不可能成为法治社会的根本原因。

在这里，有必要对〃法治〃进行严格的定义。法治，是相对〃礼治〃、〃德治〃和〃人治〃而言的。人治的特点是〃人存政举，人亡政息〃，德治的特点是〃伦理治国，以刑配德〃，礼治的特点是〃以礼代法〃；　〃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它们与法治的区别一目了然，毋庸赘述。难以区分的是法治和法制。在一般人看来，一个国家或社会，只要有完备的法制，能做到有法可依，依法治国，就是法治了。这其实是大谬不然。因为一个专制主义的国家（比如秦王国或秦帝国），也能做到法制完备，执法如山。秦时任商鞍，法令如牛毛。秦法既多，又很详尽。立法严，执法也严。不但庶民动辄得咎，就连商鞍本人也为其自立之法所困，成为〃作法自毙〃的典型，为主张德治和礼治者所晒？？？笑。然而怎么样呢？但凡有头脑，就只会把它看作专制社会和专制国家，不会看作法治社会和法治国家。

因此，必须严格区分法治社会与法制社会（或法治国家与法制国家）。这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其共同之处，是都主张有法可依，依法治国。从这个意义上讲，一切主张并实际做到依法治国的社会和国家，便都可以叫做法制社会和法制国家。间题在于由谁立法、为谁立法、如何立法。在秦王国和普鲁士这样的国家里，立法权牢牢掌握在最高统治者手中。法律和纪律、规定、命令一样，被看作一种特殊的统治工具。统治者可以运用其颁布的法律迫使所有人和所有机构就范，自己却超然于法律之上。一旦发现所颁之法于己不利，便可以通过手中掌握的立法权任意修改，以达到维护其绝对统治的目的。这其实是以法制之名行专制之实。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自然是立法越多，离法治越远。即便法制高度完备，也不是法治的国家。因此，我主张将其称为〃律治〃，以免与〃法治〃相混淆。

与律治社会和律治国家不同，法治社会和法治国家的立法者一定是人民，而不是统治者。全民约法并不一定是法治，也可能是多数人的专政。但如无全民约法，则绝无法治可言。因为法治不但要求有法可依、依法治国，而且要求所依之法合法，即要求这些法律能够体现人类的普世原则，尊重人民的基本人权，保护人类共同维护的个人权利和社会正义。这样的法律，只能是全民约法的结果。事实上，在法治社会看来，任何立法者都只不过是个人权利和自由的受托者。因此，法律体现的只能是委托人的自由意志，而不能是统治者的权力意志。相反，为了保障个人权利与自由，法治还要求限制和分散政府的权力，以免任何政权以任何名义实行专制。显然，尽管约法不即等于法治，法治的前提却必须是约法。

约法的前提是个人。也就是说，只有当社会的全体成员都是单独的、具有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的个人时，全民公约才既有必要，又有可能。因为每个人都是单独的个人，都有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如无共同约定，大家都自行其是，社会就无从组织，最后必然是每个人的人格和意志都不能得到尊重，每个人的生命和权益都不能得到保护。这是社会必须约法的原因。约法既然出于保护个人生命权益，尊重个人意志人格的目的，它当然也就只能在社会成员都是单独的个人，都具有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时，才有可能。

然而中国传统社会却不具有这种可能性。因为邦国也好，帝国也好，都不承认仅属个人的私有财产。孟子有云：〃无恒产者无恒心。〃（《　孟子·　滕文公上》　）同理，无私产者无私心。没有个人财产，也不会有独立人格。试想，没有经济的独立，哪有人身的独立？没有人身的独立，又哪有人格的独立？也就只有人身依附关系和人身依附意识，比如〃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夫为什么能成为妻之纲？就因为妻没有经济的独立。她那点微不足道的〃私房钱〃，根本就不足以使她成为人格独立的个人，而只能是丈夫的附庸。丈夫在分家之前也没有经济的独立。他必须依附于自己的父亲，因此〃父为子纲〃。父家长在经济上同样并不真正独立，因为〃溥天之下，莫非王土〃。作为这〃王土〃之上的〃王臣〃，他又必须依附于皇帝。但这绝不意味着皇帝的人格是独立的，尽管他非常希望如此，甚至不惜自称〃孤寡〃。然而，如果天下之人均无独立人格，皇帝这个〃联〃，这个〃余一人〃，也不会真正有人格的独立。实际上，由于家庭财产和国有资产同样产权不清，皇帝作为〃一国之父〃，父亲作为〃一家之主〃，都没有纯属个人的财产，因此也都没有独立人格。

没有独立人格，也就没有自由意志。所谓〃自由意志〃，并非无法无天，为所欲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正如〃自我意识〃并非〃以自我为中心〃。把自我意识理解为唯我独尊（如皇帝），把自由意志理解为随心所欲（如侠客），甚至胡作非为（如恶霸），恰恰证明我们不知自由意志为何物，也不知道自我意识为何物。

什么是〃自由意志〃？自由意志其实是一种心理能力，一种能够按照自己的真实愿望自由地进行选择，并对这种选择和选择的结果负责的能力。显然，这里包括三个关键词：真实愿望、自由选择、承担责任，三者缺一不可，而承担责任最重要。不能承担责任，或者没有责任意识，就不能叫〃自由〃，只能叫〃放任〃。这个人的行为，也不能叫〃自由选择〃，只能叫任性、随便、瞎胡闹或者恶作剧。

这就必须知道自己要什么（真实愿望）、不要什么（自由选择）、能干什么（承担责任）。也就是说，你必须了解自己。因此，自由意志只能以自我意识为前提。什么是〃自我意识〃？它不仅是知道自己是谁（通过思维意识到自己的存在），更是能把自己看作别人（把自我当作对象来看待）。比方说，照镜子。照镜子，就是把自己放到对面，当作别人来看。人能够照镜子而动物不能，就因为人有自我意识而动物没有。自我意识甚至是不用照镜子，也能把自我当作对象来看待。正因为如此，人才能够自我认识、自我完善、自我欣赏。但一个人要有自我意识，首先就要有一个〃自我〃，即独立人格。产权不清、公私不分的传统中国人既然没有独立人格，那他也就不可能有自我意识。

没有自我意识，就只有依附意识，以及依附意识的对立面造反意识。造反不一定就是颠覆政权反抗政府。只要是反抗过去的被依附者（比如父母和丈夫），就可以称之为〃造反〃。事实上每当子女或妻妾不听话，不顺从，甚至反唇相讥时，做父母或丈夫的都会暴跳如雷地说〃反了反了〃，可见〃造反〃其实是一件很容易发生的事情。而且，中国历史上所有的造反行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一定要将双方的地位颠倒过来，使统治者变成被统治者，专政者变成被专政者。极端一点的，还要将对方〃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客气一点的，也至少要让自己从依附者变成被依附者，所以又叫〃翻身〃，也就是把人身依附关系〃翻过来〃。这也并不奇怪。因为我们从来就没有自我意识，只有依附意识。结果，不是〃你依附我〃〃　，就是〃我依附你〃；不是〃东风压倒西风〃，便是〃西风压倒东风〃。因此历史上此类大大小小的〃造反〃行动，弄不好就是〃你死我活〃；而平时依附顺从的〃良民〃，则很容易变成杀人放火的〃暴民〃。

暴乱即无法。暴乱只能使社会进人无政府状态，不可能使社会进人法治状态。在专制的状态下，虽然可能〃暗无天日〃，但毕竟〃天〃还在，还有〃青天白日〃（开明专制）的希望。无政府状态却是〃天崩地裂〃，根本就〃民不聊生〃。因此无政府状态是比专制更坏的状态。但这丝毫不意味着专制制度是应该维护的。恰恰相反，由于专制制度在本质上〃无法〃，其结果就必定是〃无天〃。只要看看王朝末年和王朝更替之时，中国社会是如何的〃天昏地暗〃，就不难明白这一点。

因此出路只有一条，即建设法治社会；而法治社会的前提，则是社会所有成员的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法治和律治的根本区别在于：律治社会的法律，是出自统治阶级的权力意志；而法治社会的法律，则是出自全体公民的自由意志。可见自由意志对于法治社会而言是何等重要。有人担心，大家都有自由意志，都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岂不天下大乱？这其实是过虑。正如邓晓芒先生所说，腐败和动乱绝不是因为大家都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而恰恰是因为大多数人都不能，只有少数人能（《　灵之舞》　）。大多数人能，谁都要防范，反倒要约法、要规范了。更何况，自由意志并非为所欲为，无法无天。恰恰相反，公民越是具有自由意志，他就越是具有法治意识。因为自由意志首先意味着负责，而且是自己对自己负责。只要法律的制定出自他的自由意志，那么，他就必定对这一法律负责（守法）。如果法律出自全体公民的自由意志，那么，全体公民就会全体负责（全体守法）。

这听起来近乎痴人说梦：全体公民的自由意志岂能恰好一致？这其实又是对自由意志的误解。自由意志并非一种决定，而是一种可能，其中就包含选择和妥协的可能。当法律出自全体公民的自由意志时，就必定是他们选择和妥协的结果，即每个人都能接受也应该接受的〃底线〃。法治社会需要的，首先就是这样一根〃底线〃。它必须首先弄清，哪些是所有人都不能容忍因此必须禁止的，哪些是所有人都不能没有因此必须保护的，然后据此建立起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有宪法，也才有宪政，有法治。自由意志，真是何其重要乃尔！

第五章　内在矛盾　四　谁为帝国签单

没有自由意志，因此帝国无法。同样，没有自由意志，因此帝国无天。也就是说，没有人对帝国的兴衰存亡负责。

这好像不合情理。偌大一个帝国，岂能无人负责？这好像也不是事实。至少，在一般人看来，皇帝总归是有自由意志的。皇帝君临天下，乾纲独断，令行禁止，生杀予夺，岂能没有自由意志？但这只是想当然而已。并非所有的皇帝都能一人独裁。有不可能的（如弱冠登基），有不愿意的（如倦于朝政），还有做不到的（如大权旁落）。即便所谓〃雄猜之主〃，也会有〃身不由己〃之时，因为他也要受到诸如〃祖宗家法〃之类规定，以及种种现实利害关系的制约。皇帝并非就能为所欲为。

当然，不顾礼法和利益一意孤行的也有。但这只能叫〃任性〃，不是〃自由〃。把任性看作自由，恰恰证明不知何为自由。前面说过，自由不是自由散漫，不是为所欲为，更不是不负责任。相反，自由从来就是和负责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每个人都要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但前提是他意志的自由。因为他自由，所以能选择；因为他选择，所以他负责。因此，不负责任的选择和行为不是自由，没有自由的人也既不必负责，又不能负责，而只有〃委过〃和〃受过〃。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帝国时代的中国人是既没有自由也不负责任的。

先说皇帝。皇帝负责吗？不负责。因为皇帝从不认错。历史上几乎没有一个皇帝真正认过错。他也不能认错，至少不能随便认，因为他已经被法定为〃天下第一圣人〃。他的身份是〃圣上〃，他的身体是〃圣躬〃，他的意志是〃圣旨〃，他的讲话是〃圣训〃。无论他做出什么决定，丹陛之下都是一片〃皇上圣明〃。他怎么会有错？又怎么能认错？如果有错，那肯定是别的什么地方出了问题，比如奸臣蒙蔽，或者天时不利。所以，如果要认错，也一定会把责任推卸干净，比如〃悔不该酒醉错斩了郑贤弟〃之类。在这里，有错的不是他自己，而是酒。如果不是〃酒醉〃，他原本是不会犯错误的。因此他也只有〃后悔〃（悔不该），没有〃反省〃，更谈不上〃忏悔〃。

上行下效。至尊天子既然不认错，帝国的臣民当然也不认；至尊天子既然不负责，帝国的臣民当然也不负。没错，中国历史上是有〃一人做事一人当〃的说法，也有这样的人。但这只是承担后果，不是承担责任。责任，那是没有的，也是不负的。因此，我们也就只有〃赔罪〃，没有〃道歉〃；只有〃受过〃，没有〃负责〃。

同样，至尊天子既然没有〃反省〃，帝国的臣民自然也只有〃后悔〃。而且，当他们后悔时，也都无一例外会把责任推卸到别人身上，或者某些〃客观原因〃那里。比如阿Q　之所以挨打，是因为后来看见了小尼姑。正如崇祯之所以亡国，皆因〃群臣误我〃，自己是没有责任的。一个人，如果连对自己负责都做不到，又怎么能对国家负责？

也就只能假负责之名行推卸之实，比如下〃罪己诏〃。据黄仁宇先生统计，西汉一代灾变不断。从公元前178　年，到公元前2　年，皇帝为此颁布诏书五十七次。其中可称为〃罪己诏〃的，宣帝有八次，元帝有十三次，成帝有十二次。但这绝不是负责，而是典型的不负责任和推卸责任。因为在这里，皇帝承担的，是不该他承担的责任。如果地震、洪水、火山爆发等等灾祸异变，是出于皇帝的自由意志，当然该他负责。问题是并非如此。那么，他又下什么〃罪己诏〃？显然，这种极端负责的背后是极不负责。它甚至不是反省和检讨，而是作秀和炫耀：一是炫耀自己的仁慈本心（因爱民而不惜自责），二是炫耀自己的无私品格（连不该承担的事情都勇于承担），三是炫耀自己的特殊地位（只有皇帝才有资格为天灾而罪己）。因此，历代皇帝都不在乎下〃罪己诏〃，也不怕措辞严厉。因为自责得越厉害，炫耀的水平就越高。这就正如他的称孤道寡，越是谦虚，就越是自夸。事实上，一个人如果连地震、洪水、火山爆发等等灾变都能负责，那他不是神又是什么？

尽管皇帝的这种自责其实极不负责，但至尊天子能够如此痛心疾首，说〃四方有罪，罪在联躬〃，已让广大臣民感激涕零。不要说不敢，就是敢，他们此刻也不忍心再追究皇帝的责任了。于是，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就在承担不该承担之责任的同时，规避了真正应该承担的责任对〃天灾〃之中〃人祸〃的责任。事实上，在任何一次自然灾害降临之时，造成巨大损失的原因往往不止于天灾，同时还有人祸，比如预警不力，防范不严，救助不快，指挥不当等等。究其原因，则又往往因于机构瘫痪、官员昏庸、相互推诿、上下隐瞒，甚至贪污腐败（比如将防洪堤修成了〃豆腐渣工程〃）　，因此是典型的人祸。这才真是应该检讨和追究的。然而皇帝自己不说，臣民也不问。在冠冕堂皇的〃罪己〃名义下，所有的（包括皇帝，也包括那些贪官污吏和昏官冗员的）责任，都被推卸得一干二净。

帝国对其责任的规避是全方位的。一方面，它宣布自己承担不该承担之责任，另一方面，又将自己应负之责交给无力负责之人。这就是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是一直被当作〃爱国主义精神〃来弘扬的说法，也确实体现了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国士精神，应该肯定。但我们要说清楚，这种精神，民间提倡则可，官方提倡则非；民众说说则可，帝国大讲则非。因为这样一来，就把责任的主体搞颠倒了。其实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天下兴亡，政府有责〃，或者〃天下兴亡，天子有责〃。因为这天下不是匹夫匹妇们的，而是皇帝的，或者是以皇帝为代表的统治集团的。皇帝自己〃坐天下〃，却让并不坐这天下的匹夫匹妇们为其兴亡承担责任，天底下哪有这样的道理！

其实，即便这天下是匹夫匹妇们的（比方说在民主制度下），他们也不必承担责任。民主制的要义是〃主权在民〃，而〃主权在民〃并不等于〃责任在民〃。实际上，〃人民〃和〃天道〃一样，都是不能问责的。你无法追究作为一个整体概念的〃人民〃的责任。而且，从法理上讲也不能追究，正如不能追究〃天〃。天如有罪，〃君权神授〃的君主制就不正当。同样，人民如有罪，〃治权民授〃的民主制也不正当。因此，在君主制下，皇帝可以罪己，不能罪天。在民主制下，总统可以罪己，不可罪民（不可以怪罪人民不该选自己当总统）。民不可罪，故〃天下兴亡，匹夫无责〃。

事实上匹夫匹妇们也负不了责。一个无权无势连老婆孩子都保护不了的匹夫，岂能担当〃天下兴亡〃的重责？如果硬要说他们有什么责任的话，那也只是做好自己一份本职工作，比如种好自己的〃责任田〃。责任与身份必须对称。因此我们只能说，种好庄稼，农民有责；开好机器，工人有责；教好学生，教师有责。因为那本来就是他们的责任。天下与匹夫却不对称，天下兴亡也不是他们的责任，因此不能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当然，天下兴亡，匹夫无责，不等于说民众没有过问国家大事的权利，更不等于主张大家都不关心天下兴亡。但这不能叫〃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只能叫〃天下兴亡，匹夫有心〃，或〃天下兴亡，匹夫可问〃。而且，也只是关心过问而已。至于这天下最后是兴是亡，则不是他们的责任。如果〃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居然成了共识，甚至成了事实（比如民众自发地拿起武器保家卫国），那就只能说明该负责的不负责，能负责的没负责。

该负责任也能负责任的是政府。作为国家政令的制定者和实施者，政府对天下兴亡负有不可推卸之责任。但这里有一个前提，就是授权人自己不行政，就像公司的股东大会不具体管理公司一样。正因为自己不管理，才可以问责于经理。同样，在民主制的国家，人民及其代表不能行政。在君主制的国家，则君主不能行政。因为行政者是要负责的，而负责者是不能问责的。负责人问责，岂非自己问自己？结果必定是既无人问责，也无人负责。这在政治学上，就是所谓〃必元首无责任，然后可以责诸内阁〃；　〃必君主无责任，然后可以责诸大臣〃。也就是说，必须有负责的（代理人），有不负责的（授权人）。负责的不能问责，问责的不能负责。有人问责，有人负责，才有责任。

然而帝国制度却与此原理相悖。首先，它的授权人是不可能问责的，因为它的授权人是〃天〃。天何言哉！天，什么时候责问过它的代理人（天子）呢？尽管〃天意〃也被解释为〃民意〃（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但民众又何曾能以〃天〃自居？不要说他们从来就没有想过要责问〃代理人〃（皇帝），就是想问也问不了。因此所有的皇帝便都可以毫无顾忌地不负责任。不负责任也是必然的。因为他既没有实际上的负责对象，也没有实际上的问责人，同时也不存在立竿见影的奖惩。再说也奖无可奖（不能再提级别或多发工资），惩无可惩（无法立即将其撤换）。即无奖惩，又无责问，却指望他极其负责，岂非太过天真？

政府也不负责。因为它的责任和责任关系正如帝国的产权，同样是不明晰的。接受〃天意〃或〃民意〃授权的是皇帝，不是帝国政府。皇帝本人在接受了授权以后又亲自行政（至少在理论上和名义上亲自行政，叫做〃亲政〃）　，因此不具备问责权。事实上皇帝也从不向政府问责，只不过将其中个别官员视为〃替罪羊〃。他们的任务，不是承担〃责任〃，而是承担〃后果〃。当皇帝需要〃平民愤〃（也可以理解为〃息天怒〃）时，就会将其中一个或几个撤职查办甚至充军杀头。这其实是〃问罪〃，不是〃问责〃。人祸的责任依然无人追究，因为那责任归根结底是皇帝的。

至于民众，从来就是没有问责权的。即便有，从理论上讲，也只能问皇帝，不能问政府，因为政府并非〃责任内阁〃。正因为这政府不能问责，因此，帝国的中央政府也好，地方政府也好，都不能叫〃政府〃，只能分别叫做〃朝廷〃和〃衙门〃。政府与衙门的区别在于：政府是服务人民的，衙门则是统治人民的。所以，民主国家的政府如果服务不好，人民就可以追究其责任；而专制国家的民众，则只能视衙门为虎口，避之唯恐不及，哪里还能问责？

于是，帝国便常常会处于一种〃有政府的无政府状态〃，即名义上有政府，实际上无政府。比方说，决策的时候有人拍板，出事后却无人负责；或者拍板的人不负责，只拿承办的人问罪。最典型的证据是庚子之变。宣战的是慈禧太后，顶罪的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