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终结-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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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开始了。周人得为〃天下共主〃，就是战争的结果。尽管周人在夺取了天下之后也希望和平，并创造了类似于联邦或邦联的〃邦国制度〃，但中国并没有因此而走向共和，反倒继续走向战争。因为这个〃联邦〃或〃邦联〃有一个高高在上的〃天下共主〃天子。这个〃天之骄子〃是谁都想当的。而且，只要力量足够强大，也是当得上的。于是只好再打。先是打出〃五霸〃；　后是打出〃七雄〃，最后是打出一个〃始皇帝〃。从此，中国就踏上了通过武装来夺取政权、改朝换代的不归之路。正所谓〃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流遍了，郊原血〃（毛泽东《　贺新郎·　读史》　）。

这就注定了这些王朝不可能实行共和制度。因为共和制度的本质特征是和平，而王朝信奉的却是武力。这是那些开国皇帝们的信仰，也是那些割据的军阀和那些大大小小的〃土皇帝〃和〃准皇帝〃们的共同信仰。他们不相信一个政权可以通过谈判来建立，更不认为自己夺取的政权有什么理由要与别人〃共和〃。他们信奉的是〃打江山，坐江山〃。也就是说，这江山既然是老子千辛万苦打下来的，当然就该老子独享，凭什么要和别人分享、共享。岂但不能分享、共享，而且要将一切有可能妨碍其独享的力量，统统用武力予以剿灭。最后的结果，当然只能是天下一统，中央集权，甚至独裁专制。等到所有的反对力量都表示臣服，天下真正归于一统后，便大体上可以告别〃乱世〃，并有希望进人〃治世〃了。

因此我们不必为东南互保的坐失良机，联省自治的中途夭折，国共合作的谈判破裂而遗憾，也不必为新中国成立之前只有成王败寇、改朝换代而扼腕。历史毕竟只能在传统的基础上进行选择，而从秦、汉、隋、唐，到宋、元、明、清，传统只给了中国人两种选择：要么天下一统，君王专政；要么军阀混战，生灵涂炭。相比较而言，前一种选择似乎更好。这其实并不能怪谁。

实际上，自从启废禅让，天下为家，邦国和帝国的历史上，就只有〃改朝换代〃，没有〃选举换届〃，也没有〃共同执政〃。〃共和〃这个词，倒是有的。据《　史记·　周本纪》　记载，西周时，厉王昏暴，民众造反。王出奔，国无君，召公、周公二相共同执政，号日〃共和〃，凡十四年。这就是所谓〃召周共和〃，常被人用来证明中国也曾有过共和传统。以〃共和〃二字翻译republic　，即典出于此。然而这段史实不但其事可疑，而且昙花一现。我们知道，关于〃西周共和〃，历来就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司马迁《　史记·　周本纪》　的（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　另一种则是《　汲冢纪年》　和《　鲁连子》　的（诸侯奉〃和〃以行天子事，号曰共和）。按照后一种说法，则根本就没有什么二相或诸卿共同执政，只有一个名叫〃和〃的〃共伯〃（共伯名和）当了摄政王（共伯和干王位）。而且，按照第一种说法，厉王死后，召、周二相即共立太子为王（即宣王），并把执政权还给他。可见〃召周共和〃即便是实，也不过权宜之计。相反，他们的还政于君，恰恰证明君主制才是〃正宗〃，共和制不过〃异类〃，而且绝无仅有。

事实上它也不可能成为惯例。我们知道，无论君主还是共和，都有一个授权问题。君主制讲〃君权神授〃；　共和制讲〃治权民授〃。召周二相的共同执政，却既无上天的授权，也无民众的授权，甚至没有君主的授权，这就不但不是〃共和〃，反倒有〃僭主〃嫌疑了。这是他们最终要交出权力的原因害怕被视为〃乱臣贼子〃，天下共讨之！

其实〃召周共和〃与其说是〃共和〃，不如说是〃共摄〃（共同摄政）。它连徒有其名的共和都谈不上，因为并未废除君主。更何况所谓〃共和〃，远非仅仅就是共同执政。共同执政如果不是经由国民同意、向全社会开放并受宪法制约，那就不是共和，而是寡头政治，只不过由〃一人独裁〃变成〃多人专政〃而已。这正是古典共和必然失败，古典共和国最终变为帝国（如罗马）的原因之一。因此，现代共和必须同时具备两个要素，即民主与宪政。前者解决授权问题，后者解决限政问题。而这两个要素，也同样为中国政治传统所阙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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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共和之路　五　民主与宪政

与共和一样，民主也被看作是一种古老的理想和传统。就中国历史而言，它可以追溯到周礼中的〃乡饮酒礼〃。所谓〃乡饮酒礼〃，就是诸侯或卿大夫定期邀请国内贤者、能者、乡老、乡大夫等〃社会贤达〃举行酒会，在斛筹交错中就军国大事进行政治咨询，实际上是一种〃政治协商会议〃或〃元老会议〃。上古尊老（老人多经验）、重贤（贤者多智慧），定期召开这样的会议，并不奇怪，也有效益。在当时，这些与会的〃社会贤达〃们大约也是能够畅所欲言、言无不尽的（后世则逐渐演变为一种纯粹的礼仪），因此被认为是一种具有〃原始民主性和人民性〃的〃城邦民主制政治〃（李泽厚《　中国古代思想史论》　）。

其实，这同视召周摄政为共和一样，也是以今例古，可以商量。正如召周共和只是共摄不是共和，乡饮酒礼也只是协商而非民主。民主当然包含协商，但协商却并不即等于民主。民主的目的不是要〃商量事情〃，而是要〃进行授权〃。也就是说，在民主的体制下，执政者的权力必须由人民（或公民、国民）授予，未经授权的任何政权都是非法，这就叫〃主权在民〃。而且，授权一旦变更，执政者就必须交出权力，这就叫〃可以让渡〃。〃主权在民〃和〃可以让渡〃是民主的关键，选举换届即是其具体体现。如果主权不在民，或理论上权力不可以让渡，即非民主。

这又是中国没有的传统。不错，中国古代是有所谓〃民本〃思想，但〃民本〃（国本在民）并不是〃民主〃（主权在民）。民主分的是〃主仆〃（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官员是人民的公仆），民本分的是〃主次〃（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何况〃君轻民贵〃也只是理想，不是事实，事实是〃君贵民贱〃。君至贵，也叫〃至尊〃（九五之尊）；民至贱，也叫〃草民〃（草芥之民）；君为主，叫〃君主〃；臣为仆，叫〃臣仆〃；君为父，叫〃君父〃；臣为子，叫〃臣子〃。请大家看看，这里面哪有什么〃主权在民〃？　明明是〃主权在君〃。而所谓〃民本〃，则不过是以〃子民〃为执政的〃本钱〃罢了。或者说，是他们的〃载舟之水〃而已。

显然，君主不是〃人民之子〃，而是〃天之骄子〃；官员也不是〃人民公仆〃，而是〃民之父母〃。一个有民本思想的〃父母官〃所能做到的，也只是〃为民做主〃（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为民做主〃与〃为人民服务〃完全是两个概念。服务者是〃公仆〃，做主的却是〃主宰〃。〃为民做主〃虽较〃荼毒百姓〃为好，却仍是〃主民〃，不是〃民主〃。

中国历史上既没有〃主权在民〃的观念，也没有〃人民授权〃的制度（君权神授的仪式倒是有的）。历代王朝（包括小朝廷）的执政权，没有一个是人民授予的，而是执政者自己巧取豪夺来的。宫廷政变即是巧取，逐鹿中原即是豪夺。巧取者少，豪夺者多，但无一经由民授。当然，一旦获得政权，执政者也会标榜自己的天下得之于民，谓之〃得民心者得天下〃。似乎他们的政权虽非民授，却也〃顺应民心〃，甚至是〃人心所向〃。按照〃天意即民意〃的原理，这也无妨看作人民的授权，只不过是〃心授〃（人心授权）罢了。其实，得民心者未必得天下，得天下者也未必得民心。比如刘备，据说是得民心的，但又何尝得天下？也就是九州有其一而已，还是打出来的。又比如清人刚刚人关时，何尝得过民心（其〃剃头令〃就不得人心）？却也照样得天下。可见〃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才是真理，〃得民心者得天下〃却值得怀疑（请参看常书远《　得天下者未必得民心》　）。

至于权力可以让渡，则更是匪夷所思。不但帝国的统治者不同意，民国的统治者也不同意。问题还不在于他们愿意不愿意，更在于他们根本就不承认权力的让渡有什么合理性、合法性和可能性。国民党大佬陈立夫曾对民主人士沈钧儒说：〃我们是拼了命得来的，你们要凭圆桌上的空话说了去，哪有这么便宜的事？〃这真是一语道破天机：权力本非民授，也就不可让渡。你要拿，也得凭本事巧取，或者拼了命豪夺！

政权既非经由民授，则治下之民当然也就没有什么民权。没有民权，就谈不上宪政。因为宪政并非简单的就是〃立宪执政〃，更重要的是〃全民约法〃。主权不在民，国民无民权，又怎么能立法？岂但无权立法，甚至连国民和公民都不是，是〃臣民〃。臣民就是〃臣服之民〃；　自然是任由予夺。何况江山是统治者打下来的。按照〃打江山，坐江山〃的逻辑，当然是由统治者（或曰胜利者）按照自己的意愿和方式来治理国家，并制定规则。那么，又有谁愿意在胜利后制定一部宪法，来做自己的〃紧箍咒〃呢？恐怕没有。所以，历代王朝开国之际虽然也都要进行一系列〃立法〃工作，但那与其说是〃立法〃；　不如说是〃制律〃。因为那些所谓〃法律〃都是对付臣民的，不是限制帝王的。专制帝王们对〃依法治国〃或〃依法行政〃没有兴趣，他们更信奉的是〃口衔天宪〃和〃联即国家〃。

何况宪政并不只是〃宪政〃（在宪法框架内行政）；　更重要的还是〃限政〃（限制政府的行政）。不但要限制政府，还要限制国会，而且首先是限制国会。其证明，就是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中著名的〃不得立法〃条款〃联邦议会不得立法建立宗教，不得立法禁止宗教活动自由；不得立法剥夺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不得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向政府请愿、表达不满、要求申冤的权利〃。这个条款用最简单最直截了当的语言规定，国会不得起草通过有可能侵犯民众个人基本权利的法律。于是，不但被人民授权的权力机关（政府）要受到限制，代表人民授权的民意机关（国会）也要受到限制。这里体现的，便正是宪政的精神。

于是，我们就从中看出了民主与宪政的区别民主关注的重点是授权，宪政关注的重点是限政。按照民主的原则，主权在民，治权民授，国会的立法和政府的行政都必须经由多数的同意。因此，民主完全有可能导致〃多数的暴政〃，从而使〃人民民主〃变成〃群众专政〃。宪政则不会。因为宪政要考虑的问题不是授权，而是限权。在宪政和宪政主义者看来，任何不受限制的权力都是危险的，而且并不因为它来自人民或掌握在正人君子手里，就不是危险。权力来自何方，掌握在谁手里，怎样使用，这些都不是宪政考虑的问题，而是民主与共和的任务。宪政要考虑的，是如何防止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和绝对的专制。因此，宪政不但要求执政者合法（包括以宪法为政治权力的唯一合法依据，在宪法的框架内行使政权），而且要求宪法本身合法。这样看来，宪政就不但是〃限政〃，也是〃限法〃。也就是说，只有〃限法之法〃，才是〃宪法〃。

这又是我们闻所未闻的。我们从来就只知道〃王法〃，不知道〃宪法〃；也从来就只知道那王法是〃治民〃的，不知道还有〃限政〃的法。因此，大清王朝末年颁布的《宪法大纲》　，开宗明义竟是这样的条款：〃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　〃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这哪里是什么宪法，又哪里是什么宪政！结果竟是这样：大清王朝的〃宪政〃不但没有限制君权，反倒给不受限制的君权披上了一件〃合法〃的外衣。这当然不能让人满意，〃万世一系〃的大清帝国也就只好走上断头台。

不过，晚清宪政运动的失败，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某个个人（如立宪派）或某个团体（如清王室）的失误，而仍应归结为〃限政传统〃的阙如。我们说中国历史上没有限政传统，不是说历代王朝的所有权力都是不受限制的。事实上各级官员和各个部门的权力都有一定之规，甚至有森严的界定（比如后妃不得干政，太监不得干政）。越权办事或越权干政，历来是王朝和官场之大忌。但这只是〃限权〃，不是〃限政〃，因此也叫〃权限〃，不叫〃政限〃。而且，划定权限，正是为了保证最高权力（君权）不受制约和限制。这就叫〃权有限而政无限〃，即代理皇权的官员和衙门有权限，掌握政权的皇帝和朝廷无限制。

当然，君权无限，也不等于皇帝就可以为所欲为。事实上正如隋文帝所言，〃联贵为天子而不得自由〃。比方说，有作为的开国之君汉高祖，和没能耐的守成之君明万历，在建储问题上就同样不能随心所欲。但诸如此类的限制，或是因于道德，或是因于舆论，或是因于传统，或是因于惯例，无一因于法律。即便因之于法，那〃法〃，也只是〃礼法〃或〃祖宗家法〃，不是〃宪法〃。宪政则不然。宪政不但是〃限政〃（限制国会和政府），而且是〃宪政〃，即〃根据宪法来限制权力〃。宪政的要义是：包括立法权和行政权在内的任何政治权力，都只能以宪法为唯一依据，并为宪法所制约。因此，宪政与否，不但要看权力是否受到限制，还要看它受谁所限，看它是受制于宪法，还是受制于别的权力（比如君权）。这一点，甚至更为重要。显然，正如法制不等于法治，限权也不等于限政，更不等于宪政。

宪政以宪法为最高依据和唯一依据，因此，宪政的国家必定是法治的国家，宪政的传统必定是法治的传统。如果说，民主是民有、民治、民享，共和是共有、共治、共享，那么，宪政就可以说是法有、法治、法享。在宪政国家，一切权力都受法律制约，一切法律都受宪法制约，所有人和所有机构都必须遵守和服从宪法。宪法，是至高无上的。

那么，至高无上的宪法，与至高无上的君主又有什么不同？区别就在于：宪法不能违反（违宪），却可以讨论、批评、反对、修改（修宪）；君主则既不能讨论、批评、反对，更不能修改和违抗。宪法也能够批评、反对吗？当然能够，因为宪法可以修改。如果不能批评、反对，又何必讨论，如何修改？实际上，批评与反对是讨论的重要内容，也是修宪的重要依据。这一点同样至关重要。因为倘无这一区别，则宪法就会变成新的、物化的专制君主，也与宪政的限政精神相悖。从这个意义上说，既限政又限法的法治即是宪政。

民主授权，宪法限政，协调二者的是共和。共和的任务，是既要保证由人民授权的政权不被僭窃，又要保证被宪法限制的政府有工作效率。因此，一个现代国家，必须是共和、民主、宪政三位一体的。民主解决授权问题，共和解决执政问题，宪政则解决限政问题。没有共和，民主就会变成多数暴政；没有民主，共和就会变成寡头政治；而如果没有宪政，它们都会变成无法无天。

反过来也一样。没有民主，宪政就没有意义；没有共和，宪政就流于形式；而如果既没有民主，又没有共和，那么，宪政就有可能变成专政。在民主与共和缺位的情况下，宪法不但会沦为一纸空文，而且很可能被用来作为镇压人民的利器，就像〃天道〃和〃民意〃曾经被用来做专政的理由一样。因此，一个真正能给人民带来福祉的国家，必须同时是民主、共和、宪政的。当然，它也必定同时是自由、法治、人权的。

这样一种政体或制度是我们民族原本所没有的，我们也不可能有这样的政治思想和政治传统。甚至就连许多官员和学者，也未必都能清楚地阐述民主、共和、宪政各自的内涵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常常将法治与法制相提并论，权力与权利混为一谈。看来，我们的人民共和国真是任重道远，政治体制的改革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我们还必须再问一个为什么，即为什么在我们的文化土壤中，不可能自发地生长出上述制度和思想来。

第六章　共和之路　六　最后一问

还是先从共和说起。

纵览世界历史，我们不难发现，无论古典共和国，还是现代共和国，几乎都是商业国家。古代的雅典共和国是，罗马共和国是，中世纪的威尼斯、佛罗伦萨、热那亚、阿姆斯特丹等城市国家是，近现代的英国和美国也都是。英国作为虚君共和国，美国作为联邦共和国，都是商业共和国。相反，那些〃货真价实〃的帝国，比如中华帝国和蒙古帝国，则多半是农业民族或游牧民族建立的。农业民族崇尚权力，游牧民族崇尚武力，而帝国，恰恰是一种既崇尚权力又崇尚武力，依靠武力来获得和维系权力的制度（请参看本书第一章）。

这就与〃天下为公，和平共处，选举换届〃的共和精神相去甚远。当然，农业民族也热爱和平，中华帝国也主张天下为公，大清王朝也做到了五族共和。这是农业民族与游牧民族、农业帝国与牧业帝国的不同之处。当然，只要水草丰足，不受侵犯，游牧民族也未必发动战争，他们同样热爱和平。但相比较而言，农业民族更希望安定和稳定。因为只有社会安定，政局稳定，一无天灾，二无人祸，农民才可能有收成，也才能通过辛勤劳动和逐年积累慢慢走向小康。但是，手无寸铁一盘散沙的个体农户们，是没有能力来维护安定和稳定的。他们只能寄希望于集权政治，即依靠一个强势政权来维持秩序，以免他们受到侵犯和骚扰。要知道，在那些既无国内法又无国际法的年代，侵犯和骚扰是很容易发生的境外有虎视眈眈的游牧民族，乡里则有为非作歹的地痞流氓。只有帝国才能保护他们的安全，也只有帝国的长治久安，才能给他们以奔向小康的希望。这是每到天下大乱时，他们总是会盼望〃真命天子〃早早出世的原因。于是事情竟是这样：帝国的和平共处其实是靠权力和权力背后的武力来维持的，天下为公则不过是维护统治的借口，其实质是产权国有、治权王有，而非政权共有。至于定期选举，换届执政，就更是免开尊口帝国并不同意，民众也没兴趣。希望安定和稳定的帝国臣民，并不喜欢执政者的频繁更替。

共和精神与共和制度只能产生于商业民族，这丝毫也不意味着商业民族就比农业民族或游牧民族高尚或高明，而只因于获利方式的不同。正当的获利方式是辛勤劳动，这在农业民族、游牧民族和商业民族那里都是一样的。但如果要巧取豪夺，那么，商业民族更倾向于巧取，而不是豪夺。谁都知道，商业上的成功，主要靠精心策划、反复计算和讨价还价，而不是靠明火执仗、打家劫舍。动用武力的事情也有，但那多半是为讨价还价铺平道路或创造条件。如果全凭暴力掠夺，那就不是商人，而是强盗了。

所以商业民族也更主张谈判，而不是战争。所谓〃谈生意〃，就是说，所有的生意都是谈成的，不是打成的。即便进行〃通商战争〃，轮到做生意时，还得谈。通商不同于掠夺之处就在于，任何交易都得有个商量。反过来也一样。只要能商量，任何事情都可以看作交易，都可以通过谈判来解决，包括政治问题。这就是〃和〃；　即通过和平的方式来解决争端。交易能够最终达成，其方案一定是〃互利〃的；争端能够和平了结，其方案必定是〃双赢〃的。互利和双赢不是一方压倒或吃掉另一方，因此不但是〃和〃，而且是〃共和〃。

政治争端的解决既然被视为交易，当然也就要按照商业的方式和规则来进行。首先是要谈，即〃主张〃，相当于商业活动中的推销产品和报价（包括陈述定价的理由）。这是需要专业能力和专门人才的，由此便产生了职业政治家，比如议员。议员虽然名义上是民选，实际上不可能得全票，其实只是政治主张相同或接近的一群人选出的，是他们的政治代言人，与公司派出的商务代表没什么两样。议员的任务是同其他的代表去〃谈生意〃，与之相对应的政治制度就是〃议会民主〃和〃代议制〃。这种制度在商业民族那里一点都不难理解，因为这就像把自己的业务交给中介公司或专业公司去打理，比如找专门的会计公司帮自己算账，找专门的投资公司帮自己理财。选举议员，则不过找那些专门搞政治的人，来代理自己的政治主张。这在现代商业社会已是司空见惯习以为常，同时也是一种有效率的做法。所以，只有在商业共和国的早期，他们才会实行〃直接民主〃的制度。因为那时他们大多是〃个体户〃，每笔生意都是自己亲自去谈的。

交易要想成功，不但要谈（主张），还得让。这就是〃妥协〃，相当于商业活动中的讨价还价。讨价（“文）还价不仅包（“人）括要价，更重（“书）要的还是（“屋）让价（当然要有底线）。只有讨价没有还价的买卖不是买卖，也不能成功。双方各让一步，交易才能达成。如果一方自以为大权在握，另一方自以为真理在手，或者双方都唯我独尊，谁也不肯让步，那就只有〃互斗〃和〃一边倒〃，不是东风压倒西风，便是西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