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终结-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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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帝国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制度？

帝国制度是从邦国制度过渡而来的。所谓〃邦国〃，是指西周封建到春秋战国时期所实行的一种特殊的国家制度，是我们民族国家形态的初级阶段。当时，中华大地上遍布着许多大大小小的诸侯国（封国）。它们各自独立，相互交往（通婚、通商、结盟、战争），又共同拥戴其中一个（具体地说就是周），作为名义上的〃天下共主〃（天子），组成号称〃天下〃的松散的联邦或邦联。这就是〃邦国制度〃。它的建立，如前所述，就是〃封建〃（封土建国）；它的特点，则是〃一个天下，许多国家〃。天下只有一个天子（共主），各国却有各自的国君（君主），因此又是〃一个天子，许多国君〃。由于这些国家和国君其实是有独立主权的，因此〃邦国〃类似于联邦或邦联。邦国与联邦或邦联的不同之处，在于有一个名义上的天下共主，诸侯各国也由这个所谓的天子〃封建〃而成，因此史书上一般都把诸侯国称为〃封国〃。但我们要说清楚，封建也好，共主也好，都只是名义上和礼仪上的。各国的领地，其实不少是他们自己打下来的。而且，要扩大地盘，还得再打，只不过打下来以后，要到周天子那里去办个手续罢了。但这个手续仍很重要。没有这道手续，就不是邦国制度了。

这些国家在封建之初大多还很幼稚，是否成形也尚待商榷。所谓〃夏禹万国，商汤三千〃，岂能都是国家？恐怕不少是部落。周武时八百诸侯，也多半有些是国家，有些是部落国家。这样的状态，是与其叫做〃国〃，不如叫做〃邦〃的。邦，可以理解为介乎国家与非国家之间的政治组织，即〃准国家〃。比如联合起来组成〃美利坚合众国〃的那些State（旧译为州），就是邦。正因为是邦，这才先是组成邦联，后又组成联邦。封建之初的那些诸侯国，就多少有这么点意思。只不过在美国人那里，是十三个邦组成〃合众国〃。立宪以后，〃邦〃就变成了〃州〃。而在周，则是天子〃分封天下〃。封建以后，〃邦〃就变成了〃国〃。

因此我认为，单指这些诸侯国时，可以叫〃封国〃；由于它们是诸侯之国，也可以叫〃侯国〃。但如果指制度，则不如叫〃邦国〃。事实上，这些诸侯国原本就叫〃邦〃，〃邦〃的本义也原本就指诸侯封国。比如〃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比如〃邦有道，则知（智），邦无道，则愚〃；而诸侯国之间的交往，当时就叫〃邦交〃。邦，既有国家的意思（《说文》：〃邦，国也〃），又有分封的意思（《释名》：〃邦，封也〃），贾公彦就说〃凡言邦国者，皆是诸侯之国〃（《〈周礼。天官。大宰〉疏》）。所以，西周之所封建，就既可以叫〃国〃，也可以叫〃邦〃。或者再具体一点，城郭之内曰国，四境之内曰邦（《六书故》），合起来就是〃邦国〃。

邦国与郡县是完全不同的。邦国有独立国家的性质，郡县则不过是帝国的构成部分和中央的派出单位（这一点后面还要细说）。总之，封建与郡县相对应，邦国与帝国相对应；封建指成因（形成原因），邦国指成形（存在形式）；封国指单体（比如齐为吕尚的封国），邦国指制度。秦始皇以郡县代封建，其实也就是以帝国代邦国。因此，要讨论郡县制和帝国制，就必须讨论邦国制度。

第一章　天下一统　三　邦国与城邦

邦国制是中国人的发明，正如城邦制是希腊人的创造。

所谓城邦，就是以一个城市为中心的独立主权国家，希腊语叫〃波里斯〃（Polis）。一个城市或城堡加上周边不大的一片乡村区域就算一个国家，这样的国家当然小得可以。除斯巴达以外（斯巴达严格说来不算城邦国家），最大的一个城邦雅典不过一千平方英里，相当于中国纵横百里的一个大县，其他都不过只有雅典城邦的三分之一甚或十分之一那么大，有的则只相当于中国的一个乡。历史上通常所谓古希腊，就是由这些蕞尔小邦构成的。

这就颇有些像我们前面所说邦国时代的状况。那时的中国，并不是中央集权的统一主权国家。它也不叫〃中国〃，而叫〃天下〃。〃中国〃这个词，在周代指京师，以后又指都邑或中原地区。用来指中华民族的主权国家，则是很迟的事。

邦国时代的〃中国〃不是〃天下〃，邦国时代的〃国家〃也不是〃国家〃，而是〃国〃和〃家〃。家、国、天下，是三个不同层次的概念，家是家，国是国，天下是天下。天下属于天子，国属于国君（诸侯），家属于大夫。天下由若干个国组成，国又分解为无数个家（采邑）。家不是家庭，因为它有领土，有疆域，有子民，还有自己的财政收入。大夫对于自己的家（采邑），是有独立治权的。国也不是国家。或者说，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国家。因为它虽然拥有一个国家该有的一切（比如领土、疆域、子民、赋税、军队、监狱），拥有实际上的独立主权，却没有产权。或者说，有治权，有主权，无产权。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产权在理论上是属于天子，甚至是属于〃上天〃的（这个问题实际上从来就没弄清楚过，详见本书第五章）。由产权派生出来的主权和治权，在理论上也属于天子。天子的产权、主权和治权，则在理论上属于〃上天〃。天子如果没有〃上天〃的授权（天命），他的权力、权利和权益在理论上就不合法，别人就可以推翻他（革命）。同样，诸侯如果没有天子的授权，则他的治权也好，主权也好，在理论上也不合法，其他的诸侯就可以拿这个作借口来讨伐他。这是国和家的情况。

那么，天下是国家吗？不是。因为天子虽然有产权，却又没有主权，也没有治权。或者说，没有诸侯各国的主权和治权。这些权益，在封建之前，天子在理论上是拥有的。封建之后，就没有了。这时，天子能够统治的，其实只有他自己的那个国（比如周）。其他的诸侯如何治国，所有的大夫如何齐家，天子在理论上是不能干涉的。当然，一个诸侯如果闹得〃太不像话〃，天子也可以发表谈话表示谴责，或召集会议进行批判，甚至下达命令要其他诸侯去教训，但也仅此而已。他并不能像上级对待下级、皇帝对待臣民那样对待诸侯。为什么呢？就因为周天下并非〃统一国家〃，而是〃国家联盟〃，周天子则不过〃联盟领袖国〃的国家元首。他的角色，颇有点像联合国秘书长。打着天子旗号去讨伐别国的诸侯或诸侯联军，也有点像得到联合国授权的维和部队。问题在于联合国并不拥有建立国家的权力，也无权任命各国政府，周天子却有。他可以为各国划定疆域，指定国君，授权治理，这就是〃封建〃。所以周天子并不是联合国秘书长，周天下也不是联合国或国际社会。

不过邦国时代的〃天下〃，又多少有些联合国或国际社会的意思。诸侯各国之间，也和希腊的城邦一样，有着它们的〃国际关系〃。它们之间也有谈判与结盟、条约与使节、宣战与媾和，甚至还有国际间的调停（比如召开〃弭兵大会〃）和通行的〃国际关系惯例〃（比如〃两国交兵，不斩来使〃）。在邦国制度的早期，这些林立的封国规模也都不大，有的也就是一个城市或城堡加上周边不大的一片乡村区域，即所谓〃小国寡民〃。国与国之间，是广阔的无人区，因此不是〃鸡犬之声相闻〃，反倒可能是〃风马牛不相及〃。

但如果说邦国制度即相当于城邦制度，却是大错特错。

关于城邦与邦国的区别，顾准先生的《希腊城邦制度》有很清楚的描述。首先，就国际关系而言，希腊的城邦是完全独立的、相互平等的。即便是从一个城邦中分裂出去的〃殖民地〃，其与母邦之间的关系，也完全平等。母邦不但无权干涉子邦的内政，而且子邦还可能向它的母邦发动战争。邦国则是不平等的。公侯伯子男的爵位等级就是不平等的法定依据，大国干涉小国甚至为其代立国君，则是不平等的实际表现。更何况，诸国之上，还有一个实际上或名义上的〃天下共主〃…天子。天子的权力直接来自于〃天〃，诸侯的权力则至少在名义上是天子授予的。天子是诸侯的〃宗主〃，诸侯是天子的〃守臣〃。他们之间的关系，有尊卑、贵贱、嫡庶等诸多差别，并不平等。在邦国时代中后期（春秋时期），尽管天子已不再是最强大的（最强大的是〃霸主〃），却仍然是最尊贵的。诸侯们要争霸，仍然要打出〃尊王室〃的旗号。也正因为此，诸侯国之间的兼并一直被视为伟大的王业。这与希腊城邦的容忍邻邦独立，不愿兼并和扩张，也大相径庭。

其次，就国内体制而言，城邦实行的是民主制，邦国实行的是君主制。民主制的城邦依法选举行政长官来管理国家事务。这些行政长官由公民〃轮流坐庄〃，而且只尽义务，不领薪水。一旦下台，与普通公民无异。比如彼奥提亚的将军帕梅农达斯落选后，就以普通战士的身份参战。君主制的邦国则依礼册立国君、大夫，国君和大夫都是世袭的，而且依礼应由嫡长子承袭爵位。一旦袭爵，则诸侯有国（邦），大夫有家（邑），终身受用。城邦的官员既由〃民选〃，公民当然也有权罢免。邦国的国君既由〃天授〃，则臣民们自然也无权废立。即便废立，也不容一般民众置喙。

不错，希腊历史上也曾有过专制君主（Despot）。但这种专制是不合法的，他们也因此被叫做〃僭主〃，意谓其专权系由僭窃而来。而在中国，无论是邦国时代还是帝国时代，只要是依礼册立的国君，就有专制的权力，不专制大家还有意见，还会恳请君王〃乾纲独断〃。只有臣行君权（也包括使用君主的礼仪）才叫〃僭越〃。这种事情也是有的。比如，用六十四个乐伎排成八行表演乐舞（八佾），是天子之礼。诸侯只能六行，大夫只能四行。鲁国大夫季氏（可能是季孙意如）居然〃八佾舞于庭〃，就是〃僭越〃了。但这事只可能发生在邦国制度即将解体的时候，而且是让遵循古礼的〃正派人〃痛心疾首的事情。比如孔子得知后，就说了〃是可忍，孰不可忍〃的话。

第三，就国民身份而言，城邦里的人是〃公民〃，邦国里的人是〃臣民〃。公民是城邦的主人。作为主人，他们有拿起武器保卫城邦的义务（顺便说一句，他们的武器、甲胄和马匹全都是自费的），也有参加邦内议事和审判的权利（也顺便说一句，参加这些工作起先都是不领薪水的，也没有什么加班费、劳务费、出场费）。在伯里克理斯时代，雅典的全体公民都要出席〃公民大会〃，对诸如宣战与媾和之类的城邦大事，握有最高决策权、监督权和终审裁判权，这就叫〃主权在民〃。每个公民在公民大会上都有选举权，也都有被选举权，都有可能被选为〃议事会〃成员，也都要轮流参与陪审法庭，这就叫〃轮番为治〃。〃主权在民〃和〃轮番为治〃加起来，就叫〃民主〃。或者准确一点，就叫〃城邦民主〃。

城邦里面不但有公民，还有奴隶。奴隶是没有权利的。邦国里面的臣民却既不是奴隶，也不是公民。他不是奴隶，因为有功可以授爵。他也不是公民，因为无权参政议政。即便参政议政，也是奉命奉旨，不是他的权利和义务。因为臣民不是国家的主人，而是君主的仆人。这里说的〃君主〃，还不一定就是国君。国君固然是国内的君主，却又是天子的臣仆。同样的，大夫之于家臣、父亲之于子女，也是君主，是〃家君〃。所以，在邦国时代，〃君〃至少有三种：天下之君、国君和家君。这些〃君〃对于自己的〃臣〃，在理论上握有绝对的统治权，包括生杀予夺之权（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这种君臣关系是不能变动的，不存在〃轮番为治〃；这种君臣关系也是不容颠倒的，不存在〃主权在民〃。

邦国与城邦，岂能混为一谈？

事实上邦国也是更接近于帝国，而不是接近于城邦。城邦是不可能发展为帝国的。所谓〃雅典帝国〃、〃斯巴达帝国〃，其实不过是以雅典和斯巴达为盟主的联盟，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帝国。希腊的城邦也没有一个发展为帝国。其原因，除城邦的自治、自给、主权在民等等与帝国制度不能相容外，还因为城邦不是战争的结果。城邦制度的建立，起因于海外贸易和海外移民。尽管希腊人原本也是蛮族，他们的贸易和移民一开始也难免伴随着强盗行径和海盗生涯，但城邦制度的建立并不能归结为战争。

帝国制度和邦国制度却是战争的产物，是两个蛮族的后裔（秦和周）武力征服世界的产物。帝国是秦王嬴政率领秦军打出来的，邦国则是武王姬发率领联军打出来的。因此，帝国诞生之前，诸侯之间的战争史不绝书；帝国诞生之后，改朝换代也主要靠战争来实现。

当然，希腊的城邦之间也有战争。惨不忍睹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就发生在城邦时代的希腊。希腊最终也要走向统一，变成帝国，但这不是城邦的愿望，因此必须假手于蛮族马其顿人和〃洋化的土著〃罗马人（这是顾准先生的说法）。结果造就的也不是希腊帝国，而是马其顿帝国、罗马帝国。这就又与邦国不同。邦国制度因战争而起，因战争而亡。它的军事性质、松散结构和那个不可或缺的〃天下共主〃，就是战争的策源地；走向一统和变成帝国，则是它的历史使命。因此，邦国能够而且一定要发展为帝国，因为它其实只是帝国的预备阶段。只不过这个预备阶段长了一点，竟长达八百多年。

其实，从文明初起，经过分散发展，达到统一帝国，〃几乎可以说是规律〃，不能变成帝国的城邦反倒是个例外（请参看顾准先生的有关论述）。但这个〃例外〃却给世界留下了宝贵的遗产，这就是民主与共和。这份遗产至今仍在造福人类，因此就连我们这些东方人，在提起古代希腊时，也不免怀有崇敬的心情，尽管那些城邦不过〃蕞尔小国〃。

历史是公平的。当世界跨入文明时代门槛的时候，它给了东西方两个伟大民族以同等的机会，让它们各自创造了一种国家制度，并分别成为后世的楷模。邦国和城邦，它们一个是帝制的渊薮，一个是共和的源头，但都在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邦国制度发展而来的帝国制度，曾使我们民族龙腾虎跃，在世界上独步一时；而城邦制度留下的政治遗产，则在千年之后大放光辉，并成为当今世界不可阻挡之潮流。东西方文化和东西方制度的这种〃交相胜〃，其秘密究竟在哪里呢？

我们还是先从西周封建说起。

第一章　天下一统　四　封建的秘密

尽管缺乏足够的证据，但似乎仍可大致推定，邦国制度萌芽于夏，初始于商，成熟于周。事实上后人所谓〃封建〃，指的也是西周时期的那个制度。夏商制度，连孔子都说不甚了然，只能以周制为准（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真正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的，其实也是周制度和周文化。因此，邦国制度和后来帝国制度的利弊得失，也都是要归于周人的。

与希腊人一样，周人原本也是蛮族。而且，也和希腊人一样，当他们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时候，就已经站在文明时代的门槛上了。这是一个主要依靠农业生产，经过数十代人的默默耕耘，在草莽中悄然兴起的民族。他们忍辱负重，〖贼吧Ｚei8。Ｃom电子书下载：Zei8。　贼吧电子书〗含辛茹苦，坚忍不拔，筚路蓝缕，开创出自己的辉煌事业和独特文明。这个民族的领导者也都是一些有智慧的人。他们懂得如何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来提高生产力，懂得如何用怀柔政策来争取周边部落和部落国家的民心，懂得如何后发制人地对付强敌，懂得在力量还不足够强大的时候韬光养晦，终于〃三分天下有其二〃，用〃农村包围城市〃的方式夺取了〃天下〃即〃国家联盟〃的领导权。

现在看来，周人对殷人的胜利，是一种文化战胜了另一种文化，即农耕文化战胜了工商文化，人文文化战胜了巫鬼文化。殷人，大约是重商的。而且，按照学术界的一种猜测性意见，正因为他们重商，后世才用其国号…商，来指称〃做生意〃这一行业，并把生意人（贾人）称作〃商人〃（殷人），或用于区别两种不同的生意人（行商坐贾）。殷人也是重鬼神的。他们对鬼神之迷信和崇拜，几乎到了无日无事不占卜的程度。殷人的手工业也很发达。他们不但掌握了，而且很可能还垄断了青铜的冶炼技术。也许，正是靠着技术的垄断、鬼神的恐吓和金钱的收买，再加上刑罚的高压，殷人建立起并维持着他们的霸权。

周人则反其道而行之。《礼记。表记》说，夏道尊命，殷人尊神，周人尊礼，三个民族三种文化，一个比一个先进。所谓〃尊礼〃，其实就是重人事，重伦理，重情感，以礼仪代刑律，以人情代恐吓，以血缘为纽带，以爵列为赏罚。这无疑是比装神弄鬼、杀人如麻更得人心的做法，因此大受欢迎。于是，靠着对内实行开明专制，对外实行怀柔政策，周终于取殷商而代之，并由此产生出一种理论…得人心者得天下。尽管后来的事实证明，这并不是规律，甚至不过是弥天大谎…得人心者未必得天下，得天下者也未必得人心（请参看本书第六章），但对周人而言，却是所言不诬。武王伐纣，并没有用多少时间，便是证明。

然而难题也就接踵而来。

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结论，武王克商，事在公元前1046年。但中华大地上的战争，却既不始于斯，也不终于斯。早在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时代，战争就开始了。九黎战涿鹿，炎黄战阪泉，虞舜伐三苗，夏禹伐共工，何曾一日安宁？事实上，在邦国制度诞生之前，部落与部落之间的战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周人最后能够〃得天下〃，也仰仗了那些特别能战斗的部落和部落国家。我们知道，正如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所说，部落之间的战争〃进行得很残酷，使别的动物无法和人类相比〃。原因也很简单，就因为在他们看来，进行掠夺〃是比进行创造的劳动更容易甚至更荣誉的事情〃。

战争使得手了的部落受益匪浅。靠着这种不劳而获又立竿见影的办法，得手了的部落迅速膨胀起来。与此相对应，部落的总数却在减少：夏禹时上万，商汤时三千，到了周武王的时候，只剩下八百，而且这八百个部落也多半不再是部落，而是初具规模的〃部落国家〃了。如何摆平这些形成不久，还带着野蛮社会习气和遗风，动不动就会动粗动武的〃国家〃，对于刚刚成为联盟或联邦领袖的周人，是一个考验。

这时，武王和他的得力助手周公，便表现出惊人的政治智慧。

他们的办法是赎买，即用封土赐爵的形式来赎买这些部落国家，以及他们的武装力量。这也是老办法。比如周人的领袖季历，就曾被商王封为〃西伯〃。周谷城先生的《中国通史》说，所谓封建，自有部族战争以来，便已有了雏形，但亦只有雏形而已。这个说法，我认为是有道理的。实际上所谓〃封建〃，原本是野蛮社会武力集团政治妥协的产物，是用分封的形式对部落武力的赎买和对部落联盟的确立。武力虽然是野蛮时代占有资源和分配财富的重要手段，却不是唯一手段。打，有打不赢的时候；吃，有吃不掉的部落。起先，部落之间战争规模尚小，自然不妨把战败者赶尽杀绝。但当战争变成〃世界大战〃时，就不能再搞〃三光政策〃了。于是封建制兴焉。

所谓〃封建〃，其实就是处置战败者的土地和人民。土地，原本是搬不走的；人民，也原本是杀不绝的。那就各安其位，原封不动。要动的是这些土地的疆域和这些土地上的首长。重新划分疆域，这就是封；重新指派首长，这就是建。周人指派的首长，或是先代的后裔（如陈），或是自己的族人（如蔡），或是参战的盟军（如楚），或是异姓的功臣（如齐）。先代的后裔得到了封赏，自然感恩戴德；参战的盟军得到了封赏，自然心满意足；异姓的功臣得到了封赏，更加效忠王室；自己的族人得到了封赏，愈发同心同德。当然，周王也不会忘记给自己留一块地盘。这块地盘，就成了他们最后的据点。

这当然是一种策略，却是一个高明的策略。它甚至是一个阴谋，却是一个对社会对民族有利的阴谋。于是，为了保证胜利的局面能够维持，为了保证邦国制度长治久安，武王和周公便编造了〃天命〃的谎言。

按照武王和周公的说法，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是上天之所赐予，叫〃天下〃。天下的管理者是上天的儿子，叫〃天子〃。天子既然是上天的儿子，那么，所有的土地便当然都是他的，这就叫〃溥天之下，莫非王土〃。既然所有的土地都是天子的，那么，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当然也就都是他的臣仆，这就叫〃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样一来，周王就获得了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地位，他的分封天下也就有了法理上的依据。

可惜这于理不通，于事不符。因为天下不但原本不是周王的，也不是殷帝的，而是大家的，或者是各人自己的。参战的诸侯，原本是各国的领袖。有的是部落的首领，有的是事实上的国王，都有自己的土地和子民。他们参加倒殷的战斗，除不满殷人的盘剥以外，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