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权力:历史上的那些官事儿-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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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有负心，便非朕之子孙也，稍有异心，便非我朝人民也。”读到这段话，老实说，如果不是那一口一个朕字，那么，没几人相信这是皇帝在说话，倒像山野草民市井小民在那里赌咒：我肯定不会对不起你，如果对不起你，我当你的儿子；如果我的儿子对不起你，那不是我养的儿子，是狗娘养的儿子！他不但将自己拉在誓言里，而且将全国人民都拉在誓言里，而且将子孙万代都拉在这誓言里。这都是当着天发的，当着地发的，当着三尺头上有神明发的，实在不是一般的誓言了，是很毒很毒的毒誓了。
　　其实，雍正在发这番毒誓之时，他已经准备对年氏下毒手了。年氏自恃劳苦功高，越来越不像话了，不可一世，唯我独尊，将权柄操持己手，大有逾制之处。年氏吃饭叫做“用膳”，请客叫做“排宴”，接见部下叫做“引见”，送人东西叫做“恩赐”，有皇帝那般排场了。不但臣子向雍正告阴状，雍正自己也是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万事俱备，只欠时辰，时辰一到，就举屠刀，杀无赦！雍正上回处理曾静，交给子孙去办，为什么？因为上回他没发毒誓；这回就不给后代幽难题了，让子孙担起毒誓，总是不好的，他就负起全责了。
　　朱元璋也曾给帮他打天下者发过许多免死铁券，但他想杀谁不是照样杀了？皇上的金口可信么？皇上的圣旨可信么？皇上的毒誓可信么？皇上的铁券可信么？
　　再举个小例：几乎所有皇上，其在台上台下都喊过“帝王之政，莫要于爱民”的口号，都刷过“从来为治之道，莫先于爱民”的标语，都做过“导民务为第一要政”的文章，一副群众利益至上、以民为本的模样，到头来看，践诺者有几？
　　15。乾隆翻案风
　　钱谦益与袁崇焕都是晚明末世人物，生前也许在一起喝过酒，都是明朝的革命干部嘛！死后却难以尿到一壶去。倒不是钱谦益是一文，袁崇焕是一武，文与武隔行如隔山，而是因了气节问题，一个高人云霄，一个踩人土底，委实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哪能相提并论？
　　袁崇焕或许是晚明唯一的救星。他半路起家，弃文从武，以一腔肝胆与热血苦撑晚明危局。如果得到明朝皇帝的信任，或许能够挽狂澜于既倒，也只有他才有可能让明朝起死回生。可是，他碰到了昏天黑地，天，硬是错勘贤愚枉为天；地，也硬是不分好歹不为地。袁崇焕忠心鉴日月，热血洒疆场，结果是，忠已做奸来奸已做忠，忠不得好死奸得好活。袁崇焕被皇太极略施反间计，自诩清明实为昏聩的明朝末世皇帝崇祯就将袁崇焕以叛逆之罪逮捕入狱，“遂于镇抚司绑发西市，寸寸脔割之”。千刀万剐，一块肉一块肉地用钝刀子割死，而每割一块肉，“京师百姓，从刽子手争取生瞰之……得其一节者，和烧酒生啮之，血流齿颊间，犹唾地骂不已”。
　　如果说袁崇焕是大清的死硬对头，那么钱谦益就是大清的现世活宝。
　　钱氏食明禄食了60多年，大清剑指南明首府南京城那会儿，钱谦益还当着南明政府的礼部尚书加官保，按他自己的说法是，明朝时他是“皇恩似海”。可是清军兵尚未临城，钱氏却被大清统战了，一统就休战，不统也休战了。他以明清一代文坛领袖相号召，率领一班文臣投靠清政府，并到处写信，到各地劝降，再以投降劝降有功，求乞新主子，跑官要官去了。
　　本来想弄个宰相当一当的，未能如愿，级别不比在明朝高，他当得没多少味道，当了三五年就不当了，反过来再去当晚明遗民，老死蒿莱。
　　袁崇焕与钱谦益并列，让义士十分羞耻，岂可并论？这是因为双脚站在晚明遗民立场上。而站在大清来看，袁钱并列，让大清同样不自在，也不可并举。谁是大清的敌人？谁是大清的朋友？这个问题真的是大清的首要问题。袁崇焕是大清的敌人，钱谦益是大清的朋友，最少在乾隆以前，大清是这么看的。
　　到了乾隆，袁崇焕与钱谦益之事已经过去了一百多年，忠骨奸骨，都已化成灰。敌人已不为敌，当年死也不与清政府合作的人，都死了；死不合作，活却要合作，他们活着的子孙都拼命在考大清的公务员了，去与满清政府肝胆相照，荣辱与共了；朋友也无甚可朋，革命已经胜利那么久了，哪需要什么统战呢？按理来说，乾隆那会儿，统与战都不再是话题，打牌的打牌好了，卡拉OK的OK罢了，歌舞升平，熙熙然享受盛世得了。
　　可是这个乾隆，不知道哪根神经受了刺激，他翻起陈年旧账来了。
　　有天，他坐在金銮殿里没事干，突然要给袁崇焕平反。那时好像没有档案保持50年之说，许多档案500年都不公开。乾隆却在150年后将袁崇焕的档案公开了，所谓袁崇焕“通敌资敌”，其实没那回事。真相是，袁崇焕是明朝第一忠臣！当时所谓通敌，是咱们大清祖宗搞的反间计。袁崇焕是忠臣啊！明朝不给他平反，我乾隆来给他拨乱反正。乾隆不但给袁崇焕正名，而且准备给他大奖励：”袁崇焕系广东东莞人，现在有无子孙？曾否出仕？著传谕尚安，详悉查明，遇便覆奏。”尚安同志奉命去查了，袁崇焕已斩草除根，没有后人了，有的只是远房玄孙辈，没做官；乾隆立即派人把袁崇焕这门亲属接上京城，给他安排了一个职位。
　　乾隆对满清夙敌袁崇焕恩遇有加，他对曾经被统战成功而成其满清功臣的钱谦益，是怎么对待的呢？敌不是敌来，友不再是友，乾隆把袁崇焕请入神榜，却把钱谦益打人另册。他首先是把钱谦益的著作全部查封，并亲自起草了查封文件：“钱谦益本一有才无行之人，在前明时身跻瞧仕，及本朝定鼎之初，率先投顺，涛陟列卿。大节有亏，实不足齿人类。”当年满清政府敲锣打鼓拍掌欢迎的识时务之俊杰，到了乾隆这里却是个禽兽不如的人了。及将“盛世修史”，乾隆始终不忘这个钱谦益，特地破了史记体例，增立腻臣传》，将钱谦益与洪承畴同列贰臣，列为最末等，“钱谦益应列入乙编，俾斧钺凛然，合于《春秋》之义焉”。又特地作诗，把钱谦益斗垮批臭，“平生谈节义，两姓事君王，进退都无据，文章哪有光；真堪覆酒瓮，屡见咏香囊，末路逃禅去，原为孟八郎。”嬉笑怒骂，极尽嘲讽，置钱谦益大不堪。
　　对满清而言，钱谦益怎么着也比袁崇焕要好、要有功劳，再怎么着，他也是起义人员嘛。袁崇焕不但让清兵死伤无数，使满清建国推迟了N年，而且把乾隆的老祖宗努尔哈赤一炮轰了个病残，因之而亡，可谓是国有恨家有仇。而钱谦益呢，他率南明文武百官投顺，别的不说，单是子弹就给满清节约了不少，让战争早一日平息，这份功劳不轻！可是乾隆把曾经的敌人抬上神龛，把曾经的朋友抛入十八层地狱，这种认敌为友、认友为敌之举，是乾隆脑子进水了？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兔死狗烹？或谓，这是乾隆的英雄史观？只要是英雄，哪怕是敌人，他们就充满敬意。而如果是狗熊，哪怕是朋友，他们也视为臭粪，恨不得打翻在地，再踏一只脚。
　　其实都不是，乾隆把袁崇焕倒过来，将钱谦益颠过去，不是他昏了脑壳，不是他乱了手脚，不是他政策变化无穷难以揣摩，不是他闲着无事，为翻案而翻案，他心里明镜做的，比谁都清白。他翻袁覆钱，有一套坚定不移的价值准则，用一个字来概括就是：忠。袁崇焕忠，是好样的——“袁崇焕督师蓟、辽，虽与我朝为敌，但尚能忠于所事。深可悯恻。”钱谦益不忠，那是坏蛋——“夫钱谦益果终为明朝，宁死不变，即以笔墨腾谤，．第尚在情理之中。”于统治者言，没有比忠更高的价值观的了，忠超越在亲二辑之上，超越在祖之上，甚至超越在国家之上。他们需要的是奴才似的忠跟诚，走狗似的忠诚。慈禧乾隆喜欢搞翻案，有段时期真个是翻案成风。清兵入关之处，抗清志壹士史可法孤身守扬州，被俘拒降，高呼口号道：“城存与存，城亡与亡，磊我头可断，而志不可屈。”乾隆某年秋天，翻阅宗室王公功绩表，看到了将史可法写给多尔衮劝降书的回信，读后神经触动，马上就给史可法平反，追谥号为“忠正”，且写诗大力歌颂：“像斯睹矣牍斯抚，月与霁而风与光。并名复书书卷内，千秋忠迹表维杨。”把曾经的清朝反革命史可法颂为光风霁月，千秋不朽！明末另有抗清志士黄道周与刘宗周，乾隆表彰道：“史可法之独撑危局，力矢孤忠，终蹈一死以殉。又如刘宗周、黄道周等之立朝蹇谔，抵触佥壬；及遭际时，临危授命，均足称一代完人，为褒扬所当及。”乾隆翻案，并不只是为个别人翻，他提出要给四种人翻：守城战死与被俘处死者；不甘国亡而在家自杀者；抛妻弃子为复明而四处流亡者；至死不入新朝做官者。“凡明朝尽节诸臣，即同为国抒忠，优将实同一视。”同时给他们出台了褒奖条例，主要有：根据抗清者原来官职大小与抗清事迹影响大小，给予专谥或通谥；可以列入忠良祀，并由翰林院撰写谥文，容许立碑写传……据说，乾隆给这些人平反的，多达三千余人。
　　可是非常怪异的是，在大规模表彰明末抗清者同时进行的，是他大规模地打压与镇压当时怀明者。明朝已亡百多年，这些人仍然怀念，不是更体现忠心么？为什么用两重标准呢？纵观历史，罗织文字狱最多者，可能非乾隆莫属。他所办的文字狱的划线标准，一言之就是：不忠。不论是真的不忠于清，而是假的或者说他疑心不忠于浦，他都是杀无赦！比如，他翻湖南山野秀才曾静策动岳钟琪一案。他爹雍正把曾静的思想改造过来后，被判不死的，乾隆一上台，却是格杀勿论。这里头乾隆有甚指导思想呢？其实翻曾静案与翻袁崇焕案、翻钱谦益案、翻史可法案都是一脉相承的，都是以忠字为翻案标准。他对袁崇焕等以不忠为忠，对钱谦益者以不忠为不忠，都是以忠字划线。乾隆如此强调这个忠字，是很有深意的，既欲以之服务为当朝盛世，更有为末世早做打算：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清朝灭亡也是有时的，到那时候，谁将反清呢？清朝末世是需要钱谦益还是需要袁崇焕？乾隆当然得为子孙谋，为筵席散时预留空间焉，可以多一晌苟延残喘嘛。现在把这种忠奴观念树立起来，深入人心，成为大清子民的思想基因，那当然好。
　　与钱谦益的“进退无据”相比，乾隆是特别进退有据。当时招降纳叛，他意志坚定；现在尊敌杀盟，他目的如一。钱谦益反反复复，说明他有心理斗争，可恨之处有可怜。一切都在乾隆的掌控中，猫戏猴，虎逗羊。满清把钱谦益、曾静戏来逗去，如此之进退有据，比钱谦益们之进退无据，更是可怕十二分，这叫：平生谈节义，百死事君王，进退都有据，政治哪有光？
　　16。四态“才”、“官”、“财”
　　萨孟武老先生认为中国历来的官本位社会主要是两种形态，一是读书、做官、治国，萨老把其列为公式是：才一官一才，即学而优则仕，读书增长自己的才干，有了才干便可做官，然后运用自己的才干来治国齐家平天下；另一种是读书、做官、发财，萨老给其列出的公式是：财一官一财，即用自己的钱去买公家的官来做，做公家的官是为了发自己的财。萨老是大家，对于历史深有研究，尤在社会学上算得上是执牛耳的人物。他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历任上海各大学校长，后来去了台湾，所长政治学与社会学。所以，他对中国社会看得是很通透的。比如他列出的这两个公式，言简意赅，一语中的，很有化钢铁为绕指柔的功夫。
　　萨老概括的两种形态，也许是最基本的，但是，我们历史上还有不太基本却也存在的官本位形态，成者说是变体吧。在下以为，最少另外还有两种形态，一是读书、做官、发财，可以列为公式是：才一官一财；一是花钱、做官、治国，可以列为公式是：财一官一才。
　　才一官一才，这是一种最为理想的状态。其实，做官并不是什么大坏事，实现儒家“治国平天下”，必须依靠“官”这个平台。如果谁也不出来维持社会秩序，那么，社会要么是到了天堂，要么是堕入了地狱，而且堕入地狱的可能性更大。治国是必须有才干的，才干是必须通过学习的，有学于胸是应该展现出来的。对于天下读书人而言，做官是实现自己抱负的最佳载体，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是读书人最大的成就感。“才一官一才”这种形态如果成为社会的绝对形态，或者退一步说，成为主流形态，如是，则“官”这个字将是天底下最美好的一个词，社会自然也就会政通人和，那是朗朗乾坤，清清世界了。
　　但是，这种“才一官一才”的社会更多的是一种梦想。很多时候我们倒是“财一官一财”的时候多。萨老说，中国的卖官制度开始于所谓的“文景之治”的盛世，“民有罪，得买爵三十级以免死罪”。这是汉文帝确定的“法律”，到景帝“复修卖爵令，而裁其贾以招民”。只要有“贾”，什么“民”都可招为“公务员”。买官卖官这桩买卖是利润最大的交易，卖者特别划得来，因为他几乎无须成本。商家买货，总得要自己先垫资本“进货”，而官家卖官，一个官帽子，不过是一张红头文件纸而已，而且这张纸绝对不要自己出钱，是公家的“办公经费”里报销的。“纸钱”都不要，那“卖帽子”的票子就到了自己手上。于买家而言，也可以说是一本万利。这里需要细辨一下的是，在初始时，买官的钱，极有可能是私人的钱，而一旦买上了，那就根本不需要自己掏钱了。所谓以公家的钱买公家的权，抱公家的权变为私人的权，再以化公为私的权去套取公家的钱，然后，把公家的钱变为私人的钱。
　　“财一官一财”的社会，萨老认为是历史常态，其实说来，“才一官一财”的社会也许更多见。明目张胆地买官卖官，不但老百姓痛彻肺腑，就是统治者也往往看不过眼，所以多半是“潜规则”。在表面的“显规则”上，“官帽市场的准人证”往往不是“财”，而是“才”。自隋朝开始科举取仕，公务员“逢进必考”便成为“制度”，成为“主流”，那种“买官卖官”的现货交易排斥在“制度”之外。但是，进入了“官场”，“才人”们做了官，是什么样的形态，那就难说了。靠读孔孟之“治国平天下”敦敦教诲而登坛拜将人庙出相的士子此时此刻还是想着“治国平天下”吗？恐怕早就把孔孟给卖掉了。“当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好像是有人这么公开“宣言”过的。所以，很多人十年寒窗，一朝中举，吃得苦中苦，为得人上人，就大肆收敛钱财。古今贪官，十有八九走的是这条路径。
　　也许极为鲜见的是另类形态：财一官一才。这种社会想起来好像是没有的，用自己的钱去买官做，目的不是赚钱，而是为了替公家出力，谁那么傻瓜啊？是天方夜谭吧？这种人虽少，但并没绝迹。左宗棠才气飞扬，而性格耿直，视钱途通达前途为莫名之羞，怎么也不愿干此龌龊勾当。有一年，左宗棠从新疆归来见天子，能见天子多么美好啊，是封官授爵的事，好多人求之不得。但他到得金銮殿大门口，太监不让进，像唐僧在西天取经，“阿傩”、“伽叶”要“人事”一样，太监们向左宗棠要3000两银子，方才安排晋见“领导”。左宗棠死活不肯，最后，李鸿章出来圆场，替左氏出了这笔钱，也算是左宗棠花财买官替国家出力吧。而更典型的是徐锡麟。徐锡麟参加同盟会，打算以身殉革命。1906年，自日本回国，他的结拜兄弟陶成章出主意——先捐个出身做上个官，然后再谋图革命之事。也就是按照当时清朝的惯例，捐钱给政府，要求政府派给一个官职。
　　捐官要花钱。徐锡麟的赞助人叫许仲卿，一出手给了5万银元。靠这5万银元，包括陶成章在内的四个结拜兕弟，分别捐纳了知府、同知等衔，徐锡麟也捐得一个道员的职务。他靠这个职务接近安徽巡抚恩铭，以便刺杀，但是，出师未捷身先死，巡抚没杀成却就了义。自己花钱去当官，目的是为家国捐躯，为自己买死，徐锡麟真是绝无仅有。
　　如果说，“才一官一才”是清明的社会形态，那么，“财一官一财”是腐朽的社会形态；如果说“才一官一财”是腐烂的形态，那么“财一官一才”则是一个烂透了的社会形态。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才一官一财”的形态里，“才”是“市场准入”凭证。而“财一官一才”呢？
　　公务员的准人证是“财”了，前者是有才无钱可进来，后者是有才无钱莫进来。想为国家出力都得靠钱去买了，两者相比，谁更烂呢？那真是末世了。你看，左宗棠、徐锡麟不是清末人物吗？自然，财一官一才，社会这个前提已烂，而到底有人在支撑危局，等到了财一官一财，那就谁也拯救不了了。如果把一个由盛而衰的社会划分四个阶段的话，那我认为，依次是：“才一官一才”，“才一官一财”，“财一官一才”，“财一官一财”，许多王朝“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大体上走的是这样的王脉轨迹。
　　17。魏徵的妩媚
　　魏徵以敢犯龙颜极言直谏而名于史。武死战，文死谏，魏徵死谏起来对皇帝老子也不留任何情面，唐太宗对其亦是敬畏三分。这在“巍巍朝庙堂，都是阿谀场”的官场里头，算得上是一个异数。在当朝及后世的印象中，魏徵成了一个肝胆铿锵，刚烈竣切，丝毫不见奴颜媚骨的硬汉子角色。
　　在官场里头生存的大法则是顺龙鳞，而非逆龙鳞，所谓“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个法则放之四海而皆准，验之万官而皆灵，造就了许多驯官循吏。那么，魏徵敢与皇上顶嘴，是不是成了反法则的特例呢？在我们这些局外人看来，委实如此，但在唐太宗眼里，魏徵却始终没有跳出官场的法则。
　　唐太宗在一次与臣相们聊天之际，谈及魏徵，不经意地脱口道出一句很有意味的话：“人谓魏徵刚直，朕却见其妩媚。”时隔千余年，我们已无法复原斯时谈话之现场，也无法望见唐太宗眼角眉梢之神态，对唐太宗这句话的解读，也就裉费猜度了。话中对魏徵是夸赞，还是不屑？是在向臣相们解释“朕并非怕魏徵”以换回被臣子顶撞所失去的面子，还是确实觉得魏徵娇憨可爱？抑或是为了证明自己臧否人物见识超群？也许这确是唐太宗的失言，它不经意地泄漏了愿打愿挨的个中消息，使一个敢进谏一个善纳谏的千古佳话露出了一点双簧戏的色彩。不管怎么说，唐太宗说这句话是建立在对魏徵有绝对把握的基础上的，也许其神色与心态都与那句“天下英雄人我袖中”毫无二致。在太宗心中，魏徵再怎么顶撞，也不过是在其长袖中舞蹈，哪怕魏徵之舞非常乖戾，在本质上还是为了取悦太宗，取媚太宗的。
　　其实，如唐太宗所言，魏徵也实非“刚直之士”，不过是“妩媚之相”。其一生之行状，有三次变节：魏徵本为隋民却转身反隋，先跟李密起事，后随李降唐，做的是太子李建成的洗马官，是李建成阵营中的干将，可谓是唐太宗的“敌人”。玄武门政变，唐太宗血刃同胞兄弟李建成，按理来讲，作为李建成食养的士子，魏徵当威武不能屈才是，但他一弯腰一屈膝就成了唐太宗的人，这里头，哪有刚直可言呢？唐太宗坐稳了龙廷，无人撼其位，可谓“俊杰”的魏徵当然识得这个时务，因此也就甘心做了“忠臣”。唐太宗当然也有十二分的把握认定魏徵不会再变来变去背叛他，有了这一条底线，唐太宗就不怕魏徵直谏了。作为一位明主，他还知道魏徵直谏是为自己好，为的是李氏江山稳固万万年，魏徵逆龙鳞，诚所谓“小骂大帮忙”。唐太宗雄才大略，思维异乎常人，他多在险处用险招。比如发动玄武门政变，从当时形势来讲，他并不占优，但他出人意料地下了险招，因此在“险峰”上占了“无限风光”。在魏徵的问题上，他需一个魏徵，也能容纳一个魏徵。一夯面，他确实需要一面知得失的镜子，以随时矫正政策；另一方面，他要别开生面，树立虚怀若谷从谏如流的名声。被臣下揭批或者顶嘴，也许会使自己失去一点小面子，但可换得史册之大名声。事实确如太宗所料，其胸襟气度至今为后人所乐道和颔首，这是太宗比历代昏君的高明之处。考其视角，那就是：魏徵只要是自己的家奴，那么其“文死谏”，何尝不是另外一种阿谀奉承？碰到魏徵跟自己急，唐太宗就仿佛看到了一颗翩翩为己起舞的忠心，难怪“人谓刚直，而朕见其妩媚了”。
　　做官是一种高智力的活动，高人常有高招，做官之法自有不同。李贽在《朗谭集》中曾列举了24种做官法，如圣臣法、贤臣法、侈臣法、奸臣法……清末徐珂对此也多有研究：京都做官，有小官大做，有热官冷做，有俗官雅做，有男官女做……如某某做官欲望强烈，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