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权力:历史上的那些官事儿-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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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中央派了钦差大臣阿桂到浙江查办，王氏二话不说，低头认罪——不，是认罚：“自知罪重，自认罚银五十万两。”乾隆挺高兴的，这么一诈，就赚得了这么多银子，谁不高兴？
　　乾隆于是交代办案人员，这事就算办完了，“只可如此”，还让老王继续工作吧，说不定下次还会缴五十万呀。若不是王亶望牵系到甘肃大案，他一定会为大清王朝鞠躬尽瘁地缴纳议罪银的，死而后已。
　　大清王朝从这里尝到丁甜味，举凡刑事案、民事案、渎职案、贪污案，都套这一条来处理。以往，官员犯事，常常用小命来抵罪，常常用职务来顶罪。现在不行了，你的狗命不值钱，不要你的命；你想把帽子当票子抵押犯罪？也不要，大清王朝的帽子三五几文就可以制定一顶，而你犯事，可以从你那里榨取好几万来！这算盘大清王朝比你会算，想用几文钱的帽子来逃避缴纳几万两罚银？休想。甘肃知府闵鹗元在其任内贪污公款1。98万两。案子暴露出来后，这闵知府说，我的事情交“吏部”处理吧。
　　闵知府大概是这么谋算的：到吏部去，处分结果是摘掉帽子，或者还坐几年班房，但那银子可以归自己，从班房出来后，可以安享晚年。所以，他不想接受那个“国家税务局”的议罪银处理。掌管这个“国家税务局”的和�｜眼光很毒，一眼就看出了闵知府心里的小九九：“试想交吏部乎？仰革职？”你想到吏部革职了事？没门！老老实实交议罪银吧。于是令闵知府“以十倍罚出”，共计缴纳19万两议罪银。一个赚了笔大财，可以想怎么花就怎么花，一个仍然官复原职，仍然可以用帽子去大肆搞钱。腐败与反腐败，实现了“双赢”。
　　当然，这不是腐败一方愿意这样“双赢”，应该说是反腐败那方愿意这样“双赢”。反腐败的往往这么干：你出了问题？没事！让我提了你的款走，你还是继续当你的官吧。
　　那些被议罪银处罚了的官员，于是也就成了鸬鹚。贪啊贪，吐出来，再贪啊贪，再吐出来。贪了吐，吐了贪，兢兢业业地贪，老老实实地吐，贪污工作干得那么勤勤恳恳、那么任劳任怨。据说鸬鹚很贪食，一昼夜它要吃掉3斤重的鱼。一条35厘米长、半斤重的鱼它能一口吞下。吞下后是在自己肚里消化么？当然，它也吃了不少的，但多数被泡翁挤出来了，渔翁就这么养鸬鹚，就如和�｜养贪官。但和�｜这个渔翁，其实也是一条大鸬鹚，正所谓“和�｜跌倒，嘉庆吃饱”。
　　中国的事情真的不好说。
　　5。抗拒从严即回家过年
　　如果可以由我选去哪个朝代当官，我想来想去，还是选魏晋南北朝。
　　按理说，宋朝是最好的，宋朝最优待文官，但是，在宋朝不能犯事。状元郎陈世美当上了皇帝的乘龙快婿，包公说铡了也就铡了；一代文才苏轼，投放到牢房里弄得死去活来；还有如“夕贬潮阳路八千”的事情，简直像炒一碟小菜。其他朝代看来也不错，但是，屁股常常挨板子，皮开肉绽，血肉模糊，可不是好玩的。魏晋南北朝当然也不是很完美，比如战乱时期多于安稳日子，但是当官还是蛮好的，再战乱，当官的首先还是有保障的。单就官员犯事后得到的处分，你就会真切地感觉到：这时期皇恩浩荡啊。
　　按照经济学家厉以宁先生的幸福感定义：没有广大群众的穷苦就不能体现少数精英的幸福。在魏晋南北朝，恰如斯言啊。在这时节，王法对下里巴人犯罪是实行“零容忍”的，其立案标准可不是2000元，而是两把稻草的。南朝齐孔秀之当吴县县长，县里有个10岁顽童偷割了邻居田里的一把稻谷，吴县长特别“震怒”，是可忍孰不可忍！立刻签单拿人，有人劝日：懵懂小儿，当以宽大为怀啊！王县长就训了此人一顿：“十岁使能为盗，长大何所不为？”“咔嚓”，把这“小蟊贼”给杀了；北魏李洪之当秦、益两州刺史，到任即宣布一条“禁令”：凡带刀行者与抢劫同罪。行人带刀就是起了杀心，起了杀心就该杀头，“咔嚓”，“咔嚓”，“咔嚓”，一杀就是三四百，据说这里“治安状况”特别好了，从此“路不拾遗，郡无劫盗”。“零容忍”还真是“成敷显著”。
　　有对比度才有幸福感。在魏晋南北朝，当上了官，那么就从此进入了“自由王国”，只要你守住了“不反皇帝”的底线，那么，你爱干什么你就可以干什么。“违纪”的事情干了，一点事也没有，“犯法”的事情干了呢，也没什么事情。即使犯了前朝与后代规定的“死罪”，只要你能够坚持“绝食三天”，那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了了之。“举贤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权贵”。有好处全得，有坏事全无，这样当官的“好”时代，哪里有？
　　譬如吧，暴政的秦始皇发明了“连坐”法，一人犯事，不但全家遭殃，而且全村也得遭殃的。这个连坐法的条文里，没有规定村里的世族该连坐，也没有规定不该连坐。在往朝，那都是“有福不同享，有罪即同当”的，到了这时期，世族长期都是超然于法律之外，不在其律之中。据说这个问题曾引起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刘宋朝“高层”因此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广泛“调研与研究”，最后的结论是：世族犯事，庶民必须连坐，而庶民犯法，世族可以不连坐。如犯罪非常严重，那么士大夫可以让奴婢去顶。奴婢大都是士大夫的通房丫头，应该说是他们的“副职夫人”。犯了事情，一把手超然，让二把手三把手把责任担当起来，以示负责，表明了“以法治国”的姿态。
　　在南北朝当官的妙处还不在这里，妙的是其立案标准不是2000元为底线，恐怕是5万、50万两银子吧。更妙的是，他们对官员搞的“刑侦手段”特别好玩。秦汉以来，官员如果当上了“犯罪嫌疑人”，那么往往都会“大刑伺候”，朱元璋更是剥皮揎草，逼着他“老实认罪”。而南北朝呢，他们用的是“测立”法，官员若是犯了贪污、渎职等等犯罪情事，就把他推到一个高一尺的圆顶土垛上，每天“罚站”两次，每次“罚站”7刻。
　　古代每一昼夜划为100刻，7刻大概是一两个小时吧，“罚站这么久”，得让他恢复体能啊，所以，完成了一天内两次“罚站任务”后，可休息3到5天，然后再审。当然旁边会有审讯官时不时审问一句：“你贪污了吗？”或是“你渎职了吗？”或是“你强奸良家妇女了吗？”只要你闭口不答，连续“罚站”几次，每次都不认罪，就可以免除“刑罚”。
　　上面说的是一般干部，到了更高级别的干部，那就不用“罚站”了。
　　在外面让干部“罚站”丢人现眼，多不雅观，有损形象不是？所以，大概到了刺史府官那一级，不用“罚站”审问法，用的是“断食”方式来“逼供”，也就是犯罪嫌疑人被“双规”以后，关在“屋子”里，不给他饭吃。
　　当然，每天都是可以喝粥的，那粥有无营养就得看这官平时与司法人员的关系如何了。关系好的，可能喝得上八宝粥；关系不好的，那就对不起，是稀粥了。这边喝粥，旁边依然还是有法官在审。如果你连续被关了1000刻，依然行使着你的“沉默权”，那么，恭喜你，没事啦，可以无罪释放了。
　　不论是“罚站”，还是“断食”，这里的关键是你是抗拒还是不抗拒、是坦白还是不坦白。如果坦白，既然你自己都承认了，那还有什么话可说？关黑屋子里去吧；如果你抗拒了，你坚决不认罪，那么，好，你是个意志坚定的好干部，国家需要这样的好干部，继续当官去吧。坦白从宽，如果你还年轻，那么有牢给你坐的，直把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如果恰好是过年时节，那么，坚决抗拒吧，你马上就可以回家过年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哦，那是疑罪，疑罪从无，没罪。
　　6。你不知我也不知
　　东汉的杨震先生不大敢做贪污之事。杨市长去东莱任太守，巨野县县长王密赶忙越过县界来迎迓，把杨市长安排到自己的地盘上视察工作。夜半时分，王县长“走夜路”，敲门来汇报工作，顺便把密码箱呈上来。杨市长不肯收，王县长于是就“劝说”：“一点小意思，不成敬意，况且三更半夜的，没谁知晓。”杨市长正色道：“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何谓不知？”据说，王县长只好悻悻地把金子重放到密码箱里去了。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这四知里头，大家都应该明白，前“两知”，是杨市长打的官腔，等于是说：行贿是党纪不容许的啊，是法律不第容许的啊！有资格纳贿的，谁没在台上这么说过？后“两知”才是真语，辑许多的贪墨案子被拱出来，就是因为你知我也知。其中的“你”若是被双喜规了，一五一十把行贿的情况交代出来，“我”能不承认？是直接送的，落“我”在场，“你”在场，哪里耍赖去？杨震怕就是怕这一点。有怕就好，暮力一怕，就怕出来一个“四知”佳话流传的清廉好领导来。
　　你知、我知这两知，其实是压在贪官头上的一个挥之不去的梦魇。若官是你不知我也不知，咱们不直接交易，成立一个中介公司，成立一个行贿受贿的办事处，那多好！历史上还真有这么做的。这创举是一个没读多少书的太监李莲英弄的点子。
　　李莲英是个通天人物，能够通达最高领导榻榻米边的，都是通天的，所以，他是地方官员公关的第一人选。但是这家伙不太好接触，省长来京办事，他都可能睬都不睬，何况市长县长那六品七品芝麻官。他也不爱下基层去刮地皮，平时不太往地方去搞视察、搞检查。“凡外省大官来京陛见者，均谢绝不与通往来，即有造谒者，亦不答拜也”。实在是一副油盐不进的凛然模样。但是，若想升官，却“非夤缘李莲英不可”。这给当时的大官、小官出了一个大难题，其难度真不亚于没火箭却想上月亮会嫦娥啊！
　　“有关道某者，得赀甚丰，人都谋干，欲升擢疆吏重任。”这个关道，在地方上贪污了一笔钱，他觉得自己有钱了，应该升官了（有意思吧，贪了大钱就觉得有资格当大官），想升一级，去当封疆大吏，给国家“担更重的担子”。有告之者日：这事情没有李莲英绝对办不成。可是，这个关道在京城钻营了近乎半年，怎么也无法接近李莲英。侯门深深深似海，皇门呢？
　　这个关道几乎死心了，一天，“忽有旧友某京曹者”来拜访关道先生，听说他这么不开心，就邀请他去白云观一游，散散心，没想到竟碰到了李莲英陪“太盾驾临也”。其实，这关道看到的只是一个“信息”，他要直接见李莲英，还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看到个背影就了不起了。尽管如此，这个关道的眼睛瞬间发亮（在官场里混惯了，捕捉攀缘领导机会的水平真的很高强啊），“乃牵京曹衣出，至院中，乘树阴小坐探以己意”。这关道的意思是：李莲英经常来这里，一定与道士的关系特铁，把道士摆平了，就等于把李莲英搞定了。这京曹说有点为难：“吾与道士虽甚稔，然李轻易不肯为人绍介，虽言之恐无效。”而关道自然觉得这个“京曹老友”说这番话，其实是在抬高“要价”，马上就说：“吾此行已拼二十万，苟得当，尚当别为足下寿也。”这京曹自然假意推脱一番，暗地里早已心许，答应替他“摆平”道士。
　　其实他们两人都不知道，白云观早就是李莲英的受贿“办事处”了的，而道长是这里的“驻京办主任”。李莲英把这办事处选在这里，不显山不露水。佛道之地，是神圣之所在，谁会疑心？谁疑心就是对佛的大不敬。道长是“四大皆空”的人，谁会怀疑到他头上去？在这里，没有不能谈的，只有谈不拢价的。20万？少了。关道只能管付款，不能与道士见面，他想直接跟道士去谈，道士一口回绝。道士只与京曹谈，京曹转述道士的话说：“彼已索三十二万，道士须五万，然则，殆非四十万不能办也。”这里，到底是锣打鬼，还是鬼打锣？关道哪能知道？既然那么想当官，那么就得任由他们宰割了。关道也就咬了咬牙，40万就40万，“苟达目的，必竭力为之”。
　　40万送了出去，这关道心里七上八下的，中介公司靠得住么？会不会是“无业游民”打着领导亲戚、朋友的旗号？谢天谢地，这是真的公司，非皮包公司，是真能够办事的，不是搞诈骗的。钱送上去了，事马上就办了，立竿见影啊。“不旬日，谕旨下，关道竞得放某省巡抚，始终未与李一见也”。同志们哪，这官可是省部级要员喔，没有什么烦琐的“研究研究”，也根本就不用等到“换届”才换任，这办事效率特高啊！关道觉得爽呵，几乎像到超市里购物一样，钱一数，马上就可以提货；而人家李莲英更爽——“始终没与李一见也”。你以后想拱李莲英都没法拱，人家见都没见过你，谁相信他收了你的钱？告你“诽谤”罪去！
　　李莲英据说是不受慈禧太后之赏赐的，每有封赏，他都拒绝，也从不向慈禧太后提解决“职级待遇”的要求。“莲英终身不过四品，恪守祖训，虽太后赏之，勿受也”。所以“太后以为知礼，而不知其在外间招权纳贿，早有九千岁之称也”。李莲英一个太监，他要当什么官呢？他很会想啊，他不在官场里，自然，反贪官反不到他这里来，他官都不是，你反什么贪官？李莲英“庚子以前，前后共计所得，已数百万”，而“庚子以后，八年之中复事搜刮，所得不下二百万”。既然“你知”、“我知”的问题解决了，自然也就“无知者无畏”，放肆地去贪了。贪污受贿这么多，一点事情也没有，反贪污从没反到他头上来，得益于他那“中介公司”的好点子啊，他开创了买官卖官的一个“新时代”。所以，即使他的靠山倒了，西太后见阎王去了，他也一点事情都没有，没谁来揪他，他的日子也过得特别逍遥，“及太后崩，得以富翁之资格归老纳福矣”。他以贪贿之所得，当他的寓公去了，安享晚年去了。
　　7。带秤与带权
　　要员们走州过府，应该带什么去呢？今儿个带的是西装袋子，能够装红包与购物卡、银行卡就行了；过去几年，带的是车屁股，大包小包往车屁股后一塞，啥都搞定；上溯十几年，得带上尼龙袋子或者麻布袋子，那些土特产都是散装没包裹的啊；再上溯，一直上溯到元代，诸位猜一猜，应该带什么下去呢？哈哈，应该带一杆秤，干什么用？称银子呗。
　　元代后期的腐败搞得实在不像样子，“上下贿赂，公行如市，荡然无复纪纲矣”。下至讨米的老朱朱元璋同志晓得了：“臣操威柄，官以贿求。”上至“躲进小楼成一统”的读书人叶子奇也知道了：“及元之将乱，上下诸司，其滥愈甚。”闹得天天待在九重宫里依红偎翠的皇上也听说了：
　　“声教未洽，风俗未淳，吏弊未祛。”腐败会亡国的啊！元顺帝就怕起来丁，准备“整顿衣裳起敛容”，不再搞“垂拱而治”，打算祭起“乱世重典”手段，重振纲纪。可是谁是贪官、谁是清官、谁是能官、谁是庸官？
　　这个问题是革官僚命的首要问题，不把底子摸清，重拳打谁、重典击谁？
　　元顺帝在这个问题上倒是清白得很，他决定派“钦差大臣”到全国各地“微服私访”：“若稽先朝成宪，遣官分道奉使宣抚，布朕德意，询民疾苦，疏涤冤滞。”这个命令一宣布，一时间长城内外、黄河上下，钦差大臣满天飞。
　　这些人是干什么来的？是反腐败来的。老百姓当然挺兴奋的，想来黄河将清，光明在前，多年冤狱将见皇天，谁不欢欣鼓舞？可是呢，不是高兴得太早了，而是白白高兴了，原想的是来了一群“啄木鸟”，哪知道来的是一群“大蝗虫”！原先将那些“土青蛙”喂得比较饱了，现在又来了一帮“财中饿鬼”。“官吏黑漆皮灯笼，奉使来时添一重”。原先官吏够黑的了，像一重厚皮把灯笼罩住，现在不是把那层“黑皮”扒掉，反而加了一重“黑皮”，更加暗无天日了啊！那些官吏听说皇上派了“风宪官”来，先是吓得尿了裤子，后来高兴得大呼小叫：“来嘛，来嘛，不就是添双筷子？”听说“风宪官”来，警车开道，歌舞夹道，一边到边界相迎，一边到宾馆接风。
　　腐败是一桩喷喷香的大餐，腐败者单独吃了“烂肚肠”，“腐败者”与“反腐败者”一起吃了则“喷喷香”。这些“钦差大臣”到腐败者的餐桌上是“添一双筷子”的事，丝毫也不影响他的食量，因为他们还会叫：
　　“小姐，加几个菜。”而且因为不再担心有谁来“影响食欲”，所以大胆地大快剁朵。原先10个碗由百姓埋单，现在加到18个碗，依然是百姓埋单，所以百姓凭空就多了8个碗的负担。
　　这些奉使，名义上是来捣“腐败桌”的，实际上成为了来吃“腐贱餐”的，所以这些“肃政廉访司”，“所至州县，各带库子检钞称银，殆同市道矣”。他们一个个带着一杆秤，根据腐败者的“腐败程度”来“论价”称银子。你腐败得该判一缓一，你得交×两银子；你腐败得够判死缓了，你得交×两银子；你腐败得够判死刑，得判“株连九族”，那你看着办，你该拿出多少两银子？童叟无欺，按“腐”论价，一杆秤给你称，够公平，够公正，够公开吧。这情形，元代百姓用了四大“天地”来形容，“奉使来时惊天动地；奉使去时乌天黑地；官吏个个欢天喜地，百姓家家啼天哭地”。
　　为什么这些“奉使”能够这么明目张胆地带秤来搞“检查”？为什么那些“土皇帝”这么老老实实把银子送到他们的秤钩上？无他，权力故尔。成立新的机构，不管是临时机构还是固定机构，他们想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权力”。元代的这些“奉使”实际上只是“临时动议”，没有入编的，但是他们把“反腐败”抬得天高，也确实有天高，但他们不是真的把反腐败看得天高，他们为的是趁机要挟索取“天大的权力”罢了。在出发之前，他们在皇帝那里弄到了“先斩后奏”的“上方宝剑”。元顺帝授予的权力大得吓人：“体察官吏贤否，明加黜陟，有罪者，四品以上停职申请，五品以下就便处决。民间一切兴利除害之事，悉听举行。”这权力够大了吧，市长县长想杀就杀，民间一切事情悉听尊便。所以这些反腐败的官员就敢于带上一杆大秤横行天下了。以权力制约权力，权力在权力的内部循环，只会让权力在权力间转移或分享。
　　8。唐太宗给贪官发奖
　　在酒桌上迟到了、说错了话、敬酒敬错了顺序，大家都是要吆五喝六地大喊“罚一杯”的。可是“罚”字多不好听啊，于是便有人喊：“不是罚呢，是奖一杯。”奖字多好听啊，结果往往都是“罚酒”不吃吃“敬酒”，咕噜咕噜把那酒喝下去了。罚酒敬酒其意一也，反正要把你灌得够戗才罢、醉得半死方休。
　　唐太宗也许参加这样的“酒宴”比较多，他受“颠罚为奖”的启发，对那些受贿的贪官别开生路，不是“处罚”，而是“奖励”。你贪什么，就奖你什么，你贪多少，就给你奖多少，当场在金銮殿上“兑现奖励”，让你当着文武百官的面把奖品背回去。但这处罚也罢奖励也罢，要搞得你面子非常难堪、心里非常受伤。
　　有长孙顺德者，人家来求他办事，他收了别人的贿赂绢绸数十匹。这事被太宗知道了，于是叫“办公室”的文秘人员发“通知”，要求五品以上文武官员，某月某日准时到金銮殿里“开大会”，会议重要，不得迟误。
　　文武官员整整齐齐地坐在台下，专心致志地听太宗作“重要讲话”，太宗没讲别的，只是“通报”长孙顺德的受贿情况，末了，唐太宗问：“长孙顺德受贿数十匹，这说明了什么？……同志们，我问你们呢？这说明了什么？”下面诚惶诚恐，不敢做声，唐太宗便大声说：“这说明了长孙顺德家里缺乏绸缎啊！好，你家缺绸缎，我就奖给你绸缎。”唐太宗叫人搬来许多绸缎，一股脑地压到长孙顺德的背上，叫他亲自背回去。长孙顺德脸上是红一阵白一阵，欲卸不敢，欲背不能，僵在那里，恨不得钻地缝。周围百官看到这模样窃窃私笑，一个个站在那里看把戏，真是羞煞了长孙顺德。后来，还有像长孙一般作奸犯科的，如右卫将军陈万福，大搞索拿卡要，索取了驿站数石麦麸，唐太宗也是以这种方式给予奖励，叫他当着大家的面担几石麦麸，从金銮大道一步一步担回家去。
　　唐太宗的方法看上去“很温柔”，其实比“挨枪杆子”更让人难受。
　　唐太宗直白地对人说：“人生性灵，得绢甚于刑戮，如不知愧，一禽兽耳，杀之何益？”唐太宗对人性的洞悉相当深刻。人都是有羞耻心的，没有羞耻心，不就是禽兽了吗？得唐太宗衣钵的，后世大概要算清朝的雍正了，雍正将要“处理”年羹尧之际，有不识相的钱名世还在使劲地为年篓尧“歌功颂德”，“极尽谄媚，应革职，交刑部从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