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权力:历史上的那些官事儿-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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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矣，朝廷用人，宜泯满汉之见。”我打江山你来坐？人家是满人“打下的江山”，要你汉人来享受？简直是“篡位夺权”。乾隆大怒，“是日旨交刑部，部议拟死”。有一人出来保奏，说他经常“发癫”，是个“神经病”：“是狂生，当其为诸生时，放言高论久矣。”乾隆于是放他一马，给他做了个开除公职、开除工作的“双开处分”，让他回家“自找职业”，自谋生路去了。杭世骏倒是个快活人，他“奉旨回家”，放下身段，当上了“破烂王”，开了一家“废品收购店”，专门做破铜烂铁的买卖，日子过得倒也优游自在。
　　乾隆一生有六下江南来“画圈”的壮举。乙酉年，乾隆南巡，忽然想起因自己“皇恩浩荡”而被“免死”了的杭世骏，想看看他的日子过得怎么样，于是将他召来，嘘寒问暖道：“汝何以为活？”对日：“臣世骏开旧货摊。”上日：“何为旧货摊？”对日：“买破铜烂铁，陈于地而卖之。”乾隆顿时不知道哪门子高兴劲上了脑门顶，大概是将读书人弄得去“练地摊”也是一种皇权乐趣吧，于是他无比高兴地亲自手书：“买卖破铜拦铁”之匾，以此赐给杭世骏。别误读了，乾隆手书这六字，并非“意义深远”，鼓励与提倡搞“市场经济”，而是对读书人“戮心”而已，从精神上压垮读书人，他是从其爹雍正那里学来的。雍正在戴名世的门楣上手书“名教罪人”，乾隆在杭世骏的店楣手书“买卖破铜烂铁”，其意一也。
　　也许杭世骏确实很笨，他没有领会乾隆的真正意思，他把这六字题词当成了“奉旨买卖”，此后活得更起劲了，买卖做得更大了。乾隆本来想羞杀他，他却得意得很，这不严重背离了领导意图、公然与领导“唱反调”么？过了几年，乾隆再下江南，杭世骏主动去“迎驾”，杭氏也许是这么想的：曾经皇上题词叫我搞“市场经济”，我现在把市场经济做大做强了，得向皇上汇报去。所以他没经皇上召见，自己跑来，把名片递给“秘书”，“秘书”把名片递给乾隆，乾隆特别惊讶，那年想羞杀杭世骏，难道没有羞杀死？“上顾左右日：‘杭世骏尚未死么？”’拒不相见，所以这天杭世骏“返舍，是夕卒”。
　　解缙之死，死得比较明白，是活埋的，杭世骏之死呢？是一笔糊涂账，是吓死的？是羞杀的？是得脑溢血死的？还是被皇上以药“赐死”的？不太清楚。死个把人，算什么大事呢？没有谁对此有什么兴趣，他死了也就这么死了。只是解缙之死与杭世骏之死特有意思。有言日：不怕贼来偷，只怕贼惦记。那么，这两文人之死，是不是不怕皇帝来“偷”，只怕皇帝来“惦记”呢？
　　如果说先前的解缙与先前的杭世骏犯了“文字狱”，合该“贬谪”或者“双开”，那么已经坐牢的解缙与已经双开了的杭世骏又犯了什么罪呢？
　　皇帝为什么非得让他们非死不可呢？也许他们都犯了一桩任何“法典”上都没有但帝制社会一直都存在的一条大罪吧，那就是“妨害皇帝快活罪”。
　　皇权，说到底就是皇帝的快活权，他搞一言堂，为的是他个人无限快活。
　　这妨害皇帝快活罪的特征是，经常让皇帝闹心啊，经常给皇帝添堵啊，经常让皇帝耳中不清净有扰“圣听”啊……解缙活着，在狱中又上书，怎么办？把他给杀了，那就彻底舒服了；杭世骏呢，乾隆本来是想让他活得生不如死的，他居然活得那么快乐，这不让乾隆大不爽么？自然，乾隆乜就非叫他死了不可。天下都不能快乐，只有他才能快乐，不然他当什么皇帝？
　　这就是说：只要有皇帝在，谁也别想快乐。
　　24。最牛政治暴发户最可怕
　　史上最牛政治暴发户是谁呢？刘邦是亚军，朱元璋应该说是冠军。刘邦出身浪荡汉，整日里东游西荡，偷鸡摸狗，欠下人家的酒债耍赖不还，天天到别人家里蹭饭吃。就是这么一个下三滥的货色，居然通过打打杀杀，朝为烂崽，暮为皇帝，算得上是大暴发户吧。而朱元璋呢，出身更惨，这个没爹没娘的孩子，穿的是百衲衣，吃的是千家饭。人家刘邦多少还是“联防队的队长”、“派出所的所长”，朱元璋只是一个叫花子，只是一个小和尚，经过“经营人生”，坐直升飞机升到了权力的顶点，算得上特大暴发户。比较起来，刘邦是股级干部登的位，朱元璋一般干部都不是，所以说，如要评比政治暴发户，朱、刘为冠亚军应无争议。
　　有人讲，兔死狗烹，开国皇帝大杀开国功臣，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个带规律性的“定则”。既然称规律为定则，应当验证所有开国君主，但是考诸历史，未必如此。比如秦始皇，也是个暴虐得很的角色，他大杀儒生，但好像并没杀功臣；唐太宗的帝位来自他爹，但他也算得上开国君主，他开了杀戒，却没杀什么将帅，他杀的是自家兄弟；宋朝赵匡胤黄袍加身，对掌握兵权的人特别忌恨，可是他用的法子不是带血淋淋的刀，而只是醉人熏熏的酒；只识弯弓射大雕的成吉思汗，靠十三副马甲起身的清朝“缔造者”，他们对一个战壕里战斗的“战友”好像还算“善待”的，没有挥舞砍刀向战友们的头上砍去。
　　真正玩“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的，能够称得上典型的，大概是刘邦与朱元璋了。而有意思的是，刘、朱两人从“跳级”上来讲，刘是亚军．朱是冠军。而对应的，从杀功臣来看，刘也只能屈居亚军，朱应该是勇夺冠军。刘邦封了八个“异姓王”，他杀的只有韩信、彭越与英布，其他的好像没杀多少了；朱元璋呢，真正是大开杀戒，第一谋臣刘基、第一功臣李善长、第一战功蓝玉，还有徐达、胡惟庸等等，一杀就是一万甚至三五万。据说，在朱元璋的开国元帅以及将军级系列里，最后只剩下汤和一人没被杀掉。
　　这里也许挺耐人寻味的，是不是在开国帝王中存在一个杀人的“递次效应”呢？也就是说，级别“落差”，“升差”越大的，杀功臣的可能性是否就越大？唐太宗当皇帝之前，近乎准太子，“升差”好像不大，所以他不向群臣祭屠刀；宋太祖赵匡胤级别低一点，但人家也是将军，虽然没杀臣，但都把他们的兵权给削夺了；成吉思汗没直接建立元朝，但也算开启元朝的“大汗”；努尔哈赤也是大清的“皇考”，看起来这两位“蛮夷”是起身草莽，但人家在当开国之始祖时曾都是部落首领了，不管怎么说，他们的“起点”与刘邦、与朱元璋比较起来，怎么算都是高的。地位“升差”小的，杀功臣就越少，地位“升差”大的，杀功臣就越多。唐太宗几乎没杀，“境界”最高；宋太祖没杀，却把人家的权力全“缴获”，“境界”自然次之；元与清，提着功臣的头祭了“社稷神器”，但不算典型，境界又次之；等而下之的是刘邦；等而下之的是洪秀全，再等而下之将杀开国功臣推向极致的是朱元璋。
　　这是为什么呢？
　　也许是因为刘与朱是政治暴发户的缘故吧。
　　最少要百年才能慢慢成熟的老龟被一针激素催熟，那基因自然变异；三代才能打造一个绅士，而一夜之间由流氓催熟为帝王，那德行自然变态。大凡暴发户，其行状总是怪异的。你看那些经济暴发户，一旦由穷光蛋摇身一变为大款爷，那行为、那做派、那举止总是那么乖戾，总是那么嚣张，总是那么不可一世。看起来是那么自傲，其实是因为骨子里太有自卑情结，总是害怕人家将他“两脚儿根底从头数”。因为人家过去的地位比他高，优越感比他强，他总觉得别人瞧不起他，所以他们就要通过大肆挥霍、大肆烧钱来树立自己的藏严形象。政治暴发户与经济暴发户的表现形式不同：一为“烧钱”，一为“烧人”，而其心态则一。陈涉看到过去与他“一起放过牛，一起打过柴，一起在灰里打过滚”的伙伴直接呼他小名，他就不讲客气动刀子。过去的惨痛经历是他的“烂疮疤”啊，他当然不可让人来揭。更重要的是，作为政治暴发户最忌讳的是让人瞧不起，瞧不起就没威严、就没权威、就没尊严，进而有禁难止，有令难行，“你过去比我差多了，叫我听你的？没门！”而最最重要的是因为失去了权威感，所以不服从者的不服心态就膨胀，彼可取而代之的念头更容易萌生：他算什么？小时候给我提鞋子的呢，小时候到我这里来蹭饭吃的呢，小时候到我家里讨过米的呢，他都能当，我为什么不能当？你即使不这么想，皇帝也会帮你这么想，这就是猜忌。皇帝这么一猜忌，你当然就没命，但是皇帝不这么想，有人也确实会这么想，那不是“猜忌”，那是实实在在的“造反”，那就是真的杀了你的头不冤枉。一般而言，人家坐稳了皇位而自己当稳了奴隶，那夺权的心思少一些。人家皇位没稳而自己的奴隶地位可以摇一摇，很多人就选择摇晃，这就是杀功臣的事情总是发生在开国时节的原因吧。“只道刘三，谁肯把你揪捉住，白什么改了名，换了姓，唤作汉高祖。”人家通过努力当上了“汉高祖”，只因为人家过去是“刘三”，就动心思要去把人家“揪捉住”；过去没掌握权力，要宰要剐都由你，现在人家是皇帝老子啊，你还蔑视人家，那对不起了，现在轮到我来杀你。
　　政治暴发户最牛的做派后面其实是最熊的心态，他自大狂的信号强弱对应的是自卑感的强弱信号，而其自卑感的强弱对应的是什么呢？也许是功臣以及社会的“敬从感”的强弱吧。你出身原先越高，我越是服从，你原先出身越低，尽管现在在我之上，我也不服你。是真的吏不服吾威而服吾能吗？恐怕更多的是吏不服吾能而服吾威。对有能力而出身低的，许多人未必服气，常常摆出的是一副俯视的尊容，但对那些出身高贵却有或浚有什么本事的，有些人就为之莫名折腰，低声下气地缩下自己的身躯来仰视。阿Q穷得裤裆都无遮拦，但要攀老祖宗，“我曾经比你阔多了”。连阿Q都知道要靠虚无的“高地位”来拿腔拿调抬高自己，其他人此种心态不是更强烈么？卖草鞋的“大耳贼”刘备没搭上阔祖宗就没人理睬，一说是“本朝中山王刘胜之后”，就振臂一呼，云集响应。在特别看重出身而不太看重“能力”的年代，刘邦与朱元璋那心中的“自卑感”是谁也难以体会的。你瞧不起谁也不能瞧不起皇帝。他看你瞧不起他，他就会想到你要夺他的江山呢。是可忍孰不可忍！结果呢，他有刀，他的办法就是杀！政治暴发户的这种“暴发心态”或许植根于咱们国民的“劣根心态”吧，当政客的“暴发心态”碰上了国民的“劣根心态”，那情形也就十分可怕了。
　　25。红袍加身
　　水浒英雄的成长史是一部逼上梁山的“革命史”，整个农民起义，可以概括为官逼民反。所谓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而具体至个体革命，却是气象迥异，情形复杂多了，有的是生活困窘所逼，如阮小七；有的是贪官污吏所逼，如林教头；有的是官司命案所逼，如武二哥……这种种所逼，都可谓是在“反革命者”的反动统治下所逼反的，例外的是杨志。
　　三代将门之后的杨志，生活虽有起伏，日子还算过得去，他曾应过武举，做到殿司制武官，只因为花石纲遭风打船翻，自忖难以回京赴任，有点心灰。后来得知朝廷拟将宽大为怀，并不追究，感念“皇恩浩荡”，便又“收得一担儿钱物，讨回东京枢密院再理会本身的勾当”。又生波折，被高俅“一笔批倒”，但被梁中书赏识，“留在前厅使用”。道路曲折，前途倒也光明，因此，杨志对自个儿前途充满信心，“早晚殷勤听候使唤”，从没有萌发扛枪上梁山的“革命意识”。在教军场上“争功斗狠”，在押解生辰纲途中“恁地逞能”，“德能勤绩”都很突出，“政治表现”也十分好。没想到吴用策划“七星聚义”智取了“生辰纲”，使这位杨提辖有主难奔，有国难投，最后被逼上梁山，落草为寇，使这个大宋体制内的“忠臣”反向成了大宋体制外的农艮起义英雄。如果说，林冲等好汉是被“反革命者”百般逼迫而走上“革命”道路的，那么杨志却是被“革命者”胁迫而违心走上这条道路。他投身革命，既非自觉，更非自为，缺乏革命的信仰与思想基础。不想成农民起义英雄而终于成了农民起义英雄，一个人的人生道路、人生命运有时真的难说清楚。
　　“水浒”是小说家言，杨志这个人物说不定是假的，但清末民初的黎元洪却是真的。
　　1911年的辛亥革命，意义载之千古而不朽，但故事发展却有点喜剧味道。广州黄龙岗起义前夕，黄兴派同盟会员谭人凤到武汉发动革命。是年农历八月十八，起义军在汉口一个秘密地点装配炸弹，有人在旁边抽烟观看，不小心，火星溅到炸药上引发爆炸，致使泄密，湖广总督瑞激立即下令搜查革命党人。无奈之下，起义军在当天下午仓促决定在是日午夜零点举事，以南湖炮队的炮声为号。但派往南湖炮队的信使中途遇阻，延误了时辰，其他革命党人无法响应，使清廷因此抓住时机大肆捕人，30多名革命骨干束手就擒。革命遭到如此打击，连瑞潋都觉得“事情已经摆平”，高兴得电奏清廷请功“弭患于初萌，定乱于俄顷”。“俄顷”之间破了大案，能不狂喜？然而当夜，炮声又响了起来，湖北新军第八营党代表熊秉坤下令“晚上7点发难”。时辰到际，有位仅为班长的金兆龙持枪以待，被查铺的“排长”发现，大叫一声：“你想造反？”金“班长”便大喊：
　　“各同志再不下手，更待何时？”武昌起义就这样爆发了，并取得了成功。
　　然而马上得天下易，马下治天下难。武昌起义的领导者，职别再高也只是一个“营级干部”，哪有声望镇得住阵脚？如何安民？谁来稳局？武昌起义的组织工作确实有漏洞，原来推定昀总理和总指挥都不在武昌，群龙连首都没有，却这样惊天动地地舞了起来。然而既已起舞，开弓没有回头箭，就必须推出一个有一定威望的人来，大家议来议去，决定推举黎元洪为都督，统领革命。
　　黎元洪时任清政府湖北新军协统领，是清政府“武汉军区”的“副司令员”，长于治军，在军界还算有点声望。但此人满脑子封建思想，视革命为洪水猛兽，是坚决反对革命的。武昌起义爆发当晚，他得知“兵变”消息，二话未说，手一挥，派兵前往镇压。革命党人周荣棠奉命前往其部下策反，不幸被他抓住，他恨之不已，亲自行刑，亲手将周氏斩杀！后来其“司令部”被革命军攻占，他只身逃命躲藏，被革命军搜寻着了。而让他想都想不到的是，这个沾染革命党鲜血的黎元洪却被革命党推荐为“革命领袖”，要他当中华民国政府鄂军大都督。这是一个“谋逆者”的职位，黎氏哪里愿意，怎么也不肯上任。革命军拿出一份安民告示叫他签字，他吓得舌头打卷，“莫害我，莫害我”。他此时哪里想到革命会成功？若不成功，他在清政府的红翎子戴不上了，不但红翎子戴不上，恐怕连戴红翎子的脑袋也戴不上脖子了。而革命军也不管三七二十一，用枪逼着他：
　　“你这个满清大官，本该杀你祭天，今日不杀你，反举你作都督，为何不干？”革命党人李翊东抓过笔来，代黎在告示上签了字，抄写多份，广为贴发，武汉居民争相观看，不胜惊讶，“想不到黎协统也是革命党”。民心始定，而湖广总督瑞潋此时躲在长江湖面上，原想反攻的，听说黎氏也是革命党的都督，只好绝望而逃。
　　黎元洪被迫当上“革命党”，其实还在观望徘徊，不开口不管事，甚至不吃不喝做“绝食斗争”，后来勉强从了命。黎氏此时所想，觉得这种被逼革命，是有利于个人进退的。革命如果成功，他自然有功，革命若不成功，他也可能保身保位，清廷也许会考虑他是被胁迫这一情节放他一马，与其他革命者“区别对待”，不至于“格杀勿论”。所以，相对而言，他这种革命危险系数小，安全系数高。后来清政府大势已去，革命形势锐不可当，黎元洪终于“识时务者为俊杰”，高兴地剃了清廷之辫子，理了一个“革命”发墅，他对心腹说：“革命两字，从未之闻，今强制我于此，岂非意外之事？”不但是意外之事，更是意外之喜，革命成功了啊！黎元洪于是以中华民国“开国元勋”自诩，欣欣然以正面形象“照了汗青”。
　　风云际会，形势造人，历史确实常常有点怪异。上溯两千年的农民革命，其意义都无法与辛亥革命相比。以往革命成功与否，都是换汤不换药，以一个王朝替代另一个王朝而已，而辛亥革命却以推翻两千多年封建帝制载诸史册。谁想到，这么意义重大之事竟是由“班长”、“连长”大至“营长”等小人物促成，而小人物担当不起这一重担，却让黎元洪担当。戴着清朝红翎子的黎氏转身成了身着革命旗帜的革命功臣，于“革命”而言，也许是“统战”的胜利，但于个人命运而言，岂不是一种人生命运的怪异？庄严的历史常常演绎这种轻喜剧，让人不胜感慨。
　　26。万历上的小学政治课
　　我们大学毕业了，都不知道等着自己的有什么好职业。万历一出生就知道自己是将拿一号工资的公务员，真的是“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
　　万历是天生下来就搞政治的，所以，当我们还在幼儿园学习口、o、e等拼音，人家已经在学习MBA等行政管理学了。给万历上课的政治老师叫张居正，张老师是当初第一知识渊博的学人，他很懂因材施教。看到万历年纪小，他上政治课，就不用司马光先生编的娟葑治通r勘的那本统编教材，而是自己编辑了一本教科书，叫《帝鉴图略》。从“帝鉴”二字，我们就知道这是一本专为帝王编的政治书，从“图略”二字，我们就知道这是一本图文并茂的小人书。皇帝小时候读什么呢？如果大家有兴趣，那么，我们来当一回万历的同学，做他的陪读吧。张老师给万历开了一百多节课，我们一下子学不了那么多，只学两三节先。
　　第一课是“露台惜费”。
　　汉馒记》文帝尝欲作露台，召匠计之，值百金，上日：“百金，中人十家之也。吾奉先帝官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这一课的意思是，汉文帝准备改善机关形象，以体现改革开放成果，首选兴土木，搞楼堂馆所建设。他请来建筑工程师搞预算。工程师说，这得花百把斤黄金。支帝给吓住了，说这么多啊，相当于十个中产阶级的家产了，这露台就不建了吧。
　　张老师对这课是这么讲解的：“穷万民之财，以供一人之欲”，那是要不得的。因为这样的话，老百姓可要造反的，“一旦民穷盗起，社稷丘墟，虽有台池鸟兽，岂能独乐哉？”你要学习文帝好榜样，就要“诚当以汉文帝为法，毋以小小营建为费小，而遂恣意为之也”。
　　勤俭爱民，这政治课上得真讲政治啊。
　　可是，万历当了皇帝之后呢？别的不说了，单说万历讨婆娘与娶媳妇吧。讨婆娘与娶媳妇，基本上是“以供一人之欲”的。万历讨婆娘，除了他有份之外，谁还有份？所以说这事，最不应该来“穷万民之财”的。结果呢，买来布匹做衣服，单是付给裁缝师傅的工资，就达9万多两白银；而其娶媳妇，仅是采购珠宝，就花了2400多万两，这里的白银抵得上多少个“中人之资”了？
　　第二堂课是“感谏勤政”。
　　绸史记》记载：姜后贤而有德。王尝早卧而宴起，后乃脱簪珥待罪于永巷，使其傅母通言于王日：“妾不才，致使君王失礼而宴朝，敢请罪。”王曰：“寡人不德，实自生过，非夫人之罪也。”遂勤于政事，早朝宴退，继文武之迹，成中兴之业，为周世宗。
　　这一课的意思是，周世宗常常喜欢睡懒觉，所以上班迟到，下班早退。但他的夫人却是个好贤内助，看到他老公在二奶、三奶那里睡得不知“春宵苦短日高起”，她就早早起床，去了她老公上班的路上，打发人去喊她老公：我有罪，不能让你按时上班。这话当然是反话，她老公也是聪明人，一听就明白了，所以抢着担当责任，说这是我没组织、没纪律，出勤制度遵守得不好。以后我改正吧。周世宗说到做到，从此，他变成了如班族，因为工作勤奋，打造了一个小盛世。
　　张老师对这一课是这么讲解的：对爱人的家庭作业当然要做，但你是公务员，更要花时间与精力来做公共事业：“古者后妃夫人进御侍寝，皆有节度，每至昧旦，女史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