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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哲学知道点-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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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之道约是1891 年修筑琵琶湖之时疏水道而成的。人们都说，这条路的得名，是因为京都大学的哲学教授西田几多郎常常在这里散步的缘故。一条道因为一个人而得名，好像只有康德在哥尼斯堡的那条路能够与之相提并论吧！
西田几多郎的哲学，在日本哲学界被公认为“独创的哲学”，所以有人甚至说西田就是“日本近代哲学的宗师”。他的代表作，也是他的处女作《善的研究》的问世，标志着西田哲学思想的诞生和日本最初的“独创哲学”的形成。
西田的哲学，是把东方的佛教思想、阳明思想和西方的哲学思想结合起来的一种哲学。年轻时候的西田，饱受人生的艰辛。明治政府在政治上的保守、专制和反动，使他的精神非常苦恼。为了让心灵有所解脱和寄托，西田关心“参禅”，希望能够通过参禅，在精神上确认“真正的自我”。长达数十年的参禅体验与自我反省，对他的思想、他的人生都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
明治维新后，西方近代哲学思想在日本开始广泛传播，这些哲学家的思想，尤其是詹姆士的纯粹经验说，带给西田很大的触动。由此，他提出了自己的“纯粹经验说”。
西田认为当我们去认识一件东西的时候，我们常常夹扎着某种思想，总愿意抱有某种期待，然后我们才说“我们看到了什么”、“我们感受到了什么”。但是他想提出的是，其实这不是最原初的经验。真正的经验应该是，还没有来得及考虑就已经感受得到的东西。比如说，当我在看到一种颜色或听到一种声音的那个瞬息之间，我不仅还没有来得及考虑“是它在作用于我”，还是“我在感觉着它”，而且也没有来得及判断“它是什么”，这个时候的经验，才是最纯粹的经验。
这种最纯粹的经验，是一种内心的体验。它发生在任何杂念入侵到我们的心灵里面之前。这和禅宗、阳明心学追求内心的安宁和精神的自由都是相通的。
期待心灵的平静、抹去尘世的烦忧，难怪西田需要一条宁静的小道来陪伴他的冥冥沉思呢！想起来，也只有在这样空灵优雅的环境里，最纯粹的东西才会从哲人的心灵深处涌现出来吧！
194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日本物理学家汤川秀树曾创作过一首优美别致的和歌，描写的就是这位日本著名哲学家——西田几多郎：
在镰仓，
一条幽深的山谷里，
一个人正在沉思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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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京都学派
京都是一座古都。古都自有古都的韵味。在京都，有亘古的青翠和长流的清水，圣护院边上偶尔旁倚斜出的老梅，西田几多郎走出来的哲学小道树荫浓密，暗得让人怀古的寺门和静得听见几声木屐的深巷，总叫人忘掉时间却想起历史。京都总让人产生“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感受；难怪当年王国维离开京都之后，还给老朋友内藤湖南写信说“每想东山山色，如在目前，况重以友朋之乐，讲论之益”。
如此优雅的去处，当然是一块做学问的风水宝地。
如今的京都大学，被人誉为“科学家的摇篮”。对于京都大学的人来说，特别使他们引以自豪的是，在1949—1987年的39年中，日本获诺贝尔奖的7名得主中京大就占4名：汤川秀树、朝永振一郎、福井谦一、利根川进。“京都学派”的名声在战后又成为世人瞩目的焦点。
其实，所谓的“京都学派”，最早是由京都大学文学部著名的哲学家西田几多郎以及他的弟子田边元、三木清等人倡导发起的，原意是指他们对日本哲学的研究有独到的见解，后来日本学术界把这一称呼用来指那些京都大学所塑造的“不问实际，只管求知”的一群爱智者。正是他们的这种“兴趣”和“执着”，才使京都大学能够作为一派，在世界诸多大学中立足。
田边元是一位与西田几多郎同时在京都大学执教的哲学家，他早期深受西田哲学的影响，因而和西田有许多相似的看法。他们不遗余力地根据自己对东方传统哲学的教养，来阐释西方的现代哲学。在当时京都大学的哲学讲坛上，思想者们抱着不同的倾向，围绕着历史与存在、社会与个人等问题，展开各自的独立思考和热烈的争论。
一时间，京都一地思想活跃，东西会通，这便形成了日本学术史上的“京都学派”。
随着历史的演进，京都大学逐步发展为有着诸多学科的综合大学，“京都学派”的内涵也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哲学的思想论坛了，但是“京都学派”的精神依然体现着思想者的一份执著，依然为人所津津乐道。
人们曾这样形容京都学派：京都大学的学者教授们十分执着于理论研究，即使在常人看来芝麻一样的小事，京大教授仍会饶有兴趣，只要合乎学术道理的，就会义无反顾地去做。正是他们的兴趣和执着，才使京都大学形成了闻名遐迩的“京都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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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三国时代话佛祖
朝鲜的佛教是从中国传过去的。当佛教传入朝鲜半岛的时候，朝鲜还处于高句丽、新罗和百济三国鼎立的时代。其中，高句丽是最早接触到佛教的国家。
公元372年，中国前秦皇帝符坚派遣一个叫顺道的僧人出使高句丽，带去了一些佛像和经文。两年后，另一位僧人阿道也前往高句丽。高句丽的国王——小兽林王——就建造了肖门寺和伊弗兰寺，让顺道、阿道两位高僧住在寺中，广传佛法。20多年后，东晋朝的一个和尚，叫昙始，他带了佛经、律文几十部，前往高句丽去宣教。顺道、阿道和昙始，成为朝鲜半岛高句丽王国在佛教刚刚萌芽阶段的三位著名的传教僧。
而百济国，则是在枕流王元年（384）迎来了来自中国东晋的一位印度高僧，名叫摩罗难陀。第二年，百济在汉山州创建佛寺，有十多个老百姓跟随这位高僧，入了佛门。
至于位于朝鲜半岛东南部的新罗，佛教的传播有一段曲折的故事。
在新罗，佛教是在公元5世纪上半叶，从高句丽的佛教徒那里传过来的。但是，当时新罗国以自己的民族神为唯一的最高神，它有着不可动摇的权威性，所以，一开始佛教是受到抵制的，并没有得到国家的承认。进入6世纪后，佛教才渐渐地在民间传播开来。
但是，有一些贵族老爷们却对此不以为然。因为其中不少人觉得他们的显赫地位是新罗的民族神赋予的。但是也有另外一些人，感受到了佛教对于人的心灵的教化和震撼力量，也看到了佛教在老百姓中的威信和现实。所以，在贵族中，就出现了崇佛与排佛的争执。
在527年，也就是新罗国的法兴王14年，法兴王打算提倡佛教，有许多大臣不愿意，纷纷表示反对。但是另有一位叫异次顿的大臣，却坚决支持国王弘传佛教，而且他最终自请斩首，以定众议。在异次顿为了佛教而殉教后，法兴王终于在528年正式宣布佛教为新罗国的正式宗教。
到了6世纪，佛教就在朝鲜半岛广为流传开来。当时的三国封建政权都积极扶持佛教；也派了很多僧人到中国求法，其中有许多人还赴印度求法，影响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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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金刚山：朝鲜佛教的圣地
金刚山奇峰峻岭，连绵不绝，号称有山峰1万2千有余。山上石峰璀璨生辉，犹如金刚石闪闪发光，故称金刚山。
金刚山其实有多个名字。夏天，彩云朵朵，飘浮在绝岩陡壁上，而地上到处绿树芳草；野鸟鸣啭，人们宛如置身仙境，故名蓬莱山。秋天，漫山枫叶好似铺上艳丽的锦绣，夕照里湖亭相映，山水交辉，所以有人又把它称之为“枫岳山”。冬天，奇岩怪石，树枝桠杈，银光闪闪，形成一副美妙如画的景色，所以也被叫做“皆骨山”。
金刚山划分为外金刚、内金刚、海金刚三个地区，又细分为22个区。外金刚有万物相、集仙峰等山岳与无数瀑布和峡谷，景色雄伟壮丽，代表着男性美。内金刚则有万瀑洞等柔和秀丽的溪谷，代表着女性美。海金刚碧波荡漾的海景湖色别具一格，使人流连忘返。
金刚山这句话原来是佛教中的话。金刚是梵语的Vajra用汉字意译的。钻石也叫金刚石，金刚意味着菩萨的牢固而不朽，坚韧不变之心。
唐代的和尚澄观说，离东海不远处有一个叫金刚山的山。因为上下左右四方的山之间的流水和砂子中有金子，所以在远处看就像金山。
在朝鲜佛教中，人们认为金刚山是担武葛菩萨（有时翻译成法气菩萨）和他的一万两千个眷属一起停留的地方。正因为有这样的传说，金刚山就成为了朝鲜佛教的一块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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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带着茶香的佛经
公元4世纪末，佛教由中国传入朝鲜。在中朝两国华严宗、天台宗禅师的往来过程中，茶叶也被带到了朝鲜半岛。
公元12世纪时，朝鲜松应寺、宝林寺和宝庆伽寺等著名寺院都提倡饮用茶叶。不久，饮茶的风俗也在民间广泛流行起来。
中国茶叶虽早在汉代就已传入日本，但一直到了唐宋时期，由于僧人们的传播提倡，饮茶才成为日本社会生活中重要的习俗。唐代时，日本的最澄禅师和空海禅师到中国留学，回国时将茶种和制茶工具带回日本，在寺院附近栽种，得到嵯峨天皇的称赞。在宋代，日本荣西禅师从中国引进了寺院的饮茶方法，制定了饮茶仪式，写了《吃茶养生记》。这是日本的第一部茶书。在元代，中国的“点茶法”和“斗茶”的习俗也由圣一禅师传到了日本。
中国是茶叶的故乡，也是整个东亚佛教的主要源流。佛教的传播，一直是一段伴着茶香的旅程。中国佛教不仅在茶叶的种植、饮用等方面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也是茶叶向海外传播的一座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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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佛陀也得考试
佛教因为宣扬护国护王思想，君王们当然就更加喜欢这种宗教了。《十训要》就是高丽王朝始祖的施政纲领，里面就说：“我国家大业，必资请佛护卫之力。”
在这种背景下，高丽政府就开始设置僧侣的考试制度。一般称此为“僧科”。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选拔高级僧人指导传教和管理僧尼事务，成为“僧官”。其实，新罗时期已设立了僧官，高丽王朝就把它继承了下来，然后自己又有所发展。高丽王朝设立“左右街僧录司”统管所有的僧人，主管佛教的一切事务。
高丽王朝在宣宗时（1084—1094），“僧科”这种考试制度已经很完备了。其实，僧科是以进士的科举考试作为模拟对象的，每三年选一次，每次的考试内容都是佛教的经或论。
到高丽末年以至李朝时期，禅宗僧人的考试内容是《景德传灯录》及《禅门拈颂集》；而教宗僧人的考试范围就在《华严经》及《十地经论》里面。通过僧科考试，僧人可以得到不同的阶位。禅宗的法阶有大选、大德、大师、重大师、三重大师、禅师、大禅师；教宗的法阶有大选、大德、大师、重大师、三重大师、首座、僧统。全国最高的僧官是“王师”和“国师”，相当于君王的顾问，常常直接参与政事，权势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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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修禅定慧的曹溪宗
高丽王朝的僧科考试，实际上使得僧人们可以走上一条享有富贵和名利的僧官之路。但是，在有些僧人看来，这也正是令佛教沾染俗尘之气，日益腐坏的原因。
当时有一个叫知讷的和尚，在他25岁时，也就是1182年，于王都普济禅寺举办的“谈禅法会”（即僧科考试）上一举成名。按照当时的规定，他完全可以一路走下去，名利双收。但是知讷却选择了另一条适合自己的道路。
在普济禅寺的“谈禅法会”上，有一天，他与十多个一起学习的人相互约定：“法会结束以后，我们就不再谈论名利，要到山里面去隐居起来。在那里，我们可以结成一个社团，静下心来读佛经，开拓自己的佛性和智慧。至于说其他的事情，大家就自己看着办吧！总之呢，我们顺其自然，滋养自己的性情，如果这样可以让我们更洒脱一些，那岂不就会令我们更快乐吗？”
明昌元年（高丽明宗二十年，1190年），在老朋友的盛情相邀下，知讷由下柯山普门寺移至公山居祖寺居住。在那几年里，知讷习定均慧，日夜不怠。在居祖寺，他和其他禅侣们一起结社行道，共同创立了在朝鲜佛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定慧社”。在这个佛学派别中，知讷主张“自修佛心，自成佛道”，认为只有内心自悟，才是得到解脱的根本途径。
此后，知讷居住在江南松广山的吉祥寺。这样一来，整个“定慧社”的活动就移到吉祥寺这边来了。熙宗即位后，也就是1205年，下了一道圣旨，把吉祥寺改名为“曹溪山修禅社”。其中，“曹溪”之名，取自中国禅宗南宗创始人慧能传禅之地“曹溪山”。所以，现在我们又把知讷一派称作“曹溪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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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儒学出口朝鲜
朝鲜是中国的近邻，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大约在l世纪初，《诗经》、《春秋》等中国儒学典籍就已经传到朝鲜去了。
当时，朝鲜半岛开始进入了高句丽、百济和新罗三国鼎立的三国时代。在三个国家里面，高句丽离中国最近，所以也是接触儒学最早的朝鲜国家。公元372年，高句丽的小兽林王设立“太学”。太学是高句丽的最高学府，其教育对象是贵族子弟，所授内容是贯穿了中国儒家思想的经学、史学和文学等等。太学属于“官办学校”，而在民间，到处有一些私立学校。它们也是以儒家学说为主要教材，把儒学的经典思想教授给那些平民子弟。
百济建国之初，儒学就传到了百济。到4世纪前后，百济的儒学教育已经建立起了比较完备的制度了。而且百济的教育状况和规模，都不比高句丽的差。甚至在儒学的历史上，百济的儒学有着更重要的地位——因为日本的儒学就是从百济传过去的。284年，百济使者阿歧直访问日本。第二年，在阿歧直的推荐下，王仁来到日本，献上了《论语》、《千字文》等儒家经典，并且成为日本皇太子的老师。6世纪初，日本天皇还希望百济王能够定期地向日本遣派讲授《诗》、《书》、《礼》、《易》、《春秋》的五经博士。
至于新罗，则与儒家思想更加密切。据说“新罗”这个国名，就与儒学有关：“新者德业日新，罗者王罗四方之义。”到了6世纪，儒学在新罗盛极一时。在中国的唐高宗年间，新罗的真德女王还写了一首汉语诗献给唐高宗。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给唐高宗拍拍马屁。唐高宗看了这首诗，当然很高兴了，奖赏了新罗很多优惠待遇。自此，新罗采用中国式的帝王年号纪年，模仿唐朝的科举制，不断派出留学生到唐朝来留学……这些都促进了新罗儒学的发展。其中出现了薛聪、崔致远等有名的儒家学者。
到了高丽王朝的时代，朝鲜地区对儒学的尊崇和前朝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不仅大量输入儒学经典、遣派留学生、建学校、兴科举，而且还仿中国之风，建文庙、塑金像，尊孔子为百王之师，还大力奖励和表彰朝鲜名儒。1021年，高丽王朝追封薛聪和崔致远分别为“弘儒侯”和“文昌侯”，称誉在朝鲜首创私学“九斋学堂”的崔冲为“海东孔子”，从而刺激了私学的发展。
12世纪初，出使高丽的宋朝使者徐兢说：“高丽虽然地方不大，但是人也算是很多的，在各行各业中，大家普遍认为学儒学、做儒生是一件很高尚的事情，所以在这个国家，人们把不懂得儒家学说当作了一件令人羞耻的事情。”
十三、十四世纪之交，朱子理学传至朝鲜，受到高丽君王与达官显贵们的重视。在他们看来，朱熹真正地把圣人之学发扬光大了，同时又把“禅佛之学”挤到了一边，所以朱熹的功劳是很大的，就像孔老夫子一样大。其实，他们看中朱子学，也是为了自己的一些现实目的——他们纷纷将朱子理学的伦理观念拿过来，是为了证明自己统治这个国家是合理的。
再后来，朝鲜建立了李朝，专制皇权得到了空前的加强；在文化上，李朝抑佛扬儒，批判佛教，主张王道政治，积极提倡程朱理学。到了十五、十六世纪之交，又有权近、郑汝昌、李滉等朱子学大家出现。他们将程朱理学奉为天下第一。这就进一步巩固了李朝统治天下的精神支柱和官方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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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存人欲”的朱子学
朝鲜高丽王朝的末年，有一位大名鼎鼎的儒学学者，被尊称为“东方性理学宗祖”，他就是郑梦周。
郑梦周生活的年代，正是高丽王朝走向衰败的时期。为了振作社会风气，他提倡儒家学说，反对佛教。
他曾经说，儒学所讲的那些道理，其实都是从生活中来的。人人都有一定的欲求，人人都得吃饭喝水，这些生活中的道理是很平常，也是很自然的东西。即使像尧舜那种圣人之道，也无非是要求人们把生活中的这些事情做得好一些，而这也不是不可能的。
但是像佛教那些东西，却不是这个样子。佛教命令你不再理会亲人，禁止你有正常的生理需求，要你穿着草衣，吃着素食，自个儿打座，忘掉世界中一切东西。这哪里是日常生活告诉我们的道理呢？
儒学是一门积极入世的学问。也许，郑梦周所提倡的东西，就是想让人们在那个令人失望的年代里，还能够保存着一份关注生活、直面生活的态度吧！在真实的生活中间，我们才有可能发现那些“性理”生动活泼的源泉。
郑梦周是这么说的，他自己也是这么做的，他在生活中堪称一位刚毅的君子。他的忠义节烈，也是他被尊为东方理学宗祖的重要原因之一。
后人对他的评论都是“道学”与“节义”并提。有人甚至说，在高丽朝的四位大儒（薛聪、崔致远、安珦、郑梦周）中，只有郑梦周是真正合格的。因为郑梦周不仅学问做得有儒家底蕴，而且他的为人也具有真正的儒家风范。
在高丽朝末年，李氏家族大有取而代之的势头。有一天，一位和郑梦周交往多年的僧人劝郑梦周识时务、顺大势，归向李氏。既然人心已向李氏，自己又何必那么固执呢？对于郑梦周来说，他并非不知道高丽朝大势已去，但他却说：“我在高丽朝受人社稷之托，怎么能有二心呢！”
又有一次，李朝太宗试探他，看他是不是有改变立场的可能。结果郑梦周以歌明志，他写道：
此身死了死了，一百番更死了。
白骨为尘土，魂魄有也无。
向主一片丹心，宁有改理也欤！
郑梦周平日讲求程朱理学，把君臣父子的伦理关系放在第一位，在实践中也是以履行忠孝为人道之根本。这样一来，他才在关键时刻能够从容不迫。
这么倔强的知识分子，取代高丽王朝的李氏贵族对之当然不欣赏。终于，在1392年，李氏贵族派出刺客，在京城善竹桥刺杀了这位有着极高声望的儒学大师。
人虽然杀了，但是当李氏一登上宝座之后，他们又开始提倡郑梦周的忠烈和他的伦理学说。因为郑梦周的学说和人格，又变得有利于巩固李朝的政权。
郑梦周的这种性理之学和忠烈节义的传统，能够继续获得它的生命力，政治原因是一方面，但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它能够一直得到朝鲜人民的敬仰和认同。朝鲜民族是一个十分顽强的民族，他们有自主独立的精神；这些气质都与他们的儒学传统是密切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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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一场架，吵了一百年
在朝鲜的哲学史上，曾经发生过一场著名的大辩论。前前后后将近100年的时间里，几代哲学家都在这场辩论中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这就是朝鲜的“四七论辩”。
“四七论辩”是什么意思呢？“四”就是儒家所说的“四端”，也就是仁、义、礼、智等道德品质，是人性中好的东西；“七”就是儒家所说的“七情”，也就是一般的诸种情感，它们是世俗之人都具有的。
“四端”也好，“七情”也好，都是儒学中的基本概念。它们所要回答的问题是：人性到底是怎么样的？人的善恶和人的本性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其实，关于这场大辩论，可以从一个名叫权近的朝鲜哲学家那里说起。
权近生活在14世纪，也是朱子学的大家。他在自己的代表作《入学图说》中，对四端和七情曾经发表了这样的看法：“四端是人的本性的出发点，所以完全就是善的；但是七情呢，却是从人的心里流出来的，所以有的善、有的恶。”权近认为，人的四端来自于“理”（宇宙的本质、规律），而人的七情来自于“气”（构成世界的物质性的基本材料）。如果七情能够合乎人性的法则，那当然就是非常好的，符合人的道德本性的。但是情感表现出来后，如果并不合乎道德本性，那当然就是不好的。
权近的论述还只是个“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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