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哲学知道点-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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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犹太祭司长和文士就无法容忍他了。
　　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害怕大家认定耶稣是弥赛亚救世主，进而跟随他争取犹太国的独立，搞得罗马帝国派兵镇压，终究使自己失去土地和百姓。于是，大祭司该亚法提议杀了耶稣，让耶稣替全国死。于是他们向罗马政府诬告耶稣是犹太人的王，希望罗马政府治死耶稣。虽然后来巡抚彼拉多查过耶稣没有罪，他们还是收买群众向彼拉多施加压力，结果彼拉多将耶稣交给犹太人，拉出去钉上了十字架。
　　据说耶稣死后留下了曾经用来包裹他尸体的一段长约4米的细麻布，即著名的“都灵圣布”，至今仍保存在意大利的都灵。1981年12月，40名美国宇宙航行局的有关专家利用最先进的成像分析技术与仪器对都灵圣布进行了长达3年的研究之后，得出一个结果：圣布曾经包裹过的基督耶稣，是一个身高1。76米，体重79公斤，年龄约为30岁，脸上长胡须的犹太男人！
　　然而，据圣经记载，耶稣基督不仅是一个人，也是一个神，他是上帝耶和华的儿子，是上帝命令下凡拯救犹太人的救世主弥赛亚。“耶稣”这个名字是“救世主”的意思。“基督”是耶稣的正式称号。“基督”是从希腊字Christos来的，希伯来语的意思就是弥赛亚。“耶稣基督”这个复合称号，就是“救世主弥赛亚”。
　　在耶稣3年的传道生涯中，曾行过许多神迹奇事。他曾用5个饼、两条鱼使5000人吃饱；他可以在海面上行走；他可以使水变成酒；他甚至使死了4天的拉撒路复活；而他所行的最大神迹就是，他预见了自己会如何被人处死又如何复活。
　　圣经记载，在确定耶稣已经死后，彼拉多同意让约瑟领走了耶稣的尸体，约瑟将之葬在一座自己用石头凿成的新坟墓中。为了防止耶稣的门徒把耶稣的尸体偷走以宣扬耶稣复活的神迹，彼拉多派重兵把守坟墓。而且墓门口有一块巨石，巨石上有封条。然而，3天后抹大拉的马利亚最早发现石头从坟墓挪开了，耶稣的身体不见了，只留下细麻布和裹头巾，因此有些人就真的相信耶稣复活了。耶稣复活以后，他曾向多人显现。这就证明了拿撒勒人耶稣即是旧约圣经中的救世主。耶稣以自己的死拯救了人类的罪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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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因为荒谬，所以信仰”
　　罗马帝国到了晚期，这个横跨亚非欧的庞大帝国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苦难和动荡取代了鼎盛时期的强大和繁荣。一种消极的情绪像一个幽灵在罗马公民的心中萦绕。
　　因此，人们对古希腊罗马传统的理性主义的乐观信仰发生了动摇，惊恐不安的人们纷纷向宗教寻求避难所。于是一种由耶稣基督创立的基督教迅速发展起来了。古希腊罗马的理性文化和基督教的信仰文化的激荡交流和互动转型就成了这段时期罗马帝国的一大文化景观。
　　那么，应当如何处理两种文化的关系呢？理性优先还是信仰优先呢？基督教会内部对这一问题产生了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应该把信仰与理性调和起来，让理性为信仰服务；而另一种意见认为，有理性就没信仰，有信仰就无需理性，因此必须把信仰与理性彻底分开。前一派的代表有奥古斯丁，后一派的典型代表有德尔图良。德尔图良等信仰至上论者认为，信仰是不需要理性分析的，也是无需理由的。在理性的人看来荒谬的东西，往往就是他们信仰的对象。因此他们主张：“正因为荒谬，所以我才信仰。”
　　德尔图良（Tertullianus），著名的基督教教父哲学家。他于公元160年出生于非洲北部的迦太基城。早年的德尔图良过着花天酒地的奢侈生活。但到了30多岁之后，被基督教徒为了信仰视死如归的壮举所感化，毅然放弃了优裕富足的生活，皈依了基督教。
　　这个回头浪子入教后，充分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和雄辩的思维和口才，不遗余力地与各种反基督教的观点作斗争，捍卫基督教，终于成了西方拉丁教会的第一位“教父”。据说，德尔图良心高气傲，咄咄逼人，后人因此称他为“非洲铁头”。这位教父于80高寿去世。
　　德尔图良认为，信仰和理性是尖锐对立无法调和的。他的一句名言就是，“雅典和耶路撒冷是毫不相干的”。而且他认为不是理性高于信仰，而是信仰高于理性。理性以及代表理性的哲学是毫无价值的，只是“魔鬼的学说”，因此应把所有的哲学家送去喂野兽。
　　他认为，当我们有了耶稣基督之后就不再需要那些哲学的奇谈怪论了，有了福音书之后就不再需要任何探索和理解了。他举例说：“上帝之子死了，虽然是很荒谬的，却是完全可信的；上帝之子被埋葬后又复活了，虽然是不可能的，却是确定无疑的。”这段话被后人总结为这个著名的命题——“正因为荒谬，所以我才信仰。”也就是说，信仰是超越于理性的，在理性看来荒谬的东西（比如上帝）是无法用理性来把握的，我们只能信仰。因此德尔图良也说过：“我相信上帝，因为我无法证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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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回头浪子奥古斯丁
　　俗话说，浪子回头金不换。奥古斯丁（Augustine）就是一位难得的回头浪子。
　　公元354年11月13日，奥古斯丁出生在北非的塔加斯特城（现在阿尔及利亚的苏格艾赫拉斯）。他母亲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他父亲是罗马官员，本不是基督徒，也在临终前不久受洗入教。奥古斯丁7岁开始接受教育，他在少年时期就显露了非凡的才华，获得了有关拉丁文学的渊博知识。
　　据说奥古斯丁生性顽劣，不守本份，青少年时期曾干了不少坏事，诸如逃学旷课、打架斗殴、结伙偷梨等等。17岁那年，他前往迦太基深造，在此感染上了放纵享乐的习气，找到了一位情妇，并生了一个私生子。这期间，他阅读了西赛罗的著作，开始思考哲学问题。19岁时开始信仰摩尼教。但在随后的9年中，由于摩尼教不能解决他的一些疑难问题，逐渐对摩尼教失去了兴趣。然后学习了怀疑主义和新柏拉图主义的哲学，深受新柏拉图主义的影响。383年，奥古斯丁来到罗马，不久又到了米兰，在那儿担任修辞学教授。之后，在母亲的劝说下，抛弃了同居10多年的情妇，与另一年轻女子订婚。然而未婚妻要两年之后才到结婚年龄，奥古斯丁又迷上了另一位情妇。
　　当时米兰的主教是圣·安布罗斯，奥古斯丁被他的布道所深深打动，加之母亲的劝导，他慢慢地倾向于基督教了。386年的一天，奥古斯丁在一个花园中猛然忏悔，得到了主的引导，经过一番剧烈而深刻的内心斗争之后，32岁的浪子毅然决然抛弃了教授职位、情人和未婚妻，皈依了基督教。次年，奥古斯丁接受安布罗斯的洗礼，投身基督教会。
　　然后，奥古斯丁投入了反对异教的活动当中，他的名气也随着他抨击异教的激烈程度的上升而日渐上升。虽然他体质孱弱，但是却在速记员的帮助下写出了大量的宗教著作。至今尚存的他的布道约有500篇，书信200多封，他的最著名、最有影响的三部著作是《上帝之城》、《忏悔录》和《论三位一体》。由于才华卓越，奥古斯丁很快就成为基督教界最受尊敬的领袖之一。
　　公元430年8月28日，76岁高龄的奥古斯丁在被旺达尔人围困的希波城内告别了人世。几个月以后，这个野蛮部落攻克了希波城，他们几乎把全城都焚为灰烬，然而奥古斯丁图书馆和大教堂却安然无恙。　
　　奥古斯丁有非常深的拉丁文化和希腊哲学背景，他充分利用这些哲学资源为其基督教神学服务，从哲学的高度论证了“上帝创世说”、“原罪说”、“救赎说”、“三位一体说”等基督教的基本教义，使信仰与理性完美结合了起来。因此，奥古斯丁既是伟大的基督教神学家，使基督教学说在整个中世纪基本上保持了核心的地位；也是伟大的哲学家，使希腊哲学的某些方面传入中世纪的欧洲，使古希腊罗马哲学获得了新的形式。
　　在反对异教和异端、维护基督教的正统地位方面，以及在基督教教会的组织机构建设方面，奥古斯丁都做出了巨大贡献，成为名副其实的“基督教之父”和最伟大的教父哲学家。奥古斯丁被教会奉为仅次于耶稣基督12门徒的“圣人”和“恩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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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上帝之城
　　奥古斯丁的一生期间，正是罗马帝国迅速衰落的时期。奥古斯丁的思想便是在罗马帝国的“伟大文明破碎之际酝酿而成的”。公元410年，就在基督教上升为国教以后不久，罗马城在艾拉瑞克所率的哥特人的攻打下沦陷了。这一事件使罗马人日益高涨的基督教情绪受到了沉重打击。异教徒们乘机大肆攻击基督教，他们说，在信奉朱比特时，罗马一直保持着强盛；但现在皇帝们都改信耶稣基督了，所以朱比特不再保护罗马人了。因此基督教要对罗马城的悲剧负责。
　　为了驳斥这种指责，为基督教做辩护，奥古斯丁从公元412年开始，持续花了15年时间，专门写就了他最著名的著作《上帝之城》。
　　奥古斯丁指出，罗马在成为基督教国家之前，并非从未受过苦难，在基督教成为国教以前的时代甚至发生过更坏的事情。罗马从高卢人的入侵和内战中所遭受的苦难，不但与哥特人带来的苦难不相上下，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他说，异教徒经常把灾难归咎于基督教。可是，由于蛮族哥特人也信奉基督教，他们是尊重教会的，因此许多异教徒在罗马被劫掠期间跑进教会中去避难。
　　他还说，基督徒如果有德行的话，即使忍受苦难也是快乐的，康士坦丁和狄奥多西二位皇帝就相当幸福。因为对圣徒来说，丢掉了现世的东西，并不意味着丢掉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即使他们死后得不到埋葬，也是无关紧要的，因为贪婪的野兽并不能阻挠肉体的复活。基督教无需为罗马的遭劫而烦恼，尽管罗马城毁了，但另一座新城——“上帝之城”却在壮大，大公教会就是这座新城的世俗影子。
　　“上帝之城”的说法本来源于圣经。奥古斯丁认为，天下万国，虽宗教与风俗各异，言语、武器、衣冠不同，然而人类只有两个大团体，若照圣经上的话，我们可称之为两个城：
　　一个是世俗之城，由愿意依肉欲生活的人组成，他们的精神背离上帝从而为朽坏的肉欲所奴役，他们爱自己以至轻视上帝，他们注定要毁灭；而另一个是上帝之城，由愿意依精神生活的人组成，他们的精神服从上帝从而能够支配肉欲的生活，他们爱上帝以至轻看自己，他们终将成为上帝的选民而得救。可见，奥古斯丁关于上帝之城与世俗之城的划分不是空间或地理意义上的，而是用它们代指有着不同追求的社会团体。
　　相对于人类社会的历史现实来说，上帝之城在人类社会的历史现实中不是独立存在的社会实体。因为连教会也只是上帝之城的象征，而不是上帝之城本身。然而，奥古斯丁又认为，上帝之城确实曾经独立存在过，以后也还将独立存在，只不过那是尘世之外的事情，即魔鬼犯罪前的“天使之城”和末世审判后的未来天国。他认为，人类的历史就是上帝之城战胜世俗之城的历史。
　　奥古斯丁在书中强调了教会与国家的分离，他认为，国家唯有在一切有关宗教的事务方面服从教会，才能成为上帝之城的一部分。后来的神学家们就把奥古斯丁的这一理论，解释为教会干预政治，教权高于王权。因此在整个中世纪，特别是在教会对世俗诸侯的斗争中，这部书曾产生过巨大影响。而奥古斯丁关于世俗之城与上帝之城的论说，直到今天仍然给许多人的灵魂以深沉的感召和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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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罗马人的国教
　　罗马帝国建立以后，各种宗教的作用越来越大。当时，罗马传统宗教在公众中影响极大，在众多宗教中间是最有影响力的宗教，它保持着官方宗教的地位。一般说来，当时的罗马当局对大多数非官方宗教的存在并不介意，因而神秘宗教和各种各样的流行祭仪占据了罗马万神殿的每一个壁龛。基督教就是其中之一。

　　基督教的诞生与罗马帝国的建立几乎同步。
　　公元180年以前，基督教的社团相对比较弱小，不太为外人所知。它只是来自古代东方、在帝国大城市的居民中觅得栖身之所的众多祭仪之一。奥勒留皇帝曾经甚至限制基督教的发展。
　　然而，从180年奥勒留逝世到康士坦丁大帝支持基督教发展的这120多年里，基督教教徒数量急剧增加。而此刻的罗马帝国又开始受到内乱的困扰，苦难和动荡取代了前两个世纪的繁荣。惊恐不安的人们纷纷向宗教寻求避难所。
　　随着信徒的增加，基督教的成分也发生了变化。以前的基督教几乎全部由贫苦阶层组成，绝大多数基督徒都是农民、匠人、妇女、儿童、乞丐、奴隶。到了3世纪初，越来越多有文化教养的人士进入教会，其中包括一些著名的学者，比如克莱门特、亚历山大里亚的奥利金、德尔图良等教父哲学家。政府官吏中也有许多加入了基督教，有些还是行省总督一类的高级官员。
　　罗马帝国的统治者们看到，当政治上的统一已经达到之后，在宗教中寻求某种统一的体系也是必然的了。而当时的宗教多数是多神教或者神秘教。虽然多神教使许多人感到满足，神秘教使许多人感到精神上的解脱，然而，只有一神论的基督教，在教父哲学家们的创造之后，更具有体系上的完备性，能更好地达到信仰的统一。因此罗马的皇帝们自觉地开始支持基督教。
　　罗马皇帝康士坦丁对基督教的支持使基督教从秘密走向公开，从民间信仰上升为官方精神支柱。
　　公元313年2月，康士坦丁与利西努斯在米兰会面，以两位奥古斯都的名义颁布了所谓的“米兰敕令”。赦令对基督徒抱宽容态度，允许民众皈依基督教，归还迫害时期没收基督徒的教会财产，一些有利于基督教的重要原则在这个官方文件中确定下来了。
　　这个敕令虽然还没有把基督教确立为国教，但值得注意的是，基督徒已经被统治者视作一种积极的力量，皇帝们对待基督教的态度已经发生改变了。此后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基督教在帝国中的地位更加稳固了。
　　公元380年，狄奥多西一世（Theodosiu　I；公元379—395年在位）颁布敕令，要求帝国“遵守神圣使徒彼得给罗马人的信仰”。公元391和392年，他又连续下令禁止异教崇拜，规定违者将受到与犯叛逆罪和渎神罪相同的惩罚。基督教因此终于成为了罗马帝国唯一合法的宗教，即国教。
　　基督教被确立为罗马国教，这是罗马帝国史和西方世界史的一个重大转折点，是基督教国家的开端。基督教神学征服了罗马帝国的精神世界，为西方中世纪的历史奠定了基础。
　　到了公元325年的尼西亚会议前后，在教父哲学家们的努力下，基督教的正统教义和神学体系已经成熟了。因此，一种新型基督教宗教文化与罗马帝国主流文化交流融合，共同铸就了西方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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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唯名论和实在论
　　一般认为，从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到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爆发，是属于西欧的封建社会时期。从5世纪末到14世纪，是西欧封建社会的形成、发展和繁荣时期，也是基督教文化占统治地位的时期，史称中世纪。
　　在这个信仰高于理性的时代，哲学成了神学的婢女，哲学家们所能做的似乎只是一些关于基督教的教义的抽象繁琐的论证。如：“神用泥土捏成的亚当有无肚脐眼？”“亚当被造时几岁，身长若干，不吃奶吃什么？”等等。这个时期的哲学是教父哲学和经院哲学。
　　教父哲学是经院哲学的前身，到9世纪初，经院哲学正式开始形成。而贯穿经院哲学的一个重要的哲学问题是一般与个别的关系问题，即一般（概念）或共相是否是实在的呢？对这个问题的肯定和否定的不同答案就形成了所谓的实在论与唯名论的区分。
　　一般与个别的关系问题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哲学问题，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就有了许多论述。而最早明确提出这一问题的是普罗提诺的学生波斐利，但真正深入研究这个问题的却是经院哲学家们。
　　唯名论者们认为，真正实在的只是个别的东西，而一般不是客观存在的，它只是人们用来表示个别事物的名词或者概念。罗瑟林和阿伯拉尔是著名的唯名论者。但他们二者又有些不同。罗瑟林认为，不仅在现实中是不存在一般的东西，而且在人的思想中也没有一般的概念，一般只不过是一个名词。这种主张叫做极端唯名论。而阿伯拉尔认为，尽管一般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但一般还是人们心中的一个用来表示事物的相似性或共同性的概念。这种主张叫做温和唯名论，也叫概念论。
　　举例来说，他们的理论是这样的：罗瑟林认为，只有张三李四这样个别的人是实在的，抽象的人是不存在的，它也不是人们思想中一个抽象的概念，“人”这个一般只不过是我们称呼个别的人的一个名词，甚至是一种声音。而阿伯拉尔认为，尽管一般的抽象的人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只存在张三李四这样的个别的人，但张三李四有一些共同性，人们对这些共同性进行抽象，就在心中形成了一个抽象一般的“人”的概念。
　　与唯名论者相反，实在论者们认为，一般是先于个别事物而存在的，是独立于个别事物的客观实在。实在论的代表人物是安瑟伦和阿奎那。同样，这两人的观点也有极端和温和之分。安瑟伦认为，一般不仅是客观实在的，而且是上帝创造世界上个别事物的原型，有了原型才有了个别事物。这是一种极端实在论，其实它是柏拉图的理念论的翻版。而阿奎那认为，一般只是一种“实体形式”或者“隐蔽的质”，它既存在于上帝和人的理性之中，也存在个别事物之内，这种理论明显受到亚里士多德的实体与形式理论的影响。相比而言，这是一种温和实在论。
　　如果同样用上面的例子来说明的话，安瑟伦认为，“人”这个一般理念是先在的，张三李四这样个别的人恰好是根据“人”这个一般原型制造出来的。阿奎那则认为，“人”这个一般是第二实体的形式，是造成张三李四的隐蔽的质，它存在于上帝和人的理性中，也存在于张三李四这样个别的人之中。　
　　其实唯名论与实在论旷日持久的争论不仅有理论上的分歧，而且有现实利益上的冲突。唯名论者主张，个别的国家高于渗透于各个国家的“大公教会”；亚当就是亚当，他犯的罪只是他个人的罪，而不是什么全人类的原罪；圣父、圣子和圣灵只能是三个不同的实体而不是“三位一体”。这些主张是代表教会的实在论者最惧怕的，因此，我们就可以理解他们为什么要激烈地反对唯名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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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上帝是怎么存在的？
　　经院哲学家们同教父哲学家们一样，都是主张信仰高于理性的。但经院哲学家们不像德尔图良那样否定理性，而是充分地利用思辩和逻辑为基督教教义作辩护。
　　人们是不可能信仰一个子虚乌有的东西的，因此，论证上帝存在是支持整个基督教信仰大厦的基石。被誉为“最后一个教父和第一个经院哲学家”的安瑟伦（Anselmus）就是第一个系统论证上帝存在的佼佼者。
　　安瑟伦（1033—1109年）出生于意大利北部的一个信奉基督教的贵族家庭，在父母的影响下，成了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在27岁那年，因为父亲不同意安瑟伦当僧侣，他一气之下离家出走，来到了诺曼底的贝克修道院。由于受到副院长兰弗朗克的赏识，安瑟伦有机会访问英国并获得了巨大的声誉。1078年安瑟伦当上了贝克修道院的院长。1093年9月，在已升任坎特伯雷大主教的兰弗朗克去世后的第4年，安瑟伦不负恩人的期望，就任了坎特伯雷大主教。安瑟伦的主要著作有《独白篇》、《宣讲篇》和《神人论》等。在《宣讲篇》中，安瑟伦提出了他著名的关于上帝存在的所谓的本体论证明。
　　我们每个人都能在心中设想一个“无与伦比的伟大存在者”。这样，我们每个人都具有“可设想的无与伦比的伟大存在者”的观念。因此，这个“可设想的无与伦比的伟大存在者”就明明白白存在于我们的心中，这是无须证明的。
　　既然存在一个“可设想的无与伦比的伟大存在者”，那么，逻辑上也就还存在一个“不可设想的无与伦比的伟大存在者”。也就是说“不可设想的无与伦比的伟大存在者”同样存在于人们的心中。
　　而且“不可设想的无与伦比的伟大存在者”不仅存在于人们的心中，它还存在于现实中。因为，如果“不可设想的无与伦比的伟大存在者”只存在于心中而不存在于现实中，它就和“可设想的无与伦比的伟大存在者”是同一个东西了。而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