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子决定脑子-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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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儒图四十里，共田十三万二千，正米二斗，该米二万六千百万四百石，加耗每石八升，共加二千一百一十百万二石。
　　又民图正米九万三千六百石，每石使费一钱三分五厘，共横派一万二千六百万百三十六两。
　　又官儒图正米二万六千四百石，每石使费一钱一分，共横派二千百零四两。总派耗米七千七百二十八石，横派使费一万五千四百四十两。“图”是明清时代地方政府为了方便课税、力役所建立的里甲制度，县之下有都，都之下有图。都约略相当现在县之下的片区，图约略相当于现在乡之下的基点。（《明史？食货志》谓：里编为册，册首总为一图。图也可视为基层的征税单位。）小小一个基层的征税单位，一年下来，加派的耗米便达到七千七百二十八石，是正额的十八分之一，这还不算什么，最厉害的尚属那横派的使费。当时朝廷的一品大员，规定的基本工资一年也仅有区区的一百八十两，而嘉善县下面的一个图，一年横派的使费便是一万五千四百四十两，这可是一个正部级干部近一百年的工资收入。书中提到当地的官吏催课之残酷不仁，可谓笔笔血汗、句句带泪，读来令人唏嘘。我随手摘录了几段，放在这里：（康熙元年）夏五月，知府张汉杰行县，征民欠钱粮，杀无算。
　　（康熙二年）秋七月初十，知府张汉杰行县，比征顺治九年、十一年条银；十二年牛角银；十三年海塘银；十四年河工银，罢市。十三，知县邹度站以白粮稽缓，革职。
　　（康熙二年）八月初四，民李姓者为征催迫，自刎狱中。
　　（康熙四年）春正月知县叶蕴全征四年条银，严刑拶夹，民不聊生。西塘寡妇卞氏，欠白折银五钱，杖死；城中丰前桥居民朱尔宏媳顾氏，欠灰石银四钱，勒令自经。
　　（康熙六年）二月初十、十一大风雪，冻。知县阙振征比钱粮，当堂夹死差役陈卿。以上血泪史，并非发生在兵荒马乱的凶年，亦非发生在水旱连年的灾年，更非发生在哪一个王朝的末世，而是出现在清朝历史上最值得称羡的一段时期。据说那个时候，帝国的整体国力正是蓬勃向上，人民的生活得到巨大的改善，是所谓的“宁为盛世之犬，不作乱世之人”的康乾盛世。读史至此，我实在怀疑，史上传颂的一个又一个所谓的盛世，其真实性到底有几分是靠得住的。
　　清代欧阳兆熊和金安清合撰的《水窗春呓》中有一段话专门记述当时官场的行情，书中说：
　　总督以两江为肥缺，一年可得银子三十万，其中淮南盐务占一部分，各关备贡占一部分，养廉公费占一部分。其次则是两广、四川。
　　巡抚的灰色收入广东、广西两地都可超过十万，浙江不过六万，江苏不过四万，福建则为最苦。
　　藩司则江、浙两地都有五六万，而四川、陕西、山东、山西等地的外快最多，因为土地、人丁都较他省为巨。
　　臬司则以通省都有节寿方为优缺，四川、河南、山东、安徽都不错，其他的省份都要差一点。
　　道台则首推陕西粮道，福建、台湾二省的道台也不错，每年都会有三十万银子的进项，这几乎就与两江总督的相等。
　　府一级以四川蘷州为最，一年也有二十万银子的进项；广东省的广州、潮州两府，广西省的浔州、梧州两府，以上四府每年也会有十万以上的外快。
　　天津新设的海关，一年有二十万银子的进项，甲于天下。其他的沿海海关，上海为最，宁波、绍兴、登州、莱州、青州次之，汉口、九江、常州又次之。
　　灰色收入部分，有如正规的俸禄组成，丁是丁，卯是卯，分分毫毫皆可精确计算。书中对每一个官缺的灰色收入，皆能如数家珍，娓娓道来，说明这样的收入，完全是公开的秘密。书中还说到总督的灰色收入，每次都要用正规的公文印签解送，这说明至少在官员的意识里，这是既合理又合情的，没人会觉得这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地方。
第21节：低薪与廉政的矛盾（6）
　　官员们自赴任伊始，便知道会有这么一笔收入。与此同时，正规的俸禄，则成了他们的象征性收入。
　　我这么说，绝非故作耸人之谈，实在是因为写在官府文件上的俸禄规定同现实收入的巨大悬殊。
　　据《大清会典》卷二十一“文职官之俸”记载：一品岁支银一百八十两，二品一百五十两，三品一百三十两，四品一百五两，五品八十两，六品六十两，七品四十五两，八品四十两，正九品三十三两有奇，从九品、未入流三十一两有奇。此谓之正俸，其性质有点像今天的基本工资。当时的京官例支双俸，这多出一倍的补贴部分，称恩俸，有如今天的岗位津贴，因为京官不如外官，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灰色收入。此外尚有俸米一项，即每正俸银一两兼支米一斛，大学士、六部尚书侍郎加倍支给。
　　清朝的总督，例加尚书衔，算是正一品的朝廷大员，按照正规规定，他的一年收入，也不过正俸一百八十两，外加恩俸一百八十两，再加俸米三百六十斛。三百六十斛俸米，折银大概不过一百八十两。三者合计，全年的俸银不过五百四十两。
　　区区五百四十两的俸银同三十万两的灰色收入相比较，便是近六百倍的差异。
　　陕西粮道辖西安府、乾、鄜两直隶州，共二十余县，就像《水窗春呓》中所写的那样，为天下首道，一任道台干下来，便抵得一任两江总督。道光二十五年始接任陕西粮道的张集馨，在《道咸宦海见闻录》中提到“此官收支兵粮，是其专责，而辖境公事甚简。道有东西两仓，自五月开征至次年奏销时扫数，计征米豆麦二十万石。满营兵粮系每月支放，绿营兵粮系四季支放，每年约共放粮十九万石有奇。缺之所以称美者，不过斗斛盈余耳”。
　　张集馨所说的斗斛盈余，据年谱记载，一年下来不过六万余两银子，看来不见得全是实话。他去陕西就任前，为了出京留别，借了一万九千余两银子的京债。任粮道一年，不但本利全部还清，还寄回仪征老家一万多两银子，单是这两项合计就有三万两以上，此外还要算上同僚间的分肥约五万余两，三者相加，一年下来，也该有银子八九万两。
　　当然，就是这数目，同《水窗呓语》所载的数目仍有较大出入，由此亦可反证张集馨的清官身份。
　　带头违反规定的除了下边的官吏外，往往也包括皇帝本人。明朝后期的田赋加派，起于嘉靖时期的“额外提编”。嘉靖二十九年（1550），俺答汗率兵进犯京师，明廷“增兵设戍，饷额过倍”。第二年，“京边岁用至五百九十五万（两）”，当时全国征收的田赋每年入太仓库者只有二百多万两，户部尚书孙应奎“乃议于南畿、浙江等州县增赋百二十万，加派于是始。”（事见《明史？食货志》）
　　万历年间，又因辽东对女真用兵，按亩加派“辽饷”。第一次是万历四十六年（1618），每亩加派银三厘五毫，计200万两；第二次是万历四十七年，每亩再加派银三厘五毫，又计200万两；第三次是万历四十八年，每亩又加派银二厘，计120万两。三次总计，每亩加银九厘，一共加派520万两，相当于全国总赋额的1/3以上。
　　《崇祯长篇》上说：从崇祯元年新增盐菜银二十二万开始，崇祯三年为了增加国防费用，规定每亩田加征练饷一分二厘，单此一项即搜括民脂民膏计银六百六十余万两，相当于每年田赋收入一百六十九万二千两的三倍多，崇祯八年又规定每亩田一概征收银一钱。
　　如此重重加码，终于有人看不下去了，时任兵科给事中的陕西人刘懋，在加派施行之后，给崇祯上言反映家乡临潼县的情况，刘在报告中说：我曾经查证过万历中期我的家乡规定的税率，每亩最重不过纳银五分，所以小百姓们宽然有余，家有盖藏，人知廉耻，虽遇上荒年也不会有饿死人的事，虽饿死也不会有反叛的人。嗣后岁岁加派，今年二厘，明年三厘，因事而派，事情完了加派却不见废除，如此日加一日，则日重一日。迄今为止，每亩要纳银八分三厘，再加上地方各部门的加耗和科索，每亩应纳的赋税已经高达一钱多了。如此一来，一顷地的税额便要高达银子十几两。刘懋最后说：一顷地的产出，扣除人工费用和耕作时的食用外，哪能余下十几两银子？所以有钱人不能不贫，贫的不能不逃。（《崇祯长篇》卷四十三，崇祯四年二月戊申条，刘懋的奏折曰：尝考皇祖中年，臣乡条编之税，每重不过五分，是以民间宽然有余，家有盖藏，人知廉耻，虽遇荒而不死，虽饥死而不叛。嗣后岁岁加派，今年加二厘，明年加三厘，因事而派，事已而派不去，日加一日，则日重一日，迄今则每亩八分三厘，连加耗科索，则每亩一钱余矣。计地一顷，条编一十余两。夫一顷所出，除人工食用力，岂能办银十余两乎？是以富者不得不贫，贫者不得不逃。）
　　崇祯皇帝并没有因为臣下的劝谏而有所收敛，崇祯十年，又加派248万两，崇祯十二年再加派730万两。
　　短短十一年间，经过重重加码，小百姓的年税赋负担已由原来的1692000两暴涨到2000余万两，前后相差达12倍之多。
　　小百姓除了照章纳税，所能做的最大反抗便是来一点小幽默，拿皇帝老儿的年号开涮，称这样的皇帝为“重征皇帝”（事见李清《三垣笔记》，以崇祯为“重征”，犹如海瑞称嘉靖为“家净也”）。
第22节：靠山吃山（1）
　　靠山吃山
　　中国文化最精彩处，莫过于一个“吃”字。从老子的“为腹不为目”始，肚子问题便一直是国家的头等大事。
　　根据《周礼》的说法，当时的冢宰；也即后来的宰相，虽贵为百僚之长，其原始身份，其实只是王室的厨师长，所以他手下的属官，尽是浆人、盐人、醢人、庖人等司厨的角色。
　　陈平少年时，曾在乡庆中主持过分割祭肉的工作。因为下手很有法度，父老们就交口称赞他道：“好啊！陈家这小子真会操刀！”陈平的回答很见志向，他说：“假使我有机会治理天下，也会像分配祭肉一样公道。”父老们就此认定他是块当宰相的料子。后来发生的事证实了父老们的先见之明，陈家这小子，果然成为大汉朝的一代明相。（《史记？陈丞相世家》）
　　所以说宰猪、宰羊之“宰”与主宰天下之“宰”，至少在词意上并无明确的区分，宰猪、宰羊是为一方百姓弄吃的，主宰天下是为天下人弄吃的，其根本都在于找饭吃。
　　因为“为腹不为目”，所以我们看问题，往往只见其口，不及其余。就连人头数的计算，也要以口为计量单位。计口授田，若翻译成大白话，便是：根据吃饭的嘴巴来分配田地。
　　因为“为腹不为目”，所以我们看问题，皆可一吃以蔽之：被人占了便宜，便是吃亏。受苦，便是吃苦。面子大，便是吃得开。面子不够大，便是吃不开。
　　因为“为腹不为目”，所以“人情”二字后面，必得再缀上一个“味”字，才算形象。
　　因为“为腹不为目”，与人交往，必得以生熟来区分，才得从容。
　　因为“为腹不为目”，所以职业便成饭碗，丢了职便是砸了饭碗，稳当之职业便是铁饭碗，肥差美缺便是金饭碗。如此一来，干哪个行当自然也就成了吃哪碗饭的了。
　　所谓的贪官污吏，不外乎这么两拨人，一是上文所提到的吃国家饭的，还有一类不说，大家也会明白，那就是吃百姓饭的。吃国家饭的，通常都会有一个宠大的利益共同体，如户部的干部职工和两淮盐政衙门的大小官吏。吃百姓饭的，较之枝连蔓牵的吃国家饭的行为，无疑要简单得多，一般只会有甲、乙两个互为依存的利害对头。
　　当然还会有一拨人，是既吃国家饭，又吃百姓饭，鉴于手法上的雷同，就不专门介绍了。现在就专门来讲一讲那些吃百姓饭的家伙。
　　桐城派的古文名家方苞，因为戴名世案被牵连入狱，关在刑部监狱。方苞是当时的大笔杆子，出狱后，写了一篇文章，叫《狱中杂记》。
　　方苞笔下的那些吃牢饭的胥吏，吃技之高，实在令人瞠目。笔记里说，他们不但能从活人身上来钱，还能让死人吐出钱来。
　　方苞刚入狱时，看到刑部监狱中囚犯众多，非常奇怪国家级的监狱居然会人满为患，便问曾经当过洪洞县县长的杜君，杜君告诉他：“刑部本身十四清吏司里那些喜欢多事的正、副满汉郎官和底下的办事员、典狱官、狱卒，都因为人关的越多越有好处，所以只要沾上一点边就给千方百计地抓进来。人一进监狱，不问有罪无罪，照例先给戴上手铐、脚镣，放进老监房，使你吃尽苦头。在你吃不消的时候，他们就教你怎样取保……再照你的家境状况榨取钱财，由他们按比例派分。中等以上人家，都尽其所有出钱取保；差一点的人家，要想解下手铐、脚镣搬到老监房外的板屋去住，费用也得几十两银子；至于那些又穷又无依无靠的，就用手铐、脚镣毫不客气地伺候着，作为警示其他犯人的活样板。”作者接下去说：
第23节：靠山吃山（2）
　　凡死刑，一经判决，行刑的人便先等在门外，派同党进去索取财物，这种敛财的方法，还有一个专门的术语，叫做斯罗。对有钱的死囚，要找他们的亲属讲价。对没钱的死囚，便当面直接来。如果判的是剐刑，便说：“答应我的条件，便先刺心。不然的话，四肢解尽，心还未死。”如果判的是绞刑，便说：“答应我的条件，绞一下便包断气。不然的话，绞你三次还须加用别的刑具，才死得了。”只有判的是杀头，才没什么可讨价还价的，但是仍旧可以扣着脑袋不给死者家属，达到敲诈的目的。
　　方苞笔下的那些狱吏，不啻是一个个披着合法外衣的绑匪，他们手中的人犯，活脱脱便是一个个任人宰割的“肉参”。在他们的淫威之下，小百姓求速死还得掏腰包，如不答应，他们有的是办法让你不得好死或死后身首异处。
　　因为胥吏们手里拥有无上的权力，如方苞所说的“只要沾上一点边就千方百计抓进来”的权力；“人一进监狱，不问有罪无罪，照例先给戴上手铐脚镣，放进老监房，使你吃尽苦头”的权力；“答应我的条件，便先刺心。不然四肢解尽，心还未死”的权力。上述种种权力，无法无据，却事出有因；无影无踪，却能呼风唤雨，为祸人间。
　　刑部监狱的狱卒，同户部的库兵一样，都是最基层的财富聚敛者。其作用，有如啃食泥巴的虾米，狱卒们要靠向他的顶头上司买缺和购买平安获利。当然，在现实的操作过程中，狱卒们也有可能豢养出自己的下线——牢头，从而使自己由食力（暴力）族变而为食权族。
　　张集馨在《道咸宦海见闻录》中说，牢头周鸣同逼奸女犯被狱吏姜淳侦知，周鸣同于是送给姜淳二百两银子，就不被追究。从此以后，周鸣同便成为姜淳的赚钱工具，由周鸣同拷逼囚犯，每次再给姜淳四十两银子的“规礼”。至案发时，狱吏姜淳前后共得赃银四百余两。
　　有这么一句话“衙门里头好修行”，这并不是说旧时的衙门是个适宜做好事的地方，实在是因为衙门里吃人的道道太多太多。
　　只要那些口含天宪、手操王纲的家伙肯有一念之慈，便可活人一命，成就一番功德，于是他们自然就成了小百姓眼里救苦救难的活菩萨了。
　　刑部的狱卒同其代理人牢头，是依仗暴力的加害能力敛财。暴力只能作用于具体的人和物，不若权力的无所不及。暴力仅有加害功能，权力则不然，权力既能加害亦能加惠，有权者，在加害的同时，又能适当地让受害者获得某种恩惠，这是纯粹的施暴者所无法给予的，所以受害者往往只能忍气吞声。
　　文徵明的曾孙文秉所著的《烈皇小识》中便有这样一个案例：崇祯十五年，江苏和安徽两省大旱，从春天到夏天未曾下过一滴雨，正是民不聊生的非常时期，而官吏们勒索如常，所有的知县中尤以长州的叶承光最为严酷，借救灾之名，勒索富户，送礼的就免于摊派。
　　有朋友替叶承光担忧，以为赶上天旱民蔽，他们这些当官的，纵是有如来佛的本领，也是无处下箸。其实，大可不必作杞人之忧，这中间的道理，正如叶知县那句全无心肝的回话一样——“幸好来了个荒年。”
　　当官吏们以赈灾的名义，摊派到富户头上，要钱要米，正是所谓的责之所在，岂是能逃脱得了的？如果真要敢推脱，那么，所有的脏水都会泼向推托的人，官吏们打着顺应民意的幌子，自可堂而皇之地回过头来吃大户，如此一来，富户们想不破财都难。要是不推脱，又不知道这会是怎么样的一个无底洞，还是免不了得破财。于是聪明的富户除了捐点钱物做做样子，便是用钱来取得官吏们的谅解。
　　在这里，赈灾无疑是官吏们的障眼法，借机勒索才是他们的真实意图，至于被勒索的富户，不但不敢说，还得千方百计为官吏们遮瞒，因为这事要是传出去，当官的固然倒霉，被勒索的富户，也少不得再受灾民们的一番声讨。这对富户们来说，绝非好事，官吏们正是算准了这一切，才得以恣行无忌。
　　这原本就是大家心照不宣的秘密，只是一层窗户纸的事，这位姓叶的芝麻官大概是乐昏了头，居然说溜了嘴，于是长州的百姓不肯了。
　　书中说，叶承光的话犯了众怒，几乎激发民变。苏松巡抚黄希宪曲意庇护他，仅仅把他调离，还派标兵护送他出境。
　　黄希宪敢替叶知县出头，至少说明了这么一个事实，即发灾荒财的官吏绝不止叶知县一个人。说不定这里头就有他黄大人的一份也未可知。
　　官吏们轻易不出手，一出手必定来钱。民间有一句俗话叫：一动绞车四两油。说的是没有油的润滑，是无法驾驭又沉又重的绞车的。用这句来形容流行于官场的种种不正之风，可谓一语中的。
　　其实这障眼法，并没有魔术一般使人迷惑的技巧，而是貌似真实的开诚布公，越是障人眼目之法，在内容上便越是无可指摘，在形式上也必定是慎之又慎。总之，越是无懈可击，就越是能惑众。所谓大私似公、大奸似忠就是这道理。
第24节：有刑治没法治（1）
　　有刑治没法治
　　旧时官府立法，并不是要真正走向法治，而是为了更好地实现人治，所以往往是法网愈密，小百姓们愈难喘息。当年刘邦入关，尽除秦朝苛法，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所谓的三章，并非什么大部头的约法，其实只是简简单单的一句话：杀人者死，伤人及盗者抵罪）。史书上说：秦人大喜，争持牛羊酒食献飨军士。
　　其实只要仔细想一想就会发现，这事儿肯定行不通。法律都不要了，岂不要无法无天、天下大乱？秦人所喜者何？
　　这得从我国古代“法”的本质说起。因为我国古代的法，一言以蔽之“皆罪名之制”。所谓守法，便是不犯罪，老老实实做顺民。
　　管子说“杀戮禁诛谓之法”（《管子？心术篇》），同样的话也见于《说文》关于法的解释：法，刑也。因为法就是刑，所以三代时的律法，便一律以刑名之：夏代的法律名《禹刑》，商代的法律名《汤刑》，西周时有《九刑》和《吕刑》，春秋时郑国有《刑书》，晋有《刑鼎》。直到战国末叶，魏国人李悝撰成《法经》六篇，刑才改名而为法。商鞅事秦，又改法经为《秦律》，以后的法律，便不再名刑，也不再名法，一概以律名之。
　　那么，刑又是什么呢？甲骨文的“刑”为象形文字，形状是一个人陷在井中，刑字发展到小篆，便成了会意字，井的旁边加上了一把刀。刑字至此便不单单是能陷人于囹圄的刑房，而有了杀戮的功能了。《战国策？魏策》有“刑白马以盟于洹水之上”，说的是杀马盟誓，而不是将马关在洹水之上。
　　近人夏曾佑说：“汉兴，高祖起于亭长，萧曹皆刀笔吏，无学术，不能定至良之法，而唯知袭亡秦旧制。”
　　明初，负责起草国家律令的宰相李善长又老调重弹，他在上朱元璋的奏折里说：“历代之律，皆以汉九章为宗，至唐集其成，今宜尊唐旧。”（《明史？刑法志》）
　　汉九章，即萧何抄袭李悝的《法经》，意思大略没变，只是增加了内容，由六篇变成九篇而已。
　　不读书的刘邦与同样不读书的萧何、曹参，做了历史上第一批文抄公，后代的君主，又一代代抄下去，于是李悝的《法经》便成了历代皇帝立法的母法，其价值地位有若现在的宪法。从这一点来看，秦始皇实未曾亡国，秦始皇所谓的“二世、三世，以至于千万世”，大体正确，只是坐天下的变成了他的好学生而非儿孙。
　　千百年来，专制政府的立法，不管是名“刑”也罢，名“法”也罢，名“律”也罢，其骨子里杀戮的血腥味并未改变，也丝毫未见收敛。
　　试想，这样的法网，果然疏而不漏，小民们还有得活吗？如果法律简单了，简单到只有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