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子决定脑子-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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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想，这样的法网，果然疏而不漏，小民们还有得活吗？如果法律简单了，简单到只有一句话，小民们能不欢呼雀跃？
　　其实，专制社会的一次次立法，并不意味着小民的权益一步步得到保障，而是他们的自由一次次遭到了剥夺。所以说，在专制社会，法网愈密，百姓愈困。小民们期冀的生活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与我何有哉”的自在；是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情趣；是天高皇帝远的无法无天的生活。而不是“这回捉进官里去，如今断送老头皮”的政府管治和教化。
第25节：有刑治没法治（2）
　　在古代中国，不但法刑合一，而且还兵刑不分。鲁国大夫臧文仲说：大刑用甲兵，中刑用刀锯，其次用钻笮，薄刑用鞭扑。故大者陈之原野，小者置之朝市。（《国语？鲁语》和《汉书？刑法志》）意思是：对小民们用刑，刀锯足矣；对敌对国家用刑，仅有刀锯显然不够，需要动用装甲部队，陈兵原野。这大概便是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所谓的“刑以威四夷”的道理。
　　同样的话亦见于《商君书？画策》：内行刀锯，外用甲兵。所以近人钱钟书在他的《管锥编》里说：兵与刑乃一事之内外异用，其为暴力则同。
　　在我国古代，几乎所有的战争，都具有浓重的讨伐色彩，以军事为刑事可以说是战争最鲜明的特色。战前，占有舆论优势的一方，无不要先揭露对手的罪行，如夏启讨伐有扈氏，作有《甘誓》。商汤讨伐夏桀，作有《汤誓》。武王讨伐商纣，会诸侯于孟津，作有《泰誓》，进兵至牧野，作有《牧誓》。
　　三代时的誓师文告，同后代的战斗檄文一样，都是用来声讨对手的罪行和强调己方兴兵的正义性，这样的誓师文，有点像现在的缺席判决书。所以，檄文的结尾处，往往还会有檄到如律令的补充说明。
　　《甘誓》中，夏启给有扈氏定的罪名是：威侮五行，怠弃三正。
　　《汤誓》中，商汤给夏桀定的罪名是：率遏众力，率割夏邑。翻译成大白话，便是：耗尽了民脂民膏，让夏邑的百姓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泰誓》中，周武王给商纣定的罪名是：弗敬上天，降灾下民，沉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宫室、台榭、陂池、侈服，以残害于尔万姓，焚炙忠良，刳剔孕妇。
　　这商纣的罪名，较之先他失国的两位前辈，可就严重多了。有扈氏仅仅因为轻慢了关乎国计民生的五行学说，遗弃了天、地、人的正道，便招来夏启的问罪之师，弄得身死国灭。夏桀的罪行不谓不大，却失以空乏，所谓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也是死得糊涂。只有这纣王，罪行累累：
　　不尊重老天爷，带累小民受难，其罪一也；
　　沉溺酒色，其罪二也；
　　行暴虐之政，其罪三也；
　　滥刑，其罪四也；
　　唯世家是任，其罪五也；
　　大肆营建宫室、台榭、池塘，好奢侈华丽的服饰，其罪六也；
　　炮烙忠良之臣，其罪七也；
　　剖挖有孕之妇，其罪八也。
　　这等人，不讨便不足以存天理、平民愤。
　　这么一来，兵的作用，就非常明确了。兴兵，便是“代天行罚。”原本是武备的兵，在这里，却成了实施刑罚的工具。
　　就连楚汉争战，同是起义军的刘邦也要理直气壮地列出政治对手项羽的“十大罪”。
　　所以说在古代中国，典兵官与典刑官往往并无严格意义上的区分。
　　在现实生活中，令小百姓闻风丧胆的，往往不是那些明文规定的正刑，而是刑外之刑；真正要人命的，也不一定是刑罚之刑，而是刑求之刑。
　　如杖，本是刑罚的第二个等级，介于笞和徒之间，在现实生活中，却常常被当成刑求的工具。明代的法律规定，知县有权行笞刑五十，知州有权行重杖八十，知府有权行重杖一百。（《明史？刑法志二》：笞五十者县决之，杖八十者州决之，一百者府决之，徒以上具狱送行省。）
　　不问根由，便行杖责，这可是国家明确授予地方官吏的权力。也就是说，地方官吏有权将一个无辜的人活活打死，而不会受到任何的追究。
　　后来，死在杖下的小民实在太多，根据《明会要》的记载，直到公元1493年，朝廷才发布了一通不痛不痒的规定，意思是地方官员杖责百姓，致人于死，累积到二十件，便要受降职的处分。其实有这样的规定还不如没这样的规定好，小百姓对地方官这种打死人却可以不负责任的权力十分敬畏，所以在民间一直有“破家县令、灭门刺史”的说法。
　　最常见的非刑大概要算枷号和站笼。
　　枷号是将罪囚置于监外，带枷示众，并书明罪状，任他风吹日晒，霜打雪冻，如此挨上三五日，不死也得脱一层皮。
第26节：有刑治没法治（3）
　　站笼则是将带枷示众的罪囚置于木笼之中，笼子大小刚好容得一人直立。站笼，原是明代特务机关东厂和锦衣卫的发明，据说，站者很少有不死的，后来逐渐为一些酷吏们所效法。
　　《老残游记》里的济南知府玉贤，其生活原型，即是清末有名的酷吏毓贤。毓贤的同时代人许指严说，毓贤到任两个月，因受站笼之刑而死的便有三百七十余人，不多久，又站死一千多人。作者借友人之口，感慨道：“斩和绞两种死刑，是国家规定的正刑，需要请命上级领导才能执行，像站笼，本来就不是死刑，无需请命，然而，受刑之人死得往往比死刑还快。”（许指严《十叶野闻》）
　　古代中国刑、法不分，小民们往往闻法色变。因为犯法即为犯刑，轻则屁股开花，重则脑袋搬家。再重者，便得合家、合族，甚至几族跟着完蛋。这便是连坐。
　　三代时，一人犯罪一人当，“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尚书？康诰》）到商鞅变法，首倡连坐之法始，一人犯法，跟着倒霉的，往往有一大片。
　　连坐法最常见的一种处罚方式是“籍”。即没收财产，连带男的入官为奴，女的进入官办的娱乐场所服务。
　　靖难之役后，建文帝死忠们的家属除方孝孺的妻子郑氏及两个女儿自杀之外，齐泰、黄子澄、铁弦、茅大芳等人的妻子女儿以及家人中的女性，不分年纪大小，均被送入教坊司为妓。野史上说，齐泰的姐姐和他的两个外甥媳妇及黄子澄的妹妹，每天每夜，都要被二十余条汉子蹂躏，年少的都有了身孕。其中有一个三岁的女婴，教坊司的管理向永乐皇帝请示处理办法，永乐帝竟批示道：由着她。不待到长大便是个淫贱的货色？大臣茅大芳的妻子，已经五十六岁，照样被送进教坊司为妓，不久便死去，永乐皇帝批道：吩咐上元县抬出门去，着狗吃了，钦此。（转引自鲁迅的《病后杂谈之余》引清俞正夑的《癸巳类稿》。）
　　明末大儒黄宗羲说：明太祖为人，兼具盗贼、圣人、无赖之性。（参见《明夷待访录？原君》）想来并不为过。他的嫡传子孙，全盘接收了他的暴戾和流氓习性，草菅起人命来，居然连眼也不眨一下。
　　连坐之法的极端便是族诛。秦文公二十年，“初有三族之罪。”所谓三族，指的是父族、母族、妻族。也就是说，一个人犯杀头之罪，跟着丢脑袋的除了自己的家人外，还会有父亲的兄弟、母亲娘家的人和妻子娘家的人。（见《史记？秦本纪》）
　　秦襄公七年，秦始立国，文公二十年是秦建国之后的第二十五个年头，也即公元前745年，族诛的出现，居然比有皇帝的历史还早了五百多个年头。
　　历史记载中可见的最早的案例，出现于株连法产生后的第五十一个年头。《史记？秦本纪》载：武公三年，“诛三父等而夷三族。”
　　史书上说，秦文公的孙子宁公死后，权臣三父等人废了武公的太子之位，更立武公的弟弟出子为君，六年之后，又杀了出子，复立武公，武公继位三年，大概是羽翼丰满了，便杀了三父等人，并夷其三族，替弟弟报仇。
　　到秦始皇时，荆轲刺秦，受的是诛七族的刑罚。《史记索隐》对七族的解释是：父之姓，姑之子，姐妹之子，女之子，母之姓，从子及妻父母。
　　到隋炀帝时，就发展到了诛九族。《隋书？刑法志》载：杨玄感反，帝诛之，罪及九族。株连九族，这便是俗话所说的“瓜蔓抄”。意谓不管瓜蔓蔓延到那里，也要节节拔掉，连根抄没。
　　到明永乐时，又有了灭十族的说法。当时朱棣命建文帝的大臣方孝孺起草继位诏书，孝孺投笔大骂，朱棣怒斥道：“你哪能就死？我要灭你十族。”之后将其下狱，并将其同族之人全部缉拿，还有母族林彦法、妻族郑原吉等，逼他就范，方孝孺执意不从。朱棣大怒，又收捕了方孝孺的朋友、门生廖镛等的十族，全部杀掉，然后分尸示众。坐死者八百七十三人，外亲之外，亲族被尽数抄没，发配充军、坐死者还有千余人。（见孟森的《明史讲义》第101页）
　　残酷的杀戮往往被赋予无比积极的意义。统治者希望借助极端残忍的流血来达到充分吓阻的目的。
　　《史记？商君列传》说商鞅变法三年之后，秦国就变得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了。这就是统治者所谓的刑教。
　　统治者的另外一种教化方式就是德教。韩非子说过：“明主之所以制导其臣，二柄而已，二柄者，刑德也。何谓刑德？杀戮之谓刑，庆赏之谓德。”（《韩非子？二柄》）
　　如此看来，温情脉脉的德同血腥的刑，原来仅仅是治道的一体之两面。
　　三国时桓范总结说：治国之本有二，德也刑也，故任德多用刑少者五帝也。刑德相半者，三王也。仗刑多，任德少，五霸也。纯用刑，强而亡者，秦也。（《政要论？臣不易》）
　　《汉书？元帝纪》载，元帝生性柔弱，为太子时，曾谏言宣帝，说他父亲持刑太深，要求能用一些儒生来加以纠正，却遭到宣帝的斥责，史书上说：“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
　　元帝因此还差点丢了太子之位。史书上说，元帝即位之后，“省刑罚七十余事”。这实在很有他的老祖宗刘邦当年尽除秦酷法的气魄；这位以省刑著名的皇帝，在传统史家的眼里似乎并不是一位好皇帝。《汉书》对他的评价是：“牵制文义，优游不断，孝宣之业衰焉。”意思是宣帝时好不容易出现的中兴局面又见式微了。
　　可见，传统史家所推崇的治道，还是以任刑为主。
第27节：腐败的成本（1）
　　腐败的成本
　　东汉时的大清官杨震调任东莱太守，赴任途中经过一个叫昌邑的地方，当地的县令王密刚好是他当荆州刺史时推荐的茂才。论关系，杨震算是王密的荐主。东汉时荐主与被推荐者的关系，见于史料的不多。《三国志》里说到的袁绍的儿子袁谭，便是刘备当豫州刺史时推荐的茂才，后来刘备为曹操所败，走投无路之时，首先想到的便是去投靠袁谭的父亲袁绍，据说很受袁绍的礼遇。由此见之，当时的荐主与被荐者的关系，与后来座师与学生的关系相比，大概也差不到哪里去。
　　王县令“怀金十斤”来送杨震，这中间大概有还他人情的那么一点意思。就算没有这层关系，逢领导过境，送上些许程仪，也不见得就是刻意巴结。这在旧时的官场，应该是非常普遍的，送者不动声色，受者了然于胸，原本应该是相当默契的一件事。
　　无奈王密碰上的偏偏是个不解风情的官儿，逼得他只能来俗的了，他不得不进一步劝说：“我趁着天黑过来，不会有人知道的。”
　　杨震并不因为对方的暗示而接受贿赂。
　　其却金的理由是：“天知，神知，我知，尔知，岂谓无知？”这话翻成大白话，便是：“老天爷知道、鬼神知道、我知道、你知道，怎么能说没有人知道呢？”（事见《后汉书？杨震传》）
　　比杨震早出700年的孔子同样说过这样的话：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
　　畏天命，是怕老天爷见责，即杨震所谓的天知。
　　“大人”在《易》乾卦里的解释是：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德配天地，当然是道德高尚之人。畏大人，是说我有见贤思齐之心，这话可比之于杨震的“我知”。
　　畏圣人之言，意思是我不敢忘记圣人的教导，这同样是“我知”的一部分。
　　杨震的“四知”，从涉及的范围来看，自然要比孔子的“三畏”宽广多了，所以说，从孔子的“三畏”到杨震的“四知”，在我看来，这就意味着当贪官的成本在节节提高。
　　从杨震却金的故事中，我读出了先人们的良苦用心。为防范作奸犯科者，我们的祖先构筑了一道又一道的周密防线：一是心理防线，即杨震所谓的“我知”；二是律法防线，即杨震所谓的“尔知”；三是鬼神防线，即杨震所谓的“神知”；四是老天爷的防线，亦即杨震所谓的“天知”。
第28节：腐败的成本（2）
　　在良知和法律不大起作用的情况下，鬼神和老天爷就成了非常必要的约束。这便是通常所说的“德不足，法补之；法不足，天谴之。”
　　传统文化里的“天”，大略有四层含义：
　　一是《尚书》里所谓的“天命靡常”、“天命匪解”的具有人格力量的天。这里所说的天，通常称之为天命，意即老天爷的意志。
　　在儒家的一些学说里头，往往把老天爷当成循循善诱的长者，董仲舒说“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也就是说，灾难和怪异的事，是由于国家行政之非所致。所以老天爷要来点灾害谴责之，谴责了还不思悔改，就要来点怪异的事让你惊骇，惊骇了还不知畏惧，那就该你倒大霉了。
　　二是《诗经》里所谓的“上帝临民”、“闻于上帝”的天帝。
　　三是老子所说的“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天。这里所谓的天就是天道，意即自然之道。
　　老子说，天道是损有余以奉不足，人道正好反过来，人道是损不足以奉有余。天道以均贫富的手段来拉近贫富两极的距离。人道正好相反，是以强凌弱，以众欺寡，其结果是拉大了贫富两极分化的距离，使贫者愈贫，富者愈富。这种时候，往往有人打出替天行道的招牌来啸聚山林、劫富济贫。如《水浒传》里的众好汉聚义，打的便是“替天行道”的旗帜。
　　四是《尚书》所谓的“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的天。也是《韩非子》所谓的“人也者，乘于天明以视，寄于天聪以听，托于天智以思虑”的天。这里所说的天，就是天意的天，天意亦即民意。
　　杨震的“天知”，实在是一个又大又全的概念，唯一可资对应的大概只有“天网”一词。所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老天爷虽无影无形，却无处不在，用“天知”来让贪赃枉法者禁，实在是高明的构想。
　　“神知”，是怕鬼神见责。当时的人认为有德行的人死后，仍然能够成为主持正义的力量，即神。《左传》一书，有很多关于神的话题。如季梁所谓的“忠于明而信于神”。曹刿所谓的“小惠未徧，民弗从也”、“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刘定公所谓的“弃神人矣，神怒民叛，何以能久？”如有人资望不足以治民，主政者往往假托鬼神之道以为教化。王莽时隗嚣被人推举为上将军，其军师平陵人方望便向他献计道：“足下欲承天顺民，辅汉而起，宜急立高庙，称臣奉祠，所谓神道设教。求助人神也。”（事见《后汉书？隗嚣传》）
　　因此，人们也把公正廉洁的官员称为神君。东汉时的苟淑出补朗陵侯相，处事明理，小百姓们就称其为神君。（事见《后汉书？苟淑传》）
　　我们的先人关于人生的设计中，往往把一个人的生命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在阳间，一部分在阴间，一阳一阴，周而复始，这才是一个人的生命的全部。
　　恶有恶报，善有善报，是实现一切公平的基础。而现实却常常让人失望，于是就有了神道设教的善恶果报。
　　唐洛州都督酂国公窦轨，是太穆皇后的叔伯哥哥。他性情刚烈，十分厉害，喜欢杀人。做益州行台仆射，杀死了许多将士，并且杀害了行台尚书韦云起。贞观二年，他在洛阳病得厉害，忽然说：“有人给我送瓜来。”左右的人告诉他说：“冬月没有瓜。”窦轨说：“确实是一盘好瓜，为什么说没有呢？”不一会又惊恐地说：“不是瓜，都是人头。”窦轨说：“是跟我要命来了。”又说：“快扶我起来见韦尚书。”说完就死了。（事见《太平广记》卷一二六）这是较为典型的现世报，这样立竿见影的报应当然不会太多，但是用不着担心会有漏网之鱼，在神道设教的理想之下，他们别无逃路。
　　按照古已有之的说法，一个人在阳间造的孽，如果得不到现世报，到了阴间，也会有算总账的时候。阴间的一套管治力量，据说充满了正气，鬼判的一枝笔，能录尽世间的一切恶行。这同样是悬在贪官污吏头顶的一柄利剑，这是以恶惩恶。
第29节：腐败的成本（3）
　　同样的道理，在阳间行善，如果得不到现实的福报，到了阴间，也会有重新肯定的时候。重新评价的结果可能让你托生于富贵之家，让你少付出一些生存的代价；或者让你为官为宦，光宗耀祖；也可能就地提拔，当上阴间的“干部”；抑或是一步登天，到一个人人向往的地方，可以享受不生不死、无忧无愁的生活。
　　“四知”的倡导者杨震在东汉永宁元年，为司徒，位至三公。杨震的儿子杨秉在延熹三年，官拜太尉，亦位至三公。杨震的孙子杨赐，历官司空、太尉，同样位至三公。杨震的曾孙杨彪在中平六年，代董卓为司空；其冬，又代黄琬为司徒，同他的父辈一样位至三公。一直到杨震的玄孙杨修，为丞相府主簿，相当于现在的国务秘书，后为曹操所杀，杨家才算倒了台。史书上说，“自震至彪”杨家“四世太尉，德业相继”这是以善赏善的典型。
　　《后汉书》的作者范晔称赞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信哉。”模范的力量是无穷的。当时的人们非常相信，杨家的数世显贵，都是杨震积德行善的结果。
　　果报的结果是使我们不至于丧失最起码的生活信心。果报的结果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并不缺乏公平。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这样的当头棒喝，无疑是真实而有力的。
　　这多多少少算是对好人倒霉、恶人得意的社会现状的一种颠覆。这样的颠覆虽不足以澄清人世间的一切污浊，却是整个道德体系不至于完全倾覆的必要支撑。
　　“我知”的潜台词是我有良知。孟子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公孙丑章句上》）
　　孟子说的这四心，便是一个人的良知的全部。
　　因为良知是与生俱来的，故也叫天良。“我有天良”，通常的解法是说我有知耻之心、我有自制之力。
　　有一回，王守仁的一个学生捉到一个小偷。便对小偷大讲良知的道理，希望他能改邪归正。小偷说：“我们做小偷的还讲什么良知？”当时天热，这个学生就让小偷脱掉外衣，又要他脱掉内衣，当再要他脱掉内裤时，小偷不干了，王的学生于是对小偷说：“知道羞辱，这便是你的良知。”（事见《传习录》）
　　荀子说：人之所以为人，并不是因为他们是二足而无毛的动物，而是因为他们有明辨是非的能力。禽兽有父子关系而无父子亲情，有男女关系而无男女共处的规则，所以说为人之道最重要的是要有辨别能力。辨别力中最重要的是恪守本分，恪守本分最重要的是懂得节制。（《荀子？非相》）
　　灵帝时，南宫被火，宦官张让和赵忠等便建议皇上加派田赋，每亩田要多交十文钱，用来修复火毁的工程，又下令征发太原、河东、狄道等郡的木材和石料，如此还嫌不够，又命令刺史和食禄二千石以上的官员以及各地方荐举的茂才孝廉，授任或升迁之前，都得赞助一笔修宫钱。选任大的州郡者，要交纳二三千万，其余的数目不等。官员们赴任前，都得到西园依价交纳，然后才能上任。有比较清廉的官员，干脆要求不去赴任，甚至以自杀来明志。（事见《后汉书？张让传》）
　　巨鹿太守司马直就是“乞不之官”的官员之一，朝廷因为司马直一贯享有清誉，特地照顾他，只要他交三百万就可以。史书上说，司马直接到诏命，怅然道：“为民父母的，反而要靠剥削百姓来满足现在的苛求，我实在不忍心这么做。”于是称病要求解除对他的任命，朝廷不允许，司马直只好上路，走到孟津渡口，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