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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史并不如烟-第10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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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上任之前，办公室文件积压成堆，在他上任之后，积压文件彻底消失，所有文件都得到了第一时间的执行。
他的能力得到了认可，官职也不断提升，由兵部员外郎升任中书舍人，再从中书舍人到梁州都督、秦州都督，再到并州长史。
在并州长史任上，张嘉贞执法严格，部下甚是惧怕。
其实张嘉贞也是没有办法：并州身处唐朝北面，属帝国北边的门户，生死攸关，不严格执法还真不行。
很快，张嘉贞的严格管理得到了李隆基的认可。
正巧，张嘉贞回长安汇报工作，君臣二人有了一番对话。
这番对话，张嘉贞延续了自己与皇帝的谈话风格：敢跟皇帝当面提要求。
李隆基问张嘉贞：卿还有要求？张嘉贞马上借坡下驴，说道：臣很小就成了孤儿，与弟弟张嘉佑相依为命，现在他担任鄯州（今青海乐都）别驾，离臣很远。
恳请陛下将其内迁，使得臣兄弟二人离得稍微近点。
臣必当竭力报答陛下的恩德，死而无憾。
张嘉贞真敢提条件，李隆基也真敢答应。
随后，张嘉佑便由鄯州别驾升任忻州刺史，不仅升了官，而且任职辖区还跟哥哥相邻，这是李隆基给张嘉贞的莫大恩宠。
按照唐朝惯例，兄弟一般不能在相邻的州为官，以防止兄弟联手。
而现在，李隆基为张嘉贞破了这个惯例，因为他太欣赏这个人了。
不久，张嘉贞向李隆基提出一个建议：设立天兵军，用来管理内附的突厥人。
李隆基随即同意，同时任命张嘉贞为新成立的天兵军大使。
张嘉贞于是就在太原城中设立了一个军事基地，名字就叫天兵军，里面驻扎大量的士兵，以防内附的突厥人将来叛乱，防患于未然。
此时的张嘉贞只是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建议设立天兵军，他没有想到，正是这个天兵军，成为他仕途上的一块重要基石。
开元六年，天兵军这块基石开始发挥作用。
一开始是反作用。
这一年，天兵军大使张嘉贞进京汇报工作，一封针对他的检举信同期抵达。
检举信上说：张嘉贞在担任天兵军大使期间，生活奢侈，举止狂妄，贪赃枉法而且图谋不轨。
如果检举信所说属实，张嘉贞就会被当场拿下。
然而，经过调查，检举信指控的内容都不存在，这下张嘉贞解脱了，检举人麻烦了，盛怒之下的李隆基准备将检举人斩首——让你再陷害忠良！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按理说跟张嘉贞已经没有关系了，但他并不这样认为，相反他还反过头来为检举人求情：国家的重兵利器都在北边，今天检举我的人因为检举不当而被处死，臣担心会就此堵塞言路，令陛下无法知道天下的事情，所以我建议陛下将此人特别赦免。
张嘉贞的这句话，将检举人从死亡的边缘拉了回来，同时也为自己赢得了李隆基的进一步信任。
从此时起，李隆基就下定了决心：有朝一日，一定要用这个人当宰相。
当李隆基将自己的想法初步透露给张嘉贞时，他的老毛病又犯了，又跟皇帝讲起了条件：昔日马周仕途起步时拜见太宗皇帝，太宗随即重用。
那时的马周血气方刚，很快就展现了才能，可惜五十岁就去世了。
如果太宗起用得晚点儿，恐怕马周就赶不上了。
陛下如果想重用臣，一定要及时用，不然等臣衰老了，想用也用不了了。
奇人就是奇人，别人当此时一般都会故作谦虚，而他迎面赶上：想用趁早！李隆基倒是没有立即表态，他说：你先回去吧，适当的时候我会召见你的。
张嘉贞满心欢喜地回去了，从此开始等待李隆基的召见。
不过他肯定不会想到，等待中的召见，差点摆了乌龙。
宋璟罢相之后，李隆基先是想到了源乾曜，这是一个熟人，信手拈来，而给源乾曜陪副手的时候，李隆基却死活也想不起来张嘉贞的名字了。
这人叫什么来着？也不能怪李隆基记性不好，国家那么多高级官员，哪能一个个如数家珍？李隆基对身边的宦官说：出去把外廷值班的官员叫进来。
当天值班的是中书侍郎韦抗。
韦抗进来后，李隆基对他说：你帮我想一个人，这个人姓张，名字是复名，很有风度和操守，如今正在北方当大将。
韦抗顺着李隆基给的线索想了一下，说：莫非是张齐丘？他现在正担任朔方节度使。
张齐丘？好像是吧！出去拟旨，任命张齐丘为宰相！李隆基下令。
半夜，李隆基还在不停地办公，正巧翻到了一封奏疏，仔细阅读后，不禁连连点头，再看名字：张嘉贞！张嘉贞！坏了，搞错了！李隆基连忙命宦官出去通知韦抗：不是张齐丘，是张嘉贞。
那时幸亏没有手机短信，不然张齐丘还得空欢喜一场。
经过这一番折腾，曾经闲置达二十年之久的张嘉贞终于当上了宰相，先是出任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不久，源乾曜官拜侍中，张嘉贞则官拜中书令，开元年间的第三个宰相组合就此成形。
张说归来源乾曜和张嘉贞的组合自开元八年初开始运转，李隆基本对此寄予厚望。
然而不久之后，李隆基发现，这两个人离自己的要求还有点远。
源乾曜这个人从个人品格方面堪称完美，同时也具备一定的行政能力，但是却缺乏姚崇和宋璟那样的大局观，别人一旦提出意见，他很少提出反对意见，这让李隆基有些失望。
身为宰相，自然应该挑起大梁，承担起帝国的重任，而源乾曜道德过关，能力似乎还欠缺一点。
其实，这不能怪源乾曜，要怪只能怪李隆基。
当初源乾曜第一次拜相时，就是给姚崇搭班子，顶替已经去世的卢怀慎。
从某种程度而言，源乾曜这个人适合给别人当副手，但不适合独当一面。
当他给别人当副手时，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而一旦让他当一把手，他就有些不知所措，表现反而不如当副手时出色。
这样的案例，可以用鼎盛时期意大利AC米兰后卫科斯塔库塔来说明。
科斯塔库塔跟巴雷西搭档时，表现非常好，一个根本原因是当他出现漏洞时，巴雷西已经悄无声息地补上了，这样就弥补了他的不足，两人组合也相得益彰。
等到巴雷西退役后，科斯塔库塔成为后防核心，问题就来了，他的失误越来越多，批评之声也越来越多。
其实科斯塔库塔没变，只是他身边的人变了，让他一个习惯当配角的人当主角，那就是赶鸭子上架了。
源乾曜跟科斯塔库塔如出一辙：龙套的底子，配角的命。
既然源乾曜不行，那么张嘉贞呢？同样不行。
虽然张嘉贞在地方官任上风生水起，但一旦担任宰相，问题就暴露了出来：他长期在地方上干，养成了说一不二的习惯，办事雷厉风行，这样的习惯和办事风格提高了他的工作效率，但也养成了性格急躁、刚愎自用的毛病。
身为宰相，要有大量，识得大体，同时又能于无形中平衡各方面的利益关系，这就需要和风细雨地做事儿，而不是动辄发怒，靠脾气解决问题。
无数的事实表明，仅靠脾气是解决不了问题的，相反只会越来越糟。
心明眼亮的李隆基把这一切都看在眼中，记在心里，但他并没有急于更换这个组合，而是耐心地寻找第三宰相的人选。
他想用这个第三者，来给源乾曜和张嘉贞补漏，或许这个三人组合，就可以很好地承担起打理帝国的重担。
李隆基的目光在全国上下来回逡巡，最终落到了张嘉贞发家的地方——并州、天兵军。
在张嘉贞出任宰相之后，接替他担任并州长史、天兵军大使的是一个熟人——张说。
此时已经是开元八年，距离张说被贬的开元元年已经过去了七个年头。
这七年，张说过得非常不容易，如果做客《艺术人生》，估计不需要钢琴伴奏，就会哭得稀里哗啦的。
这七年里老张都有哪些心酸事儿呢？开元元年末，张说被贬为相州刺史、河北道按察使，这个职位已经让张说的心中产生了巨大落差，没想到，这还不是最差的结果。
不久，更差的结果来了：他连相州刺史也做不成了，直接被流放到岳州，变成了一名犯人。
张说的人生到了前所未有的谷底。
然而，跌到谷底并非都是坏事，张说的诗歌水平在这一段时间里却得到了极大的提升，或许正应了那句话，诗人的不幸正是文化之大幸。
此时的张说，心中充满了凄婉，所写的诗也充满了悲凉：岳州守岁二首夜风吹醉舞，庭户对酣歌。
愁逐前年少，欢迎今岁多。
桃枝堪辟恶，爆竹好惊眠。
歌舞留今夕，犹言惜旧年。
岳州夜坐炎洲苦三伏，永日卧孤城。
赖此闲庭夜，萧条夜月明。
独歌还太息，幽感见馀声。
江近鹤时叫，山深猿屡鸣。
息心观有欲，弃知返无名。
五十知天命，吾其达此生。
有人说，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躺下，张说却不，他要坚强地爬起来，绝不能就此认命。
此时的张说，手中已经没有什么牌了，又能拿什么翻身呢？想了许久，张说自认找到了一件法宝：感情。
不久，张说写了一篇《五君咏》，然后托人将这篇文章送到了长安。
捎信人出发前，张说特别嘱咐：一定要在某个特定日子把文章送进这个人家中，早了，晚了，都会误事。
捎信的人不敢怠慢，就按照指示将文章送进了一位官员的家中。
就在他转身离去的同时，便听到了主人的哭泣之声。
这正是张说想要的效果，他把时间、地点、人物全算计好了。
时间：故交苏瓌的忌日；地点：苏瓌故宅；人物：苏瓌的儿子苏珽；情节：《五君咏》的开篇正是纪念苏瓌的文章。
所有因素集中在一起，便形成了张说的计划：他跟苏瓌是故交，而现在苏瓌的儿子苏珽正担任宰相。
在苏瓌的忌日送上纪念他的文章，就是为了让宰相苏珽念及两家的旧情，拉自己一把。
整个计划环环相扣，缺一环，就会泡汤。
成功与否，关键取决于苏珽是否念及旧情。
当苏珽打开《五君咏》时，他发现这是父亲故交张说写的五首诗。
这五首诗分别纪念了五个故人：苏瓌（许国公）、郭元振、魏元忠、李峤、赵彦昭，而关于苏珽的那首则放到了最上面：许公信国桢，克美具瞻情。
百事资朝问，三章广世程。
处高心不有，临节自为名。
朱户传新戟，青松拱旧茔。
凄凉丞相府，馀庆在玄成。
情到深处，情不自已。
满含热泪读过《五君咏》之后，苏珽决定拉张说一把。
没过几天，苏珽便在李隆基的面前力陈张说忠謇有勋，这样一个对国家有功而且有能力的人，怎么能弃之不用呢？经过苏珽的求情，李隆基决定再给张说一个机会。
不久，张说被委任为荆州长史，触底反弹开始了。
又过了一段时间，张说又改任右羽林将军检校幽州都督，这就意味着他将以右羽林将军的身份暂时担任幽州都督，相比于荆州长史，又向前迈了一步。
在幽州都督任上，张说的运气继续转好，一次正常的回京晋见，让他的触底反弹再次加速。
这次晋见，张说事先做了设计：他没有穿着文官的官服，而是别出心裁地穿着戎装晋见。
看惯张说穿文官官服的李隆基顿时眼前一亮，他没想到，张说穿上戎装竟别有一种风度，顿时心中大喜，往日的好感一瞬间又恢复了很多。
皇帝一高兴，张说的好运气便随之而来。
李隆基随即将张说委任为检校并州长史、兼天兵军大使，同时交给他一项特殊任务：修国史。
到这时，张说的触底反弹已经接近成功，因为李隆基的这个安排已经透露出对他的喜爱。
并州长史、天兵军大使都是重臣担任的职务，而修国史更是皇帝信得过的文官才能参与。
现在李隆基把这两项任务同时交给张说，张说的前途一时间光明无比。
李隆基只是在等，等张说再给自己一个惊喜：如果张说能在并州长史任上立一个大功，那么把他重新送上宰相之位就在情理之中了。
李隆基并没有等待太久，很快，张说立功的消息便源源不断地传来。
就在张说担任并州长史不久，北方边境发生了一件大事：时任朔方大总管的王晙设了一场鸿门宴，将参加宴会的仆固部落酋长勺磨等人一举诛杀，随后还出动大军，将河曲一带原本投降唐朝的部落几乎屠杀殆尽。
王晙为什么要设这场鸿门宴呢？起因是双方的相互不信任。
仆固等部落生活在中部受降城（今内蒙古包头）附近，原来投靠的是东突厥，东突厥势力弱了之后，他们便投降了唐朝，但仍与东突厥有着藕断丝连的联系。
朔方大总管王晙担心仆固部落与突厥人里应外合，为防患于未然，因此便决定先下手为强，于是就有了那场惨烈的鸿门宴。
鸿门宴的战果是显著的，恶果同样明显：那些同样原本投靠突厥，后来又投降唐朝的部落一个个战战兢兢，生怕唐朝的屠刀下一个就向他们砍去。
居住在大同军（今山西朔州市南）、横野军（今河北蔚县）附近的拨曳固部落、同罗部落也吓破了胆，徘徊在去和留的边缘：留，就是大唐的朋友；去，则意味着将再度成为敌人。
在两个部落徘徊不定的时候，并州长史张说来了，他是持节代表皇帝来做安抚工作的。
张说身后带了多少个人呢？仅仅二十名骑兵。
不过，张说毫不畏惧，就带着这么点人，便一头扎进了各个部落，搞起了安抚工作。
天色晚了，一行人索性就住到了这些部落的帐篷里。
就在张说住进免费的旅馆之时，天兵军副使李宪却急坏了，连忙发急信敦促他返回。
然而李宪没有等来张说，却等来了张说的信：我虽不是黄羊，但我不怕他们吃我的肉；我虽不是野马，但我不怕他们刺我的血。
士见危致命，此正是我为国家效忠的时机。
张说的诚意，最终打动了拨曳固和同罗部落。
两个部落决定继续留下来，延续与唐朝来之不易的友谊。
消息传到长安，李隆基在心里为张说竖起了大拇指：入能为相，出能为将，张说不愧是一个出将入相的高手。
时间来到开元九年四月，一场叛乱，又让张说赢得了一个重重的砝码。
当时兰池州（今宁夏灵武）军区胡人康待宾引诱已经归降唐朝的六个部落发动叛乱，朔方大总管王晙与陇右节度使郭知运奉命进行讨伐，不久天兵军节度大使张说也加入到这一行列。
三个月之后，康待宾被王晙生擒，并被押解回长安斩首。
然而，由康待宾引起的叛乱并没有就此结束，还有一部分残余势力在做最后的坚持，这时张说出手了。
他率领步兵骑兵一万余人出合河关（山西省兴县西北裴家川口）对叛乱残余进行攻击，一下子便将其打得溃不成军。
张说一路追击，就来到了骆驼堰（今陕西神木县北）。
在这里，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原本与叛乱部队联盟的党项部落反戈一击，对其发起了猛攻。
胡人的叛乱部队彻底崩溃，侥幸活下来的纷纷逃入了附近的山中，剩下的党项部落则向张说的大军表示投降。
怎么办？对这个曾经跟胡人一起叛乱的党项部落是杀还是留？一些人提出了杀，但张说并不同意。
张说道：王者之师当讨伐叛逆，安抚忠顺，怎么可以杀降呢？随后张说向李隆基建议，在党项部落所在的地方设立麟州（今陕西神木县），用来安抚已经投降的党项部落。
建议正中李隆基下怀，张说又在他心里记上了重重的一笔。
到这时，张说重新拜相只是时间的问题了。
不过李隆基还在等，因为他心中还有顾虑：他要给一位老臣最后的面子，只有到这个老臣离世后，他才会放心大胆地重新启用张说。
幸好，他并不需要等待太久，据他所知，此人的时日已经不多了。
这位老臣，便是张说的老冤家姚崇。
当年正是因为与姚崇的内斗，张说才被李隆基贬出长安，为姚崇腾出了施展空间。
现在李隆基准备重新起用张说，自然还要顾忌姚崇的面子——他不想让姚崇在有生之年看到自己厚此薄彼。
开元九年九月三日，姚崇在家中病逝，张说重返宰相之位的障碍全部消失。
十六天后，并州长史张说被擢升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
时隔近十年，张说又回来了。
张说用了近十年的时间，做了一次从高峰到低谷，又从低谷到高峰的折返跑，其中有他自己的因素，同时也有老冤家姚崇的因素。
难道张说和姚崇的恩怨真的就化解不开吗？非也。
其实这一切的一切，幕后推手都只有一个——李隆基！细心的读者可能会发现，在太宗李世民时期，大臣之间的关系相对融洽，你死我活的争斗相对较少，这是为什么呢？主要的原因，在于李世民有着卓越的领导能力，他有能力将大臣掌握在股掌之间，而不需要大臣们做鹬蚌相争，他坐收渔翁之利。
到了武则天当国时，她采用高压政策，大臣们也不敢拉帮结派，只能乖乖站到一边。
到中宗李显时期，拉帮结派的现象开始出现。
而到睿宗李旦时期，这个现象更加明显：太平公主一派，太子李隆基一派。
那么到了李隆基时代呢？他的能力明显超过了父亲和伯父，但是跟李世民和武则天比起来，还是有着不少的差距。
因此在他的治下，他允许大臣鹬蚌相争，而他坐收渔翁之利。
姚崇跟张说斗，宋璟被人用小品拆台，这一切的始作俑者都是李隆基。
李隆基的这一套并不新鲜，很多统治者都在沿用，上世纪著名政治家蒋介石就是此中的高手。
在他的手下，派系林立，互相拆台，然而各派谁也压不倒谁，最终都要听命于他这个总裁。
李隆基和蒋介石的这一套，在现在的很多企业、单位中也存在。
某个大型企业有一个海外分公司，一度海外分公司很团结，但是国内的上司却很担心：如此下去，这帮人在外边做什么事，合起伙儿来隐瞒总部，自己只能当二傻子。
于是他便略施小计，在海外分公司同时树了两个领导核心，效果立竿见影，海外分公司马上分成两派，从此缠斗不已。
两派互相都想拆对方的台，于是海外分公司的动态源源不断地传到国内。
这下好了，虽然此后鸡飞狗跳的事儿接连不断，不过国内的上司终于可以放心了。
有人说，一个中国人是一条龙，一群中国人是一条虫，不是一群中国人都想成虫，只是太多的聪明才智和精力，都用在内耗上了。
第十章 兵制改革
张说时代一张一弛经过多年的折腾，张说终于重登相位，此时朝中共有三名宰相，排名如下：源乾曜、张嘉贞、张说。
从排名看，张说只是第三宰相，但他却很快就做了几件大事。
第一件大事，兵制改革。
张说前后镇守幽州、并州时，唐朝边境的驻军达到了六十万人，而此时东突厥已经式微，无法对唐朝构成真正的威胁，六十万的军队就显得多了。
张说担任宰相后，便给李隆基提出建议：裁军二十万，让这些人回乡务农。
李隆基当时就惊了：裁军二十万？一旦边境有事怎么办？张说说：臣久在边塞，知道其中的内幕。
现在这些驻军，很多都成了当官的护卫或者办事的杂役，很少用在国防上。
况且想御敌制胜，兵在精而不在多，根本用不了那么多人，而且还耽误正常的农业生产。
如果陛下还有忧虑的话，臣愿意以全家一百来口的性命作为担保。
李隆基仔细一想，张说说的不无道理，他久在边塞，最了解实情，于是便同意了。
这样，唐朝边境的士兵数量就从六十万消减到四十万，精简掉的二十万全部投入农业生产，从而增加了国家的租赋。
削减完边防军，张说又把目光投降了拱卫长安的卫军（类似于现在的中央卫戍区部队）。
按照唐朝的惯例，男子二十岁开始服兵役，六十岁才能免除兵役。
在二十岁到六十岁的四十年时间里，每年都要有几个月为国家服兵役，生命不息，服兵役不止。
需要指出的，服兵役都是义务的，饮食、铠甲甚至武器都需要自备（薛仁贵跟随李世民东征高句丽就是自费出征），而且所在家庭并不因此而减免其他劳役。
这个惯例从北周的府兵制而来，即农忙时正常进行生产，农闲时进行军事训练，国家有事儿时紧急集结出征打仗，实行的是兵农合一。
这种制度对于生活在草原的民族很容易实现，对于以农耕为主的小国家也可以实现，但当国家规模很大、战争又比较频繁时，它的弊端就显现出来。
到李隆基开元年间，府兵制已经到了崩溃边缘。
服兵役的家庭要么渐渐贫困（主要劳动力服兵役经常会耽误农耕），要么服兵役的人身体素质下降。
渐渐地，当打之年的男子纷纷远走他乡，逃兵役的现象越来越普遍。
这下就到了无兵可征的地步了。
面对这个现象，张说提出了改革：招募壮士充当宿卫，所在家庭不再承担其他劳役，同时给予这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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