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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史并不如烟-第4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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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话改变了马周的一生。
李世民随即传令，急召马周进宫晋见，马周一时未到，李世民连派四拨使者，马周你的机会来了。
接下来的相会，让马周终生难忘。对马周而言，这就是他与李世民两个人的“隆中对”，一番“隆中对”之后，李世民大喜过望，当即命马周入直门下省，从今天起，你就到门下省听差吧。
由此，布衣马周进入贞观一朝的权力中心，由最初的票友最终奋斗成实质宰相——中书令。
贞观五年，直门下省；
贞观六年，授监察御史，奉使称旨；
寻除侍御史，加朝散大夫；
贞观十二年，转中书舍人；
贞观十五年，迁治书侍御史，兼知谏议大夫，又兼检校晋王府长史。
贞观十七年，晋王为皇太子，拜中书侍郎，兼太子右庶子；
贞观十八年，迁中书令，兼太子右庶子；
贞观二十一年，加银青光禄大夫；
从贞观五年到贞观十八年，短短十三年里，马周就完成了从票友到实质宰相的转变。这样的速度在贞观一朝罕见，即使在武则天鼓励告密的年代也极为罕见，而马周做到了，而且做的很好。
马周靠什么做到的呢？很简单，三个字：上奏疏。
上奏疏三个字很简单，马周一辈子就活在这三个字上。然而这三个字充满了大智慧，一般智慧做不来。
马周的奏疏范围很广泛，从国家稳定到皇帝与太上皇的关系，从分封制到官员选拔，每一次上书都深得李世民认可。旧唐书写到“周有机辨，能敷奏，深识事端，动无不中”，因此善于夸人的李世民说道：“我一会不见马周就十分想念。”
见过会夸人的，没见过这么会夸人的。
然而李世民并不是唯一一位夸马周的伟人，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有一位伟人也曾经对马周给予高度评价。这位伟人评价马周于贞观十一年的上书时写到：贾生《治安策》以后第一奇文，宋人万言书，如苏轼之流所为者，纸上空谈耳。傅说、吕望，何足道哉。马周才德，迥乎远矣。
比苏轼牛，比傅说牛，比吕望（姜子牙）都牛！
是谁给马周这么高的评价？毛泽东。
其实马周的智慧不仅仅体现在大事上，不起眼的小事依然能体现马周的智慧。
靠右行走，在今天是惯例，这个惯例谁提出的？马周。
以前长安早晚靠喊声警示民众注意开关城门的时间，后置鼓代之，谁提出的？马周！
之前唐代官服只有黄紫两色，后三品服紫，四品五品硃，六品七品绿，八品九品青，谁提出的？马周！
现代企业加班有“大夜”和“小夜”之分，不超过夜里十二点为小夜，超过则为大夜，在唐代宿卫也采用这种方式轮流值勤。谁提出的？马周！
官府驿站马匹容易走失，难以辨认，马周说了一句话：把马尾巴截了。结果驿马无论跑到哪，都能找回来，没办法，马尾巴短一截太明显了。
值得一提的是，唐代还有一条限速规定：禁止在城区和闹市区驱赶马车高速行驶，不知道这一条是不是马周制定的。
上面说的是为公，其实为私马周的小聪明也不含糊。
马周还是御史时，曾经四处让人寻找房源。找到一处豪宅，马周非常满意，一问，挺贵，二百多万。旁人以为马周疯了，御史而已，向来口袋空空，哪来二百多万买房？没过几天，笑话马周的人傻眼了，有关部门迅速付完房款，外加奴婢什物一应俱全，这时大家全明白了，哦，不是大款，是公款。
不用张口，李世民赏的。
除了房子外，马周的胃口一直很好，尤其好吃鸡。每次下到郡县，食必进鸡。有小吏认为马周违规，告到了李世民那里。李世民听后一笑，“我不让御史吃肉，是怕州县破费，吃鸡又没犯法！”
吃肉非法，吃鸡合法！随即李世民下令，绑了，狠狠骂一顿再放人！告状？也不提前看看规则。
显然，马周是聪明的，也是吃透规则的。数年后，吃透规则的马周得到了考选官员的权力，本着“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原则，马周废浚仪令崔贤，以报当年羞辱之仇。事后官方追查此次报仇，结果处处符合规则，最终官方鉴定，两字：合法。
总体而言，马周是一个善于思考、活用规则的人，他用自己的思考赢得李世民的信任，而李世民也用马周向世人展示了自己用人的手腕与肚量。
即使过往经历复杂如魏征、王珪、薛万彻（太子故人），李世民可以用；即使过往敌对如阿史那思摩、阿史那社尔（突厥战将），李世民可以用；即使过往履历如马周一样平淡，李世民也可以用。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能容常人难容之事，贞观一朝，万象更新。
以人为本
“以人为本”这个词这些年被提及很多，看起来似乎是个新词，又或许是舶来品，其实都错了，“以人为本”是中国的传统词汇，最早可以追溯到唐朝。
贞观十一年，马周上书李世民，其中有一句话让李世民记忆深刻，这句话是这样说的，“临天下者，以人为本”，以人为本由此而来。
在我看来，“以人为本”才是真正的金玉良言，比魏征老爷子那些喋喋不休的谏言更管用，更实际。以人为本说白了就是把人当人，皇帝能把老百姓当人看，那么这个王朝就有希望，一切就这么简单。
难道还有王朝不把老百姓当人看？有，多了去了。在一般情况下，老百姓就是皇帝眼中的羊，而皇帝就是天底下最大的放羊人。汉代以及唐代都有一个官职叫“州牧”（职位相当于州长），刘备就当过徐州牧。“州牧”是什么意思？就是替天子牧羊的！天子是天下最大的羊倌，而官员则是天子手下的小羊倌，大大小小的羊倌联合在一起，放牧天下大大小小的羊。这是“以羊为本”，而不是“以人为本”。
幸好，中国大历史中有了李世民，有了贞观之治，也就有了“以人为本”。
以人为本，把人当人，首先体现在“慎杀”，然而“慎杀”也来自不易，这是两个无辜的人用血换来的。
第一个无辜的人叫卢祖尚，时任瀛洲（今河北省河间市）州长，被杀原因：拒绝正常的工作调动。
事情是这样的，贞观二年，时任交州都督的遂安公李寿腐败了，贪污了公款，李世民将他撤职定罪。这样一来交州都督就空了出来，需要一个合适的人填充上去。李世民查看官员履历，发现时任瀛洲州长的卢祖尚文武全才，清廉正直，正是交州都督的合适人选。行，就是他了。
对于这次委任，李世民很看重，亲自召见了卢祖尚，当面激励了一番，说了一通“去了好好干”的话。卢祖尚感恩戴德，连连叩头称是，最后叩头谢恩退出。
大家本以为交州都督的空缺将就此填上，没想到，卢祖尚在退出皇宫之后居然反悔了，理由是我有病，而且还没好利索。
卢祖尚为什么要反悔呢？看一看地图我们就明白了。
卢祖尚时任瀛洲州长，地理位置在今河北省河间市。而拟任的交州都督地理位置在哪里呢？今越南河内市。在那个交通基本靠走的年代，两者之间的距离怎么能说远呢？那得说是相当远。
不愿意出远门的卢州长想以有病为由拒绝去交州，然而李世民却不答应，并且让杜如晦转告卢州长，“匹夫尚且遵守承诺，何况你已经答应怎么能反悔呢？”
其实李世民派去劝告卢祖尚的还不只杜如晦一个，还有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卢祖尚的大舅子周范。周范这个人在历史上没有什么名气，不过在当时却是李世民面前的红人之一，李世民走到哪里，周范就跟到哪里：他的任务很简单，保卫首长安全。
李世民让周范再次告诫卢祖尚说：“只管去，只去三年，三年后一定征召回京，另有任命！”
话已经说的很直白了，甚至把卢祖尚三年后的仕途都安排好了，再不去就是给脸不要脸了。
出乎李世民的意料，卢祖尚居然不为所动，坚决辞职，宁可州长不干了，也不去交州那个或许鸟都飞不到的地方。卢祖尚说：“交州，瘴疠之地，要想身体没病，只能一日三餐喝酒，可问题是我一点酒都不能喝啊！”
理由很充分，态度很决绝。
几天后，李世民再次召见决绝的卢州长，当面规劝。然而即便李世民再三劝说，一根筋的卢州长还是坚决请辞，不去，就是不去。
李世民被彻底激怒了，从来没有人敢违背他的意愿，这个杠头卢祖尚居然触摸他忍耐的底线。李世民大怒，指着卢祖尚说道：“我连一个人都指挥不动，还如何主持朝政！”
一挥手，拉下去，不用去交州了，就留在金銮大殿前吧。
斩立决。
一刀下去，卢祖尚遂愿了，终于不用去交州了，改道去了天国。
事后不久，李世民后悔了，自己贵为天子怎么一点肚量都没有呢？怎么能盛怒杀人呢？以后的历史会怎么写自己？后人将怎么评价自己这个皇帝？
不应该，太不应该了。
此时的李世民尽管懊悔，但还没有找到症结所在，三年后，他在同一块石头绊倒，又是盛怒之下杀人，起因是一个疯子。
贞观五年，河内（今河南省沁阳市）人李好德疯了，成天胡言乱语，经常说些不着四六的混帐话。这些混帐话可能有攻击政府的言论，于是被认定为妖言惑众，被收入大理寺审判。
经过审判，大理丞张蕴古认定：李好德精神失常，有相关的医学鉴定，按律不应承担法律责任，随即便将这个结论上报给了李世民。
疯子？精神失常？医学鉴定？哦，原来如此，那就准备放人吧。
然而就在“疯子事件”即将翻过去的瞬间，一封奏疏将原本要收尾的“疯子事件”一下子推上了高潮，这个高潮让疯子事件的定性来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
奏疏是时任治书侍御书权万纪上的，这个权万纪在历史上的口碑很不好，可以总结为“能吏加酷吏”，有能力，但很冷血。
事实上，正是权万纪的奏疏将张蕴古逼上了黄泉路。
权万纪的奏疏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一个三段论：
张蕴古的老家在相州（河南省安阳市），需要得到地方官的照顾；
李好德的哥哥李厚德恰好是相州州长；
因此张蕴古说李好德有精神病史是为了讨好老家所在地的州长，是存心包庇，办案不公。
完了，神仙也没救了。
看完权万纪的奏疏，李世民又冲动了，一挥手，杀！
张蕴古被斩于长安街市之后，李世民后悔了，权万纪的奏疏尽管逻辑严密，合乎情理，但是证据呢？谁能证明张蕴古确实跟李好德的哥哥勾结？怎么能因为权万纪一个人的推断就认定张蕴古有罪呢？怎么又在盛怒中杀人呢？为什么又犯了跟三年前同样的错误？不应该，不应该！
思索了半天，李世民终于发现症结的关键所在：原来毛病出在死刑执行太快，快的让你连改正错误的机会都没有。即使你想改正，人头已经落地，人死不能复生的，能复生的只有哪吒。
如果在死刑执行前设置几道坎，死刑执行前要多次审奏，那么或许就能最大程度避免冲动杀人。
随即李世民下诏：今后有死罪案件上报的，即使是皇帝下令立即执行死刑的，也要重复报告三次。三次都批准处死的，才可以执行。
这样，李世民就利用规则给自己上了三道紧箍咒，以提醒自己要慎杀。
不过三审而杀的规则也没有持续多久，没过多长时间，李世民把这个规则给改了，三次审奏升级到了五次。
李世民规定，凡是执行死刑，京师地区的案件，应该在两天内分别向皇帝重复奏报五次，五次分别为处决前二日、一日分别奏报一次，处决当天重复奏报三次；地方上报的案件，应该向皇帝重复奏报三次。另外执行死刑的当天，宫廷内不得进酒肉，各机关不准奏乐（犯有十恶不赦大罪的不在此行列，十恶不赦者只需奏报一次既可执行）。
自此，李世民坚定了“慎杀”的主题，每次执行死刑之前他都必须重复着同样的问题：
你确定吗？
真的不改了吗？
你确定不改了吗？
你真的不改了吗？
你确定真的不改了吗？
是不是有点眼熟？没错，像《开心辞典》里的王小丫，在我看来，当年的李世民或许正是在官员们的不断奏报前坚定自己“慎杀”的原则。这个原则很好，很人性。
贞观四年，全国一年累计处决二十九人，数字之低，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可以名列前茅。
贞观六年，李世民又做出一个惊人之举，这个惊人之举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纵囚”事件。
事情是这样的，这一年李世民来到了监狱，亲自提审了所有在押的即将处以死刑的罪犯。盘点下来，将要处以死刑的人共计三百九十人。
提审完毕之后，李世民竟然提出了一个建议，这个建议令在场的所有人都大吃一惊。
“朕跟你们做个约定，现在就放你们回家，明年秋后回来接受死刑，你们同意吗？”李世民满怀诚意地看着死到临头的罪犯们。
三百多名罪犯面面相觑，不敢相信是真的，大家把求证的眼神转移到李世民脸上，此时李世民的脸上是坚定的神情，他的神情告诉罪犯们，“君无戏言”。
这个约定就这样执行了下来，三百九十名罪犯星散而去，只留下李世民在原地沉思。
贞观七年秋，三百九十名罪犯应到三百九十人，实到三百九十人，全部到齐，等候李世民的最后处决令。
李世民缓缓的抬起手，现场的空气凝固了，三百九十人在一起等待那迟来一年的死刑，他们就要等到了。
“赦免，全部赦免！”
没听错吧？没听错。君无戏言！
自此，“纵囚”事件以约定开始，以赦免告终，李世民不按常理出牌，却赢得了更大的收益。三百九十人获得劫后余生，而李世民则获得天下人心，什么是高，这就是高。
尽管史书上宣称此次纵囚事件自始至终官方没有任何监视，一切凭犯人自觉遵守约定。实际上这一定是美化历史的结果，纵囚事件说白了是一个秀，而这个秀是做给天下人看的秀。所幸三百九十名罪犯都是好演员，他们看出了李导演的本意，也看到了暗处潜伏秘密监视的眼睛。结果三百九十名罪犯加一个皇帝为全天下上演了一出“纵囚”好戏，效果很好，掌声热烈，综合评定：史上最佳政治秀。
其实，真放也好，作秀也罢。不可否认的是，李世民确实做到了“慎杀”，君临天下者能做到这一点，殊为不易。
第七章 消灭吐谷浑
吐谷浑的春天
吐谷浑，这个小国有点浑。
说起吐谷浑，这个小国与中原政权的渊源太长了，这个小国自从建立之日起就跟中原政权纠缠不清。他们对付中原政权的方法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也复杂，概括起来十个字，“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就跑！”
别看这十个字很简单，但对吐谷浑很实用。隋大业五年（公元610年），杨广采用狗咬狗的方法命令铁勒汗国将吐谷浑打得大败，随后吐谷浑向隋投降。由于前往受降的宇文述阵容过于强大，吐谷浑可汗慕容伏允害怕对自己不利转而率军逃跑不再投降，结果又被宇文述一顿痛打。
然而，吐谷浑的生存能力太强了，随后杨广集合四路大军对吐谷浑可汗慕容伏允进行围剿。结果又让慕容伏允从缝隙中钻了出去，不过老家已经回不去了，因为杨广已经将吐谷浑故地设立成西海、河源等四郡，并安排全国罪犯集中到这里参与大开发。已经没有立锥之地的慕容伏允从此过上了流浪生活。
都说野百合也有春天，其实吐谷浑同样有春天。
几年之后，隋朝天下大乱，无暇西顾，慕容伏允重新回到故地，重打锣鼓新开张，正式重装营业。一转眼，又过去了很多年。在这期间，隋朝灭亡，唐朝兴立，李渊退位，李世民登基，慕容伏允接连送走了两茬皇帝，这第三茬就迎来了李世民。
常言说，人都是会变的，可这句话用在慕容伏允身上就不合适，这个老家伙，这么多年过去了，风格居然一点都没有改变。
对于唐朝，慕容伏允的方法与对付隋朝的方法一样：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一手抓上贡，一手抓骚扰，两不耽误。
贞观初年，慕容伏允先派使节到唐朝进贡，言辞极其谦卑，态度极其诚恳，顺服的样子很招人疼。然而令人想不到的是，进贡的使节还没有回去，慕容伏允的部队已经对唐朝的鄯州地区（今青海省乐都县）发动了攻击，一番劫掠之后扬长而去。
一手上贡，一手骚扰，到底唱的是哪出啊？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呢？
很快李世民的钦差来到了吐谷浑，对慕容伏允进行质问，然而这个时候慕容伏允又恢复了乖孩子的面目，眼泪汪汪地指着天向钦差表示：误会，绝对是误会。
当然，这套骗鬼的话已经没有人信了。不过信不信由你，说不说由他，反正嘴长在他鼻子下面。对于李世民命他到长安晋见的征召，慕容伏允眼珠一转，又开始忽悠：“我是真想去，我又真去不了，我有病，真的有病！”
小滑头他爹，老滑头。
本着忽悠到底的原则，老滑头慕容伏允又让钦差给李世民带了个话：请赐公主给儿子慕容尊王配婚，现在皮球踢给了李世民，看你接不接招。
接招，李世民焉能不接招。
李世民也提出一个要求：让你儿子慕容尊王亲自到长安迎亲。皮球再次踢回给慕容伏允，老滑头，接招吧。
这一次老滑头不接招了，索性没收皮球不跟李世民玩了。让儿子到长安迎亲，这分明是要拿我儿子当人质，春秋战国时这一招都玩滥了，猪才上这个当呢。
皮球踢了半天，亲没提成，两家的关系又冷了下来。
李靖出山
老骥伏枥的慕容伏允是注定不会消停的，就在求亲计划破产之后不久，吐谷浑的军队又一次出动了。这一次攻击的是兰州和廓州（今青海省化隆县），又是一次目标明确的抢劫，越老越不要脸了。
此时老不要脸的慕容伏允其实已经老迈，汗国的实权落到受他宠信的高级幕僚天柱王手中。正是在天柱王的策动下，吐谷浑不断骚扰唐朝边界，劫掠不断。即使李世民先后十次派使节交涉，吐谷浑依然我行我素，照抢不误，吃了秤砣。
贞观八年六月，李世民决定把慕容伏允吃下的秤砣抠出来，是时候给他点颜色看看了，省得他老跟唐朝装色盲加流氓。
李世民任命左骁卫大将军段志玄为西海道行军总管，左骁卫将军樊兴为赤水道行军总管，分别率军攻击吐谷浑。
四个月后，段志玄对吐谷浑发起攻击，大败吐谷浑军。连续追杀八百余里，直到距离青海湖三十里处收兵。在段志玄的追杀下，吐谷浑军民驱赶马匹牛羊四散逃窜，狼狈不堪。
然而，一场大胜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段志玄的大胜只是短暂地打击了吐谷浑的嚣张气焰，而善于折腾的慕容伏允却在这次大战中毫发无伤，只要这个人还在，对唐朝的骚扰就不会停止。
果不其然，仅仅消停了一个月，吐谷浑的折腾又开始了，十一月十九日，吐谷浑军队攻击唐朝凉州（今甘肃武威）。
显然，仅仅派段志玄领衔进行小规模是不行了，要想彻底解除吐谷浑这个后患，必须进行大会战了，这次大会战要让吐谷浑灭国，绝不反复。
然而千军易得，一将难求，此时的李世民再也不会为兵力发愁，他发愁的是主帅的人选。仔细一盘算，如此大规模的会战，适合的人选只有一个，这个人就是唐朝第一名将李靖。
李靖的生猛在前面已经提到过，最近的一次功绩可以追溯到贞观四年攻灭东突厥。不过从那之后，生猛的李靖为自己踩了刹车，起因是御史大夫萧瑀的一次弹劾。
贞观四年五月，李靖得胜回朝，对东突厥作战的胜利让唐朝一雪多年之耻，更让太上皇李渊多了一份安慰：儿子比我强，让位也心甘了。
然而就在唐朝上下还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时，御史大夫萧瑀于五月二十三日上了一道奏疏，这道奏疏几乎让李靖跌入万丈深渊。
奏疏指控李靖军纪败坏，攻陷东突厥颉利可汗王庭时放纵官兵大肆劫掠，致使金银财宝、珍玩古董被抢劫一空，李靖按律应军法处置。
一边是得胜回朝，一边是军法处置，李靖无意中走在两个极端上。
事实上，战后劫掠一直以来都是一个潜规则。中国大历史中的无数名将都在默许甚至纵容战后劫掠，不为别的，只为保持所部的战斗力。因为在一般情况下，当兵的收入很低，待遇很差，想要激励士兵奋勇杀敌，除了要有领袖魅力，更重要的还要给当兵的一个可望可及的盼头，而允许战后劫掠就是一个成本很低，见效很快的手段，无数名将屡试不爽。
在李靖看来，战后劫掠其实情有可原，而在萧瑀看来，战后劫掠罪无可恕。李靖从维护士气考虑，萧瑀从道德层面考虑，两者没有绝对的对错，而评判权交到了李世民的手中。
可是萧瑀忘记了，李世民也带过兵，也打过仗，也当过大军统帅。多年的战场经验让李世民能够体谅李靖的苦衷，因此李世民阻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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