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之绝色赌妃(完结)-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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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阶段，亦即秦汉阶段，因战国变法的剧烈政治转型依然保持着强劲惯性，由昔日“府史胥徒”扩张而来的新生官僚队伍依旧被视之如“吏”，新生的官僚便维持了浓厚的“服务取向”。相应地，以禄秩标示的官僚等级，便透射出了“附丽于职位”的鲜明特征，其“品位”因素则较为淡薄。后代那种士与庶、官与吏、文与武间森严的身份性界限，此期阙如。不过汉代封爵的较大重要性，列侯、关内侯的较大权益，对官僚都是一种补偿，并具有早期社会的意味。

　　　　第三阶段，亦即魏晋南北朝时代，早期专制官僚制的原始粗糙方面无法阻止士族门阀的崛起，官僚开始“贵族化”了，其“自利取向”得以充分扩张。与中正品相关的士庶、清浊、文武、流内流外等等选例，以及委积繁衍的散官、名号等等，在事实上构成了一种以“门品”为中心的“品位分等”秩序。与此同时，与分裂、战乱及行政的军事化相应，将军号迅速演化为军阶序列，并在北朝后期带动了文散官的阶官化，形成以“官品”为中心的、相对较具功绩制色彩的另一种“品位分等”秩序。

　　　　第四阶段，亦即唐宋时期，这也是个“阶职分立制”的发达阶段，以成熟的文武散阶制度为内容。唐代散阶“一切以门荫结品”，显示其时官僚仍残留了一定“贵族化”的性质；同时“劳考进叙”的制度，又表明总体上它已回归于官僚政治范畴之内了。宋代官阶，由于俸禄依散阶支付而职钱依差遣支付，因而增加了不少“职位分等”成分，但总体说这依然属于“阶职分立制”。优厚的品位待遇体现了宋朝皇权对士大夫的优宠宽容，为官僚扩展其特权、自主性以至“自利取向”留下了较大空间。

　　　　第五阶段，继承元朝余绪，明帝国初年君主专制高度强化，士大夫官僚的众多利益、特权惨遭削减，其自主性受到压制，官僚作为铁腕君权之行政工具的“服务取向”特征，又开始浓厚起来。与此相应，散阶制开始变质，由唐代的据阶而授官一变为据官而授阶，散官成了官品的一种补充，“阶职分立制”遂遭破坏了。这种情况延续到了清代。

　　　　以往只从级差和待遇角度被叙述的历代官阶制度，由此便呈现出了错落有致的不同阶段，这就是初步提示如上的五个大的段落。以形象语言描述其左右摇摆或上下动荡，可以说在中国历史前期有较高的波峰和较低的波谷，即如先秦爵命等级与秦汉禄秩等级间的较大反差，从禄秩等级到魏晋南北朝“门品秩序”的重大转折；至如后期，则依旧存在着动荡不定，但其波幅已趋减小，例如由唐宋的“阶职分立制”到明清这个制度“变质”的情况。大致说来，秦汉的禄秩等级表现为“职位分等”的一个波峰，两晋南北朝唐宋的“本阶”表现为“品位分等”的一个波峰；明清官阶表现了向“职位分等”一定程度的回归，但考虑到官僚阶级在十几个世纪中累积的众多等级特权，此期官阶的性质和倾向，应该视为前两个此起彼伏的波峰之综合。明清已值帝国时代的后期，官僚们作为统治阶级，早已在中国大地上根深叶茂、不可动摇了。围绕官品而滋生出的各种等级特权＇134＇，士大夫与胥吏、文臣与武将之间的身份性隔膜，都构成了“品位”因素。又比如说，“升衔留任”便是一种保障官僚品位的做法＇135＇。“兼衔”以加重官僚资望情况，也等于官位被用如“品位”了，例如总督例加兵部尚书兼右都御史衔，巡抚例加兵部侍郎兼右副都御史衔＇136＇，翰林官迁吏部侍郎例兼翰林院学士，还有加宫衔的恩典等等＇137＇。甚至官品本身都可以作为待遇、用作“品位”，如同“加若干品衔”之类做法所反映的那样＇138＇。这些情况，都大大遮掩了“阶职合一”所带来的那些“职位分等”亮色。

　　　　在理解这些波峰和波谷的时候，还应对如下两点加以考虑，以用作“加权”的评估因素。首先，官僚的等级特权可能两个方面：对君主权力的分割和对社会权益的占夺。专制独裁需要和理性行政需要，不允许官僚自我膨胀到妨害专制和行政的程度，但在官僚占夺社会权益上帝国统治者有可能网开一面，令君主与官僚“双赢”而听任社会萎缩和偏枯。因而官僚的“服务取向”和“自利取向”，不仅涉及君主与官僚之间的权势分割，也包含着官僚对社会的利益分割。人称宋王朝“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相应的则是“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说的就是这种情况。进而明清的官阶制度既体现了向“职位分等”的一定回归，从官僚那里回收的权势强化了皇帝专制；同时浩荡的皇恩依然保障品官以至缙绅地主的特权，这些特权大多是从社会方面分割而来的＇139＇。官僚的贪污侵渔，比起前朝来一点儿都不逊色。所以“有明一代，一方面官俸呈现下降趋势，以至低到历代所未有的水平，另方面大小官员的富有豪华却又达到了历代王朝未曾达到的高度”＇140＇；明代仕宦阶级的生活，“可以用骄奢淫佚四字尽之”＇141＇。有时皇帝强悍专断而官僚唯唯诺诺，有时皇帝和和气气而士大夫意气风发，可不管怎样，“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

　　　　其次，正如艾森斯塔得所指出，在官僚呈现“服务取向”之时，中上层官僚经常较低阶层，并疏离了他们由之而来的社会阶层和传统身份。而这正是秦与西汉的情况，其时的文吏群体，并没有显示出与哪个社会阶层关系特别密切。这样一点，我想也有助于理解汉代禄秩等级“从属于职位”的性格。而东汉以来，帝国官吏与儒生群体、进而与士族阶层建立了越来越密切的关系。魏晋南北朝的“门品秩序”，就对应着一个盘根错节的门阀士族阶层的存在，他们拥有最浓厚的“自利取向”。由唐宋以至明清，“绅士”或“乡绅”构成了社会的结构性特征，而“官僚就是士大夫在官位时的称号，绅士是士大夫的社会身份”＇142＇。艾森斯塔得也认为，中华帝国的官僚呈“同时为统治者和主要阶层维持服务的取向”，这“主要阶层”就是绅士阶层；通过科举制度的联结，官僚成了士人或绅士阶层的一部分。我想，明清官阶制的倾向性体现为前两个波峰之综合，与这种社会政治变迁也是一致的。

　　　　在“品位…职位”和“自利…服务”分析概念的照耀之下，历代官阶制演化的阶段性便由晦暗而显明，呈现出了如上五个段落的鲜明轮廓。它协助我们探寻传统官僚政治的进化轨迹，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帝国官僚的“自利取向”和“服务取向”二者关系的动态变迁＇143＇。各王朝初年的官僚一般都比较精干、处于君主的强权制御之下，但在中后期则将积累出老化、腐化和贵族化因素，这是一种较小的周期；同时也存在着更长时段的变迁，也就是初步提示如上的五大阶段。总的看来，传统政治体制的连续性，并不应该夸大到“停滞”的程度，它并不是一潭死水；同时其变迁的方面也是有限度的，即便是魏晋以来由“贵族化”了的士族阶层造成的士族门阀政治，最终也应视作专制官僚政治的一种“变态”，它并没有导致一种全然不同的贵族政体。

　　　　当然，这个分期模式对历代官僚政治演变的观照和评估，主要是基于官阶制角度而做出的，不过是它的一个侧影而已；并且较深入的考察只限于秦汉魏晋南北朝时代，如果把更多事象纳入视野，特别是若对宋、元、明、清的情况作更多考察，则可能还有复杂得多的情况；眼下的论断，必定还有不少漏洞需要填补，还有更多空地等待开掘。不过，对一个论题若无话可说或只能泛泛而论，那反倒是思考的困境；而还有众多线索等待深究的感觉，所预告的却是开阔的研究前景。正如赵翼所说：“无所因而特创者难为功，有所本而求精者易为力。”＇144＇不管眼下的认识还多么简陋粗糙，毕竟一个不无新意的叙述框架已被搭起，随后的雕镂修补就容易多了。每一个特定观照角度，都好比投射到黑暗的历史客体的一束探照灯光，它当然不会是面面俱到的，但只要能照亮一个侧面，提供一幅其它角度看不到的特殊景象，就足够了。期望本书的努力确有创获，今后我们将沿此方向继续前行——

　　　　＇1＇马克斯…韦伯：“下述各点可以说是理性合法权威的基本概念：……（3）官署组织遵循等级制原则，亦即，各个较低的官署都处于一个较高的官署的控制和监督之下”；最纯粹类型的行政官员的任命和工作遵循如下原则：“……（2）他们被组织在清晰定义的官署等级制之中。”MaxWeber：EconomyandSociety，editedbyG。RothandC。Wittich，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68，pp。218，220。

　　　　＇2＇例如周翼虎、杨晓民先生就描述了这样一个官本位的、等级森严的金字塔社会。见其《中国单位制度》，中国经济出版社（无出版日期），第79…86页。

　　　　＇3＇顾炎武：《日知录》卷九《部刺史》，栾保群、吕宗力校点：《日知录集释》，花山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407页。

　　　　＇4＇魏特夫：《东方专制社会──对极权力量的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0页。

　　　　＇5＇可参看秦晖先生对这种观点的批评：《“大共同体本位”与传统中国社会》，《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0年第1期（原刊《社会学研究》1998年第5期、1999年第3期、1999年第4期）。

　　　　＇6＇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08页。

　　　　＇7＇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第218页。

　　　　＇8＇张金鉴：《人事行政学》，三民书局1985年版，第139页。

　　　　＇9＇谭健主编：《外国政府管理体制评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77页。

　　　　＇10＇这包括进行职位调查，区分职组和职系，对各职位的工作简繁、责任大小和相应资格进行评价并制作职位说明书，并把职位纳入相应的职等和职级等。可参看曹志主编：《资本主义国家公务员制度概要》，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97…113页；王雷保主编：《公务员职位分类教程》，机械工业出版社1989年版，第4篇第12章“职位分类的基本原理”。

　　　　＇11＇参看罗文：《由现代行政学的职位分类看宋代的人事行政制度》，《华冈文科学报》1978年第11期。罗文先生着眼于职系和职等的划分，把宋代行政制度视为“职位分类的雏形”。但我们则将着眼于“是否存在着跟人走的等级”一点，而对宋代官阶制提出不同判断（见下文）。当然罗先生也说到：宋代“寄禄阶的正俸，便是根据人品制度（即品位制度）定待遇；而差遣的职钱，便可谓根据职位来定待遇”。宋代官僚的职钱从属于职位，这确实有“职位分类”意味。但职钱并非官僚各种待遇权益的全部，由于其时存在着从属于官员个人的本阶，而且有许多特权从属于本阶，这仍应视作“品位分类”制度。

　　　　＇12＇也有学者把“品位分类”译为“职务分类”，并把这两种类型进而分为四型：“一般职位分类”体制，“无共同职等之职位分类”体制，“一般职务分类”体制，“无共同职等之职务分类”体制。参看傅肃良：《各国人事制度》，台湾三民书局1986年版，第546…550页。

　　　　＇13＇李盛平：《各国公务员制度》，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第46页。不过随后李盛平认为，“职位分类制度比较适用于担任领导的通才”，这与学界一般看法相反。一般认为，“职位分类”更适用于工作比较常规、责任比较固定的中低级官员，“品位分类”较适于担负领导责任的高级文官。

　　　　＇14＇杨百揆等：《西方文官系统》，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10…111页。

　　　　＇15＇许南雄：《人事行政学》，台湾商鼎文化出版社1993年版，第137页。

　　　　＇16＇可参考原美国文官总署署长坎贝尔的叙述：“所要强调的是，美国文官制度的等级，是与他的职位相联系的。每一职位有一个等级，并不是说个人有一个等级，个人并没有等级；在位时就有等级，不在位时就没有等级。这与美国军事部门和外交部门不同，外交部门与军事部门的级别是跟人走的。你要是将军，到另外一个岗位还是将军，这跟文官制度不一样。”（按，美国的外交和军事部门，仍然实行“品位分类”制度。）艾伦…K…坎贝尔《1983年在北京比较文官制度研究班上的讲话》，王莉据录音整理，参看曹志主编：《各国公职人员分类制度》，第786页。

　　　　＇17＇王雷保主编：《公务员职位分类教程》，第201…202页。

　　　　＇18＇杨百揆等：《西方文官系统》，第111页。

　　　　＇19＇许南雄：《人事行政学》，第138页。

　　　　＇20＇W。E。Mosher和J。D。Kingsley指出，英国文官等级制的基础是以通识考试为基础的个人资格，因而与美国有异。见其：PublicPersonnelAdministration，NewYorkandLondon，Harper&BrothersPublishers，1936，pp。411…413。

　　　　＇21＇李广训：《各国人事制度》，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83年第3版，第5页。

　　　　＇22＇管欧：《现代行政学》，台湾永大书局1978年版，第168页。“简荐委制之优点”：“一、足以表示国家之名器。国家设官分职，乃为名器之授予，‘惟名与器，不可以假人’，特、简、荐、委的品位，即系国家对于公务人员名器尺度的表征，而使国人珍视”；“二、尊重各人已有之资历。简荐委制乃是以‘人’为制度运用的轴心，就各人所具有之法定资格、经历累积而成的身份，以定其品位的高低。”

　　　　＇23＇王雷保主编：《公务员职位分类教程》，第5篇“美、英、日和台湾地区公务员分类制度”；第6篇“我国职位分类制度的基本构造”。

　　　　＇24＇参看许南雄：《人事行政学》，第152页。“美国公私机关所以能推行职位分类，因其行政观念与职位分类之体制极其吻合，所谓行政观念，即社会文化背景下，员工对行政职位产生之价值意识。根据雷格斯（F。W。Riggs）等学者之说法，美国工业社会所形成之行政观念是成就主义（achievement）、平等观念（universalism）及专业原则（specifity）”，“其他国家若以品位体制之观念而行职位分类，自不免窒碍难行。”

　　　　＇25＇王有仁：《各国人事制度汇编》，台湾高点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1年版，第1…2页。

　　　　＇26＇参看宋世明：《美国行政改革研究》，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3章第3节“案例研究：文官制度改革的脉络”。“体现功绩价值的僵化的职位分类及资格要求、集权化的评估体制，在实践中暴露出越来越多的弊端：能力和功绩已退居次席，从而使形式代替了本质，手段代替了目的”（190页）；“职位分类的最大弊端是：政府的人力资本不能在政府之间自由流动，从而达到资源的最佳配置”，相应地，美国近年的有关改革便包括淡化职位分类、加宽工资级别的措施，“1978年增设的高级文官系列（SES，约8000人）的目的在于，超越职位分类的障碍，造就通才、增加灵活性”（197页）。

　　　　＇27＇参看拙作《西魏北周军号散官双授制度述论》，《学人》第13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周齐军阶散官制度异同论》，《历史研究》1998年第2期。

　　　　＇28＇艾森斯塔得：《帝国的政治体系》，阎步克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80页以下。

　　　　＇29＇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314页。“政府成员和国家官吏……之所以不致占居贵族的独特地位，它的教养和才干之所以不致变成任性和统治的手段，是有赖于主权自上而下和同业公会根据自己的权利自下而上所做的种种设施。”

　　　　＇30＇HaroldJ。Laski：“Bureaucracy”，EncyclopaediaoftheSocialSciences，TheMacmillanpany，NewYork，1930，Vol。Ⅱ，pp。70…71。

　　　　＇31＇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7篇《官僚贵族化与门阀》。

　　　　＇32＇例如，若将上述“职位分等”、“品位分等”与“服务取向”、“自利取向”的对应模式用于现代社会，显然就不合适了。在实行“职位分类”的现代国家里，其官僚的廉洁和高效民主和法制的制约，而并不依赖强硬的君权。

　　　　＇33＇或说唐代武散阶为45阶，这种计算是把冠有“怀化”、“归德”字样的名号也算在内的，而它们是专门授给少数族首领的。不计这些名号则为29阶。

　　　　＇34＇参看《新唐书》卷四六《百官志一》。

　　　　＇35＇参看《旧唐书》卷四五《舆服志》。

　　　　＇36＇俞鹿年：《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第5卷（隋唐五代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53…454页。

　　　　＇37＇杨树藩：《中国文官制度史》，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2年版，上册“绪论”第10页。

　　　　＇38＇王寿南：《唐代政治史论集》，台湾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5页。

　　　　＇39＇王德权：《试论唐代散官制度的成立过程》，《唐代文化研讨会论文集》，文史哲出版社1991年版，第843页。

　　　　＇40＇《新元史》卷一九三《赵天麟传》。

　　　　＇41＇黄清连：《唐代散官试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58本第1分。

　　　　＇42＇王德权：《唐代律令中的“散官”与“散位”──从官人的待遇谈起》，《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第21期，1989年。

　　　　＇43＇参看洪迈：《容斋随笔》卷一《唐人重服章》；《容斋三笔》卷五《绯紫假服》：“唐宣宗重惜服章。”吉林文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11、376页。又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十《唐人服色视散官》：“唐时臣僚章服不论职事官之崇卑，唯论散官之品秩。虽宰相之尊，而散官未及三品，犹以赐紫系衔。……而散官未到金紫银青，则非赐不得衣紫。唐人之重散官如此。”《嘉定钱大昕全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7册第271…272页。

　　　　＇44＇杨树藩：《中国文官制度史》，上册“绪论”第10…11页。原文总为一段，本书引用时，代分段落以清眉目。

　　　　＇45＇陈梦家：《汉简所见奉例》，《文物》1963年第5期。

　　　　＇46＇参看本书第127页注＇1＇。

　　　　＇47＇岳珂：《愧惔录》卷七《散阶勋官寄禄功臣检校试衔》，《丛书集成初编》，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0842册第59页。

　　　　＇48＇按，汉代大夫之官员数十人，而三署郎官少则数百，多则可达二千余人。《后汉书》卷五四《杨秉传》：“三署见郎七百余人。”同书卷六六《陈蕃传》：“三署郎吏二千余人。”大夫与郎官合计决不止“数十人”。原文的错误对《汉书》卷十九上《百官公卿表》如下文字的错误摘录：“大夫掌论议，有太中大夫、中大夫、谏大夫，皆无员，多至数十人。……郎掌守门户，出充车骑，有议郎、中郎、侍郎、郎中，皆无员，多至千人。”《表》谓大夫“多至数十人”而郎官“多至千人”，岳珂则错误地节述为大夫、郎官二者合计“多至数十人”。又《宋书》卷三九《百官志上》说三署郎官“多至万人”，不知何据。

　　　　＇49＇杨百揆等：《西方文官系统》，第111…112页。

　　　　＇50＇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汉初布衣将相之局》，王树民《廿二史札记校证》，上册第36页。

　　　　＇51＇参看拙作：《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有关部分。

　　　　＇52＇陈苏镇：《南朝散号将军制度考辨》，《史学月刊》1989年第3期。

　　　　＇53＇《旧唐书》卷四二《职官志一》。

　　　　＇54＇参看《唐六典》卷二《吏部郎中员外郎》。

　　　　＇55＇西省散官原为武职禁卫军校，但在南朝这些军校已虚衔化了。参看拙作：《仕途视角中的南朝西省》，《中国学术》2000年第1期。在北魏后期，这些西省武职与东省文职，在散官性质上已没多大区别，可以和文散官一视同仁了。详见本书第九章有关部分。

　　　　＇56＇《魏书》卷七五《尔朱世隆传》。

　　　　＇57＇这里有意不说“铁腕皇帝”而说“铁腕皇权”，这个细微的考虑是为了避免误解，以免有人举出软弱的汉惠帝、谨慎俭朴的汉文帝为例，说他们不是“铁腕君主”。然而我们所用“铁腕”之词，乃就皇权与臣吏的关系而言，而不是君主的个人品性。

　　　　＇58＇DennisGrafflin：“TheGreatFamilyinMedievalSouthernChina”，HarvardJournalofAsiaticStudies，41：1，1981。

　　　　＇59＇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347页。

　　　　＇60＇参看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2版，“刘裕与孙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