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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春天回想一个比我年长的女人-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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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你嫁给我！”
“你那样到底要干什么？”
“我要你嫁给我！”
“神经！”
“我要你嫁给我！”
“真是太神经了。”她双手捂着脸，声音从指缝间透出来：“你也不想想，你这么做，我在单位里还怎么做人，脸往哪里放？”
她这么一说，我有点生气了。这个问题我本来考虑到了的，但从她的嘴里说出来，我就觉得很不好受。我是诚心诚意向她求婚的，但心底里积蓄的那些怒气和怨气并不是已经完全化掉了。
我说：“我怎么啦？我偷了还是抢了？我做了什么让你见不得人的事啦？”
“还这么混。总这么混。越来越混了。从来都不替别人想一想。”
没说的，这几句话一出来，旧帐也跟着带出来了。她越数落越生气，气得浑身乱抖，像风中的一片树叶。突然，她开始拧她自己，掐她自己。胳膊和腿上立刻红了好几块。我冲上去抓住她的手，她一边挣扎，一边继续咒骂我和她自己。情急中，我又想起了格戴克的那一招：“吵嘴的时候让女人住嘴的最好办法，就是吻她，用你的嘴勇敢地堵住她的嘴。”我把她按在沙发上，这回格戴克赢了。她先是推我，接下来摇头晃脑的，再下来的挣扎越来越无力，再接下来，抱我的手越来越用力了。
我觉得这是一个突然到来的特大利好，虽然不是很有把握。我像营销书上说的那样继续进行合理诱导，开发潜力，终于确认了她的需求。
晚上临睡前，乘她心情大好，跟她聊了几句那个姓易的男人。她好像也很乐意解释一下。老易在丰台区的一个机关里上班，五十多岁，妻子去世已经３年，有个女儿留学日本。介绍人是单位里的一个领导，既然领导介绍了，她也不好不见面。她只见过老易两次，感觉老易人比较踏实，别的感觉还谈不上。我多少松了一口气，没追着问下去。
第二天早晨，玲姐穿着长裤和长袖衬衣去上班。天气闷热，她把自己包得严严实实的。我想捋起她的袖子看一看那些被掐过的地方，她不让。她走后，我在客厅中央呆呆地站了几分钟，然后笑了。
我有好久没在这过夜了。这一夜，这一个早晨，有点回到了湖边那种好时光的意思。我坐在沙发上回味了一遍，觉得再也不能让这种日子溜走了。我找出纸和笔，开始计划下一步的行动。首先还是得提防着点那个老易。我得掂一掂我和他的份量，仔细分析一下继续保持份额领先的可行性。也许应该对他进行一次跟踪调查？这好像是在搞恶性竞争，同时提高了时间成本，做得太过份也许还会失去好不容易得来的阶段性成果。也许只需要搞好自己的优势展示就足够了？优势策略是忠诚度管理的核心部分。应该说彼此的优势和劣势还是很明显的。
从年龄方面看，我比玲姐小十来岁，老易比玲姐大十来岁，我个人认为这谁都不占便宜，打个平手吧。就算老易年老，现在的社会风气让他略占上风，但我跟玲姐交往的历史比他悠久，补上应该大有富余。如果认真重估一下交往历史方面的价值，应该是非常重大且像文物一样不可替代的。我能分辩出玲姐脸上24种不同的微笑，并能做出24种以上的回应，哼哼，他老易能做到吗？那可是４年来一分一秒积累起来的，绝非一朝一日之功。既然老易不可能知道玲姐微笑时，左嘴角比右嘴角高一毫米或低一毫米的心情有何不同，他又怎能随着她的心态变化而调整自己的行为管理？我越想越觉得交往历史方面是我的核心优势，我应该集中力量，把所有的策划建立在这一优势的基础上。
另外，我不用上固定的班，他老易准点出入机关大楼，只要我争取垄断玲姐的业余时间，就算老易上班时打几个电话，也没什么了不起，我反而可以大度一些。如果再加上我陪伴玲姐一生的时间长度正常情况下会超过老易，那么，在时间这个方面，总体来说我应该是远远胜出的。
再看一看有形资产竞争，不用审计，他老易应该能盖过我。但我到了他那把年纪，我应该比他强多了。我有信心用不了几年就能超过他。这几年处于劣势，应该用加强服务的方式弥补。比如说浪漫攻势依然不能放松，隔三差五来一下，只要有时间就来一下。格戴克的小成本招数还有一千余种我还没用过呢，一样一样来。只是……浪漫攻势里有的点子需要撒点小谎，这对我有点障碍。不过，在浪漫的事情上撒点谎，据说上帝也会原谅的。
我又买了些巧克力、玫瑰花和气球。把巧克力加温融化后，捏造成一些她喜欢的小牛形象，然后放进冰箱里。当她打开冰箱门时，一排小牛就会整整齐齐地出现她眼前。气球里塞了一些字条和一些玫瑰花瓣，悬在浴缸上方。系线索的地方做了一个活套子，她只要拉一拉线头，气球就会爆炸，让里面的花瓣和字条飘飘洒洒地掉进浴缸里，她会从字条上读到一句白勃宁夫人的诗：“跟我一起往下过吧，最好的日子还没有到来呢。”或者读到我爱她的４０条理由。
接下来差不多有两个星期，我们是在一种温馨和日常的气氛中度过的。那种气氛，有点像新婚蜜月，同时又有点像夫妻多年。回想起来，两个星期里跟玲姐在一起的时间变得很不均匀，有的稀薄，有的粘稠，总体来说过得很快。过得很快的日子一般都充满了生命的欢愉，这种对时间的感受古人已经说过了：快活，快乐，愉快，我有相同的感受，也许可以说我和古人一样，在生命中的一些时刻瞥见了同一个永恒。
在那两个星期里，许可佳和老易这两个人没有出现在我们的谈话里。这不是说许可佳没有给我打电话，也不是说老易没有给玲姐打电话。老易给玲姐打电话的时候，我会主动把电视机的声音调小一些，我会保持安静，我会装作不再把玲姐跟老易的这种来往放在心上，当然，每一句都是放进了耳朵里的。玲姐听出是许可佳给我打电话的时候，一般会走到另一个房间里去，我不清楚她怎么想。只有这两个人打电话来的时候，我才会觉得一切并不像看上去的那么平静。当然，实际上绝大多数时间还是平静的。当我感觉到我和玲姐的感情比较平稳之后，我又出去跑业务了。银子还是要紧的，我非常清楚这一点上也不能输给老易，应该早一天超上或超过老易。我劲头十足，很有一点乐天的感觉。
人一得意就容易忘形，“得意忘形”这句成语是古人对人性深刻洞察的结果。我感情上一得意，再加上业务上又烦又忙，接下来的一段日子对玲姐就没那么细致宽容了。虽然没什么大冲突，但生几天气的情况有时候会发生。
我做销售员的第三个月里，不记得为什么事我们又生了几天气，互不理睬，也不打电话。有一天我正在跟一个客户谈判，忽然接到了玲姐的电话。玲姐叫了一声我的名字，就哭起来了，然后说她在医院。我心里沉了一下，说：“我就来！”挂断电话就去跟客户告别，客户有点不高兴，但这会儿我顾不了那么多。玲姐很少用那种声音跟我说话，也是我年轻不经事，一听见那种受了伤的幼儿跟亲人说话的声音，我就稳不住。我不知道玲姐出了什么事，眼前闪现出种种恐怖幻象。我有点懊悔自己不该跟她赌那么久的气不打电话。我一边往街上走，一边拨玲姐手机，现在我有时间面对一堆疑问了，我问她在哪家医院，现在怎么样，怎么回事等等。一听说是在楼梯上摔了一下，已无大碍，我稍稍松了口气，但一直跟玲姐通着话。出租车经过一个水果摊时，我看见水果摊后面有家花店，心中动了一下，有点想下车去买，最后还是决定先到医院再说。虽然玲姐后来在电话里轻描淡写的，我还是想先见到她。我问玲姐怎么在楼梯上摔倒的。她说：“我撞到鬼啦。”接着笑了起来，哎唷一声，说她把嘴巴笑痛了。这时候我已经推开了病房的门，玲姐又哎唷一声，扔掉手机，慌忙戴上口罩。
但在那一瞬间，我已瞥见了她的嘴唇，她的嘴唇有点乌肿。一条眉毛上贴着一小块纱布，两只手上都有淤痕，涂了碘酒，身体被病号服裹得严严实实的，伤得怎么样还不清楚。我很想俯下身抱一抱她，但她不让。我傻傻地站了一会，望着她，她也望着我。能从她眼里看到一些笑意，我心里又宽松了一些。
玲姐说她从楼梯上摔下来是大前天的事，她说她正下着楼，走着走着脚一软，就摔了，“你说这不是撞见鬼了又是什么？”我努力笑了一下，心里有些疑惑，不过没有细问。我在床边坐了一会儿，决定找医生和护士拉拉关系套套近乎。没用多久，我就知道玲姐并不是在楼梯上摔的，而是从折叠小铝梯上摔下来的。一个女医生对我说，请一个小工刷墙也用不了多少钱，你表姐兴致好，偏偏要自己做，好在伤得不算太严重，再观察几天也许就可以出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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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到病房，心中很歉疚。我对玲姐说刷墙这种事以后让我来干，然后问她怎么突然想起来要刷墙了。
玲姐有几秒钟没说话，接着支支唔唔的，从口罩里透出来的声音听上去有些怪异。有一会儿她想把话题转移开，我没接她的话。她双手抓了一阵头发，抬起眼睛望着我，说：“天儿，我们以后再谈这件事好不好？”
玲姐叫我天儿的时候不太多，每次这样叫都有点央求的味道。我肠肠肚肚都牵动了一下，但心中的疑惑也更深了。按理说刷墙这种事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要这样。我没吭声，去阳台上站了一会，然后到医院外面买了一束花。买水果的时候我想了想，最后买了些能挤出汁的桔子和不太麻烦牙齿的香蕉。回到医院的路上，我自己找了个理由把自己摆平了。我觉得玲姐可能是怕我太内疚，才不提她自己刷墙的事。
玲姐喝了一小杯我挤出来的桔子汁，问了些我跑业务的情况。为了让她开心，我告诉她业务进展很不错。这样继续下去，不到３年，我就能买一辆她喜欢的甲壳虫送给她。她双手一拍，口罩里还发出一连串含义不明的叫声。她好像越听越高兴，抬起手比比划划的，有一次还差点把口罩扯下来。
正说着，她手机响了。她喂了一声，有一阵子不说话，接着嗯呀啊的。挂断电话后，又闲聊几句，她要我去帮她买些美国甜橙，“喝着桔子汁，忽然就想吃美国的甜橙了。”有一瞬间我觉得她很陌生，仿佛一张口罩把我和她隔在两个世界了。我带着满腹狐疑走出医院，直觉告诉我，玲姐刚才接了一个不同寻常的电话。我走到医院旁边的几家水果摊上挨着问了一遍，结果都说没有什么美国甜橙，也不知道哪有卖的。只得给玲姐打电话，她又嗯呀啊了一阵，最后说像西单商场那样的大商场都会有。我打了一辆车，问司机，司机说不用跑那么远，附近一家商场里就有。 买了美国甜橙，我在街边打车，天色越来越暗，好像要下雨。我等了好一会也没有等到空车，我想也不算太远，走回去也是可以的。我走着走着，越走越快，最后竟飞奔起来。
回到医院，脚步一下子沉重了许多。我走上楼，走到病房门口，透过门上镶着的玻璃，我看见一个男人背冲着我，坐在玲姐的床边。这个男人大背头，穿一件铁锈红的皮夹克，他抓着玲姐的手轻轻抚摸着。我像给定住了一样，不能动弹，眨了好几次眼，眼前的一幕却没有消失。
我听到了几句玲姐跟这个男人的对话。我听出这个男人就是那个老易。我还听出玲姐跟老易已定下了婚期，他们决定婚后住在老易那边，玲姐就是在刷老易的房子时摔下来的。
我转身走下楼。脑袋木木的，像填满了烂木屑。走到医院门口，又折回身，走到医生值班室，把一袋美国甜橙搁在那个女医生的办公桌上。我记得我还掏出了几只送给了女医生，我对她说真是太让你费心了。剩下的怎么办，我好像没有说。
走出医院，天开始下雨了。我在心里说好！好！好！像灵魂出窍似的，能看见自己在雨地里走，像看见一部电视剧里的年轻主人公，在雨地里傻傻地走。这一切真他妈的太像电视剧了。
接着我哭了，分不清脸上的雨水和泪水。
没走多远，玲姐打电话来了。听出是她，我没有说话。玲姐问：“你怎么啦？后牙槽都在响。”
我说：“没什么，请你以后不要给我打电话好不好？”
“你怎么啦？又发什么神经？”
我大笑起来：“哈哈哈，我是在发神经，我真的是在发神经，我真他妈的神经病！”
“天儿，天儿。”
我赶紧关掉了电话，很想嚎啕大哭一场，但一个男人能去哪里哭泣？有一首歌中唱道：一个男人只能在暴雨中哭泣。现在下的这场雨，还太小。我双腿发软。玲姐一声天儿，像抽掉了我的骨头。除她之外，这个世界上只有我母亲叫过我天儿。时光迅速倒流，穿透越来越密集的雨线，把我送回到模模糊糊的童年，模模糊糊的景物中回荡着我的乳名。父母离婚后，有一阵子我不许母亲叫我天儿，她要叫我也不答应，她只好叫我小天了。有一天我正在上课，母亲来看我，样子很奇怪，说她要到很远的地方去，很久都不能来看我。我一边东张西望，一边听她说话，然后很不耐烦地打断她说我要上课去了。她塞给我一个购物袋，里面有衣服、玩具和零食。我抱着大袋子离开了，听见她在后面喊了我一声：“天儿！”我没有回头，答应一声就飞快地跑掉了。我没有回教室，抱着袋子坐在楼梯下的角落里哭着，我记得哭着哭着好像就下起了雨，我一直哭到下课，然后把袋子里的东西都送给了同学。
这一段往事我讲给玲姐听过，她搂着我的头喃喃地叫了好几声天儿，还轻轻拍我的背，差点把我拍睡着了。在玲姐家里，有时候我真是有重过一次童年的感觉。
这之后不久的一个下午，我坐在玲姐家阳台上看报纸，玲姐坐在客厅里看电视，一边给我织毛裤。阳台给玻璃和铝合金封着，细小的尘埃在阳光里悬浮。屋子里除了电视机的声音，听不见其它动静。我看不见玲姐，玲姐也看不见我。忽然听见玲姐叫了我一声：“天儿。”我楞了一下，然后嗯一声，问她什么事。她说没什么事。屋子里又只有电视机的声音了。我继续看报纸，但报纸上写的什么，一个字也看不进去。
那一刻，在我的想象中：我会常常坐在阳台这张竹躺椅上，玲姐会常常坐在客厅那张沙发上，我看报纸，她打毛衣，我们对粉笔灰一样不断飘落在头上的时间满不在乎。我们一点一点变老，她58岁了，我40岁了，我们坐在床头回忆着过去22年共同的生活，成功化解了一次危机。接着，她78岁，一脸福相的老太太，腿有点小毛病，我已经60岁了，一个还算精神的老头儿，推着她去公园里散步，给她的腿盖上毯子。再接着，她98岁，我80岁，但看上去她比我生动得多。由于在阳台上看了60年报纸，我已老眼昏花，但随时擦亮眼镜从报纸上方探出脑袋，盯着一个经常给玲姐送花的百岁老家伙。一转眼，她已经128岁了，我已经110岁了，我俩颤巍巍的相对而立，让孩子们抬起我俩的手，互相摸着对方的脸，此时她118岁的妹妹已经不跟我们住在一起，不久前，这一对老姐妹俩由于都爱上了我而反目成仇，如果不是因为都老得像婴儿一样举不起枕头，我相信，她俩一定会大打出手。
现在看来，这些想象中的故事都不再有机会发生了。无论我做什么，无论我怎么样，她的未来和我的未来，都不会有什么关系。我的梦想，已经被击碎，被病房里那个穿铁锈红皮夹克的男人和玲姐一起联手击得粉碎。剩下要做的事，就是把一棵大树从血肉中拔出来，然后想办法填平留下的巨坑。从今往后，我再也不想受这种罪了。
我在雨地里慢慢走着，顶着一颗混混沌沌的脑袋，膝盖在打颤，完全不知道自己要到哪里去。现在到哪里去都是一样的，没有一个人在一个特别的地方等着我，没有一扇门需要我走进去，没有一个温暖柔软的地方可以让我栖息。惊雷阵阵响起，暴雨开始抽打我，让我觉得好受了一些。暴雨最好把我打到水泥地下面的泥土里去。迷迷糊糊的，不知道怎么就走到了车道上，而且是逆着车流。汽车一辆接一辆呼啸而至，溅起积水从我身边掠过。不时有几颗泥星和水珠打在我脸上。不时能听到司机的大骂，骂的是什么我一句也分辨不出来。忽然我站住了，我看见雨水闪亮的快车道上有一只大风筝，一瞬间就被碾得稀烂，还有无数的车轮碾过去，碾过去，碾过去。
直到一个交警抓紧我的胳膊，把我拖到岗亭那儿，突然涌到心口的疼痛才让我清醒了一些。那种疼痛的感觉，有点像给一辆车撞了一下。我记得有一次一辆车撞着了我的手，当时感觉不到疼痛，几个小时后那只手才越来越肿，越来越痛。只不过这一次是受了内伤。这个弯转得实在太急了，虽然此前有一些小坡小弯，基本上是在平直的幸福大道上奔驰着的，突然这么急一个弯，就冲出去了。我的五脏六腑都被撕裂了。接着头也开始剧痛起来。
交警问我：“你叫什么名字？住哪儿？”
我双手挤着太阳穴，想了一会儿，才告诉了他。
交警说：“你好像病得不轻呢，你没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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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没事，就是头有点晕。
交警拦了一辆的士，要司机把我送到医院里去。半道上我让司机改变了路线，把我送回家。我一躺上床，就睡着了。醒过来后，头还是又重又痛，在黑暗中转着眼珠，渐渐想起了医院病房里的一幕，觉得心脏肺叶胃都在朝不动的方向撕扯，撕扯，撕扯。
经过多次回想，现在我已经感觉不到当年的那种疼痛了。２００１年秋天，我回想过一次，我想起多年前身体里刮过的那场疼痛风暴，还能感觉到内脏一阵阵紧缩，但同时觉得很好笑。一切真的有点像电视剧，我仿佛刚刚从一场电视剧中走出来，对自己刚刚扮演的那个角色很有点不屑的态度。到了２００３年春天，我决定开始认真回想生命中曾经有过的这一段经历时，觉得２００１年秋天的我，对更年轻的我，很不公平。我重新对电视剧和我的关系进行了思考。毫无疑问，刚满２２岁的那一年，我一切都还没有定型，还处于自我塑造和被社会塑造的阶段。电视剧的社会影响力不用形容了，当时我的各种观念，各种表达情感的方式，有很多是从电视剧中学来的。我的行为，有时候是在模仿某一部电视剧的主人公，有时候是在模仿几部电视剧揉在一起后重新拼凑出来的一个主人公。这种模仿，有时候是自觉的，像我有意识地照搬美国浪漫专家格戴克的著作一样。有时候是在潜意识里对我产生影响。我不知道有没有“电视人格”这种说法，不知道是否有人深入研究过。我希望有，并且希望能把研究结果反馈给电视剧制作者，以便商业化的同时不排除加进去一点点责任和良知。
从医院里回来后，我在疼痛和高烧中躺了三天，把冰箱吃空了，也不愿下楼。打开关了三天的手机和座机，很快接到了一个电话。听到铃响，我还以为是玲姐打来的（我有点恨自己还期待接到玲姐的电话），结果是粘糊小妹。粘糊小妹说她作东，请我上现代城那边的一家餐厅吃饭。我说身体不舒服，恐怕去不了。粘糊小妹说：“你跟阿伍说吧。”接着听到了阿伍的声音，阿伍说：“你快来吧，你要不来，这一顿我也吃不成了。”我想了想，也好，也该出去喝点酒了，反正我也没别的地方可去，一个人的夜晚不会好过。
我洗了洗脸，从镜子里看见自己瘦了整整一圈，眼窝深陷，头发蓬乱。赶到餐厅时，粘糊小妹和阿伍已经坐在桌子边了。我能从他俩脸上看到惊讶的表情。他俩不出声地研究着我。我打量着餐厅。这是一家装修很怪异的餐厅。二楼地板是透明的玻璃，我们坐在楼下，可以看见楼上人的屁股和鞋底。我估计上这家餐厅里来吃饭，可能是阿伍的主意。北京有特色的餐厅，阿伍差不多都去尝过。他常说自己的工资除了供楼，都贡献给三巴了。一巴就是嘴巴，二巴是什么不用说了，三巴是中巴（阿伍住的地方只通小公共）。由于这三巴的缘故，他上班常迟到，我还在总部的时候他经常把卡交给我，让我帮他打卡。
他俩大约把我研究得差不多了，开始一本正经地讨论。阿伍问粘糊小妹：“你说这个人是不是小天？”粘糊小妹说：“眼睛好像大了一些，脸上的线条也多了些，好像比那个小天哥哥好看一些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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