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春天回想一个比我年长的女人-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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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玲姐问我：“你怎么啦？”
　　我说：“我没怎么呀。”


　　“声音好像不对劲。”
　　我没说话，想听她继续说许可佳，想听她用最直接的方式说出她的真实想法。
　　玲姐又问：“你没事吧？”
　　我的眼泪一下子流出来了，喉咙里实在太难受了。我说：“我好像卡着了。”
　　玲姐跳起来，奔到厨房里去拿醋。我咳嗽了几下，没有喝醋。玲姐更着急了，说你快点喝下去呀，慢点往下吞呀。
　　我摇了摇头，告诉她喝醋没有用。我走到卫生间里呕吐了几下，吐出了一些不该吐的东西。我走到沙发那儿打开电视，电视里在用动画演示沙尘暴的移动路线。
　　玲姐拎着醋瓶子追过来，说你没试过，怎么知道没用啊。
　　玲姐倒了一些醋在碗里。我接过碗，立刻回到餐桌边；又往碗里加了一些醋，扔了一根鱼剌进去，什么也没说就走开了。
　　在等待醋碗里的鱼刺变软或不变软的那几分钟里，我意识到自己在生气。我走到阳台上去站了站，空气微微有点呛人，也许真的要刮沙尘暴了。我觉得，我生的气和天气正在互相影响。
　　十分钟后，玲姐到阳台上来了。她说：“还是到医院里去吧。”
　　我问：“你为什么总是不相信我啊？”
　　玲姐说：“怎么突然就扯到相信不相信上去啦？好吧好吧，怪我怪我，是我没搞清楚，以前只是听人家说，给鱼刺卡着了要喝醋的。”
　　道理本来很简单，在这种普通的食用醋里，能软化鱼刺的那种化学物质，含量根本不够。可我一说话，喉咙里就很痛。不能把这个道理清楚地说出来，这个道理本身就像一根鱼剌一样卡在我喉咙里，卡得我直想冒火。
　　我转身走进屋，在沙发上坐着，一动不动地盯着电视。眼泪一直在流。透过泪水，我看见沙尘暴被动画设计师画成了一大团黄褐色，像一头庞大的变形怪兽，从西北某个荒凉的地方一跃而起，直扑北京。
　　玲姐在一旁给什么人打电话，问鱼刺卡着了怎么办。喝醋，可能有人把这个经不起检验的“常识”告诉了她。玲姐说不行不行，接着引用了我半个小时前的实验结果，有点激动地反驳着对方。
　　又是半小时后，玲姐要我跟她到医院里去，我不肯去，她说：“你就让我省省心吧。”
　　我说：“我死不了的，你不用担心。”
　　她声音大起来了，“怎么这样说话啊？”
　　我回答她，怎么说我也不去，我说一根鱼剌没什么了不起的。其实，我能感觉到一根小小的鱼剌，正变得越来越重大。它卡在我的身体里，固执地占据着一个很关键的位置。带给我疼痛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种奇特的感觉，类似快乐与恨意混合在一起。我带着喉咙里的一根鱼剌走来走去，从这间屋子到那间屋子。
　　玲姐一直跟在我身后，坚持要我去医院。我只是摇头，摇头，摇头。我差不多就是这样一直摇头摇到了半夜，终于把头摇晕乎了。
　　我对玲姐说：“好吧，我喝醋，这样总可以了吧。”
　　她又惊又怒地望了我一眼，坐到沙发那儿生闷气去了。我绕着餐桌转了两圈，一口气把那大半瓶醋全喝了下去。
　　玲姐站起来，说：“你这是干什么呀？”
　　我舔了舔嘴唇，舌头好像灵活多了。又扭了扭舌头，真的灵活多了。这才相信它掉下去了，那根鱼刺。
　　我说：“你不是要我喝醋吗，我喝啦。”
　　玲姐说：“你这是成心要跟谁过不去啊？！”
　　我说：“跟鱼刺，”过了一会儿，又说，“鱼刺掉下去啦。”
　　玲姐的声音一下子大起来了：“你，你，你越来越孩子气了！总是这样由着性子闹，一点也不知道体谅人！”
　　我说：“分明是你不讲理嘛。”我声音也大起来了：“你刚才不是要我喝醋吗？我喝了，鱼刺也掉下去了，你还要我怎么样啊！”
　　知道鱼刺真的掉下了去，玲姐竟吵得更厉害了。她开始数落一些人们通常所说的陈谷子烂芝麻那一类旧事，然后恨恨地说她瞎了眼，才认识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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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刚压下去了一点的火，又上来了，我说：“好，好，好，从今天起，谁也不认识谁也没什么了不起。”
　　我打开门走了出去，能听到腹中的肠鸣和楼外的风声。走到了一楼，午夜的世界正在和我的内心一起狂乱，我目睹这年第一场沙尘暴横空而至，轰隆隆地掠过北京。
　　门洞口蹲着一只小猫，尾巴扭来扭去的，好像在犹豫着要不要冒险出去。我陪着猫站了一会，直到玲姐来牵我上楼。
　　现在，我坐在春天里继续回想往事，在一场沙尘暴里回想另一场沙尘暴，在一段人生里回想另一段人生。几分钟前，我写完了我和玲姐第一次吵架的情景，交往史上留下的第一道伤痕——那也许并不是第一道伤痕，在此之前也有过一些小小的不快，只不过像水滴落进了水里，留不下伤痕而已。
　　这次不一样了。互相用最柔软的一面相待对方的惯例，已经改变了。在我们共同绘制的壁画上，她钉了一棵钉子，我钉了一棵钉子。虽然后来和解了，钉子拔掉了，但那些小洞眼还在。它不会像以前的小小不快一样很快过去，过去了的倒像是另一些东西——它仿佛是一个清晰的转折点。以后每次发生不快；我都会想起这个转折点。
　　这天晚上，她还是像往常一样，照顾我洗脚、上床。她在床边的黑暗里坐了一会，问我：“你还在生气呀？”我说：“没有，你是不是还在生我的气？”她说没有，只是难受了一会，没想到会这样。我说我也没想到会这样，我从来都不想跟她吵架的。她笑出了声：“这还算不上是吵架吧？”我说：“实际上你已经和我吵架了，没想到我们的第一次吵架竟然是因为……”我哼哼着，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说。她又笑出了声，说：“好好好，你说是就是吧，我算怕了你了。”
　　外面沙尘暴一直在刮着。玲姐走后，我几乎一夜没睡。有一阵子，心里有点后悔跟她吵架，但这点悔意，随后又被生气的余波一点一点冲掉了。她不应该这样。她不应该那样。我睁眼躺着，听着细小的沙砾打击窗玻璃的声音，又把吵架的过程和许可佳出现的情景放在一起，仔细回想了一遍。用不着尘埃落定，我能看得见玲姐正在堆积沙丘，在她和我之间。我越想越荒凉、烦躁，觉得夜空下的沙尘暴正在展开我的内心世界。
　　几年后的今天，再回过头看看这事，她当然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倒是我，好像不应该这样和那样。我好像是太孩子气了，在对自己温暖柔软的人面前，我太放纵自己。玲姐为我找女朋友的行动再次崭露头角的时候，我应该可以做到不用鱼刺的事情去刺激她生气——可是，当时到底该怎么做，我又怎么搞得清呢？
　　那场沙尘暴直到第二天傍晚才突然停止，像一台巨大的鼓风机一下子断了电一样，外面一丝风也没有。我走出玲姐家，朝桔红色的天空呆呆地望了好一会儿，塑料袋、破报纸、树叶和尘土失去了在高空飞翔的力气，正接连不断地缓缓落下。巷子里几乎没有行人，偶尔碰到一两个戴口罩的，还没有看清眉目，一闪即逝。天空没有往常的鸽鸣，树上的鸟一声不吭，连在垃圾堆旁互相撕咬的猫也不叫上一叫，能听到的动静，只有大街上传来的汽车的声音。
　　有一瞬间，我觉得自己像走进了别人的梦中。
　　沙尘暴又刮了两天，才算是过去了。附近公园里晨练的人又多了起来，天还没怎么亮，就发出一阵阵愤怒的吼叫声。这天早晨，我醒来，模模糊糊地觉得那些吼叫声是从我的梦里发出来的，毫无道理地坚信，这一天会出点什么事。
　　起床，洗刷了好一阵子，想不起做过一个什么梦，却忽然想起了电话铃的声音。我刚上班的那几个星期，还住在学生宿舍里，差不多每天早晨都是玲姐打电话来叫我起床。搬到南城后，才没有把电话铃声当闹钟。
　　我在东直门那一带上班，在一家通信系统公司。大学毕业后，玲姐陪我到这家公司应聘过两次。第三次，她从清洁女工那儿打听到公司里有一位姓韩的老总喜欢下围棋，于是考试我的场地和内容都变了。棋具是现成的，就在韩总办公室的书柜里；我跟韩总下了一局，玲姐也跟韩总下了一局，最后赢得了这份工作。我皮包里经常夹着李昌镐的新棋谱去上班。有时候，我真的有点羞愧，我能看见等着进公司工作的博士和硕士在门外排着长队。
　　我从小喜欢下围棋，很钦佩天才棋手李昌镐以著名的安静震动世界。上大学二年级的那一年，只要有时间，我就会去棋院打李昌镐的棋谱。那时候我对学校里的课程安排非常失望。通信专业这个行当，每天都在涌现新知识，我们在教室和实验室里还没来得及消化的内容，每天都有几页可以撕下来扔进垃圾桶里。我想，反正我的大学时代注定要给糟蹋掉的，不如我自己来把它掰碎，搁到围棋盘上去糟蹋更好一些。
　　我真是做梦也没想到，我竟然会因为不务正业下围棋，而得到这份不错的工作，并且，认识了玲姐。
　　我跟玲姐就是在中国棋院认识的。
　　一天下午，我看见一大堆人拥着一个业余四段，在大太阳底下朝棋院背后的教室里走，一个女人不远不近的跟在后面。无袖衫，露膝裙，身上粘着阳光。业余四段不时回过头招呼她一下，她笑一笑，点点头，也不加快脚步，还是不远不近的跟在后面。
　　那个业余四段，曾经指导过我打谱，姓常，经常义务帮棋院办围棋训练班。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棋院门口，当时我正坐公交车去上班，冲他喊了一嗓子，他四处望望，才朝公交车挥了挥干柴棒一样的手臂。后来听说他老婆闹离婚，他吞下了１９枚围棋子，自杀了。他是我见过的对围棋最痴迷的业余棋手，他叫常宽，一个不应该被湮没的名字。我希望以后有机会专门写他的故事。
　　去上班的路上，我只要倒一次３９路车，就会经过中国棋院。有好几年，只要中国棋院门口那一段路不让我觉得太难过，我就不会不坐３９路。
　　起初是刻意的，后来就成了习惯。关于习惯，克格勃训练手册中有一句话，说每一个习惯都有可能是致命的，你不能养成任何习惯。车过棋院，有时候我会感到心脏紧缩，这时候就会想起克格勃训练手册。当然更多的时候，我会傻笑起来，回想起第一次见到玲姐的那个下午。　
　　
　　那个下午的情景在以后的回忆中经常出现。39路车一上玉蜓桥，我就能看见棋院的四方形大楼，那个下午就会出现在车窗外面，那个下午阳光晃眼。
　　现在追溯起来，假设当时不是因为教材或教育体制那么陈腐，假设不是常四段的讲解那么吸引我，假设没有李昌镐——还是不假设了吧。事实上整个世界无限复杂永不停息地运行着，我和玲姐认识，就是运行的一个结果。我能进这家公司，是运行的另一个结果。我想起了两行诗：“　在人生所有的细节里　/都晃过了命运不可捉摸的影子。”
　　这天我依然坐３９路车去上班，跟往常不同的是，这天我很容易就有了过多的感概。棋院的大门一闪而过，往事在回忆中不可避免地变形，一个下午被压缩在几秒钟内：一个女人修长的、没穿袜子的双腿在阳光中走动着，空气在她周围一圈一圈荡开。她朝我走过来。她从我身边走过去。那天我们还算不上认识，还没说过话，但离正式认识的那一天已经不远。
　　在办公室里呆了一上午，不知不觉已过了公司食堂开午饭的时间。整个办公室一片沉寂，三十多个小隔间像战后的坑道掩体。我双手枕在脑后，仰靠在电脑椅上，望着天花板发呆。我想到了我和玲姐之间很多尚未攻克的难题，我想到了很多解决方案……正借着椅背的弹性一晃一晃的，办公桌上突然响起来的电话铃声让我差点摔下来。　
　　
　　电话是许可佳打来的。许可佳的声音在电话里很清脆动听，有几秒钟我没听出是许可佳的声音，直到她说起了“周末在你表姐家里”，我眼前才浮现出一个清爽结实的女孩朝我微笑的情景：她先怔怔地望了我几秒钟，接着撩开挡住脸的头发，好像要认出我是谁，才决定是否微笑。这真有点特别，跟那种见人就笑的女孩子有点不一样。
　　许可佳没容我多说话，就劈劈啪啪地告诉我突然找我的原因。她打车走到我们公司这一带，才发现钱包里没带够钱，司机不肯往前开，也不肯倒回去。“你一定要帮忙喔，”许可佳说。
　　我走下楼，差点没认出许可佳来。这次她化了很浓的妆，跟上一次素面完全不同，紫色嘴唇，蓝色眼睛，有点像玲姐说过的那种韩国妆。
　　我问许可佳需要多少钱。


　　许可佳说：“付够车费就行了，”她笑了笑，又说，“肚子饿啦，你做好事做到底行不行？”　
　　　我当然不能说不行，问她想吃什么。许可佳说：“随便随便。”　
　　
　　随便这道菜最难点了。我想起同事阿伍过生日时，我们在仙踪林聚过一次，那儿好像有一种炸土豆条叫随便。我带许可佳去了街对面的仙踪林。　
　　
　　一路上这个爱说笑的女孩不停地解释着，说她来这边办点事，幸好在我们公司旁边，不然，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她真是没想到会没带够钱，还说她每个月底都会有好几天带不够钱，说完格格地笑起来。
　　我这才想起又到月底了，时间过得真快，又到了该去韩总的办公室下棋的日子，立刻有些胸闷。那个韩总的日程表上，每个月底都有一天画上了一黑一白两个圈圈，到了时间，秘书就会四处打电话找我。一年以后，韩总退了下来，棋瘾犯了，四处打电话找人下棋，有时候我还会去跟他下两局。　
　
　　在仙踪林的秋千椅上坐下来，我和许可佳一人点了一个套餐，另外给许可佳加了一个“随便”。许可佳问我“随便”是什么，我没告诉她。等餐的时间，许可佳又一直说个不停。吃饭的时候，她嘴里塞满了食物，依然滔滔不绝，仿佛她嘴里还有一条备用的舌头。“随便”端上来了，见是普通的炸土豆条，她楞了一下；大笑不已。
　　我模模糊糊的觉得，这个爱说笑的女孩，好像有一点紧张，上次我送她离开玲姐家时，她也说了很多话，但在夜色的掩护下，我看不到她的表情。这一次，她的脸微微有点红。我问她是怎么知道我们公司的电话号码的。她说：“出租车开呀开呀就开到了这儿，我说哎呀呀我没钱啦，司机马上停了下来。然后我就看到了你们公司的牌子。打114一查——我厉害吧？”　　
　
　　我没追着问她是怎么知道我所在公司的名称的。我感觉到玲姐已经跟她说了不少关于我的事。我慢慢地吃着，静静地听着，很快就知道了玲姐是许可佳爸爸的同事，还知道了许可佳的爸爸妈妈从小就把她管得很严，只要是男人打电话来，她妈妈就会偷听，她爸爸就会查问。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要说起这些，也没有去细想。把自己的一份套餐吃完后，我对许可佳说，公司里午餐和午休时间都很短，我得上去啦。
　　许可佳马上把半根黄瓜叼在嘴里，腾出手从大纸袋里掏出了一个小盒子，说要给我一点小礼物意思一下，以免帮了她很没有意思。那是一条领带。我笑了笑，说我不打领带。许可佳却一定要我拿着，说是给客户买的礼物，多了一条，实在不喜欢可以送给别人，别人不喜欢还可以退还给商场，里面有发票。我只好收下。
　　刚回到办公室，手机响了，还是许可佳。许可佳说：“是我。这是我的手机电话。上次蹭你表姐的饭，这次是你，找个周末的时间聚一聚好不好；一定要给我一个机会回请你喔。”
　　没等我回答，电话就挂了。我朝电话呆呆地望了一会，然后存好许可佳的电话号码。
　　晚上，我给玲姐打了个电话，把许可佳来找我的事告诉了她。
　　本来，午饭后一走出仙踪林，就想打这个电话，手机已经掏出来了，忽然觉得应该想一下。
　　下午下班的路上，一直在想这个电话该怎么打，结果坐地铁坐过了站。换地铁的时候，去报摊前转了转，看见《魅力》杂志里有一个专题：《给爱情加分１００招》。其中，鲜花、拥抱、亲吻、微笑、甜言蜜语……都成了两个人的战争中无所不用的谋略和利器，闪着寒光，寻找着情人柔嫩的心脏和任何致命的部位。站在那里看了一会，从脚底升起了一丝凉意。再看一会，这凉意渐渐消失了，仿佛被沸腾的血一点一点加热——不知不觉中，我被鼓舞了，一种争城收地的勇气来到了我身上。
　　买下《魅力》杂志，走出地铁站，想找个安静的地方打电话。我的手机在地铁里话音很差。正是下班高峰，街上拥挤嘈杂，望着暮色中一张张匆匆来去的脸，都那么疲惫、沉默，我忽然问自己：如果人手一册《魅力》，这个世界将会怎样？
　　没几分钟，就觉得要想象那样一副宏伟景象，自己的想象力根本不够用。事实上，我连怎么打好这个电话的想象力都很缺乏。
　　我决定试试《魅力》中的一招，被《魅力》教唆一下，如果这个世界上存在着善意的欺骗，就算我也善意地欺骗了一回吧。不知不觉，转到了一座平房背后。还算安静，只是气味不大好闻。
　　我对玲姐说：“许可佳来找过我啦。”
　　玲姐兴致勃勃的，说了一声是吗，接着一连说了几个好呀。我有点失望。不知道要不要说下去，正犹豫着，玲姐笑着催开了。
　　“我在等你往细里说呢。”
　　我把眼一闭，说了我跟许可佳见面的“过程”。
　　那是经过了篡改的“过程”。虽然并非完全说谎，但言不尽实。我没有完全说谎，是因为我还没有时间静下来处心积虑，及时出台一部完整的玲姐心态全攻略，更不可能对事情的发生过程进行完全的创新。我所做的，只是夸张了事件的某些部位，比如说许可佳对我怎样表示无所不在的好感而我又有心领神会的快感。这事情就在我自觉和不自觉的夸大其词、添油加醋之下，面目微妙的肿大和扭曲了起来。具体怎么篡改的，还是不要让我具体描述了吧……这实在是一件让我有些心虚和惭愧的事。总之，为了让玲姐吃吃醋，我是编了不少瞎话的。
　　玲姐不时让我停下来，问几个细节问题。吃的是什么，说的是什么，许可佳笑了没有，许可佳笑了几次，诸如此类。我全都毫不犹豫地回答了她。见她这样上劲，我心里忽然又有了一点小小的得意和兴奋。肚子里积攒了半天的话，一句接一句冒出来了。没多久，我感觉到这是另一个人在说话。一想到身体里还有一个人在潜伏着，我真是有些惊讶。
　　我一边打电话，一边在平房背后的空地上走来走去。我觉得自己的言语越来越轻浮，脚步越来越沉重。
　　玲姐那股劲头好像止不住，还翻出了上个周末晚上我送许可佳的事。又是我说什么，许可佳说什么，许可佳笑了没有，许可佳笑了几次。这次我决定说实话，把能记住的，统统倒给了她。
　　玲姐在电话那头停了停，然后怂恿我去约许可佳。玲姐说：“今天晚上就可以约她，不用等到周末她回请你。”


　　我说：“这样啊？”
　　玲姐笑了，说：“你怕什么？这样没错，相信我，我是这方面专家。我也不谦虚啦。”
　　“倒不是不相信你，我是不大相信自己。我是不是真那么有魅力呀？”
　　“魅力嘛，你也不用谦虚。我也懒得长篇大论表扬你了，免得你翘尾巴。”
　　“好吧，那就这样吧。反正我是不大信得过自己，只好相信你了。”
　　玲姐又笑了，“又乱说了。”
　　我也笑，说：“我脑子里面是有点乱。”
　　我仰起头，望着渐渐深奥的夜空，觉得玲姐的笑声直冲星阵。她一直在笑，刚刚发出的那一阵笑声，比起我今天所有的笑来，都太过明亮和爽朗。我的心里，开始一点一点涨起了委屈和怨气。
　　玲姐似乎没察觉到我的变化，继续给我鼓劲，她分析说：你们俩第一次见面的时候，许可佳就说见过你，红楼梦里宝哥哥第一次见林妹妹的时候，也说过这样的话。还有，你以为许可佳是什么人，她皮夹子里有好几张信用卡，哪里用得着你付什么车费啊，还有啊，一个女孩对你笑那么多次，不是因为她笑神经发达。还有——她忽然不说话了。
　　我也不说话。
　　附近有人开始练钢琴，僵硬的手指头弹得真蹩脚。街上没完没了地传来汽车开过的声音。灌木另一边，不时涌起孩子们捉迷藏的喊叫。不远处，一扇窗户忽然打开，被灯光照亮的蒸汽涌出来，一个女人探出身子大声喊着一个孩子的乳名，“吃饭啦！吃饭啦！”
　　时光迅速倒流，停住：我看见玲姐远远地走过来，手里拿着给我买的早餐，我趴在窗台上看着她，她在那个早晨一步一步走过来。
　　不知道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