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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春天回想一个比我年长的女人-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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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前，我听很多人谈起过他们的初夜，有男人，也有女人。还在许多书上读到过。女人撕裂的痛楚不用说了。男人们互相矛盾的叙述，让我脑子里一片混乱，更增添了这种事的神秘感。有人说妙不可言，有人说一塌糊涂。说妙不可言的，我现在已经知道，极有可能是在一塌糊涂之后吹牛。说一塌糊涂的，也极有可能是故意吓唬我。但当时我对此一无所知，我的好奇心与想象力一次次被撩拨起来，膨胀到极限。
写这一节的前一天，我在网上查到了一份统计资料，上面说９７．６３％的男人在第一次后，沮丧，空虚，茫然不知所措。剩下不到３％的人，感觉良好。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比例：感觉不好的人能从中得到安慰，感觉好的人觉得幸运。我对这种让所有人满意的统计数据深感怀疑。当然，我很乐意不去弄清它的真实性。
另有一份相对权威一点的精神分析杂志，里面有篇文章提到了第一次性爱留下心理创伤的概率，作者说：“虽然不能准确计算，但可以肯定它不小。它在所有人的初夜里盘旋。”
故事进行到这里，我相信读者朋友已经理解，我那样描写，我引用那些初夜数据和文献，并不是要炫耀我的幸运，而是想表达我对玲姐的感激之情。她以一个成熟女子的经验和智慧，让我的第一次比我原先想象的更美好，几乎称得上完美。
我站在窗前，注视湖边松树下的女人，心中的爱意像阳光在漫溢。我是一只横越大洋的飞鸟，已经降落在陆地；我是一颗熬过寒冬的种子，已经进入春天的泥土。我想写诗赞美玲姐，可惜我不是一个诗人，写出来的诗句趣味有点过时。我想打一个滚表达喜悦，我就光着身子跑到她面前的草地上，打了一个滚，身上沾着露水和草叶。
她说：“唉，真是一个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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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我就是一个疯子。”
她说：“我怎么就碰上这么一个疯子呢。”
我说：“一个疯子一高兴，就让你碰上了。”
她说：“我也很高兴。”
我说：“我比你更高兴。”
她说：“这个也要比一比呀？真是一个疯子。”
我说：“我就是一个疯子。”
我笑了，抱着她在草地上又打了一个滚。我们都高兴得像疯子。时间变得稀薄。世界变得不真实。我变得虚妄。我对我认识的人和不认识的人生出一种莫名的同情。我对第八天来到湖边的哑巴农妇生出了深深的怜惜。脑袋一发热，我决定教哑巴农妇说话。不是手语，而是真正的开口说话。
哑巴农妇并非天生的哑巴，刚上初中二年级的时候，一阵高烧，加上医院一阵胡折腾，她的嗓子只能发出啊啊的声音。我教她的是一种电报语言。这种语言，可以由同一种音节的长短组成。经过笔谈后，她很快掌握了字词和短语的编码技术。虽然说起来和听起来都有点麻烦，虽然日常生活中不是很实用，但哑巴农妇学会后高兴得也像一个疯子。她在山谷里奔跑，喊叫。听着那长短交错的啊啊的回声，不用查解码表，我知道她在说：我——又——会——说——话——啦——我——又——会——说——话——啦——
一种类似自豪的东西来到了我身上。我不知道在此之前是否有人这样教过哑巴说话。我能想到电报编码，我觉得是因为情爱激发了一种特殊状态，让我产生了诗人们常说的那种灵感。我和玲姐把编码整理了一下。我打算带一份给阿伍的弟弟，也许他以后给哑巴农妇打电话时能用得着。玲姐还把一首流行歌词编上了码，自己啊啊地唱了一遍，然后教给了哑巴农妇。哑巴农妇唱着那首歌蹦蹦跳跳地下山了，身后跟着一群蝴蝶。
４年后，阿伍和一个女孩在湖边小屋里被一群蒙面人绑架，哑巴农妇拨通了阿伍弟弟的手机，正啊啊地说着话，两个蒙面人走了过来。其中高个子笑了，说：“你看，这个弯脚杆（四川话：农民）吓傻了。等她说，等她说，随便她说啥子，不要管她。”两个蒙面人就站在哑巴农妇身边嘻嘻地笑着，哑巴农妇打完了电话，两个蒙面人让她再打，“我们哥子还没见过哑巴打电话咧。”不用说，阿伍获救了。这是后话。
这天下午，玲姐坐在小屋旁的溪边，唱着她教给哑巴农妇的那首歌，突然容光焕发。她拉着我走进小屋，从旅行包里掏出了一台小音响，开始了最后一课的最后一部分。她轻声哼唱着她学过的一支钢琴曲，对我讲解了其中的节奏是如何奇妙变化的。然后是另一支钢琴曲。然后，她打开了小音响，我们试着把那些节奏引入性爱的过程。玲姐短暂的示范后，我的手指开始在她的身上或轻或重、或疾或徐地演奏着，她的手指也开始在我的身上或轻或重、或疾或徐地演奏着。能演奏的当然不只是手指。照玲姐的说法，无论用身体的哪一部分演奏，这种音乐的秘密都是来自被控制的力量，来自愉悦对方的同时愉悦自己的愿望。
如果我不是亲身经历那一阵阵感觉风暴，那一缕缕缠绵，我会说那是一件令人难以想象的事。玲姐再次带我进入一个奇妙的世界。我真的领会其中的奥妙，当然是在以后。经过多年的练习和反复摸索，现在，我已经了解：性爱的乐趣主要取决于创造性。仅仅有体位的变化还不够。仅仅有情话的变化还不够。在一些音乐发达的国家和地区，曾经有不少人尝试过把音乐引入性爱，可惜那些经验现在快失传了，确实应该找回来。维也纳曾经流传过一句谚语，现在全世界都知道：“女人是一架钢琴。”其实在维也纳音乐辉煌时代普通市民的性爱生活中，男女都是乐器，也都是演奏者，几乎都擅长不同的指法，不同的引子，不同的第一乐章，不同的变奏、复奏、柔板、快板、回旋……渐强……渐弱……不同的速度……每一次的结构也不同，或采用经典的交响乐模式，或采用牧歌或民谣模式。前者有一些过于庄严，后者有一些过于活泼，据说，根据个人特点稍加改变和组合，效果会更明显，更容易一起进入振动……关于结构，法国人和意大利人很有研究。法国宫廷乐师就曾把巴赫赋格的秘密教给了皇帝，那是一种可以让人着迷、高潮叠起、无限循环的结构。意大利人马莱尔巴为了方便他的同胞查阅各种音乐模式，甚至汇编了一本枕边音乐手册。他写道：小快板——行板，自由节奏——非常活泼——温和的小快板的模式，取自西贝柳斯的Ｄ大调交响乐第２号作品或第４３号作品，凡是取自西贝柳斯的各种模式都易于实现，而且能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为了快速而不失其男人的权威感，应该采用莫扎特的降Ｅ大调第Ｋ．３６４号作品……诸如此类。我记忆最深的是后记中的这样一段话：“在各种音乐模式上建立起来的关系中，至关重要的是两个人都得集中精力，如果其中一个人走调，那么就意味着失败。相反，则意味着狂喜。”至于他个人，他很可能偏爱博凯里尼式的幻想曲和突然的变奏，以便了解自己和女方的潜力。不过，大多数时候他的各乐章都有固定的速度，有时候让他高奏凯旋曲的也有可能是维也纳的小进行曲，激变后再来一点德沃夏克式的终曲，或者像１８世纪弥撒曲般的模式：缓慢——行板——小快板。
玲姐的手指在我的身上或轻或重、或疾或徐地演奏着，我的手指也在玲姐的身上或轻或重、或疾或徐地演奏着。能演奏的当然不只是手指。全身几乎没有一处地方不能演奏。头发、睫毛、鼻子、嘴唇、舌尖、耳朵、上半身和下半身等等，都能变成演奏者和乐器。有的是古典风格演奏者，有的是流行风格演奏者，有的则是这种风格那种风格混合的演奏者。有的变成了弦乐乐器，有的变成了管乐乐器，有的变成了键盘乐或打击乐乐器。音乐在皮肤上流淌，在血管里流淌。音乐在胸膛里激荡，在细胞里激荡。
演奏完毕，我们互相搂抱着小睡了一阵。 我先醒了过来，坐在门口，越过湖水眺望落日。山谷上方的空气越来越红，飞鸟在两山之间不停往返。有几分钟我的脑子里浮起了一幅巨大的广告牌，那是亲水别墅的销售广告：水边林前的别墅，停在私家车道上的小汽车，在草地上奔跑的孩子和狗，坐在门廊里的男人和女人。我觉得我看见了我和玲姐的未来，我知道我脸上浮起了微笑。
玲姐走过来的时候，我把这幅广告向她描绘了一遍。
然后，我说：“将来……”
玲姐在我嘴唇边竖起了一根手指。
第六部分
玲姐说她只有８天假，我们不得不回到了城里。
工作上的挫折在城里等着我。
星期二我去公司销假，一走出电梯，就看见几个人站在走廊白板前指指点点。我停下来，看见白板上贴着一份销售员名单。Ａ５打印纸，共３页。每页上都有几个名字被人拿笔或涂改液涂掉了。盖着公司印章的地方，有人吐了一口痰。我找到自己的名字和配属后，赶紧走开，怕有认识的人过来搭话。我担心有人会向我表示同情，更担心有人会向我表示祝贺。
这件事在看不见的地方悬了一个月，我一直没管它，按理说，我不应该指望名单上没有我，但看见自己名字的那一刻，我还是有点希望自己看错了，或办公室打字员打错了。当然，我也知道我不会遇到那样幸运的错误。我已经够幸运的了。到此为止，工作上的悬念实实在在落到了白纸黑字上，我觉得我摔得也不算太痛，毕竟有从湖边带回来的快乐在心里垫着。
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动，我觉得应该马上让玲姐知道。得到消息这么久，没告诉她，已经对不起她了。前些时没告诉她，也许还可以勉强解释为我有这样那样的顾虑。现在，情况不一样了，我觉得我们是一个人了。我这方面的事情，无论好坏都应该告诉“另一半”（我喜欢人们有时候爱用的“另一半”这个词）。 况且，我已经不认为去做销售员完全是一件坏事。稳定的收入是失去了，至少千篇一律的日子也结束了。在这样的公司里做技术也做不出头。做销售，我要面临的除了动荡和艰辛，也许还有一本励志书上讲的神奇时刻，那种能改变命运的神奇时刻。
我走到露台花园里，打算给玲姐打电话。露台花园建在一幢附楼的楼顶上，玻璃天棚，半个北京尽收眼底。面对敞开的城市，我的胸中意气翻涌。目光正从玫瑰色的天际吸取词汇，脑袋里正琢磨着怎么跟玲姐说这事，忽然听到有人喊我。我转过头，看见阿伍和粘糊小妹站在一丛美人蕉后面，朝我招着手。阿伍指着哭哭啼啼的粘糊小妹告诉我，名单上也有她，阿伍说：“我都跟她说好几遍了，在这哭没有用，要哭就上总经理办公室去哭，可她一定要躲在这里哭。” 粘糊小妹说：“在那里人家哭不畅快嘛。”接着，粘糊小妹笑起来，说其实她知道上哪儿哭都没有用，她只是自个儿哭着玩的，觉得不哭一哭，好像对不起正式开始冒险的日子。我笑了笑。 粘糊小妹抹抹眼睛望着我，说：“小天哥带着我跑销售好不好？”
这好像不是一件小事。我想了想，说：“我可说不上好不好。我长这么大，只会买东西，还没卖掉过一样东西呢。”
阿伍说：“别说那么多了，搭个档，算是互相有个照应吧。客户是男的，她就上。是女的嘛，你们不知道怎么办就给我打电话。”
我笑了，“这么一说，我们成卖什么的了。”
阿伍严肃地说：“卖服务。这年头，只卖东西，不卖服务，什么都卖不掉。”
我说：“那倒也是。”我没心思跟他们多扯这些事，谢了谢阿伍帮我借房子，就走开了。见在露台花园里不能安安静静打电话，公司大楼里别的地方也不够私密，我觉得不如先去找经理袁大头销假和告别，然后再下楼给玲姐打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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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到袁大头办公室门口，敲了敲门，里面隔了一会儿才有人说：“请进。”袁大头即使一个人在办公室里闲得无聊，你去敲门，他还是要隔那么一会儿才吭声。我很烦曾经在衙门里流行过的这一套。记得哪一本书上见到过有关这种行为的心理解读：这一小小的延宕，能迫使人把节奏放慢，迫使人持重。知道了这一点，我经常反其道而行之，一敲门就推开，推敲一气呵成。但这一天，我决定满足一下袁大头。
我轻轻推开门。袁大头装出一副正在审阅文件的样子，示意我去沙发上落坐，要我稍等一下。他继续看文件。我知道袁大头在拿两眼的余光研究我，同时在肚子里聚集语言，他一贯这样做。反正在他手下也没几天了，看在他上次爽爽快快答应我休假的份上，我就爽爽快快地坐在那里。袁大头放下文件，在文件一角飞快地写几个字，才离开办公桌走到另一张沙发上坐下。
袁大头说你来了，我点了点头。这显然是废话，袁大头很擅长拿废话做开场白，我觉得，临走前多听几句废话也是应该的。袁大头似乎看出了我心情还不坏，接着又来了一大串滑滑溜溜的废话。他问了问我休假的情况，去了哪里，愉不愉快，等等。再接着，用很诚挚的口气表示了一下对我的赏识，他说这次公司决定让我去做销售，他看出了我的素质：我在公司里有令人羡慕也令人嫉恨的关系，却没动用过，他真是很赏识我的沉着与自信，等等。末了，表示了一下惋惜，他说我一直对他的工作很支持，现在我要离开了，他真是很惋惜，等等。他说这些的时候，我不出声地听着，像欣赏一个演员的表演。我有几次想站起来走掉，有几次想吐，有几次想笑，还有几次觉得他把那么多文件一样的台词说出来，也真不容易。我在袁大头手下干了大半年，他跟我说过的话加起来，都没有今天这么多，这么有“感情含量”。有几秒钟我想起了人力资源部经理，如果那个经理用这种方式跟维修部的技术员谈话，我不知道他的鼻子还会不会歪掉。
大约半个小时后，袁大头看了看表，说：“一起吃顿饭怎么样？部门里的人都去，为你饯行。” 我笑了笑，说：“算啦，有你一个人挖苦，应该够了吧？” 袁大头也笑了笑，说：“不能算是挖苦吧？你啊，我也知道，你一回来我也就不在这个位子上啦。到时候你是给我饯行，还是挖苦我，都随阁下的便吧。” 我说：“阁下这是真的在挖苦我了。” 他直摇大头，叹气，把我送出办公室。我握了握他伸过来的手，觉得自己已经没必要说更难听的话。一想到我再也不会走进这间办公室了，不会跟这个大头在一个部门了，心胸仿佛开阔了许多，跟过去结下的怨也都一刀两断了。
乘同事去食堂里吃饭的时间，我走进办公室，往纸袋里收拾自己的东西。整个办公室一片沉寂，三十多个小隔间像战后的坑道掩体。收拾好东西后，我双手枕在脑后，仰靠在电脑椅上坐了一会，望着天花板发了一会呆。然后关掉日光灯，轻轻地带上门走掉了。我觉得这样静悄悄地离开最好，免得我和大家都罗嗦。
拎着大纸袋走出公司大楼，回头望了望这幢挂满了空调的建筑，想起了玲姐第一次陪我来应聘的那个上午。那个上午天很热，我在培训中心参加笔试，玲姐和另外几个应聘者的亲友站在一起，一直呆在门口的大树下等着。玲姐第二次陪我来应聘的时候，不知道她怎么说通了保安，在大楼里晃悠开了，从清洁女工那儿打听到公司的韩总喜欢下围棋。第三次应聘，我正在填表，林秘书走过来把我带到韩总的办公室里。我看见玲姐正坐在韩总对面，跟韩总聊国家围棋队的八卦故事。后来我跟韩总下了一局棋，玲姐也跟韩总下了一局，最后赢得了这份工作。
现在，我离开这幢大楼了，不用说，我百感交集。从编制上讲，我已经是北京分公司销售部的人，我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回到总部。写到这里我停下来想了很久。我想，如果不是由于我跟玲姐的关系刚刚有了突破，我整个人振奋而新鲜，我不知道自己当时会是怎样的晦暗和失落。我想，一份感情带来的能量真是不可思议，这次挫折不仅没有太影响我对生活的信心，甚至不妨夸大其辞一点说，我反而受到了激励。我在大楼前只站了不到一分钟，就叫了一辆车迅速离开。
在出租车上我拨通了玲姐的电话，把我要去做销售员的事简单告诉了她。我尽量往平淡里说，不想让她太担心。玲姐想往细里问，我打断了她，“具体怎么回事，晚上见了面再慢慢说吧。” 玲姐犹豫了一下，说她正想告诉我，她下午要出差。
我心里空跳了一拍，很快恢复正常了。这几年，玲姐每年都要出一两趟差，顶多一个星期就能回来。我问她这次要多久，去哪里。玲姐说去上海，应该不会太久。我嗯了一声，问了航班编号，说要去送她。玲姐说几个同事一起走，单位有车送。我说好吧，要她住下后给我打电话。她也嗯了一声，停了停，要我照顾好自己。她说她不在的时候，我不要把自己饿瘦了。她说她刚买了一套厨具和调料，放在客厅里，要我有空的时候拿走。她说：“记着不要经常下馆子，啊？好在你已经能做很多菜了，我应该没什么不放心的。”
听见她这样尽心尽力地为我着想，我的心像要化掉了一样。她以前要是这样罗嗦，我可能会有点不耐烦，但这天，这种罗嗦是那样享受，我把她叮嘱的事一一答应了下来。末了，我本来要说我会想她的，但觉得有一点婆婆妈妈的，说不定说到最后会让她带着一双红肿的眼睛出现在同事面前，就没有多说什么。我极力压着离愁别绪，平平淡淡地祝她在上海开心后，就挂机了。
晚上，玲姐没给我打电话。打她的手机，她没开机。打电话去航空公司，知道她乘坐的那趟航班已经在上海准时降落了。再打电话去她以前住过的一家宾馆，人家说房客名单中没有这个人。我闷了一分钟，觉得几个人一起出差，她应该不会出什么事。她可能是手机没电了，她可能正在接风宴上周旋。
第二天我去北京分公司销售部报到，部门经理介绍了销售业务。从理论上讲，凡是通信上用得着的东西无所不包，小到电话配件，大到通信卫星，可大可小的单子如电缆、光缆、载波、微波、交换机等等。拿经理的话说，我们出售的是家庭的神经，城市的神经，世界的神经，到底是哪一部分神经，就看销售员个人的本事了。他表示很欢迎我这样懂通信技术的人来做销售，欢迎的理由说了一大套。这个经理很能煽乎，是个热情洋溢的小老头，笑的时候，满不在乎地露出一嘴乱七八糟的坏牙。离开的时候，我觉得自己有点感谢这个老头。见面不到半小时，他就把我说得浑身都是劲。
回来的路上我去书店转了一圈，挑了一堆销售方面的书。吃惊地发现，这些销售理论跟《魅力》杂志里《给爱情加分１００招》的专题有相似之处。其中，鲜花、微笑、返点、甜言蜜语、个人习惯……都成了销售战争中无所不用的谋略和利器，闪着寒光，寻找着客户柔嫩的心脏和任何致命的部位。正看得热血沸腾，粘糊小妹打来电话，说她已经约好了一个客户晚上去谭鱼头火锅店，要我一起去。
我说我恐怕去不了。粘糊小妹大大地“啊？”了一声，问我是不是也跟客户约好了。我笑了起来，告诉她：我动作没她那么快，我刚刚开始学销售理论。粘糊小妹又大大地“啊？”了一声，说：“你可真秀才。学理论学理论学你个头，我可是打听过了，这一行都是拿脚板跑出来的。”我说如果真的是这样，我建议她先去田径训练班学几天。她砰地一声挂上了电话。我楞了楞，才反应过来，我的话里好像有讥讽的意思。但在说的时候，我是真诚的。对于我来说，进入新行当之前，我希望先掌握一些理论知识。对于她来说，很可能第一是行动，第二是行动，第三还是行动。发现了这一点，我觉得跟她合作一把，个性互补一下，没准比我一个人单干强一些。我打算找个时间跟粘糊小妹好好谈一谈。
下午，接到了玲姐的电话。头天晚上没打电话的事，她没解释，我也没问。我把做销售的事跟她详细说了一遍。这次，我尽量让她了解我真实的处境。我还把林秘书说的那句话也告诉了她。林秘书说：“犯了错误的，让他去做销售员，要提拔的，也让他去做销售员。”玲姐问要提拔的，通常做多长时间销售。我说一般不超过一年。玲姐觉得先做一做销售业务也没什么不好，她说：“不就是一年嘛。一年过后，怎么回事就全知道了。”她语气很平淡，我很感激她用这种平淡的语气，这样谈这件事。她要是不安，我肯定会很不好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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