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下的独白-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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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方式来爱国了，改良改良社会、研究研究农村、访问一下贩夫走卒或神医妓女，从而设法解决一两个实际的问题，这岂不是我们该做的事？在这种尺度下，晏阳初先生、吴基福先生、杨国枢先生，他们的实际、热情与睿智，都可以代表我们知识分子光彩照人的一面，他们那些专家式的结论，也都可以供给我们的民意代表做参考。就以目前的“医师法”而论，立法委员们没有理由不尊重专家的意见，没有理由拒绝专家们所设计的蓝图。“医师法”的基本症结在容纳中医而变成半吊子，这已严重损害了它的立法精神。为了给修改“医师法”立下一个新气象，我们的立法委员们应该重新考虑第三条的完全废止，这第三条是：
　　中医具有下列资格之一者，亦得应医师检核：
　　一、曾向中央主管官署或省市政府领有合格证书或行医执照者；
　　二、在中医学校修习医学，并经实习成绩优良，得有毕业证书者；
　　三、曾执行中医业务五年以上，卓著声望者。
　　这一条文若能完全废止，其他间题都是余事，枝枝节节的困难都可迎刃而解。因为目前的主要困难，都是因为半吊子的法条所带来的，密医伪药、命酒仙丹、鸣谢广告……这些不伦不类的现状究其祸首，皆导源于中医或从中医蜕变而出。任何大脑清楚的人都会知道，中医根本和正统医学相去十万八千里。在正统的科学医学面前，中医所用的“术”是道道地地的“邪术”，所用的“方法”是名副其实的“不正当方法”（请注意退到几千年前，在苗父眼中，不用祷告是“邪术”；在俞附眼中，吃汤药是“不正当方法”）；绳之以全世界文明国家的医药卫生的立法与行政，都不能认可中医不是“邪术”、不是“不正当的方法”。所以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说，中医来“医治病伤”，实在满足了“违警罚法”第四章“妨害卫生之违警”第六十八条第五款“以邪术或其他不正当方法医治病伤”的明文，实在应该“停止其营业”；而中医所用的未经化验认可之丹方草药，也完全符合第六十九条第三款“非真正之药品”，而应予以禁止。
　　在这种确认下，我们再回看“医师法”。在第二十四条里，已经明明指出：医师于业务上如有不正当行为，……卫生主管官署得令缴销其开业执照，或予以停业处分。如果“中医”是“医师”，那么他们因“不正当方法”所达成的“不正当行为”，实已使“医师法”第三条与第二十四条自相矛盾；如果他们不是“医师”，那么“违警罚法”第六十八条、第六十九条就可惩罚他们而无憾！
　　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关键所在，有了这种体认，我们才会知道我们天天痛骂的密医伪药，实在包含中医中药在内。因为人人都知道所谓“密医”的“密”，并不是潜伏的“密”，而是不合科学医学法则的郎中。这种郎中，不但不“密”，反倒天天在报上大做其广告！同时人人也都知道所谓“伪药”，是不合乎科学方法验证的药物，凡是“科学”没尝过的药物，不管是神农尝过也好、黄帝尝过也罢，都要算是“伪药”。当然这种确认是为中医和中医卫道者绝不承认的，但这就好比一个伪政权和伪政权的拥护者绝不承认他们是冒牌的一样。我们绝不因为他们承认我们的西医或政权为合法，就说他们合法——这是不能交换的！
　　确定了中医中药问题只不过是密医伪药一类的问题以后，我们不得不说，现在“医师法”对处置这些问题已显得软弱无力，在“医师法”中最重的处罚是第二十六条：凡医师未经领有医师证书或未加入医师公会擅自开业者，由卫生主管官署科以三百元以下罚锾。
　　这一条有一个明显的特定处罚对象，就是必须是“医师”，假使根本不是“医师”，当然就不适用，只能用“违警罚法”来罚。而我们今天所说的“密医”一词，它的范围很宽广，合理的解释该包括：
　　一、非法医师一一一“凡医师未经领有医师证书或未加入医师公会擅自开业者。”
　　二、国粹式密医——中医之京派者。
　　三、春药式密医——中医之海派者，以“肾科讲座”擅长。
　　四、柜台式密医一一一药房老板或藐视医生的药剂师。
　　五、内功式密医——“自力健身”、“科学内功”、“国粹治脑中心”。
　　六、大刀式密医——中分两种：一种是“圆环派”，是固定的；一种是“设摊派”，是流动的。后者经常下乡，以神医姿态诱好村妇，且爱用摸骨法治病，但却专摸没有骨头的地方。此派已获法外开恩，因为“药商管理规则”中第一条明明说“沿途设摊者不在此限”，所以他们在所有的密医中，是最罗曼蒂克的一种。
　　严格的说，上面第一类可用“医师法”来对付，其他二至六类，那不该是现有“医师法”的权限，因为他们统统是“非医师”。“非医师”和“非啤酒”一样，他们有时有“类医行为”（或“类啤酒样子”），但绝不是世界各国公认医师标准下的医师。这种密医的猖獗乃是因为中国没有明文规定收拾他们的法律，只能按“违警罚法”关七天或罚一百五十块台币，他们自然满不在乎。
　　最有名的一个例子是五年前在台中发生的密医林天送案。林天送没有医师资格、没有医师证书，当然更不会加入医师公会。但他却在台中市挂了“原子能放射疗治”的招牌，这当然是胡闹，结果台中市卫生院看不过去了，请警察机关来办，并援引“医师法”第二十六条来罚他。可是林天送不服，他说他根本不是医师，怎么能用“医师法”来罚？从现有“医师法”来说，林天送的辩解是站得住的，“医师法”实在不能罚他，实在不能罚前面所说二至六类的密医。
　　可笑的是，“医师法”不但不能处罚二至六类的密医，反倒帮助了他们。按照“医师法”第三条第三款，“曾执行中医业务五年以上，卓著声望者”就可以应医师检核，这真是历史上最荒唐的法律！这等于明明白白的说，你小子只要做五年“密医”，登些鸣谢广告以示“卓著声望”，五年以后可法定你。这不是荒法界之大唐吗？追踪这条法律的来源，更证明了我所说的“凑”字。这条法律是抄二十五年的“中医条例”，而“中医条例”是抄十一年的“管理医士暂行规则”，而“管理医士暂行规则”是抄民国五年江苏省的“检定中医暂行条例”，而这个“检定中医暂行条例”在今天读起来，会使你哭笑不得：
　　第八条　具有下列资格之一者，得受委员会之检定；
　　一、文理精通，曾读〔中医〕医书，在五年以上者；二、曾营中医业在五年以上者；三、曾有［中医〕医药等书之著作者。
　　从这三点来说中国人立法简直拿人命当儿戏，我想绝不算夸大。以这样荒唐的条文居然还被后人一抄再抄三抄，而抄进立法院三读通过的“医师法”，我们怎么能不埋怨，埋怨那些既不用脑筋又不负责任的立法大老爷！
　　这个例子充分说明了我前面所说的：“不伦不类的现状究其祸首，皆导源于中医或从中医蜕变而出。”“医师法”的症结所在是中医；修改“医师法”的关键也都环绕在中医问题上，这个毒瘤不把它割去，因它而起的溃烂还会继续扩大、继续蔓延！
　　吴基福先生到底是长者，他像每一个深受科学医学训练的医生一样，对所谓“中医”、“国医”、“汉医”、“儒医”、“江南世代儒医”，采取一种缄默的抗议。我个人所接触到的西医们，台大医学院的学生们，他们也同样具有着吴基福先生的风度——一种在我看来微嫌消极的风度。吴基福先生在五十九号文星《从霍乱谈到“变法”》里，曾要求：〔修正之〕“医师法”严格规定医师不能刊登夸张之广告宣传，同时对中西医分别颁订“医师法”，各行其道，中医不得使用西药及注射器。
　　对这段话我有两点意见：第一、按现行“医师法”第十六条，已经有了“医师关于其业务不得登载或散布虚伪夸张之广告”的规定，这问题的重点已不在吴基福先生所说的“严格规定”，而在如何使医师履行此“义务”。关于这点，我的看法很乐观，我相信真正洁身自爱的有医德医品的医师，绝不肯做“虚伪夸张之广告”，而整天在报上被鸣谢的圣手们，我们根本可以怀疑他们到底是不是医生。
　　第二、“对中西医分别颁订‘医师法’，各行其道”的意见，我绝难同意。因为这种二分法的措施，无异又走回三十二年“医师法”颁行前的老路，无异又在法律上承认了中医的价值。无异又把科学的现代医学跟神学玄学的古代中古医术相提并论，而使一般民众仍在中西间做钟摆，这是说不过去的。今天我们的责任，要对中医中药严格推行史汀生式的“不承认主义”，先在法律上不承认它，再在教育上把它赶走。每一个现代化的医生（西医），都应该以在医界中有个附骥尾的“中医”而感到可耻。医学就是医学，为什么要有中西之分？
　　西医就是医生，为什么要有些不挂听筒的家伙来充数？
　　总之，“医师法”的修改必须从根本上动手术，不能妄想妥协或苟安，更不可有一般所谓“先做重点修改，余者回大陆后再行之”的官样文章。
　　如果在根本上我们决心动手术，我们才可进一步的商讨细节，如明定出医师法的“除名”部分（第四条第二款）、补足“医籍”的缺陷（第七条）、用强有力的“医疗法”来代替“违警罚法”制裁密医与夸大广告、剔除“医师法施行细则”里中医部分并将“医师法”
　　第八条移入、完全废除“中医师检核办法”，以及增添我们所缺少的现代文明国家的医药卫生法规（如“卫生所法”、“精神卫生法”、“性病预防法”、“旅馆业法”、“公园法”、“输血法”等等）。除了这些法律条文以外，我们要严格要求下列七个机关的权限和它们对医生药品、密医伪药、广告宣传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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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考试院考选部。
　　二、内政部卫生司。
　　三、省政府卫生处。
　　四、内政部警政司。
　　五、省政府警务处。
　　六、各县市警察局。
　　七、省政府新闻处。
　　除了这些治标的机关，我们要正式建议教育部长，从速解决“中医学院”这个Gordian　Knot，别再做连半世纪前的教育总长都不肯做的蠢事！虽然这个铃不是你系的，可是它非得由你来解不可。
　　立委与舆论界应该反省
　　“医师法”是关系人民健康的重要母法，立法委员对“医师法”的订立与修改要负绝大的责任。从几十年来的历史来看，我们的立法委员们至少在“医师法”上，实在对小百姓“没有起”，他们做了很大的孽。他们不但在民国三十六年坐失一次修改的机会，并且还在一九五六年开了一次大倒车——“筹设中医学校”和“中国医药研究机构”。这个议案的通过和当年“中医条例草案”一样，也经过三年之久。可是三年后，胜利终于归于中医和中医的卫道者们。当这群封建的泡沫得势以后，他们得意洋洋的印了一部什么《中国医药复兴实录》，在“前言”里大言不惭地写着：
　　我国医药事业，亟需设立学校，以谋改进而图发扬，自民国十八年起，即由医界明达陈述利弊，奔走呼吁，所有党国先进、海内外名流，均竭力支援，二十余年来，先后请愿建议，以至罢市绝食，但议决立案概未果行，我中医界全体人士均以此为忠贞救国之职志，再接再厉，永矢弗谖，奋斗到底。
　　本案……历经三年六个月又六天之久，始获全部完成，万世基业，于焉奠定，人类寿域以此宏开。
　　唯此重大事件，成就辉煌，为我中医界近百年来空前所仅有……
　　一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立法院，竟让一群妄人达到“近百年来空前所仅有”的迷梦，妄想“人类寿域以此宏开”，这该是何等可叹！现在，他们那位“忠贞救国”的“中华民国全国中医师公会联合会常务理事兼秘书长”兼“教育部医学教育委员会委员”，已经到台中监狱去开“万世基业”去了，他们的“中医学院…‘改进而图发扬”以后，居然也用起西医的教科书来了，这是何等奇观！我不知道他们在闹些什么？难道也想学三十年前的人编“中西验方新编”吗？
　　回想那次议案的通过，当时立法院院会出席的委员有四百一十七人，但是表决的时候却只有一百六十四人，其中因一百四十一人的赞成而宣告通过。换句话说，有两百五十三个立法委员不在这么一个重大的案子上表示意见，只有二十三位立法委员表现出对违反时代潮流的抗议，这该是何等可怜！何等可怜！
　　站在小百姓的立场、站在对“医师法”的历史与内容略有所知的立场、站在绝不相信中医能够“宏开”“人类寿域”的立场，我不得不严肃指出立法委员的失职与可耻。同时我深信这次失职可耻的纪录，将在立法史上无法冲淡——除非他们决心自赎！
　　由于“医师法”同中医的种种问题，我不能不同时责备咱们台湾的舆论界，诚恳的希望主持报纸社论的人，切实想想你们诸君的责任是什么？在立法院通过“筹设中医学校”案以后，你们诸君竟没有一篇不肯媚世的社论、没有一段风骨鳞峋耿介拔俗的意见，这是你们最大的耻辱！你们主持舆论的人，岂可以人云亦云的与世推移吗？岂可以写几块豆腐块的讥讽就算向社会交卷了吗？岂可以对国计民生思想趋向的重大问题随便议论吗？社会上这一类的问题要层出不穷的，你们若自觉所受的思想方法训练不足以解释许多社会现象，你们就不应该乱抒己见。许多可怜的小百姓们等待你们去向导，许多颟顸的立法委员们需要你们去鞭策，他们又要修改“医师法”了，如何设法把他们导入正途，这是你们舆论家的责任。
　　〔附记〕
　　有几条史料很可代表五十多年前国人对中西医的看法，抄在下面做为附录。
　　清末丁福保是介绍日本医学书籍最有成绩的功臣。他在《历代医学书目序》里有这样一段话。
　　……西人东渐，余波撼荡，侵及医林，此又神农以后四千年以来未有之奇变也！而骏稚之医，以通行陋本，坊间歌括，盈脑塞口，瞆瞆如豕羊，酣卧于厝火积薪之上，而坐弃他人之长，推之天演公例，数十年后，医学国粹亦不复保存矣！王景沂在《科学书目提要初编》医术科上他说。
　　西人全体之学，至晚近而益明者，解剖精也。自血管脑筋之理发现，据以推察官骸脏府维系之用，同不密合。常者安之，变者探其原而去其害。夫唯了然于心，于能砉然于手。斯学不明，而嚣嚣以方伎自雄，直妄人而已矣！还有吴挚甫，在他《答萧敬甫书》里写道：……今西医盛行，理精凿而法简捷，自非劳瘵痈疾，绝无延久不瘥之事。而朋友间至今仍多坚信中国含混医术，安其所习，毁所不见，宁为中医所误，不肯一试西医，殊可悼叹！
　　执事久客上海，宜其耳目开拓，不迷所行，奈何愿久留病魔不一往问西医耶？千金之躯，委之庸医之手，通人岂宜如此？试俯纳鄙说，后有微恙，一问西医，方知吾言不谬。
　　在半个世纪以后的今天重看上面这些议论，我们应该惭愧的问问：我们的“进步”在哪里？
　　（后记）
　　当我写这篇文字的时候，我早就预料到所谓中医和中医的卫道者们要对我展开围剿，因为这是他们一贯的对付异己者的“祖传秘方”。果然不出所料，他们赶办了一个《革新中医》月刊，由所谓“中华民国中医药学会”理事长担任发行人，常务理事担任社长兼主编，开始在这个刊物里哇哇大叫，在《庆祝中华民国五十二年国医节特刊》里，他们警觉似他说：最近又出现若干野心分子将步汪〔精卫〕、余〔岩〕之后尘，且变本加厉，由攻击中医中药，进而谩骂政府与立法委员，吾人环顾目前情形，殊与“三一七”事件时代之环境不相上下。
　　他们又说：
　　此次阴谋破坏中医药之野心分子，比起十八年时的那一班，虽然地位、学识、声望，都还差得太远，但其野心却更大。
　　此外是好几篇攻击性的文字，都是攻击“故意摧残中医药者”的。另外在今年的三一七国医节大会里，发布了一项宣言，中间说：
　　……（略－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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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三段有趣的文字，真可代表中医和中医的卫道者们的“风度”了。
　　在香港方面，他们自然也展开响应的活动。“香港中国医药出版社”的社长，当年《中医药保卫战》的作者，写出洋洋四千字的文章，攻击李敖——“西洋文化的干儿子”。这种下流的手法，在台湾我也碰到了：台湾中部南部都有剧烈攻击我的文稿和书信。有的甚至说我“步汪逆精卫之后尘，照此认真起来，每一个国民皆有资格，向警备司令部告发你是一个汉好之思想犯”。——这些慷慨激昂的话，更是他们“意底牢结”（ideology）的最佳表现了。
　　台北今日医药新闻社，举办“修改医师法与革新医界风气的途径”笔谈会，在《今日医药》第二六0号（一九六三年一月一日）发表了我的一点意见：
　　李敖先生谈修改医师法与医界风气
　　编者先生：
　　你提出的“修改医师法与革新医界风气的途径”笔谈会三个问题，我想就前两个问题表示一点意见。
　　一、对立法院审议修改“医师法”有何具体的建议？
　　我在文星杂志六十一号（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一日）中，写过一篇《修改“医师法”与废止中医》（编者按：该文本刊于去年十一月十二日创刊五周年特刊旦亦有转载），我的主要意见都详细写在这篇文章里。我认为“医师法”的修改，必须从“其木立法原意”动手术，因为我们的基本立法原意，是在“使开时代倒车的中医获得法律上的平等承认”，这是非常要不得的！我深信，不在这儿彻底修改，其他一切寻章摘句的讨论都不是根本的有效的办法，我诚恳的希望朋友们能够仔细考虑我这点“具体的建议”。
　　二、对今日医界风气的看法如何？
　　今日医界风气的最大症结在于“医格”的低落，社会上的“非法医师”、“国粹式的密医”（中医之京派者）、“春药式密医”（中医之海派者）、“柜台式密医”、“内功式密医”、“大刀式密医”……到处把医界风气搅得一团糟，使一般小百姓有时认不清真正正派的医生，没有尊敬他们的习惯，更没有尊敬护士的习惯。所以我认为，培养今日医界风气的基本方法，在于洁身自爱的医生们严格维持“医格”的尊严，不降志、不妥协、不畏人言，先在医界里有了所谓“自清”运动，风气总是会慢慢好转的。
　　五十二年王月八日台北《联合报）：
　　不合格中医师不应参加
　　检核省议会促立法院废弃原法变通规定
　　〔本报雾岭七日电〕省议会第六次临时大会，七日通过民政审查委员会所提临时动议案，请立法院在审议“修正医师法草案”时，对该条文中第三条第三款予以废弃，以符立法体制。
　　提案中说：此项条文第三条：“一医师具有下列资格之一者，亦得应医师检核。”第三款：“曾执行中医师业务五年以上卓著声望者。”查修正医师法草案中，已增订第二十，‘条条文，系对不合法和不合格之医师（即密医）订有严格刑罚，加强取缔之明文，已充分表明政府对无照密医严厉制裁和革除积弊的决心，如原法第三条第三款予以保留，即无异政府又对不合格之中医师承认其执行业务。是以在同一立法之条文中，不应有此矛盾，以维法制。
　　我这篇《修改“医师法”与废止中医》原登在《文星》第六十一号（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一日台北出版），同朗有吴基福先生的《透视台湾界的“大杂院”——兼谈修改医师法问题》。（一九六三年九月十二日）
　　十七　几条荒谬的法律
　　去年十月一号，我在《传记文学》和《文星》杂志上同时发表了两篇现代史的文章，一篇是批评徐道邻先生的；一篇是批评胡秋原朱生的，我批评他们的重点是说他们曲解现代史，并改写亲人或本人的历史。我写这种文章只不过是在维护一个学历史的人起码的求真态度，也无异在从事一个以研究现代史为职务的人的职务报告。我这样做，压根儿就设想到有什么“诽谤罪”会掉到头上来，因为在我们的刑法第三百一十条中明明规定着“以善意发表言论”，“对于可受公评之事，而为适当之评论者”是“不罚”的。
　　可是，像许多“因史贾祸”的倒霉人儿一样，我却吃上了官司——胡秋原先生在法院控告我，第一次宣布我有五大罪（其中包括四小罪），第二次宣布我有十八大罪（其中包括三十八小罪），加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