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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我的1957年-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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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获罪
1958年4月下旬，由兰州西去的一列火车上，乘坐着甘肃日报社新近被定为右派分子的 6个人，他们原都是甘肃日报社的编辑、记者，其中一个年轻女性就是我了。我和我的丈夫 王景超坐在一起，我们 全都没有卧铺确切地说，都已失去了享受卧铺的资格；火车长时间的颠簸，使每个人都 十分疲惫。我紧紧地靠着他，斜倚在他的肩头上闭住了眼睛。在公众场所，我从未和他这样 亲近过，现在，我还想跟他更亲近一些，因为我们患难与共，相依为命，却将劳燕分飞。偶 尔袭来的睡意总是瞬间就消退了，我哪能睡着呢。我们相聚的时间没有多少个小时了，到 了酒泉，他就要下车，当时报社要他去劳动教养的地方是酒泉夹边沟农场。作为报社的头号 大右派、极右分子，他已被开除公职，报社已与他一无干系。他将怎样走完他的人生之旅？ 我们将怎样从我们共同的苦难历程中拔步行进？此时，我们都没有想它，我们也很少说话， 一切都在默默无言中。但我们是多么珍惜这最后相聚的20多个小时，如果我们知道这将是 我们生命历程中相聚的最后20多个小时，我们将会怎样充分地使用这20多个小时的分分 秒秒！啊，变幻莫测的人生，难以逆料的生离死别！
才刚过去的1957年夏天，风雨如晦，我们在未能逆料的政治风暴中遭了难，共同的罪名将我 们紧紧地捆绑在一起。我为他蒙受的奇冤和屈辱痛苦得心都碎了，他由于我是受他牵连被划 为右派分子而悲叹不已，我们被打成了一个右派小集团，还被起了个不太美妙的名字“ 黑社”，我被划入“黑社”，完全是由于我是他的妻子。
1957年5月下旬到6月初，我曾随甘肃代表团到北京参观全国农业展览馆，全报社去了农村部 的副主任曲鹤云和我两人。在那个年代能去北京很不容易，是一次难得的机遇。我所以能 去 ，是因为那一时期我在工作上表现突出，我在甘肃农民报主持编二版，在农民报内部红旗竞 赛中，二版屡得红旗，我个人也被评为先进，奖励了一支浪琴牌钢笔。甘肃农民报是甘肃日 报社的一个部门，接受甘肃日报社编委会的统一领导。
我这是生平第一次出省，第一次到伟大祖国的首都北京，心情格外激动。让我欣喜的是，景 超1951年在庆阳报道土改时认识的省委农村工作部的杨允文，也出现在代表团内，我们已是 老熟人了。我们到了北京住在西苑大旅社后，第二天随团参观，开始觉得一切都很新鲜，大 开眼界。两三天后，虽觉得每个展室都有新套套，但心里急着想到北京有名的景点去玩玩看 看。北京还有我兰州女中的几个同学，一定要见见面。而参观的日程安排很紧，几乎没有多 少闲空，这样，后来便不得不放弃有些参观自由活动了。和我同来的农村部副主任曲鹤云， 是才从 县上调来不久的党员干部，我们原来接触极少，不熟，要自由活动得有个伴儿，最佳选择便 只能是杨允文了。杨允文也是首次来北京，和他在一起，他口口声声说我是他“好友的妻子 ”，我们拿着北京游览图找故宫、天坛、颐和园，他总能很快找到，并弄清应坐哪路的公 共汽车就能到达。在颐和园，我们租了小船，荡舟在昆明湖上，是他自由挥动着木桨，我们 在岸边杨柳依依、风景如画的昆明湖上流连了两三个小时。我要找同学，有的同学住在胡同 里，北京胡同如蛛网般，进了胡同，我连东西南北都分不清，但他分得清，并能耐心地询问 ，帮我一定找到。记得当时在中国青年报社的刘昆的宿舍，就是经他帮助找到的。刘昆的爱 人束沛德出差在外，我在她家住了一夜，畅叙别情。第二天是星期天，我们还一起到北海公 园走了走。找到了在中央气象局工作的党贻，当晚她还带我找了住在附近的于沪生。于沪 生 在北师大俄语系毕业后，分配在马恩列斯理论编译局工作。当时，北京正有大量的荔枝上市 ，每斤三毛五，物美价廉，我平生第一次吃杨贵妃吃过的鲜荔枝，真是吃得惬意极了。党贻 当时还没结婚，我和她在大宿舍同睡一床，第二天她上班，我自个儿回了西苑。
在北京，我们也和报社在京的二位同志见了面。第一位是副总编辑叶滨，当时他正在中央党 校学习，听说我们在西苑大旅社住，他特意赶来同我们见了见面。第二位是在中国人民大学 新闻系学习的杜修文，他是工农干部出身，陕北人，是我和曲鹤云去学校找的他。当时已是 晚上，林希翎正在什么地方发表演说，杜修文不屑地说及此，显然很反感。当时，我们尚不 清楚林希翎何许人也，没有说什么看法。
在参观农业展览馆期间，各省的代表团还会受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 小平等中央领导人的接见，并一起照相。我们得到这一信息，非常激动，一直在急切地等候
安排。这一天终于到来了，上午通知大家不要外出，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央领导人要接见。 10时左右，大家坐车到了中南海怀仁堂前，草坪上早已摆好了呈半圆形阶梯式的长凳。甘肃 代表团因为有少数民族，我们的团长就是回民，是民政厅副厅长马淳靖，照相时受到优待被 安排站在最中间，女同志站前排。我的前面就坐着周恩来，左侧前方是毛泽东的座椅。此时 的中央领导人大都五六十岁，他们的面色红润健康，显得都比实际年龄更年轻，十分和蔼可 亲。当周恩来来到我面前将坐未坐之时，我真想伸出手去和他握手，因接见前已有叮嘱而作 罢。领队曾告诉大家，如果毛主席、周总理同每个人都握一下手，他们的手会握疼的，最好 不要主动和他们握手，我就听话地没有伸出手去握。
在我们来北京之前，5月1日，中共中央已在报上公布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人民日 报》闻 风而动，连续配发社论，鼓动知识分子及各民主党派帮助中国共产党开展整风运动。我对这 一运动，尚未在意，没放到心里去。及至到了北京，对整风这样的国家大事早已置诸脑后， 报纸当然是不看的。到我们临离开北京时，《人民日报》6月8日的社论《这是为什么？》已 发表，中共中央已公开发出了开展反右派斗争的号召，我仍浑然不觉，根本没有意识到反右 派跟自己会有啥关系。
从北京回来不久，报社动员大家帮助党整风。在解放以来的历次运动中，我都积极参与，对 党的号召积极响应。此次领导上号召帮助党整风，我仍真诚地响应号召。此时，甘肃农民报 的总编辑薛剑英、副总编辑流萤，我们原来相处都不错，工作上合作得比较协调。特别是流 萤，他脾气好，我学画版样都是他手把着手教的；工作上有什么问题，大家都愿意向他讨教 ，同他商量。可是，1954年，宁夏同甘肃合省，从宁夏来了个女同志×××，也被放在了副 总编辑的位置。此人资格比流萤老，贫农出身，也曾是大学生，有一定的文化水平。但她原 来在宁夏一直搞妇联工作，不懂新闻，她的丈夫××，原为宁夏日报总编辑，来甘肃后，被 任命为甘肃日报副总编辑。不知为什么，×××来甘肃后，愿意改行搞新闻，就安排到甘肃 农民报当了副总编辑。我从1952年开始独立编版，已能独当一面。×××作为副总编辑，每 期报纸的大样，她都要过目审阅。但是，作为新手，看大样时常常出错，通顺的句子，她会 改得不通，有些政策问题的提法应十分确当，经她改动一两个字，就变得似是而非。我作为 二版的负责人，对于由她审阅大样感到非常为难，对她改过的大样，我们如有不同意见，认 为改错了或有不确当处，会与流萤改过的大样作出对比，向她提出：“流萤在这儿没改” 或 “流萤的看法”如何如何，我们原本不敢直接说出自己的意见，是想借流萤的名婉转表达自 己的看法。谁知，不提流萤则已，一提流萤，她立即火冒三丈：“那你们去找流萤，不要找 我。”流萤在大家心目中的地位，使她忌恨不已。这样，两个副总编辑之间，就有了嫌隙 。绝大多数人的同情都在流萤这边，她意识到此，心中就更不悦。在动员大家鸣放、帮助党 整风的时候，我共写了5张大字报，第一张大字报是《向×××同志进一言》。我认为×× ×与流萤的关系已影响到工作，举出一二事实，说明其责任主要在×××方面，×××本人 应有所改进。第二张大字报题目是《请公开宣判》，这完全是一张替别人鸣不平的大字报 。 整风期间，农民报的王维新发牢骚说：“老薛（指薛剑英）和我个别谈话时，说我反党反领导 ，我到底把谁反了？”陈雪鸥在整风前也曾一次流着眼泪私下和我说：“领导上曾让我交待 反党反人民的问题，我哪有这些问题，我又怎么能交待得出？”整风中我学习了毛泽东在最 高国务会议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我认为王维新、陈雪鸥都是好同志， 他们怎么会“反党、反领导、反人民”呢？一定是农民报领导上“左”了，没把毛主席关于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精神吃透，王维新、陈雪鸥也可能因说话不注意，得罪了个别 领导，受到不应有的伤害。在这张大字报上我摘要引用了他们的原话，然后质问：“他们到 底反了谁，请农民报的领导公开宣判！”另外两张大字报，一张是和潘玉军合写，一张是王 维新所写，我签了名，这两张大字报都是指名针对农民报个别党员工作或思想作风上的问题 写的。第五张大字报写了些什么内容，我已完全忘记，肯定无甚要紧。在鸣放的讨论会上， 我发过一些言，至今仍认为很一般。但×××听取大家的意见很不冷静，强辞夺理。我当时 认为她很不虚心，心里不满。此时已到了6月下旬，×××作为××的妻子，对毛泽东、党 中央决定开展反击右派分子的斗争已心中有数，而且清楚新闻单位是重点，所以，她没有必 要表示虚心。可我一直浑然不觉，懵懵懂懂，做梦也没想到自己会成为右派分子。
此时期的景超，在编辑部也备受尊重。在我去北京前，中共甘肃省委召开文教工作会议，由 4月13日到22日，邀集党内外人士450余人热烈讨论谈心，传达毛泽东在2月最高国务会 议和3月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就怎样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 互相监督”的方针，请大家各抒己见，热烈讨论。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自始至终参加并领导 了会议。报社根据会议要求，除了派文化部副主任杨康参加，也让非党的景超去报道。
景超在会上听了毛泽东两次会议上的重要讲话，拿回了讲话原稿，在会上听了大家的讨论， 很受教育，很受鼓舞。会议结束，他写了3000多字的会议消息，其中的小标题是：1放得 羞羞答答，鸣得吞吞吐吐；2要在鸣和放中来比好坏，求真理；3解决人民内部的思想问 题只能以理服人；4党外人士为何不能畅所欲言？5要克服党内外的宗派主义；6用辩证 唯物主义的钥匙，去开人民内部矛盾的锁。
这篇会议报道，刊登在4月24日一版头条，下面并配发社论：《大胆地“放”，大胆地“鸣 ”》，社论由杨康写就。
这次会议对推动全省发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意义重大。编辑部有些人认为， 会议消息写得生动活泼，真正体现了毛泽东当时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我去北京后，报社领导上急于改变报纸的面貌跟上形势，特意找了些思想比较活跃写作能力 强的编辑记者谈话，动员他们写杂文，景超就是动员的对象。经一再动员，景超写出了第一 篇杂文：《略论“行政手段”》。此文正是为了贯彻毛泽东提出的“双百”方针，以尖锐犀 利的文笔，对“经常靠‘行政手段’”制服人的种种现象，作了鞭辟入里的剖析，发人深省 。此文由文化部发到了总编室，值班副总编辑樊大畏读后大喜过望，三版编辑将文章加花边 发头条，樊大畏仍嫌不够醒目，嫌标题用铅字排印不突出，让三版编辑找到景超用钢笔另写 了标题制成锌版于第二天（5月26日）见报。此文见报后，首先在编辑部引起大家的关注，成 为人们议论的热门话题，认为杂文针砭时弊，说到了点子上，是一篇不可多得的好文章。总 编室按甲等稿发了稿费。领导和同志们的鼓励，促使他连续又写了两篇杂文：《为“三脱 ”干部叫屈》、《关于“抵触情绪”》（此篇未见报）。
此后，编辑部召集党外人士座谈，由副总编辑××主持，××满脸堆笑，一次又一次地口称 “景超”，动员景超发言。此时，毛泽东关于“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 到顶点”、“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指示，已在半个多月前向党内少数人通知。6月8日 ，毛泽东又再次为党中央起草党内指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文中开宗 明义地指示：“省市级机关和高等学校大鸣大放的时间，大约十五天左右即足。”同时表示 要组织人们继续“向党提意见，尽量使右派吐出一切毒素来”。××满脸堆笑动员景超发言 ，正是为了贯彻毛泽东“尽量使右派吐出一切毒素来”的意图。但，景超不知道。在省文教 代表会议上，他对毛泽东的两次重要讲话深信不疑，他做梦也没有想到风向已经变了。所以 ，经××一再动员，他也畅快地说了说。其实，他的《为“三脱”干部叫屈》的杂文，于6 月5日在报纸上发表时，就已内定为毒草，他浑然不觉。
7月中旬，我仍到武山县文家寺采访。这是我两年来常去的点。采访中，我心情愉快，发辫 上系着从北京带来的漂亮发带，有个年轻技术员开玩笑说我：“洋气！”我不以为意，还高 兴地辩解几句。下旬，接到领导要我回报社参加反右派斗争的来信，我立即搭火车回兰州 ，一路上也没有大祸临头的任何预感。
下了火车，回到家里已是深夜。景超已上床准备睡觉。一路坐火车我已很累了，也很快上了 床。等我睡到身边，他才镇静地告诉我：“报社搞出了个右派集团，叫黑社，黑社头子就是 我。”这一晴天霹雳，把我吓懵了。我们彻夜未眠。
他详细地告诉我这些天开斗争会的情况。报社领导知道他性格刚强，能言善辩，绝不 会轻易地束手就擒，一开始就召开全报社200多人的大会斗争他，而且一鼓作气，连续斗争 ，以后每天都是100多人的斗争大会要他交待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他被认定的罪行主要 有三个方面：一是他写了的三篇杂文都成了大毒草；二是他在报社动员鸣放的座谈会上的发 言；三是组织右派小集团“黑社”，身为“黑社”首领。
景超写杂文完全是由于领导上的动员。毛泽东大骂《人民日报》在最高国务会议十一次扩大 会议之后“无声音”，是“死人办报”。他的批评也是针对所有的省报的，并提倡写杂文， 改进报纸文风。报社领导们紧紧跟上，为急于改变报纸面貌，改进报纸文风，才动员景超写 杂文的。当时，一般人都认为杂文难写，写不了，景超知难而上，写出了当时具有轰动效应 的杂文，放三版头条，发甲等稿费，而后才有了第二篇、第三篇。此时，三篇杂文却都成 了 大毒草，谁能想到？谁能想得通？这里单对未曾见报的《关于“抵触情绪”》一文先略作介绍 。此文有一段写道：“前二年，某单位的党员负责同志，曾在大会上公开称：‘你们再不要 说党员也有某种缺点，党员拔下一根汗毛，都比你们的腰粗！’试想，如果对这种狂妄自大 、自吹自擂的宗派主义者，会不引起‘抵触情绪’，倒是难以理解了。”文章提到的事实， 正是发生在甘肃日报社内，说此话的人在60年代已擢升为报社副总编辑。报社初创时期，景 超曾同他大吵过一次。当时实行供给制，为照顾记者采访，给记者每人发了一支金星钢笔， 不知何故，未给景超发。当时，他主管此事，景超找去问他，就争吵起来，闹了个不愉快。 作为领导的他，此后就到处散布景超的坏话，影响到以后的职称评定及工资等问题。这位领 导人，陕西人，文化素质较低，平日里说话总爱带上个“他妈的×！”亲近他同他气味相投 的人对此不以为意，有时还会引起哄笑。编辑部的人对他就另有看法。且说景超在杂文里未 指名揭出的事实，正是他一次在礼堂讲话时当众说过的话。此类事实，也正是毛泽东动员整 风，要求大家揭发的内容。可是，这种证诸事实的杂文，因为景超成了右派，就也成了大 毒草，其揭发出的事实便不再成其为事实了。
现把《略论“行政手段”》全文录之如下。
〖GK2！〗〖HTK〗〓〓中国古语有云：以理服人者王，以力服人者霸。而经常靠“行政手段 ”以服人者，是不会不带点“霸”味的。
所谓“手段”者，欲达目的之方法也；而能够凭借行政手段以服人的，只能是一些行政领导 人物。这里无意一概否定行政手段；所欲反对者，不过只是用以“服人”的行政手段而 已。 我没有作过调查，不知道爱用行政手段以服人的人，究竟基于什么原因，都是些何等类人？ 但推之于理，证之于耳闻目见之事实，这种带着“霸”味的人，多半是傲于“资”，而又疏 于“德”、“才”的！
说这些人傲于“资”，是因为这些人多半是专靠老资格吃饭的人。他们平日既懒于学习理论 ，又懒于钻研业务，觉得不管怎样，反正总有他们一碗饭吃，总有他们的“官”当，那么还 有什么必要再去刻苦学习呢？他们以党自居，觉得党是光荣的、伟大的、正确的，他们自己 也便是光荣的、伟大的、正确的了；他们觉得党能领导一切，自己当然也能领导一切，服从 是别人的义务，让别人服从是自己的权利，具体工作反正有被领导的人去作，自己只“掌握 原则”、“发号施令”就对了！老资格使得他们心饱肚塞，几乎到了滴水不进的程度，用行 政手段服人，当然也最适合这些人的身份！
说这些人疏于“德”，是因为这些人并不把党的事业看得比自己更重要些，这主要表现 在对群众的看法，和对待群众的意见的态度上。他们唯我独尊，当然不会承认群众有长于他 们的地方，当然也不会承认群众能见到自己所不能见到的地方，所谓群众路线、群众观点， 在他们只不过是骗人的鬼话。遇到不同的意见，他们并不考虑对工作如何，对革命事业如何 ；考虑的只不过是看别人的意见是顺着自己还是逆着自己，是有益于自己的尊严还是有损于 自己的尊严罢了；他们提倡“愚忠愚孝”思想，喜欢“愚忠愚孝”的人。“顺我者昌，逆 我者亡！”于是，品质恶劣的人乘机钻营，形成“君子封口，小人得势”的局面，在他们的 独立王国里，再找不到真正的是、非！他们总是以“片面性”责人，批评别人只看缺点、不 看成绩，而他们也总是以片面性护己，因为他们自己永远是只看成绩、不看缺点的！他们不 愿意理解发现并消除缺点，正是自己的责任，而唯恐别人湮没了他们的丰功伟绩。说这种人 疏于“德”，亦不为过矣！
说这些人疏于“才”，也并非“恶语中伤”。所谓“才”者，不外乎指以马列主义知识处理 工作的能力，即指业务能力也无不可。这些人既然以为有了“资格”，就可以换得在今天必 须用劳动才能换得的一切，因而优哉游哉，蹉跎岁月，无所学而无所知！在他们的口袋里， 除了几个老教条和几顶大帽子，别的本钱就不多了，以至遇真理而不辨，遇善言而不听。对 于自己不喜欢的意见，欲说之而无词，只好继之以“压”，于是行政手段便出来了，这便是 一大堆帽子，如“不尊重领导”、“骄傲自大”、“不按党的意图办事”等等。只此三言两 语，便噎得提意见的人瞠目结舌，欲语无言！
孟子曰：“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爱用行政手段的人，多半是在自己的“德”、 “才”不足以服人时，才搬出行政手段来的。对党的十六字方针，这些人会特别感到不舒服 ，因为这个方针迫使他们和同志采取平等的态度，迫使他们丢掉老教条和大帽子，认真去学 点东西，动动脑筋，改变“光靠党的威信吃饭”的没出息思想，丢掉“我即是党”的臭架子 ，踏踏实实地去做些工作。所以，这不仅对“老资格”有好处，即对于那些并没有什么老资 格、而也有些“霸”味的新提拔起来的小领导者，也大有好处。因为老的苦学，新的也就不 便于光指手画脚了！
1956年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我国已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 历史新阶段。在此形势下，许多社会弊端得以暴露，靠老资格发号施令，用行政手段以服人 者，大有人在。朱正对此有一段鞭辟入里的评论，他说：“他们，是在战争、土地改革，各 种秘密工作中获得足够的革命资历的，革命就把这一定级别的领导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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