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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我的1957年-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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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笼里地上都不易弄翻。刚生育过的母兔会一口气喝完大半钵头的水。
这天上午，我发现一只灰色的大母兔从笼中跑出，笼子附近有两只才生下的小兔，个头特大 ，体长近三寸，胖乎乎的，都已冻死了，其余的小兔踪影全无。母兔分娩一次，起码生五六 只。这只母兔在分娩前（或分娩后）从笼中跑出，小兔已全部死亡无疑，我心里很不安，也很 难受。小兔的毛色和母兔一样，如果活下来一定非常好看，十分可爱，但它们竟一只不剩， 全死了。小兔的死亡，我也担一定的责任，如果我头天注意到母兔的异常情况，把笼门特意 关得紧一些，使它无法跑出，小兔便不至于冻死，肯定它们现在会全部都趴在母兔的怀里吃 奶呢。当然，在我下班前它或许还未出现任何异常，这也是可能的。那些天，小徐在办公室 搞其他工作，没有整天和我在一起。
我们喂养鸡兔已经半年了，当初选定我和小徐饲养鸡兔，领导上是考虑了我们劳动上的表现 ，也有照顾我们让搞些轻工作的意思。我们尽心尽力，只想把鸡兔饲养好，记得饲养室才修 好，还没安上门时，兽医张果突然从外地买来一批鸡兔就放进了饲养室。怕夜里出事，我和 小徐就在饲养室的过道里铺了地铺，守护鸡兔，工人们都未必会这么操心。但安西天气寒冷 ，日夜温差大，无防寒设备，防疫措施跟不上，饲料又差，一次次地买进的鸡兔，无法制止 其死亡。特别是鸡，不仅从兰州买来才孵化的小鸡大批死亡，就是后来购进的莱亨鸡成鸡， 在入冬后也不断死亡。兔子如何繁殖发展，眼看也无条件，自己打洞，从洞穴里自由出进的 兔子，因为乱交配，小兔暂时虽无冻死之虞，其经济价值已谈不上了。
领导上对我和小徐虽无责备，我们心里都觉不安，我们考虑的是饲养鸡兔做不出成绩，将来 怎么摘帽子。说到底，我们来农场劳动是为了摘掉那可恨的右派帽子，工作做不出成绩，右 派帽子摘不掉可怎么办？入冬以来，这已成为我们时常考虑，无法解脱的一种思想负担了。
一窝长得特别大毛色特好看的小兔全部死亡，在我心头又罩上了一团阴影。以现有的设备来 说，这是今后也难以防止出现的，我该怎么办？长此下去，我觉得前景不妙，我该怎样向领 导上说明一切？
正在忐忑不安、心神不定的时候，席组长突然走进饲养室，告诉我：农场来了一批上海移民 ，让我结束一下工作，到场部和有些人集合后去欢迎。
“一大二公”的疏勒公社张开热情的臂膀欢迎从迢迢数千公里之外而来的上海移民，这是一 种伟大的壮举。成立公社之前，农场就曾接纳了数百名右派分子，那些落魄的右派分子在这 儿的表现可嘉之至，他们是劳动中的一支生力军。毛泽东给公社定的性质是“一大二公”， 接纳上海移民便更是义不容辞。大上海的居民不远数千公里之遥，来到戈壁深处的疏勒公社 安家落户，开垦边疆，这也是在“人民公社万岁”的新形势下出现的新事物。当时甘肃省委 第一书记张仲良为了显示甘肃大跃进的形势好于其他省，人民公社的建设与发展需要人手， 竟然张口向上海要人。要把河西走廊建设成为全省的粮棉基地的宣传声势浩大，《人民日报 》都用整版的篇幅发了照片予以报道。这样，柯庆施便慷慨大度地来了一次非同寻常的移民 行动。
疏勒公社的领导对上海移民来到之后会出现的种种复杂情况不是没有考虑过，但欢迎他们的 到来必须是热情而坚定的。于是，组织了欢迎的队伍。我们坐了一辆大卡车，在曾芳煜的指 挥下，鼓擂得山响他本人就是擂鼓的，锣声匡匡、夹钹嚓嚓，红红火火热闹非凡地向鱼 贯而来缓缓行驶坐满了上海移民的数辆解放牌大卡车表示了疏勒公社最诚挚最热烈的欢迎。 我们是坐着大卡车一直行驶到场部西边的公路上去迎接的。返回来时，沿途到达公社的居住 区，乘坐上海移民的大卡车便会停下一二辆，车上的上海人纷纷下车。我们便会奔到车前， 扶老弱妇幼下车，和他们热情握手，连连道辛苦。队上来欢迎的人还帮他们搬下携带的行李 及少量的用具。这样，他们便在疏勒公社有了一个新家。
这些上海移民从外表上看不是太富裕，但穿着打扮比农场的干部工人及我等就要时髦漂亮得 多。当然，他们都保持了大城市里人们整洁的外观。好些人都穿着蓝卡其布的“棉猴”，这 种带棉帽的棉大衣当时风行一时，来到戈壁深处的这里穿上一件很实用，也很好看。从风度 外貌及衣着看，这些上海移民似乎各色人等都有，知识分子、小市民、普通劳动者、中小学 生、家庭妇女等等，都有，男女老幼，身强力壮，病残体弱者，也都有，他们大部分是举家 而来，也有些是形单影只孤身一人前来的。
上海人被热烈欢迎的场面所感动。
在这些上海移民面前，当热情欢迎他们的时候，我自惭形秽：鼻梁上的一副近视眼镜，说明 我不是农场工人，不是农场工人而又具有一副劳动者的外观，只能透露出我有着不光彩的政 治身份。为了抵挡风沙寒冷围上去的深蓝方头巾，使我很像个农妇，我的棉袄上套的深蓝平 布罩衣很不洁净，上面有不少掉落的面汤结成的白色干渍，卡其布的裤子腿面上已补了两大 块对称的大补丁，屁股上也补了一大块。劳动真费，我的两条裤子都补上了大补丁，没有补 补丁的，已是我的礼服了，只有在休假或外出时才穿一下。今天因为在上工时临时通知欢迎 上海移民，换一下衣服都来不及，我便只能以这般的尊容充当了迎接移民的使者角色。我不 知那些上海移民会怎样看待我，他们一定会有多种猜测的吧！
把大部分上海移民迎接到场部，我们就完成了任务。这天食堂的伙食也有改善，算是对上海 移民的热情接待。
当然，他们不是如我等之类的人，一般头上都没有“帽子”。在以后的几天内，上海移民都 在家休息。有时，大家就聚在房前的空地上，表演些小节目，也是联欢的意思，有个二十 出头的女孩子很大方，先唱了周璇在《马路天使》里唱过的《四季歌》，一个40多岁穿中式 棉衣的中年男人拉二胡给她伴奏，女孩子不擅长唱歌，嗓子不行，唱的也是老掉了牙的老歌 ，但她很不在乎地唱了起来。一曲唱罢，大家都鼓掌，那中年男人鼓励她再唱，她便又唱了 一两首歌，都不是什么新歌。那年夏天，农场演了新电影：《柳堡的故事》，电影的插曲《 九九艳阳天》在全农场都唱遍了，凡是会唱歌的人，几乎是没有不会唱这支歌的，看来她在 上海并没学会唱这首歌，但，他们俩一拉一唱，兴致极好，使大家都感到愉快。不幸的是， 这女孩子腿有残疾，一条长，一条短，她穿的黑色高筒皮靴是特制的，一只鞋底特别厚，就这样，走起路来还有点跛。女孩子是孤身一 人来农场的，那拉胡琴的中年男人，跟她只是一路上才相识的。为什么她会来到了这里？后 来，我又结识了更多的上海女孩，才知道，唱歌的女孩姓许，在上海交通大学读四年级，学 有专长，很快就要大学毕业，只是因为她有一个在监狱里服刑的做过工贼的母亲，她接到通 知辍学后就随大批移民来到了这里。她原来已有了男友，来安西之前，男友也跟她吹了。也 许，农场热烈欢迎的场面改变了她凄凉孤独的心境？也许，她只是在唱歌中排遣她无法解脱 的愁闷烦恼？也许，她对明天还存有渺茫幼稚的向往……她同50年代的普通中国青年一样， 此时还料想不到今后会发生的许多事。未来将会是一个怎样凄迷的梦，天真的她空有迷茫。
我们的隔壁住了一户三口之家的上海移民。两夫妇都是近40岁的中年人了，原来都在上海的 中学当教师，还都是教语文的，有个10岁的独子。他俩都是北京人，已在上海定居多年。同 我们说话时，他们是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和上海人说起话来，又是满嘴的上海腔，“阿拉” 之声不绝于耳。他们文质彬彬，从不叫苦，也从来不说自己为什么随着移民大军来到了这里 ，我们也不好问。我后来熟识的上海移民也没人说起过他们的政治情况。不久，他们就双双 下地劳动了，那时，地里只有平田整地的活，对于大半生生活在大城市，啃惯了书本，靠教 书维持生计的中年人来说，这种生活方式的改变，平田整地之苦之重，是很难消受很难支撑 的，但他们情绪尚好，那位女教师收工回来，虽然满头满脸满身厚厚的土，变得面目全非， 也还是笑呵呵的。50年代，兰州出现了一批上海迁兰的企业，如：信大祥绸布店、红花女子 服装店、王荣康服装店、泰昌百货公司、佛慈制药厂、美高皮鞋厂等等，这些企业以优质的 服务，高超的工艺，赢得了兰州人的赞誉。上海人越来越多地在兰州站稳了脚跟。兰州人戏 谑地把上海人称做“上海鸭子”，或简称“鸭子”，因为上海人最喜欢水，不仅洗脸、洗头 、洗脚、洗澡比西北人多，还特爱洗衣服，女同志常在洗衣盆里搓洗个不停，哪怕是深更半 夜，都要把当天换下的衣服洗完。在这里，上海人喜欢洗浴的习惯已无法维持，他们自己无 法烧水，房间里没有火，从食堂打来的开水十分有限。女教师回到家中，先在房门前拍打刷 掉浑身上下的厚土，用干毛巾把头脸大概擦拭一下，再用热水蘸湿毛巾擦一把脸上海人 说是“打打脸”，就完成了全日的卫生大事。他们来这里似乎很匆忙，在大跃进的年代，用 了大跃进的速度，准备很不足，就没有带来下地劳动该穿的衣着。也许，他们就不懂应该置 备一些耐穿的衣着，不知道劳动多费衣服。女教师的蓝平布罩衣下面是漂亮的织锦锻棉袄， 夫妇俩都当中学教师，只抚养一个孩子，他们原来过的是比较宽裕的日子。参加劳动不到一 月，虽有罩衣的遮挡，女教师织锦缎棉袄的下摆及两边开叉处，便破得吊串串，裂开的丝织 物成绺儿挂在了棉衣下面，真可惜了那么漂亮的衣服。但女教师很无所谓，她大概觉得已失 却了的一切，比这织锦缎棉袄更重要更值价，值价得没法比。女教师眼里也有流露出忧虑的 时候，此时，便是她为丈夫的身体担忧，劝丈夫休息一两天的时候。
原来，那位男教师患有肺结核，她怕丈夫会因劳累而一病不起。我们最初听说她丈夫患有肺 结核都大吃一惊，农场如此的生活条件、伙食水平，还要参加劳动，怎么得了呵！我们也就 一起帮她劝说，要他休息，但男教师倒很坦然，说他知道自己的病，在劳动中该怎么出力使 劲，他能掌握，让大家不要担心。有时候，他也听大家的劝说，休息一两天。后来，男教师 出工渐次少了，常常是女教师一人出工。安西冬日的太阳很暖和，中午男教师常坐在屋前晒 太阳，这对他就是一种重要的治疗，场部的医务所药物甚少，哪能有充足的药物给他。再说 ，他们的伙食虽有保证，都在食堂吃饭，食堂冬季的蔬菜只有胡萝卜、洋芋，在非节假日平 时无油也无肉，对于一个肺结核病人，这样的伙食水平实在太差了。他的头上似乎并无什么 沉重的帽子，事实上又无劳动能力，为什么要作为移民来到这里？女教师和他的奉献应该是 在中学的教室里。
我结识的另一户上海移民，女主人名叫黄玉华，是个小学教师。她，人瘦瘦小小，身体单薄 却是带着5个孩子来的，最大的女儿也只有十五六岁。她说，她的丈夫姓蓝，是个右派分子 ，到安徽芜湖劳改去了，她只得带领孩子们到这儿来。她说的“劳改”，我的理解是判了刑 ，右派分子只要不触犯刑律，一般都不判刑，她丈夫为什么被判了刑？但我也不好深问。凭 一个小学教员的工资收入，她是无法把5个孩子都养活住的，来到“一大二公”的疏勒公社 ，各方面的条件虽艰苦，全家人的吃饭问题总算解决了，开饭时全家人拿着饭碗进食堂就行 了。而且，黄老师还干本行，继续在农场小学教书。领导上对她全家的困难照顾得相当不错 。后来，公社向上海移民发放冬季补助，让大家添置棉衣和铺盖，上海人的被子又薄又小， 让西北人看来就不是被子，在这儿根本过不了冬，黄老师全家理所当然地领到了补助费，添 置了棉衣被子。记得当时她全家就住在小学的空教室里。大批上海移民的到来，使农场的住 宿条件骤然紧张，住小学的空教室也是一种应急的措施。
我还遇到一位五六十岁的移民大妈，她穿一身黑衣黑裤，显得十分整洁利落。她也是孤身一 人 来到疏勒公社的。我问起她的家庭情况，她说，她丈夫因为是历史反革命判了10年刑，刑期 还没满。街道上的居民委员会动员她来这里时曾表示，如果她和丈夫离婚，就可以不走，如 果不离婚，就非走不可。她和丈夫感情甚好，不愿离婚，就迁移到了这里。这么大岁数一个 人来到荒僻的戈壁深处，她的勇气真够可以的。但她已不是建设者的年纪了。疏勒公社有限 的生产能力能够无偿地养活她吗？还有更多的其他人？
从以上几家人的情况，大体也可以估摸出这些上海移民的全貌，他们或本人或家庭在政治上 都具有被认为是不干不净的因素，他们不是根正苗红的左派。上海市委决定把他们迁出上海 ，送到遥远的西北边陲，让新生的、无所不包的人民公社把他们接纳下来开发边疆，其真正 的目的是要把大上海建设成一个纯之又纯的先进城市，名扬全国。说真的，他们干的是一 件清除城市“垃圾”的工作，是为了净化城市开展的工作。被有些人说成是最忠于毛泽东、 当时上海的市委书记柯庆施对开展这项工 作，毫无疑问是首肯的，但这位好学生也没有把毛泽东思想学透。这项清除“垃圾”的工作 最终彻底失败。3年后，大饥馑扫荡了全国，甘肃尤甚，据说当时在全国排名第二为 受“自然灾害”的严重省份。对于上海移民来说，竟又是一次难得的机遇。那时，他们已随 原十工农场的全体职工迁场到了玉门县，农场改名为玉门黄花农场，疏勒公社已不复存在。 上海移民在自己洒下汗水血泪播种收获了粮食的农场挨饿，他们觉得已无法再忍受。于是， 便开始有人卖光了所有能卖掉的需用的及不需用的衣物家什，凑够了去上海的火车票钱，便 举家逃离农场。最早行动的人家，立即被全体移民认同是一种大智慧，是摆脱苦难的唯一最 佳途径。于是，除少数人外，在短短的十数天内，上海移民迅速掀起了一次大逃亡的潮流， 互相帮助，扶老携幼，历经千辛万苦，逃离农场。小学教员黄玉华也带着她的5个孩子逃离 了农场。当他们先先后后回到上海后，已不是原先听了政府的动员报告便听话驯顺地举家动 身去大西北的普通老百姓了，他们经受了的苦难，他们有过的血泪，使他们变得天不怕地不 怕。他们既已回到了全家人曾经安居乐业的上海，在那里，他们的亲友依然过着一如既往的 正常人的生活，他们为什么就不能？他们绝无反悔，绝不能再回到移民的噩梦里去了。对于 这些在戈壁深处吃够了苦头的上海人，他们口袋里装着户口迁移证，上海的公安机关也无可 如何，况且，他们也是根据中共中央西北局兰州会议关于抢救人命的决定，回到上海要求庇 护来的啊！经过一定时期的过渡以后，公安局最后又全部恢复了他们的户口。尽管已一贫如 洗，这些移民仍欢天喜地地又开始了上海人的生活。
来农场的第一个冬季已经来临，严寒的步步威逼，使我们进一步知道了生存的艰难。
我和几个女伴的手指特别是拇指和食指的弯曲处，都裂了深深的血口子，像是小孩的嘴 ，手背上是不计其数的小口子，疼痛非常。我有个竹壳的五磅暖水瓶，此时派上了大用场， 晚上睡觉前，把暖水瓶里的开水倒出一点，大家都烫烫手，擦上厚厚的凡士林，让裂满口子 的双手养息一夜，就是最好的治疗。
我和小徐在饲养室准备饲料，清洗鸡兔的食具，都要接触冷水，冰冷的饲养室不生火，干一 阵活，大大小小的血口子就又裂开了，流着血的大口子一张一合，倒真像小孩红红的嘴唇， 疼得我们不住地吸冷气，呻吟不已。小时候，我曾听说，农村里的人冬天用小男孩的尿洗手 ，洗了就手不裂口子且绵软光滑。以前我对此是真是假持怀疑态度，反正我的手很少裂口子 ，也不去多想它。记得在我上中学以前，兰州城里的普通人家冬季都是用蜂蜜搽手脸，早晨 洗完脸后，用右手食指从用过的雪花膏瓶子里挖出一点蜂蜜放到左手心里，再用右手食指蘸 一点洗脸水，两个手心相对磨擦一阵把蜂蜜和洗脸水调匀，然后搽到脸面和手上就行了。我 们家里用甘油和凡士林搽脸，已是抗日战争胜利前了。那时，大家都认为甘油比凡士林更好 ，所以，我们家用甘油较多。而此时，我真恨不能搞到小男孩的尿，每天用尿洗手，只要手 不裂口子就好。我还问家在农村的老殷：“用小男孩的尿洗手，是不是手就不裂口子？”老 殷也说不出个所以然，但她抬起头，用她那双并不好看的大眼睛定定地望着我她眼角的 皱纹已明显地增多了，认真地回答说：“哪谁知道？反正我也没洗过。”老殷说话做事都挺 认真，很少开玩笑，这也许是她多年做财会工作的职业习惯。
为了保护经常渗出鲜血的双手，我们实在也疼得受不了啦！后来，我和小徐只好放弃了对鸡 兔食具的清洗工作，每天清理了鸡兔头天吃剩的饲料，用干抹布把食具擦拭一番，放进新饲 料，全天放三四次，也就算了。这样，手裂口子的状况略有改善。严寒的威逼，此时自然也 进一步威胁到鸡兔的生存，死亡增加了。我们忧心忡忡。
石天爱毕竟是搞医的，她后来发现小卖部有卖小卷橡皮膏的，每卷1毛多钱，就告诉我们去 买，用来贴手上裂了的口子。石天爱是我们之中跑小卖部最勤的一个，因为她常去小卖部买 8分钱一包的廉价香烟，别的什么倒是一概不买。数月前，她母亲从天津给她寄来的包裹里 ，除了有她称道不已的吉士林的牛肉肉松，有几件内衣内裤，还有用大红布手工制做的绵绵 软软的卫生带，慈母的心真是把什么都想到了也做到了，她毋需再买什么了。她的经济能力 也不允许她再买什么。石天爱曾慷慨地把肉松给我和小 徐都送了一点，是用她吃饭的大调匙舀的，还特意给我多舀了一两勺。她对小徐有些小意见 ，多给我一些，是表示一种特别的友好。这种肉松对于我们经常不见荤腥的人来说，无异是 天外来的美食佳肴，味道好极了。再说我和小徐听到小卖部有橡皮膏可买，便立即去买。我 想到景超手一定也裂了，他们那里未必能买到橡皮膏，就多买了两卷。小卖部还有卖的深蓝 色帆布手套，很结实，冬季戴上干活可以抵挡寒风的吹刮，少裂些口子，就买了两双。他们 在冬季不会停止劳动，这是一定的。前些天，我还从小卖部给他买了一件雁塔布的白衬衣， 价廉物美，只两元钱一件，正适合他现在穿。另外，我还买了些凡士林、针钱之类，就这样 零七八碎凑了个包裹，给他寄去了。在严寒来临之际，我能够为他做的只能是这些了。
我强制自己不去多想他。时日长了，便也逐渐习惯于不想他，想他，除了徒徒地增加许多悲 戚无奈，徒徒地苦恼自己，又能怎样呢？在大跃进的年代，我想得更多的，还是如何在“改 造”自己的问题上多下功夫，想得很实在，确实也在争分夺秒地表现自己，在劳动上狠下功 夫，狠出力气，做出非凡的努力。天冷以后，记得有一次让大家突击翻整一块地，我也参加 了。我已多日没干过拿铁锨的活了，便甩开膀子大干了起来，穿着棉衣的我，一会儿便大汗 淋漓，解开了棉衣的全部纽扣。再看看周围的男士，有些也并不如我那样拼命。我拼命，是 因为我承受着双重的苦难，我的和他的。我拼命，是为了争取早日改变目前的处境，好进一 步帮他脱离苦海。然后，我们的俩孩子也才能得救，我们才能跟孩子们在一起。可怜的孩子 ，他们原应该跟别的孩子们一样，有一个无忧无虑欢快活泼的童年，但他们小小年纪长久地 连父母的面也见不到，让孩子们也苦熬苦度岁月，这虽也是我尽量不去想的，却又时时刻在 心上。我痴痴呆呆地，一心只想着改造，改造，拼命，拼命！真是到了可笑而痴迷的地步。 而在当时，这一切就是如此真实，沉重酷烈的苦难使我别无其他选择。用橡皮膏贴血口子，果然不错，特别是手指上的大口子，用橡皮膏缠上一圈，伤口不接触风 寒冷冻，很快就愈合了。如果再裂开，就再贴，减少了许多疼痛。
到10月下旬，我们的冬装就全部上身了。在来农场前，我拆洗了归棉衣，把原来6两棉花的 薄棉衣，絮得厚厚的。做缝纫工人的四表姐苏佩琳替我做了一条厚棉裤，用了3斤棉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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