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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我的1957年-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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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怎样帮助男人哩？当然，她们一到四工农场就看到场部的家属和孩子们都吃着雪白发亮 、精粉做的馍，打面时也看到人家用同样的钱打着精粉，自己付出同样的钱，打回的却是麸 子面。她们已学会了忍受，眼眶里打转转的泪水直往肚子里咽。而当她们悄悄地聚在一起时 ，她们就像亲姐妹一样倾吐了肚中的苦水。自己的男人受委屈吃不饱那是没法的事，自己 和孩子没犯错误，为什么也要吃麸子面，受到这样的对待？她们和自己的孩子不是来改造的 呀！“锣”终于敲响了。十几个人一合计，决定找四工农场的刘生贵书记去说理。刘书记是 农场的一把手，只要他说句话就算数。家属们相信，目前的恶劣对待，找了他会得到解决； 不找他，同下面打面的干部谈是有理也说不清，因为他本人就无权对此作出改变。
据张露玲在30多年后回忆，找刘书记她也去了，她们共去了十来个人，同去的还有徐保安的 家属杨爱珍及一个镇江口音的家属，等等。
她们找到刘生贵的办公室，十来个人一拥而入。刘生贵看到她们，起先还弄不清她们是来干 啥的。当着十来个右派分子的家属说话，她们要吵起来总不大方便，他就要求她们先都出去 ，一个个按次序进办公室，跟他个别交谈。个别谈就个别谈，为了争得她们自身的权利，她 们既已挺身而出，便一个个毫无畏惧。
第一个进去和刘生贵谈的是一个约摸三四十岁，年纪较大，镇江口音的家属（因年代久远， 张露玲已记不得她的名字）。这位家属张口就说：“当年他参军打国民党披红挂彩，是我送 走的。现在他犯了错误。我又赶来帮助他改造，这是党对我们当家属的要求，我这么做是符 合党的要求的不是？可我们到了这里，打面只给掺着麸子的面，好像我们也犯了错误。我们 党一贯的政策不是这样，不对头嘛，我们来农场帮助自己的男人改造有啥错？共产党的干部 无论在哪里，办事总是要按照政策来，不执行政策，我们走哪里也能说上理。”这位家属理 直气壮地说完，走出刘生贵的办公室，又把她刚才说过的话，向等候在外面的家属重复了一 遍，张露玲觉得这位大姐嘴巴子很利，给大家鼓了劲。
不等她说完，杨爱珍已进了办公室。她首先声明：“我是党员！”接着就以咄咄逼人的口气 ，说出一番道理来。她说：“我们不能用同样的钱买麸子面吃，我们没犯错误，我们是来帮 助自己的爱人改造的，凭什么要给我们打麸子面！”刘生贵作为农场一把手从未遇到过如此 棘手的事，他更没有想到右派分子中，居然还有党员的老婆。在杨爱珍之后，还有两三个家 属，也声明了自己的党员身份。
刘生贵耐心地和十几个家属谈完话后，当即作出决定，对这些右派分子的家属，今后不得 再供应麸子面，而要和干部、工人家属同等对待，纠正了原来的错误作法。这在当时是难能 可贵的。我的这些难友的家属们大获全胜。此后，她们从场部买回来的也是精粉。
说话间，天气已渐暖。有一天，一站、二站的部分难友们都来到场部附近干活，大概是给场 部干部的自留地翻地种洋芋。所谓的自留地，就是按场部干部人数统一划出大片土地，统一 耕种，秋后再将收获物分给每个干部。在甘肃农村，1958年大炼钢铁之后，省上提出 “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口号，原来分到每家每户的自留地，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了 。而在四工农场，场部可以随意调遣右派分子们无偿地为他们耕作，收获物全部归场部干部 所得，倒真是具有剥削的性质。而我的难友们都是来劳动改造的，一个个都是不能说话的工 具，管教干部指到哪里，就干到哪里。他们连想都不用想，这些土地的收获物同自己有什么 关系。
这天，在劳动结束之际，他们意外地发现，场部“职工”灶在改善伙食，每个打饭的“职工 ”的饭盆子里都有4个包子，没掺麸皮的包子！所有看见包子的人都馋涎欲滴，却只得无望地 转身就走。这时已是午饭时节，回到站上不论好坏，总是有饭菜等着自己。而有的难友终究 经不住包子的诱惑…… 我和小徐已打来了包子，刚开口要吃，就进来了原十工农场四大队一中队的陈××。他是兰 州人，原在省邮局工作，是搞财务工作的，当了右派分子后老婆跟他离婚走了，他是孑然一 身。他原来就住在一中队隔壁，同王昭都是三组的。他多才多艺，相声说得挺有味儿。在三 组的宿舍里，他还开玩笑地叫我：“我们的小白鸽！”所以我们是很熟的。这天，他作为不 速之客进了我们的办公室，一进门就双手连连作揖，立即提出请求：“饿坏了，饿坏了 ，给个包子吧！”这包子其实就是包了些煮熟的糖萝卜，但对于多日来饥饿难耐的我们和难 友来说，已不啻珍馐佳肴，我和小徐正想满足一下自己的口福，让胃肠也舒适一点。而这位 不速之客的到来，他那凄楚饥饿的神态，说出的话，都使我们俩无法拒绝。小徐和他也很熟 ，她知道我的饭量大，就从她的饭盆子里拿出一个包子给了他，老陈连声说着谢谢立即转身 走了。这一位前脚刚出去，杜博智又进了门。不等他说啥，我看他面黄肌瘦，便主动地从自 己的饭盆子里拿出一个包子给了他。他吃着香甜的包子，我们还寒暄了几句。这两个包子的 给予，一直深深地嵌刻在我记忆的屏幕上，无法忘记。这二位不速之客后来命运殊异。二站 的老陈到冬季在更为严酷的日子里活活饿死，钻了沙包（意即死后埋在沙包里）；一站站长王 志玉和杜博智同是陕西蒲城人，念及“乡党”情谊，在5月就将他调到伙房当了炊事员，所 以在农场每天都有大批人饿死的时日里，杜博智没有挨饿，身体健康，安全地回到甘肃日报 社。1990年，杜博智荣获甘肃省优秀新闻工作者称号。
天气更暖以后，有一天，杨振英要我和小徐把办公室前边的一小块地翻一下，没说翻后干什 么。我们每人手持一长把圆头铁锨就干了起来。这是一块微不足道的狭长小块地，连一分都 不到。如果在十工农场，不论是我或小徐，都会毫不含糊地一个人就很快翻完了。可是，这 当儿，我拿起铁锨用脚蹬下去，却感到腿脚无力，很费劲。小徐当然也一样。这使我才真正 意识到近半年的饥肠辘辘，对我们的体力消耗是实实在在的。过去办农民报时，常用的一句 农谚是：“人是铁，饭是钢。”我们刚到四工农场在二站平整土地时，还没有如今这样乏力 ，那时我们的身体壮实，有在十工农场打好的底子。如果我们还留在二站，整天下地干体力 活，肯定饿得更利害，就成了老陈、杜博智那样，恐怕就更苦了。此时，我们俩慢慢翻着地 ，嘴里不说什么，心中又暗暗庆幸总算来到了场部。
再说，王杰生、张露玲两口子自从地窝子塌了以后，全家人才搬进队长们和家属住的小院子 ，有了一小间平房住了下来。一天，张露玲在家待着，原十工农场四大队二中队的韩书谦走 了进来，他们两家都是河北省人认老乡，韩书谦一进门就跌坐在了地上，说：“弟妹，我真 是一点劲儿也没有了！”张露玲一端详，看见韩书谦原来黑红圆实的脸瘦了一圈，脸上出现 了许多皱纹，她知道老韩这是饿的，心里不禁非常难过。她记得，当王杰生划为右派分子， 接着不久，她又被单位上裁减下来，全家人生活无着，她带着小三迢迢千里，到安西十工农 场投奔遭难的丈夫来时，正是中秋节前夕。王杰生从四大队启程去县上接她母子俩，是坐着 马车去的，回来的路上，韩书谦和中队的有些人正在地里摘瓜，看见他们全家人坐车过来， 就往他们的车上送瓜，一路上，他们的麻袋里装了有多半麻袋的甜瓜。第二天是中秋节，大 灶上做了很多月饼，人人有份。韩书谦把自己的那份月饼全给了小三，说是：“弟妹，孩子 从兰州到了这儿，够受苦的了，我这份就给小侄儿吃吧。”曾几何时，热情慷慨的他竟饿得 瘦成这般模样，乏得坐到了地上。想起韩书谦在十工农场四大队时对她全家人的情分，张露 玲真想从家里找出点可吃的东西让他吃。可这天，她家里确实没有一点吃的，无法对他作出 一丁点儿的接济，这使她愧疚不已……韩书谦坐了一会儿，无话可说，又挣扎着起来，慢慢 走了。张露玲曾尽力帮助过她能够给予帮助的人。但对韩书谦这次就一点忙也没帮上，这使 她一想起来就觉得心中有愧。有个安西县的小学教员陈世杰一次拿了点钱，求张露玲帮他买 些咸菜，张露玲家中正好有咸菜，是用萝卜缨腌的，就捞了些给了他，只见陈世杰手捧咸萝 卜缨立即放进嘴中咬嚼起来。张露玲大喊：“这使不得，不干净，太咸，你用水洗洗再吃！ ”可是，陈世杰不管不顾，只是一路上咬嚼着咸菜走了。陈世杰当了右派来农场劳动后，妻 子和一个小女儿回了娘家，同他岳父母住在一起，岳父在县上有点权势，陈世杰在饥饿难耐 之时，也曾托张露玲进城时到他岳父家看看，说明自己的困难，看岳父家会不会给些吃的。 张露玲受人之托，进城时找到了他岳父家，希望他岳父会给点帮助。但，希望落了空，面目 森严的岳父严格划清政治界限，啥也不给，他妻子什么话也没说，张露玲只得空手而回。
我每天晚上在财务科记账，在办公室常见到场部的领导和干部们，包括刘书记、×副场长、 贺科长及这样那样的股长们出出进进，他们不经意地也会扫我一眼。从我第一次进财务科的 那天晚上起，除了王会计交代工作，从来没有任何人和我说过一句话。在办公室里有时也会 出现一种熙熙攘攘、说说笑笑的场面，但我永远只能紧紧闭住自己的嘴。如果我独自一人待 在封闭的古墓里，面对那死去了的世界，我会焦灼不安，着急无望……而在这个活人的世界 ，我自己就是个大活人，却不能张嘴和他们之中的任何人搭上一句半句话，在他们眼里我是 个“异类”。这种压抑，这无言的压迫，是我未尝经验过的，它沉重地压在我的心上，使我 感到窒息般的痛苦。原来惧怕来场部会承受更大的政治压力，但我未料到我所惧怕的压力会 以这种形式出现在面前。在几位女伴面前，我流露了在财务科的遭遇，及我沮丧不已的心情 。在十工农场或四工农场，我从来未向领导上“汇报”过任何一位难友，包括几位女伴，我 把“改造”主要落实在自己的行为上，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我还是原来的我，而一向痛恨 打小报告。在这个艰难时期，我仍然坚持一贯的做人原则，从不打小报告，对几位女伴，我 从未有过靠打小报告抬高自己的考虑。当然，我也没有想过要提防她们。我的痛苦和懊恼 ，当时唯一可以说说的对象也只有几位女伴了。我没有想过要对她们隐瞒什么，直性子的我 ，也无法隐瞒。毕竟，背着场部的干部们向女伴们吐露真情也只是一种谨慎而有限的宣泄。 但是，不久，贺科长就找我谈话，指出我不安心改造，如何等情。这种指责会影响今后的摘 帽，我很不安，只得默认。再后来，石天爱竟当着我的面，承认是她打了小报告。她还说， 事情是你自己说出来的，那些话你是说过嘛！多年后我见到王桂芳时，王桂芳说：“石天爱 当时很羡慕你和小徐坐办公室。”由羡慕而忌恨，这就是她打小报告的动因。
小徐当时在杨振英面前表现很积极，有一次，她主动向杨振英汇报思想，谈完后显得很轻松 ，对我说：“我已谈过了，现在你可以找杨股长谈了。”我当时并没有找杨振英汇报自己思 想的意思，所以没有去找杨振英，当时没有，以后也一直没找过。在杨振英眼里，我跟他一 直保持着相当的距离，同为坐办公室的两个女右派，却大不相同：一个愿意和他靠近乎，一 个却永运是远距离。
写到这儿，我想把和我同台演出《梁秋燕》的伙伴王××也提上一笔。王××是庆阳人（大 名已忘记），原在劳改系统工作。在剧中，他是和我同争婚姻自主的一对情侣，在排练过程 中，自然非常熟悉，也可以说有点亲密。我来场部后，他也到了场部，只是我并不清楚他的 具体工作是干什么。我在办公室曾几次见到他，当时办公室里都有场部干部，他熟谙这里的 规矩，从来没和我打招呼，说一句话。我也只能以陌生者的态度不理他。后来，财务科发给 我一套新的深蓝色的工作服，场部干部都看到我浑身油渍，污浊不堪，就根据我的工作性质 ，发了我一套工作服。刚穿上的几天，还未沾上油渍，倒也显得干净精神。在院子里我迎面 碰见了他，当时左近无人，他满面笑容，开玩笑说：“哟，成了工人阶级啦！”我辛酸地一 笑，说：“真要是工人阶级就好了！”然后，我们也不再多话，就各自走了。此后在办公室 再见面，我们仍然一句话也不说。我们心照不宣，对这里的干部我们必须低眉顺眼。当初演 《梁秋燕》是他们的需要，如今两个男女演员互相间不说话、不理睬，也正是他们心目中认 为的最恰当的交往方式。我们在当了右派分子之后，按照当时的理论和政策脚踏实地地认 真改造自己，任宝贵的青春年华在受苦受难中蹉跎复蹉跎。唉，唉，青春宝贵年华的抛掷， 是无法追回的。在无奈中，我感到刻骨铭心的痛楚。
每晚饥肠辘辘地到财务科在煤油灯下记账，我明显地感到视力迅速下降。我14岁上高中一年 级时就戴上了近视眼镜，1949年到甘肃日报社从事编辑工作，因用视力较多，到来农场前近 视程度已增至600度，用医学的观点来说，已是高度近视了。记得在十工农场，一次在演出 过程中不慎打碎了眼镜，安西县城没有眼镜商店，我急忙给兰州的家中写信让配一副新的， 而配一副新眼镜得好些天，配好后寄来又得好几天。我们的领队邹士杰知道后，将他的一副 300多度的近视眼镜借给我先用。聊胜于无。我戴着他的眼镜好些天，直到新眼镜从兰州寄 来。
在财务科记账，我心里想的也还是要表现自己，争取早一日摘帽子，回到人民的怀抱。不论 视力迅速下降到何种程度，我只是低下头来，把眼睛尽力贴近桌子上的账本和凭单，每晚每 晚都一丝不苟地认真记下去，我记在账本上的阿拉伯数字，很快就飘逸娟秀得如同王会计手 写的一样，我自己认为已到了乱真的水平。王会计肯定对我的记账工作是满意的，但他言语 谨慎，从不流露出一丝一毫的满意。后来小徐告诉我，王会计是富农出身，会计业务过硬， 但至今尚未入党。在四工农场这样的专政机构里，没有入党就比别人矮了一头，在言语行动 上只能是慎之又慎了。他主要是凭过硬的财会业务在农场显示他存在的价值，从书记、场长 、直到贺科长对他都客客气气的，因为在全农场无一人能在财会业务上替代他。
十工农场的财务科，在我们离开前几乎全让我那些业务娴熟作风过硬的难友把持着。原来的 财务科长姓张，河北人，长着满腮帮的圈脸胡子，我们平时就开玩笑叫他张大胡子。我们到 四工农场后，为财务上的事，他还来过一次四工农场。我见到他时，当着这里场部的干部， 不敢再叫他张大胡子，他仍一如既往，笑嘻嘻地问了我几句话，我像是见到了亲人，满心的 欢喜自然也是流露到了脸上。但也只能是仅此而已。
后来，我们的难友汴国梁也为财务上的事，出差到四工农场，在财务科先见到了我。汴国梁 是上海人，中等个儿，人长得白白净净，端端正正的圆脸庞。他原在河西地区某县银行工作 ，业务过硬。此次来到四工农场，他俨然一副干部派头，场部干部对他客客气气，公事公办 。他瞅空子问了我们的宿舍在哪儿，傍黑时还到我们的宿舍看了看。我们也不敢向他说什么 ，因为都知道说了也无济于事，对我们不会有什么好处。他和小徐都是江浙人，过去就比较 亲密，他还把自己上海家里的地址告诉了小徐，大概有一种渺茫的后会有期的意味。我们心 里都有些凄楚，真是，同是右派分子，由于不在一个农场，我们同他的境遇，就有了天渊之 别。
临走，他还送给小徐一盒百雀灵的搽脸油，也是对小徐的抚慰吧。
第十三章改造又升了级
现在回想起来，景超接到我从四工农场发出的信后，知道了我所在农场的性质… …属劳改系统，他只能把心头的沉重深深地埋在心底。他写给我的每一个字都要经过检查才 能寄出，从他的来信我无法知道他的担心和忧虑。我写信给他对日常劳动工作和生活的描述 更 不能流露些许不满，信写得平平淡淡。从这平淡的字里行间，他一定是敏感地捉摸出这里的 一切有了很大改变。当然，尚可安慰的，他知道我不下地了，现在的全部工作都比较轻省， 是受到了照顾。沉重的政治压力，我是一个字也不敢说的，即使我不说，他肯定也是想了 许多，可他无能为力……3年前，他得知我也被定为右派分子挨批斗的时候，他还可以在我 们的斗室里发出无力无奈的叹息：“他们为什么要斗我的小娇娇呵！”那时，我伏在他的胸 膛前真想在他的臂弯里嘤嘤哭泣，却一滴泪也流不出，我默默地听着他的叹息，对我们的孤 苦无告求助无门，绝望到了极点。就在这时，我听到了他有节奏的心跳，一下一下。仿佛是 回应，我也听到了自己心跳的声音。现在，我若是还能伏在他的胸前，在他的臂弯里听他心 跳的声音，该是一种怎样的幸福！然而，这幸福已远离我们而去。我们已天各一方，永远也 无法在受难中互诉衷肠，互表心曲。在过去一年多的日子里，我已逐渐习惯了在我俩分离的 日子里守着孤独。可那时，我的身边已渐次又有了一个温暖的港湾：十工农场领导上的“右 ”，在当时的大环境里以极特殊极个别的一整套做法保护了我们数百名含冤受屈的受难者。 在过去一年多的日子里，我写给景超的信虽被限制在每月两封，在每封信里我总是情不自禁 地把许多令人高兴的事告诉他，所以也引起他的感叹：“真羡慕你！”可来到四工农场后 ，我向女伴们诉说了的苦恼会立即反映到领导上，我在信上又无法告诉他。我能在信上告诉 他，二站的王智礼说是要判我10年徒刑，×
副场长说要把我用绳子捆到场部，场部的干部们 只向我布置工作，没有一个人跟我说一句话……我能这样写吗？如果写了，夹边沟的管教干 部在检查信件 时，毫无疑问会认为我这是不服改造，把自己的位置没摆正确。当然，如果他们不嫌麻烦的 话，还会把信转回来，通知四工农场，都是一个劳改系统，互相沟通一下所管右派分子的情 况顺理成章。这样，我写给景超的信便也越来越简略干巴。从我简略干巴的信，他一定想了 很多很多。
当然，每季度寄10元给他，我仍及时寄出。这有限的10元，对他无疑是巨大的精神支柱，是 支撑他在艰难困苦中迈出脚步颠踬前进的动力。四工农场场部有个一人看守的小邮局，可以 寄信寄钱物，倒是比在十工农场时方便多了，不必为给他寄钱再求人。
有一天，接到他的信，问我能不能设法买些干辣椒寄给他，我当然要满足他的这个要求。可 到哪里去买干辣椒呢？就是在县城也未必能买到干辣椒啊！着急中，我突然想到三站经常来场 部赶马车拉柴油的两个人或许能设法弄到。四工农场共有四个站，三站、四站全都是劳改后 就业的，离场部有一二十里路，这两个站用的柴油、吃的面粉，都从场部用马车拉回。赶大 车的把式自然也都是就业人员，他们技术娴熟，赶大车的时间长了，逐渐得到了领导的信任 ，赶车的活具有相当的自由，这些车把式也就具有了他们特殊的地位，优越于站上别的就业 人员。我想到的这两个车把式，一个仍是陕西人，一口地道的陕西口音，显得非常健壮，圆 圆的脸，脸上的肉非常瓷实，白里透红；另一个车把式是甘肃河西口音，瘦削的脸显得有些 阴沉。奇怪的是他的一只脚有毛病，走路瘸得利害，真不知道站上的领导怎么竟挑中他这么 个瘸子当车把式。我想到这两个车把式是因为给他们发过柴油，看出他们那特殊的地位 或许能帮上这个忙。他俩又来领柴油了每次都领三四大桶柴油。我问：“你们站上有没 有干辣椒？能不能卖给我两三斤？”没想到我问个正着，他们一口答应，下次来场部就带来。 过了几天，他们再次来场部时果真带来了干辣椒，每斤七八毛，价钱也合适。我喜出望外 ，第二天就从场部的小邮局寄给了景超。他们办事这么痛快，我很感激。
我们的宿舍又搬了一次，由马棚搬到了机修厂内的一个房间，这个房间有正规的木制门窗， 比马棚略略宽敞一点。我和小徐的床面对面，头顶靠窗，王桂芳和石天爱的床也是面对面， 进门便是。王桂芳的床在小徐的脚下，我的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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